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界论文,蒋介石论文,上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上海为近代中国工商金融的中心，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成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民初上海金融界的重要银行有中国、交通、盐业、中孚4家银行的分行，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家总行。（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第2期，第96-97页。）其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名鲁，以字行）、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张嘉璈、四行准备库协理钱永铭（前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名辉德，以字行）、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名景葵，以字行）和协理兼常务董事徐寄庼、四明银行发起人之一虞洽卿（名和德，以字行）、福源钱庄经理秦润卿，加上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企业界代表刘鸿生、荣宗敬等人，均系江浙籍的重要资本家，成为上海金融工商业界的核心人物，亦即学界所谓之“江浙财阀”。（注：“江浙财阀”的说法，初为日本新闻所创的名词。见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相关研究可详见毛知砺《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133-134页；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86-187页；王遂今：《“江浙财团”问题初探》，《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第71页；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第116页；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22-25。）上海江浙籍金融界人士凭借优势的支配地位，把持并影响上海经济活动，进而操纵全国经济发展。（注：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第113页。）学界受美国学者小科布尔(Parks M.Coble,Jr.)的影响，多认为在宁汉分裂时，江浙财团给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重要的支持。（注：Parks M.Coble,Jr.,op.cit.pp.261,264.）然相关问题似仍需进一步的厘清。
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反共势力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一直是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究竟双方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北伐时期何以上海的金融界会支持蒋介石？他们是如何支持的？蒋介石又是如何处理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的？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主要运用台北“国史馆”典藏“蒋介石总统档案”中《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和《筹笔》两部分，以其中丰富的电文和报告，配合已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探讨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展开第一期北伐后，从湘鄂闽赣浙，于1927年进展到沪宁地区，经宁汉分裂，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
二、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与革命势力的联络
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有上海总商会组织，由傅筱庵领导，支持孙传芳。1926年开始北伐后，蒋介石即派江苏省特务委员会特务委员钮永建与上海金融界保持密切联系。（注：凌宇：《江浙财团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7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蒋介石早年曾在上海参与孙中山和虞洽卿所倡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和戴传贤、张人杰、陈果夫（名祖涛，以字行）、周佩箴、周骏彦、王震等人共事。这一段经历，构成了蒋氏和上海江浙金融界关系的渊源。（注：蒋介石1918年至1923年间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密切的关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是虞洽卿，周佩箴为常务理事，蒋的同乡周骏彦为监察人，陈果夫为蒋的经纪人。见杨天石《蒋介石先生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台北）《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10月；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0-153页；Parks M.Coble,Jr.,op.cit.p.29.）
国民革命军北伐，气势如虹，对全国人心，尤其对政治动向观察敏锐的南北银行界造成极大震憾。上海银行界和国民政府互动频繁。兹将沪上金融界和蒋介石间建立关系或对其支持的情形分述如下：
（一）北伐军兴后，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以广东同乡关系，藉探亲之名，专程亲往广东视察，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促成副总裁张嘉璈在上海成立驻沪办公处，以上海为据点，联络各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代理经理贝祖诒则在广州负责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及孔祥熙联络。（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95页。）随后宋子文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注：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1)，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实有互动之意。
