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幽灵与流散文化的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幽灵论文,哈姆雷特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曾借用《哈姆雷特》中的鬼魂作为隐喻来演绎他的马克思主义“幽灵政治学”。“在德里达看来，鬼魂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关于复仇和正义的戏剧，如果没有鬼魂的出现，后面的一切事件都不可能，因为正是‘闹鬼’带来了指令，而发出指令也就是‘闹鬼’的内容，鬼魂与指令，形式与内容，两者的结合，给哈姆雷特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责任，让他认识到，事情没有完结，历史没有终结，希望则在未来，但是行动迫在眉睫，鬼魂将会一直萦绕下去，成为一个永久的精神，敦促和激励自己尽早将指令付诸实施”①。德里达将老国王鬼魂的缠绕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徘徊类比，将克劳迪斯的篡位比喻为资本主义的形态。因此，老国王的指令也就成为时刻威胁欧洲资本主义的利剑，指向颠覆资本主义的未来。本文认为，《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呈现了一种流散文化政治，一种在国与离国的矛盾处境，并由此导致政治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割裂。鬼魂自身的非在场性决定了它对现实干预的复杂性与不可能性。哈姆雷特的杀人与放逐及其与敌人同归于尽则反映出居于两种或多种认同之间的流散者走向单一认同的悲剧。因此，本文将探讨鬼魂指令下的哈姆雷特的认同危机，并以此分析流散者的认同困境与差异政治，勾勒暴力文化下的身份幻象。
一、《哈姆雷特》的幽灵秘密：认同政治的呈现
“幽灵”(spectra/ghost)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事物或者幻象，“幽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对人类很重要，从根本上说具有韧性，却又对人予以否定和骚扰，是非人性的特定存在”。②在文学中，幽灵形象指向人类和人性，或者是作为审视人类与人性的一个参照。同时，它们还诉说历史、警示过去和未来的厄运，并反复倾诉我们在世上没有归属感、随处漂泊的痛苦，认为我们迷失在一种前在的空间里，即一种即使推开岩石也无法再创的空间里。③由此，幽灵往往成为人类秘密的揭示者、困境的谕示者和存在的思考者。《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的名剧，因其情节中老哈姆雷特王幽灵的呈现而成为了一部幽灵作品。班内特和罗伊尔认为，《哈姆雷特》是“英国文学中可被证明的最伟大的‘幽灵作品’”，是一部揭示文学在处理秘密和揭示秘密时的怪异手法的作品，“幽灵在瞬间既告诉又隐瞒；幽灵导致牢房秘密被揭示，同时又死守着那个秘密。这是又一个涉及文学之谜的方式：无论是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还是在20世纪的侦探小说中，文学就是关于那些无法言说的事”。④幽灵的纠缠使文学主人公处于在场与非在场的纠结中，《哈姆雷特》即是如此。但本文认为，《哈姆雷特》中幽灵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揭示秘密，不如说是为了展现一种认同政治，以及认同政治下的身份危机。
(一)幽灵的出现及其作用
《哈姆雷特》中的幽灵真正出现了三次，但在人们的传说中应该是出现了数次。出现的场合是人烟稀少的城堡前露台和王后的寝宫。出现的目的是告诉哈姆雷特事情的真相以及敦促哈姆雷特为之报仇。而正是幽灵的出现，导致了哈姆雷特的行动和心境的变化，也由此改变了丹麦的历史。
一般而言，幽灵的出现总是带着秘密，将故事笼罩在一种神秘与悬疑之中，层层揭开前人所经受的痛苦，成为展开故事的重要线索。但很显然，《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它早早地将谜底揭开。王子哈姆雷特很快得知幽灵之事，并看见了父亲的幽灵，得到了幽灵的秘密指示，那就是“你必须替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⑤。同时，幽灵还不断催促他复仇，并要求哈姆雷特将母亲置于保护之下。“不要忘记。我现在是来磨砺你的快要蹉跎下去的决心。可是瞧!你的母亲满身都是惊愕。啊，快去安慰安慰她的正在交战中的灵魂吧!最柔弱的人最容易受幻想的激动。去对她说话，哈姆雷特。”⑥不得不让人深究幽灵显现的意义与洞察的视角对于戏剧冲突的价值。
本文认为，这里反映了幽灵本身非在场与关心在场的矛盾性。幽灵证实了他存在于丹麦国的非现实性，但他的政治仇恨和对丹麦命运的关心使他无法置身事外，因此，他想要获得政治认同，即他自己儿子对于老国王政治的延续，及对丹麦国的传统建构。但同时，抽身其外的幽灵从丹麦国外部、从人类的边缘视角冷静地洞察现存的国家秩序与家庭伦理时，又呈现出一种解构、一种颠覆，即明确指出国家政权的交替、新国王的婚姻以及继承人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建立在篡夺基础上，导致的结果必然也是颠覆。
