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退出路径的变迁——由体制内主动退出到体制外被动退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路径论文,国有经济论文,主动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2－0038－06
在转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原有的遍布于各个领域的国有经济与具有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其效率低下且明显缺乏竞争力，呈现出不断收缩的态势，从竞争性领域适度地退出为必然的选择。在退出的过程中，除了存在一般产业退出的壁垒，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多元留存效用、决策主体错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市场功能的残缺、行政垄断等原因又增加了其退出壁垒。我们认为，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退出壁垒的大小与退出路径的选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对转轨时期国有经济退出路径的选择，就成为降低退出壁垒，解决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关键。
一、两种退出路径：体制内主动退出与体制外被动退出
本文认为国有经济的退出方式有两种：体制内的主动退出和体制外的被动退出。
（一）体制内主动退出的界定 体制内主动退出是指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代表——国家由于认识到这种所有制形式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尤其是在竞争领域所表现出的低效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和资源配置上的机会成本，主动地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收缩。通过拍卖、出售、并购、破产、股份化等途径，在不增加或很少增加增量的同时，对其存量采取适当的调整，从而使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部或部分地退出。从方式上讲，体制内主动退出，既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渐进的，具体采取哪种方式，则取决于以下几种因素：1.制度变迁主体的认识水平。即国有经济改革的设计者和操作者的认识水平，如政府主管部门对社会制度与所有制性质二者关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程度；2.市场的发育与完善程度。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更重要的是要素市场，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企业家市场、产权市场等市场的完善与健全程度，正是由于地区之间在市场完善程度上的差异，造成了其在退出方式上的差异；3.公众的可接受程度。公众对变迁前所处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变迁以前格局的依赖程度和其对变迁后的理性预期、风险的偏好；4.在对退出这一行动上涉及到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体制内的主动退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经营者、国企职工之间公共选择的过程，在公共选择的过程中，当各方的目标趋于一致，利益不存在过多的冲突时，就会采取一种激进方式，而当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比较严重时则会采取渐进的方式；5.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程度。当社会经济系统表现的异常脆弱时，则退出更可能地采取渐进的方式，反之，则会选择激进的方式［1］。
（二）体制外被动退出的界定 体制外被动退出是指退出行为不是国有经济的主体主动进行的，而是由于在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的速度明显地快于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国有经济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国有经济相对地逐渐减少，相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而国有经济的不增长或很小幅度的增长，对国有经济来说也是一种退出，而且这种退出是被动的。
从体制变迁的角度讲，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明显地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所谓“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不在于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体制外被动退出不以国有经济为着眼点，而是通过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在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这种渐进的演进过程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且整个经济系统比较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转型国家国有经济退出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非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不是在非国有经济还未成长起来，就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在将中国经济的转轨和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产出的增长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的拉动。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主要成就，就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2］（P78－81）。
二、体制内主动退出：壁垒重重
在转轨时期，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国有经济体制内主动退出存在着层层壁垒，增加了体制内退出的成本。
（一）体制内主动退出与国有企业多元留存效用之间的冲突 国有企业的多元化效用，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国家或地区政治性、财政性、经济性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执行着政府赋予的职能，源于政企不分的制度安排，从而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非经济的责任关系，于是企业经营绩效的优劣往往被政策性的盈利或政策性的亏损所掩盖。因此，企业留存的多元化目标，随之伴生的往往是高退出壁垒。多元化目标使得国有企业在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与所有者的各种目标相符合，实现企业效用的最大化。国有企业通常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政治义务，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如计划经济时期高就业、低工资政策，使远远超过原有资本有机构成所需的劳动力“挤”进了国有企业，形成了大量冗员，成为国企改革中棘手的问题［3］。 当没有发达的非国有经济作为退出的补偿机制吸收从国企退出的劳动力时，就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以避免出现社会不稳定问题。当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尚未进行到能够将其从国有企业内部职能转变为社会分工的相应部门或政府的职能时，国有企业就不得不继续执行这一职能，从而形成国有产权流动受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市场退出的决策主体错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成果是由市场来检验的。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出资者具有很强的产权约束力，企业经营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退出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获得收益。但在转轨时期，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的退出决策成为所有者缺位情况下的公共选择，参与决策的有政府、经营者、企业职工等，在现行的体制下，他们往往具有一票否决权（见下表）。
国有企业体制内主动退出的公共选择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退出决策成为在真正所有者缺位情况下的公共选择，企业是否盈利、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不再成为其退出的决定因素，国有企业通过体制内主动退出难以发生。
（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尽管我们期望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现实中的改革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使部分的利益集团受损，而利益受损者在不能得到有效补偿时，将成为改革的阻挠者。当改革触及到大的利益集团时，改革遇到的阻力也将增大，这将增大改革的成本甚至使改革失败。我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这种局面至今仍未改变，国有企业的退出必将触及各主管部门的既得利益，必将受到各主管部门的阻挠，而且有一些国有企业分布的格局条块分割，在国有经济退出中，还会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挠。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利的下放，国家和国企之间的关系被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关系所取代，而且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从地方利益出发争上项目，这也是我国重复建设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国有企业的退出，是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削弱，因而地方政府会为其退出设置壁垒。原有的垄断部门，由于国企的退出，其垄断利益会受到损失，也会成为退出的反对者。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国有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和仍在做贡献的国有企业职工，相对于农民和非国有企业的职工来讲，他们长期以来已经和国有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也是国有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经济的收缩和退出，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有企业退出的反对者。