张嘉璈在北京任职时，结识蒋介石挚友黄郛和张群。（注：洪葭管：《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1926年6月张氏移驻上海办公，蒋介石亦于此时进驻南昌，张氏即透过黄郛，密电南昌支行汇济30万元至赣州，以备北伐军兑现之用。1927年1月复密电南昌中国银行拨款20万元交予总司令部。当黄郛自天津南下时，张嘉璈指示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托黄郛携密函令汉口分行代理经理汪翊唐，俊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惟在武汉时，总司令部并未向当地中行借款。（注：因总司令部后来不设武汉而设于南昌，该款未在汉口支用。《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2-74页；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第92页。）
1927年3月，中国银行总文书吴荣鬯（名震修，以字行）以处理南昌支行的放款业务为名，到南昌和蒋介石商洽贷款100万元事宜。吴荣鬯和黄郛关系密切，并一度和蒋共事。蒋初到南昌时，中国银行即先接济30万元，蒋吴商洽后又垫借20万元，合共50万元。（注：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中，黄郛任参谋长，吴荣鬯任副参谋长，又随黄郛任二十三师副官长。当时蒋介石和张群都是团长。见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100页；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第92页。）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总司令部军需处又向上海中国银行提借100万元，因沪行经理宋汉章照章索取担保品，引发蒋之不悦，更强索500万元。经张嘉璈向宋说明曾有在汉口支用100万元之约，乃照付了事。随后蒋赴张府吊其母丧，张向蒋表示：“银行基础仍然薄弱，尚待培养。”化解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注：张嘉璈在其随笔中记蒋介石派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俞飞鹏向沪行借支100万元。然俞飞鹏当时职务为兵站总监，军需处长为朱芾。《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4-75页。）
据后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的报告，北伐军出发时，中国银行粤行即行垫借50万元，湘行垫借80万元，其后闽行垫借70万元，汉行垫借147万元。革命军克复江浙后，宁属各行共垫借70万余元，浙属各行共垫借132万余元，至1927年3月底，中国银行对北伐经费的赞助已达549万元。（注：宋汉章函中以540万余元计。《蒋介石与宋汉章为中国银行预垫库券一千万元往来函电——宋汉章五月十三日函》，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96页。）
（二）1926年冬，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派代表到武汉和宋子文谈财政金融问题，双方协议：交通银行汉口分行代兑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并给予中央银行一定数额的透支。（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95页。）
（三）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在1920年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时，周佩箴为常务理事，张人杰、戴传贤、陈果夫等国民党人以经纪人身分参加，蒋介石亦曾在交易所工作。虞洽卿和革命势力有此旧宜，遂在1926年8月间，派女婿顾冠中为代表，偕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到广州参观，重建关系。（注：孙筹成、黄振世、何国涛、范学文、戴余方：《虞洽卿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119、122页；上海政协文委办组织的座谈会纪录：《“四·一二”前后》（1960年5月19日），第36页，感谢上海市档案馆陈正卿先生提供资料。
（四）孙中山二次革命的重要左右手陈其美，在1911年11月发起创设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为因应革命需要之金融机构。（注：联合征信所调查组：《上海金融界概览》，联合征信所1937年版，第130页。）主持北四行准备库和储蓄会的钱永铭，早年曾在陈其美门下任职，结识黄郛、蒋介石，并和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关系甚深。后经王正廷介绍，进入交通银行，1925年被盐业银行吴鼎昌礼聘为四行联合准备库协理兼上海分库经理，因与南北银行团均有交谊，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注：张平夫：《交通银行实权人物——钱新之》，《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179、181-182页；陆康：《浙江帮金融家在上海》，《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206页。）北伐后，吴鼎昌促钱永铭和蒋联系。当北伐军到达武汉时，钱永铭代表财经界秘密前往汉口，以劳军为名，捐献现洋40万元。（注：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97-198页。）1927年2月，虞洽卿和钱永铭到南昌访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蒋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贷款6000万元，条件是要求蒋反共。（注：凌宇：《江浙财团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党史研究资料》第7集，第49页。）杭州克复，陈其采出任浙江财政委员会主席，即纳钱永铭为委员。