因此，当幽灵由最开始的城堡上游戏发展为对哈姆雷特王子的赤裸裸的要求时，就已经明确地指涉了幽灵的政治意义，即在世界上自始至终都只有一种认同政治，那即是对父权和传统的继承。但哈姆雷特作为旧秩序与新秩序的连接者，恰恰处于交锋的刀口，这也造成了哈姆雷特精神的割裂，使他产生了一场认同危机。本文认为，老哈姆雷特王的幽灵将整个戏剧笼罩在一种似是而非中，新王的登基与老王的冤狱彼此呼应，让人不难猜出其中的隐秘。而幽灵也很快将这个秘密和盘托出。因此很显然，这里的幽灵显现并非为了设置和解码故事的隐秘，而是设置一场认同政治，但幽灵无意中将哈姆雷特卷入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而无法自拔，最终以死亡终结这种认同政治。
(二)认同政治与认同危机
“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语，涉及语言、心理、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等方面。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解释了认同的意义，他认为：“认同(identity)一词在这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⑦同时，泰勒又指出，他人扭曲的承认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由此遭受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因为如果围绕着他们的人群和社会向他们反射出来的是一幅表现他们自身的狭隘、卑下和令人蔑视的图像，那么，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在这里，泰勒勾勒出认同与承认的关系，以及差异性的认同对人产生的压迫感和非存在感。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从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政治文化意义上对认同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他认为，从语言学上理解，认同表达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过程。“在通常的语言意义上，认同性建构在这些特色基础之上，即对某种普遍源起的辨识，与他人、群体一起分享的理想，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稳固性的封闭和联盟。认同性……总是在进行中。……认同性成为表达、缝合、一个过度决定性而不是归类的一个过程。这里总是‘过多’或者‘过少’——一种过度决定性或是一种缺乏，但永远不是一种合适的适合，一个统一性。……既然作为一个过程，它是穿越差异性的，它所承担的散漫性的工作，连接并标示出象征性的疆界，以及‘前因-后果’的结果。它需要摒弃外在的东西以巩固这个过程”⑧。而从精神分析学上看，认同是自我的投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认同则是一种差异性的统一。霍尔认为，认同性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矛盾体。认同的概念并不标志着自我的稳定内核，在前现代或现代时期，文化认同指涉的是一种稳定、固定或保证一个隐藏在所有他者肤浅差异性下的不变的“唯一性”或文化所属性。而在现代晚期，认同则越来越成为碎片式的、破裂式的，永远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地建构在差异之中、相互制衡之中、相互敌对之中、话语之中、实践之中和位置之中。⑨因为文化越来越多地混杂而导致了认同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认同就像发明的传统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下强迫我们了解并接受的“变化中的同一”。由此，霍尔得出结论，认同概念实际上是通过差异性而被建构，而不是通过摒弃在外而被建构，也就是说，认同存在于差异性之中，每一种认同都存在它的“边缘性”。认同所具有的整一性和内在的类同性并不是它自然的特征，而是一种人为建构了的封闭形式。很显然，霍尔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即认同是一种建构，是由政治机构、社会和个体合谋产生的一种整一性和类同性，但在这种类同性之下掩盖的是差异性和多样性。
从上述的认同概念来审视《哈姆雷特》，很显然，老哈姆雷特王的幽灵其实就是一种隐喻，指向认同政治。幽灵为哈姆雷特设置了一个封闭性的、整一的认同符号，即家园想象。哈姆雷特作为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他的身份认同建构在家庭伦理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他应该忠诚于他所处的家庭和他成长的国家。即使父亲死亡，他仍应该将家庭伦理的尊敬赋予他的母亲，将国家的安危与兴盛作为他的责任，这是老国王旧秩序的延续。与老国王的政治秩序和认同相对立的是克劳迪斯创建的新秩序，但这种新秩序是混乱的。克劳迪斯貌似继承了老哈姆雷特王的政治秩序，立寡嫂为后，侄儿为继承人，但实质上他因哈姆雷特对新秩序的怀疑又处处设置障碍猜度哈姆雷特，流放甚至阴谋杀死哈姆雷特。因此，这种新秩序与旧秩序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必定会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暴力战争。在这场新旧之争中，哈姆雷特并没有坚决地站在旧秩序的立场上，而是犹豫于家国的利益而对新秩序反复掂量，迫于困境被逼杀人、遭流放，最终导致同归于尽，将整个国家葬送。