（四）市场发育滞后、市场体系不完善，特别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 我国市场体系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对称，产品市场的转轨先于要素市场的转轨，这种转轨的不同步性，使市场残缺不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使得企业退出后，企业的资产和劳动力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重新配置。就是在不很发达的资本市场，由于种种限制，如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使得国有企业很难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造成埋没费用的增加和停止营业点的降低，提高了退出壁垒。
（五）所有制与社会制度认识上的误区 国有经济退出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在所有制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认识上的误区。传统观点认为，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到绝对比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把国有经济的退出看成是私有化，看作是动摇上层建筑的根基，这种认识对国有经济体制内的主动退出设置了人为壁垒。
（六）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造成进、退壁垒的一种重要的原因，行政垄断主要是指通过行政手段或具有严格等级制的行政组织来维持垄断地位，进行排他性控制，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导致经济停滞。行政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其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竞争对手，行政垄断的存在阻碍了要素为追求最优的配置在所有制之间的自由流动［4］。
在转轨时期，由于国有经济的体制内退出面临层层壁垒，使得这一退出方式的成本加大。这种成本不仅包括显性的退出成本和磨擦成本，还有国有经济的继续存在使资源在配置上存在机会成本，所以必须对这一退出路径进行反思，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选择一种最优路径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三、体制外的被动退出：另辟蹊径
基于上述在转轨时期，体制内的主动退出存在重重的壁垒，本文认为体制外的被动退出由于内在的特征所决定，相对来说是一条有效的退出路径。
（一）体制外被动退出的内生决定性 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过程是由国有经济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5］。 在此我们先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进行分解，将其目标向量分解为公目标和私目标。公目标即国家的目标，也是国有经济存在的理由，诸如提供公共产品，纠正负外部性，保持经济的稳定，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等以弥补“市场失灵”。私目标即国有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过程即其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是随着其目标函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其目标向量和国家的目标向量是完全的一致，完全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就保证了其所处的垄断地位不会被动摇和在所有制结构中的绝对比重；而当其目标向量发生变化，即除了公目标以外，还存在着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私目标，则其垄断地位就受到冲击，受到来自于非国有部分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使得其在效率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被动退出，表现在其所占比重的逐渐减少。
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完全为公目标，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边际成本为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便不会动摇［6］。这说明，若边际成本为常数， 则国有企业可以利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函数逼迫全部的私有企业退出，在这里社会福利极大化既是目的，又成了一种与非国企业进行竞争的有力手段。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与政府的目标向量完全一致，即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时，在非竞争性领域保证其垄断地位是完全可能的。
但在转轨时期，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发生变化，即其不仅追求公目标，而且还追求私目标，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也会随着国有企业这种目标函数的变化而变化。纵观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国有企业目标向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国企改革最早的“放权让利”政策，“让利”会鼓励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追求利润，而“放权”又允许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按市场竞争形势对非国有企业的策略做出反应，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按演进方式逐渐地进入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寡头博弈的格局。在国有与非国有竞争的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技术设备上、社会成本、权力的空间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得其和具有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效率低下而明显地缺乏竞争力，并不断呈现出收缩的态势。与此相反的是非国有经济不论是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对GDP 增长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
由此可见，国有经济的退出是由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完全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时，可保证其在经营的领域中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使得理性的非国有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无法进入。而在转轨时期，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化，由完全追求公目标转化为公、私目标兼顾，其垄断地位被打破，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其逐渐退出。
（二）体制外被动退出的动态演进性 国有经济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由其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同时退出的过程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为了便于分析在此将转轨时期的经济类型划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 定义为“所有制结
当
时，不管初始状态
如何，
会趋于零，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快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所有制中将趋于零。J趋于零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在绝对数量上不增长， 只是相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而比重缩小，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就是非竞争性领域。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国有经济的退出路径——体制外的被动退出，这一退出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小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而逐渐退出的过程。在现实中，即使，J也不会趋于零，我们认为非竞争领域也应是一个动态的区间，但由于资本的社会化、技术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动态的区间呈现出不断收缩的趋势。
所有制结构J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体现了这种退出方式的渐进性。同时， 由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增加而形成的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不触及或很少触及体制内的利益既得者，国有经济的退出是在“无声无息”之中，避免了体制内主动退出所面临的壁垒和带来的阵痛，减少了退出的阻力。
