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_斯大林论文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_斯大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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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11月,“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学习贯彻的根本要求和工作部署。这既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2003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指出:“深刻领会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牢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1]列宁也曾明确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P375)本文试从历史的视角,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做一初步论述。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波浪式地发展,却又是义无反顾地奔腾前行,其大势犹如长江之水吸纳百川而滚滚东流,它的归宿是浩瀚的大海。那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呢?它的源头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在英国伦敦的诞生;它的开门礼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定鼎之作——《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的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源头之活水。“岁月匆匆起远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始,待有万斛泉源喷涌而出。从那时到现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不断发展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丰富着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互动的进程。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也必须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二者互动的历史进程来加以分析。

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学说,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它同任何伟大的思想理论一样,都有传承系统。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依次相接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前后既一脉相承,后来者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它不仅得到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阶段性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和正在出现许多细小的分支,形成为一个覆盖面很广泛的思想理论网络,一个能指导解决各种复杂情况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创立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要对前人的优秀文化成果实行革命性的变革,所以理论创建活动占有突出的地位;后来者一是“继承”,二是“结合”和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各本国的实际相结合。

从19世纪初西欧一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苏联东欧剧变的“大挫折”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局面”相互交织、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极具发展潜力与活力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到列宁的理论,再到毛泽东的理论、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一个传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然,历史地看,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征途上,并非总是艳阳普照,而是始终伴随着血与火的磨难,可谓喜悦、凯歌与寂寥、悲歌同生共存。这一切,都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及历史内涵。历史画卷斑谰多姿,因此,全方位、多维度地进行理论思考、理论沉淀、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成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的诞生是19世纪30、4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考察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趋势,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形态到科学形态的伟大转变。恩格斯曾指出:由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3](P24)他还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3](P719)恩格斯的这个论断被一个半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4](P186)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奋斗了终生。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指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道路,而只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原则设想。

在19世纪中后期,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其制度在欧美各国的普遍确立、巩固以及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逐步过渡;经历了以蒸汽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成就的极大展示和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端倪出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两次伟大的革命;经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1847-1852)、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时期(1864-1876)和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经历了从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1869)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无产阶级政党的纷纷建立(1869-1904年间,全世界共有29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自己的理论引导后人,而且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昭示后人。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理论总结和发展、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的理论总结和发展、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发展。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而且他们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当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头20、30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俄国的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经历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制度的国家共处的艰难岁月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经历了同母同源的世界工人运动一分为二,即分化为共产党人所开展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开展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如火如荼的欧亚革命高潮。这一时期的所有方面,都和列宁的思想密切相关。列宁于20世纪初创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形成后,有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的基础上,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激烈的帝国主义大战和社会动乱,列宁着重研究了时代和战争、革命问题,发展了战争与和平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帝国主义论、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第三次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俄国进入恢复和建设时期以后,列宁研究俄国的新情况和世界的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策略。列宁在后两个阶段的理论活动中,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涉及或论述不充分的诸多问题。列宁针对实践中提出的这些新课题作了科学的论证,有的上升为理论,有的形成为方针政策,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同时,由于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西欧、北美、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建立起几十个布尔什维克类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并成为这些国家革命的领导力量,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规模。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一切划时代理论的产生都植根于那个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实现的程度,首先取决于实践需要的程度。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需要理论的概括,需要理论的指导。这种理论应当是鲜活的、充满朝气的。而当一种理论从认识走向实践的时候,其实践性也就愈加凸显。实践孕育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

斯大林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多面的历史人物,对于斯大林还有不少历史遗案有待研究,做出结论。但是,斯大林长期担任苏联、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苏联社会生活休戚相关。这应该作为我们评价其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历史坐标。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确的,造福于苏联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错误的,则贻害苏联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时期,一方面,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些新的、有益的探索;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这对苏共以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社会主义的诞生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作为社会主义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斯大林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苏联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随着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局面的形成,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氛围的增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理论、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趋势,到战后时期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犯了僵化、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主义的错误。斯大林把列宁探索中尚未确定的思考和某些临时措施都作为绝对真理继承下来,而恰恰忽视了列宁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东西,即探索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斯大林之后,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短短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执政时期,都没有能够从总体上突破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框框。物极必反。对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弹,竟使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主动地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丧失了前进的方向,这是十月革命胜利74年之后、苏联存在了69年之后发生党亡政息、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