因此，从认同政治视角来看，哈姆雷特因其认同危机而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流散者。哈姆雷特是一个被抛弃在国家之外、家庭之外的人，是一个有家难回(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已经改嫁)、有国不能统治(叔父篡夺了权力)的精神流散的人。他呈现出对家庭伦理的疏离、政治的流亡与反动、个体精神的否定等特性。
哈姆雷特原本是父母的爱子、游学在外的王位继承人，既对自身及其学识充满信心，又热爱自己的家庭与国家。这个旧有的秩序很快因父亲的死亡与叔父的继承王位而发生变更。新秩序颠覆了他所认可的国家责任(原本是他继承王位的)和家庭伦理(母亲与叔父的新婚也代表了母亲在他心中的丧失)，哈姆雷特成为了一个无家无国者(尽管还有名义上的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如果他想成立新的国与家，他势必要反抗甚至革命，才能在新秩序上建立新新秩序。但问题是，哈姆雷特并不能获得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因为他对于丹麦现状的厌弃与革命的自信并不成正比。他称：“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丹麦是一所牢狱”，但又自怨自艾：“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对于哈姆雷特个体而言，他本身的认同就建构在家庭、朋友与国家之中，群体对他的抛弃使他惶惑不安，产生无能为力感，并逐渐真正与家庭和国家疏离，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否定精神，即对自我的否定，对认同的抗拒。于是，他想到死亡，想到肉体的命运，认为一切不过是虚无，“蛆虫是全世界最大的饕餮家；我们喂肥了各种牲畜给自己受用，再喂肥了自己去给蛆虫受用”⑩。世间的一切不过是生物世界的循环而已。哈姆雷特也由此从人们所熟悉的“朝臣的典范”转变为国家的边缘人、呈现差异性的政治家，一个疯子、杀人凶手，一个秩序的破坏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喻了流散者在现实世界的两难处境与因游离在外而产生的破坏精神。
二、流散文化的政治
“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语“diaspeiran”，其中词根“dia”指超越、贯穿，“speiren”指播种或散播。从这个词源上看，“diaspora”强调的是土地上和居住上的迁徙和移动。一直到非常晚近时期，“Diaspora”一词才被用来指犹太人的散居，而且日益成为一个流散的概念，指一定范围之内的全球移民，诸如黑人、亚洲人、加勒比海人、爱尔兰人以及非洲人的全球移居，并包括旅行的概念，如路线、穿越、边界等。(11)人们对流散理论的研究以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分水岭，犹太民族的全球散居现象被认为是60年代之前的“前现代”或“古典的”“人种离散”，在这之后发展起来的因资本主义的发达导致的人种种群的大规模离散，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流散现象。(12)而如童明的解释——他将“流散”译作“飞散”——必然包含两个或多个地点，势必将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相关联；飞散思维一定是跨民族的、翻译的、混合的。因此，许多超出移民或移位社会现象之外的实践(如具有翻译性、混合性的文体、音乐风格等)都具有“飞散性”(diasporic)。(13)童明还指出，飞散者(a diaspora或 a diasporan)不仅仅是在家园以外生活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和家园的联系或是在跨民族的关联中实现。或者说他能对民族文化和历史采取跨民族的视角审视。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的跨民族关联还离不开高科技的视角审视，“飞散”这个古老的词还被赋予了未来主义的含义。因此，这个词具有动态的意义。(14)他进一步解释了飞散视角，即抵制文化上的同化，同时又以跨民族的眼光和文化翻译的艺术进行新的文化实验和实践。他同时还指出，在有些版本的飞散话语中，“家园”不一定是自己离开的那个地方，也可以是为了自我定位、文化创造、反抗压迫等等需要而选择的场地。借用拉什迪之语，可以有“想象的祖国”(15)。
罗宾·科恩(Robin Cohen)曾从现代全球资本流通所导致的流散族群的精神归属来讨论流散者的问题。科恩1997出版的《全球流散者的述介》一书以宏大的视角、图表勾勒的方法比较了分散族群一民族这一实体的结盟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新的共同领域。科恩是这样定义流散者的：“一般来说，流散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通常是具有创伤性地从原来的家国离散出来；(2)不同的方面在于，流散者还是为了寻求工作、追求贸易或进一步殖民野心，从家园中走出来的一种扩张；(3)是关于家园的一种集体记忆和神话；(4)是对一个所谓的祖先家园的理想化；(5)是一种回归运动；(6)是一种维持很长时间的强烈的族群群体意识；(7)是在客居社会中的一种颇具麻烦的关系；(8)具有一种与他国族群成员相互共有的一致性；(9)具有不同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在可以忍受的客居国中的富裕生活。”(16)科恩的这个定义涵盖了流散者在历史上的处境、经济上的策略、文化意义上的寻根意识以及流散者与客居国的主流社会既融合又分离的这种双向运动，也勾勒出了流散者居于集中力量之间的张力。