当时，J会趋于∞，即国有经济的比重愈来愈大，几乎覆盖所有领域。如我们上述分析国有经济退出的内生决定时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是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和政府的目标函数完全一致，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但转轨之际国有经济的目标函数已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产生的条件已不存在，同时国有部门的全方位介入所造成的“供给不足”、“商品短缺”、“排队”等现象是我们所不愿再看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的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继续生存，就势必会利用自己对资源的垄断地位——所有制垄断，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来的收入用各种形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激化，经济陷入危机，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征兆。
这种人为强制性的资源配置，是对效率的抹杀，显然和我们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若不退出，不仅占有大量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着低效率的配置，甚至浪费，还要投入新的资源，这样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着比较大的机会成本，以致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
（三）体制外被动退出的可行性 我们认为转轨时期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路径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其相对于体制内主动退出更具有可行性，相对而言是最优路径。
1.体制外被动退出是一种接近于卡尔多改进，从而保证了这种退出的可行性。体制外的被动退出尽量不去触动原有的利益既得者，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这一退出路径的着眼点不是去改革原有的旧体制，而是在旧体制之外怎样发展新体制，即不是直接改革国有经济，而是设法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有能力提供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并通过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经济改革中受损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8］（P43－44）。这样就可避免和国有经济利益既得者的正面冲突从而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
2.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渐进性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国有经济体制外退出即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减少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样可以保证改革的稳定性。从国家来说，由于国有经济的退出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是同步进行的，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而减少，相反地还是一种收入的增加，这是由于一些低效的、亏损的国有企业的逐渐退出，国家对这些国企所作的无任何经济收益的投入的减少，节约的资源投在效率更高的地方，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换来说，由于非国有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可以吸纳大量从国有经济中退出的劳动力，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时段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而且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体制外退出的渐进性适应了这种观念转变的长期性，从而也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
3.体制外被动退出和市场化进程的同步性保证了它和改革目标的一致性。从我国改革的历程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非国有经济也就发达，反过来发达的非国有经济会进一步促进市场化的进程。经济转轨就是要使资源配置从以计划配置为主转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具有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特征；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改革的产物，而同时它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其发展的初衷是和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同时具有运行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特点，是其更能适应市场的竞争，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逐步发展壮大的有力解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而国有经济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外退出是和市场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和我们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致的。
4.体制外被动退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保证了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一性。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这一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差异。国有经济的退出使得要素从原有的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发挥其应有的潜能，资源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为了追逐更高的效率。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是缘于其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其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过程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应是看国有经济是否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有更高的比重，而是选择一种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结论
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路径有两条：体制内的主动退出和体制外的被动退出。在转轨时期，国有经济体制内的主动退出面临着重重的壁垒，国有经济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径退出，则其阻力很大使其退出成本增加。相对于体制内的主动退出而言，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一条最优的路径。这是因为，国有经济的体制外被动退出是由国有经济目标函数的变化内生决定的，是渐进式改革动态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且属于卡尔多改进，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渐进性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体制外被动退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保证了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一性、体制外被动退出和市场化进程的同步性保证了其和改革目标的一致性等特点决定了这一退出路径的可行性。在目前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最大的阻力来源于所有制和社会制度关系认识上的误区，传统的观点认为，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要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的退出就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就必须对原有的所有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不是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而是相反，社会制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执政党的性质和价值观决定的［9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确定以资源的最优配置为依据。要实现体制外退出，使要素能在不同所有制之间进行自由地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必须消除人为的所有制垄断，为各种所有制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发展、转换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它们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公正、公平地竞争，在市场规则内自由地发展，将各种要素的潜能充分地释放出来。为此，国有经济体制外退出的过程也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过程，国有经济体制外退出路径的疏通也就是消除非国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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