“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人类努力的英雄史诗传奇。”[5]在70余年的风雨行程中,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甚至世界大战都未能把它摧垮。它由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举世属目的经济、科技、军事强国,曾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数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40余年里,东欧、东亚各国则与苏联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50、60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持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行天下。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个,即苏联、蒙古、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国、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等。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东欧各国相继发生震撼人心的剧变,纷纷“告别过去”,亡党、亡国、亡制度,其情景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其速度犹如雪崩一般。其最终结局是,苏联东欧地区原来的9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27个至少在价值取向上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从而导致了世界政治地图的改变。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大挫折并步入空前的低潮、陷于艰难的困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困境并不等于绝境,低潮并不等于死潮。

我们再把视野转向东方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绽放出奇异、香艳的花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非常注重理论指导和富于理论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第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在内容上有交叉、在时间上有重叠,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1921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遇到了如伺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确定自己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地回答了这个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并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赢得了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在探索中,一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内容,使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不少的挫折和失误。当然,挫折和失误也从反面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这两方面都是后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列宁曾要求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把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东方的具有特殊条件的国家内,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极为困难而崇高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个思想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给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程。列宁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一个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因为去世过早,仅有7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毛泽东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过艰辛的努力和探索,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未能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好路子。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做出的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通过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基本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乃至世界共产党人长期苦苦求索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

历史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的失误,不是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它问题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其它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一“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6](P116)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形成的又一个理论形态的新阶段。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世界意义也应给予充分肯定。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P383)“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6](P382)“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观点,是经过15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检验所证实的真理。同时,他又指出:“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6](P291)“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6](P191)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同样坚定地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6](P321)“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6](P345)“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6](P346)“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6](P32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始终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始终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他熟稔中国的国情,他更多地思考中国的综合国力如何尽快强大起来,中国人民如何尽快地富裕起来。他以更加清醒、理智、务实的思想理论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从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昭示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柳暗花明”的前景。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上,明确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既是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用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新概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它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提出来的。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理论建构,初步地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理论、特别是执政党的理论的伟大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自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脉的最新成果。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确立三个论断: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毫不动摇;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出了经典作家没说过的新话,勇于突破;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成就辉煌。

江泽民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有所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高度评价和深刻理解,所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强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等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强调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意义,强调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强调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等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公平、正义,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强调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密不可分;强调要处理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要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这方面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没有背离“老祖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封闭的体系。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道理,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能用死的本本去框活的实践,而只能根据变化了的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因为老祖宗讲过,就一句不敢改;因为老祖宗没讲过,就一步不敢迈,那就很难在理论发展上有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毫不含糊;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也毫不含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处很多,譬如,从民族、国家、政党、社会的发展需要出发,论述了创新的意义,指出创新是“灵魂”,是“不竭动力”,是“源泉”,是“先导”,是“治党治国根本之道”等等;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述了创新的客观必然性,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强调用实践来检验一切和“三个解放出来”,江泽民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静止不变,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教条。”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他又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和非凡气度。这些认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样是一脉相承的,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3](P125)十几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讲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讲过的新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为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是为了用的,它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什么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发展着、前进着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就是我们正在发展、正在进行的实践。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这样的新实践,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为国际背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国内背景;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为总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又不断指导新的实践,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社会长期安定团结,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

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过程中,干部群众也提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策问题;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涉及干部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既有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也有关系各地各部门发展的局部性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程度,决定着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度。只有在这些问题上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干部群众的理论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理论工作才有强大的生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更加深入人心。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十四个如何”和“三个结合”。“十四个如何”?即1、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如何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5、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6、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7、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8、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9、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10、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11、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2、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13、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14、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十四个如何”,既是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又是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党和政府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迫切需要思想理论界进行深入探索、认真研究、做出科学回答的重大课题。“三个结合”,即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在这里,胡锦涛同志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也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因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总之,社会发展的轨道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事物的运动也不可能没有起伏。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几度潮涨潮落,在曲折中发展,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更是遭遇挫折,陷入低谷。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失灵、社会主义价值的消弭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真正的共产党人完全可以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路途漫漫,短期内也难以凯歌高奏,但是,具有内在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绝不会永久沉寂;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共产党人经过洗礼和磨练之后,必将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重振雄风,再创辉煌。这是不可移易的历史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科学指南,它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是不可低估的,它必将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产生广泛的良好影响。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必定能够实现它的科学功能。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中奋起、振兴的征途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充分地显示出来,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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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_斯大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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