以科恩的定义来审视哈姆雷特，尽管哈姆雷特并非居住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政治流亡者，但哈姆雷特曾经是个游学者，后来又被叔父放逐，最后成为一个死于丹麦王宫的角斗士。因此，哈姆雷特一直居于国家内外之间。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在外留学使他被排斥在国内政治之外，父亲的死亡即使让他回到丹麦，却被进一步摒弃在政治之外；从亲情伦理上说，母亲改嫁，父亲亡灵不安，叔父时刻提防，哈姆雷特在自己的家国找不到心灵的安身之处，家园成为一种想象。因此，哈姆雷特既是一个文化的流亡者，更是一个精神上的流散者。哈姆雷特的复仇则进一步反映了流散文化的政治。
流散文化的政治思考的是流散者的认同问题。很显然，流散族群始终处于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权体制的两难处境中。它既是向心的，在政治、经济和生活策略上积极向主流社会靠拢，成为法律上的公民，同时又是离心的，在文化和社会价值上总是试图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者持有回归家园的理想。因此，流散理论的建构又往往呈现为与流散者多重文化身份与文化杂糅性策略相关。“我是谁?”“我在哪里?”是流散者反复思考的难题。这反映的实际上是流散者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与自身文化认识的问题。流散批评家舍夫认为，将流散者、客居国与祖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梳理清楚，就能明确流散者居于其间的主体特征，而他将这种特征描述为双重领土性与双重忠诚性。但这种双重领土性与双重忠诚性还与流散者在客居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拉什迪的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舍夫和霍尔关于流散者的主体性的一种回应。“我们的身份既是多元的又是局部的。有时，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有时，我们又有两头落空的感觉，但是不管我们这种处境如何含混、游移，对一个作家来说，我们拥有的与概念相比不过是一块不毛之地。如果说文学一定程度上说便是发现进入现实的新视角的话，那么，我们的距离、我们在地理差别上的观察点，可能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17)。甚至对于像斯皮瓦克这样在西方社会占据主流高位的流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始终处于主体的不确定性中。“印度，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真的就是一个可以确认民族身份的地方，因为它总是一个虚拟的建构。说‘印度’有点像是说‘欧洲’，当人谈论到欧洲身份时，针对的显然是美国”(18)。甚至在谈到对祖国印度的理解时，她对民族特性也是进行消解的。“印度性(India-ness)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我们不能把梵语文献看成是印度，因为印度毕竟不只是印度教。……印度对我们印度人来说，是可以随意想象的，这是它本身的矛盾性。比如，当我要反对种族歧视时，我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印度人，而当印度人问我时，我会说我是一个孟加拉人，这是很不同的”(19)。
因此，流散者既如《哈姆雷特》的幽灵，游荡在世界之外向世界本身寻求公正，也像哈姆雷特王子那般处于无家可归状态，既无法将丹麦的命运置之不理，又无法为丹麦找到真正的出路，自己居于新旧世界之间备受煎熬直至丧命。《哈姆雷特》中幽灵对哈姆雷特的引导和指令也恰恰证实了这是居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事实流散者和精神流散者无法摒弃的命运。
三、认同政治与暴力文化幻象
阿马蒂亚·森曾说，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合。①很显然，当认同政治无法在一个疆界内获得共识，产生的必然是暴力文化。《哈姆雷特》中的暴力(杀人与决斗)都是基于对身份的单一性认识，即哈姆雷特的为父亲报仇与克劳迪斯的保护自己。单一身份的幻象远比那种多重的和多样的身份分类更具有分裂性，而后者代表着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这种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在刻画真实世界方面大大削弱了我们社会与政治思维的力量与范围。命运的幻象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哈姆雷特身上具有身份的多样性，但在幽灵的指令之下被迫纳入旧秩序的认同体系，实施了暴力报复，却导致国家的灭亡。哈姆雷特在死前还力图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打破丹麦暴政为丹麦献身的民族战士。这不过是一种身份幻象而已。
阿马蒂亚·森尖锐地指出，隐藏在残暴行径背后的，是一种对人类身份的严重的概念混淆，这种混淆把具有多种维度的人变成了一种单向性的动物。单一身份的幻象符合冲突对抗策划者的暴力目的，它是由残暴行径的指挥者精心培养和塑造的。这种单一身份的幻象可以在冲突中加以利用，因此不难理解，它对那些煽动暴力的人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们竭力寻求这种简化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也并不令人奇怪。但是仍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存在着多重身份归属的世界中，在单一性身份显得极其幼稚的情况下，这种对单一性的培养仍然如此成功?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众多身份质疑而对其加以片面的概括，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粗糙的思想方法，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单一性幻象显然又是非常易于加以鼓吹和操纵的。出于暴力目的而鼓吹单一身份的人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他们首先根据特别的目的而挑选出一个身份群体——直接与当下暴力目的相关，然后通过片面的强调和煽动来抹杀人们的其他各种归属和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幽灵就是那个隐藏在单一身份背后的暴力冲突的推动者，它假借认同的政治将哈姆雷特推向了暴力的战场，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身份归属问题。因此，《哈姆雷特》的幽灵设置了一个非此即彼的认同模式，僵硬和排他地看待问题的方式反映出了对人类身份性质的根本误解，特别是对其不可避免的身份多重性的误解。幽灵背后的文化幻象和身份幻象呈现了人类的悲剧。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情境并不少见，让我们去理解认同政治中的变化性和多样性，为世界的多样化存在提供一种借鉴，以免除更多的哈姆雷特式的悲剧。
注释：
①郭军：《德里达版本的〈哈姆雷特〉或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
②[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张琼、张冲译：《21世纪批评述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③同上，第353页。
④[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张琼、张冲译：《21世纪批评述介》，第370-372页。
⑤[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⑥同上，第158页。
⑦[加]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页。
⑧Stuart Hall,“Introduction：Who Needs‘Identity’?”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p.2.
⑨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p.4.
⑩[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集》，第165页。
(11)James Procter，Stuart Hall，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130．
(12)张冲：《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3)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14)同上。
(15)童明：《飞散的文化和文学》，《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16)Robin Cohen,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1997,p.180.
(17)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Granta Books,1991,p.15.
(18)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9)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he Post-Modem Condition：The End of Politics?”Sarah Harasym ed.,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0.
(20)[印度]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