此外，上海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叶琢堂，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曾资助陈其美和蒋介石，故和蒋亦有渊源。（注：金普森、孙善根主编：《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五）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精明干练，在上海工商界深受敬仰，与宋子文和孔祥熙均有交谊。1926年12月间，陈光甫和张嘉璈、李铭等银行界人士密商支持国民政府发行公债，透过唐寿民和孔祥熙联络，将办法交给进驻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292页。）及当武汉南昌对立时，便成为蒋介石和武汉当局汲汲争取的对象。钮永建曾要求陈光甫“鼎力援助”，中国银行贝祖诒致陈光甫函中提到“赣汉方对于财政前途，均于公有极大之希望”（注：邢建榕：《“四·一二”前后的陈光甫与蒋介石》，《史林》1988年第1期，第91-92页。）。1927年初，蒋派黄郛和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徐桴秘密潜入上海，与陈光甫和钱永铭联络，陈、钱秘密筹款50万元援济。（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兹将1926年7月以后，银行界和广东革命势力接触的情形，制成表1。
蒋介石能争取到上海工商金融界的支持，黄郛是居间联络的关键人物。黄郛曾活跃于北京政界，1926年11月蒋两度致书蛰居天津的黄郛南下相助。（注：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47页。）1927年1月，黄郛潜赴南昌，2月在庐山度岁，朝夕与蒋介石、张人杰密商大计。在停留南昌期间，复与蒋及总参议张群研商克复沪宁后之财政金融规划、外交部署、机关接收、人员支配、绅商联系与策动浙省等事务，且受命居沪运筹。（注：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67-268页。）黄郛和中国银行张嘉璈、盐业银行吴鼎昌、金城银行周作民均有深交。3月15日，蒋介石成功地争取到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响应，许以每月支付海军军饷35万元，即请黄郛嘱陈其采、吴荣鬯照拨。（注：《蒋中正电黄郛海军事不经钮永建直与杨树庄等交涉每月卅五万元先拨》（1927年3月17日），《筹笔》（北伐时期），“蒋介石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台北“国史馆”藏，档号：2010.10/4450.01-0016/145。）再者，上海工商业界中江浙籍所占比例高达总数的78%，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是为蒋能争取上海银行界支持的有利条件。（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95-96页。）
表1 北伐后银行界和革命势力人际关系表
姓名
籍贯
银行或企业
财团系统 和革命势力的人际关系
吴鼎昌 浙江吴兴 盐业银行
华北财团 黄郛
江浙财团
吴荣鬯 江苏无锡 中国银行
江浙财团 黄郛、张群、蒋介石
贝祖诒 江苏吴县 中国银行
江浙财团 宋子文、孔祥熙
周作民 江苏淮安 金城银行
华北财团 黄郛
江浙财团
张嘉
江苏宝山 中国银行上海 江浙财团 黄郛、张群
璈 分行
梁士贻 广东三水 交通银行
华北财团 宋子文
陈光甫 江苏镇江 上海商业储蓄 江浙财团 宋子文、孔祥熙
银行
冯耿光 广东番禺 中国银行
华北财团
叶琢堂 浙江勤县 上海瑞和银行、江浙财团 蒋介石
上海证券物品
交易所、万国
储蓄会
虞洽卿 浙江镇海 宁绍、三北、 江浙财团 张人杰、戴传贤、陈果
鸿兴、宁兴轮
夫、周佩箴、蒋介石
船公司、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
所、四明银行
钱永铭 浙江吴兴 交通银行，盐 华北财团 陈其美、黄郛、陈其采、
业、金城、大 江浙财团 蒋介石、陈果夫、陈立
陆、中南四行
夫
准备库
资料来源：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95页；洪葭管：《张嘉áｏ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旧上海的金融界》，第71页；孙筹成等：《虞洽卿事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118-119页；张平夫：《交通银行实权人物——钱新之》，《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179、182页；邢建榕：《“四·一二”前后的陈光甫与蒋介石》，《史林》1988年第1期，第91页；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95、100页；《宁波帮大辞典》，第66页。
三、蒋介石对沪宁财经的擘划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系赖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宋子文主持下之财政维持，粤省财力为重要关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军需处，负责战时军需，而由财政部统筹支援。（注：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1、224页。相关研究亦见李国祁《宋子文对广东财政的革新（民13-15年）》，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385-386页。）由于军事快速进展，浩繁的军费为因应北伐而随时日激增。及战事扩至湘鄂闽赣浙5省，战费仍靠广东支应，当然不免捉襟见肘，穷于应付。9月，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运大洋票及公债券至武汉，并为江西战事筹措战费3个月。（注：《蒋中正电宋子文运来武汉大洋票公债券请交俞飞鹏》（1926年9月14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1/55；《蒋中正电鲍罗廷盼胡定康来汉指导党政兄留粤战费请催宋子文办理》（1926年9月16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1/61。）是年底各军伙食不能发足，欠饷未能发清，致有军队闹饷。蒋介石对宋子文表示：“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注：王宇高等编：《困勉记》第5卷，第9页，《文物图书》，蒋档。）催宋子文发清欠款，以维大局。（注：《蒋中正电催宋子文发清欠饷以维大局》（1926年12月31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4/70。）两人为军费心结已生。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进取浙江。（注：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三月）》（1月2日条），《文物图书：事略稿本》，蒋档。）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部入闽，也因财政问题，困居福州，希望能先行筹拨入浙部队1个月经费大洋50万元。（注：《何应钦呈蒋中正世电》（福州，1926年12月31日，1927年1月3日到），《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5册（1927年1月），蒋档，第160012号。）蒋介石电告宋子文3月份全军动员最少须增军费300万元（注：《蒋中正电饬徐桴三月份全军动员最少须增临时费三百万元》（1927年1月1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5/2。），并指示总司令部军需处长朱芾关于军费的调度如下：(1)粤省军费大洋400万元有余，在前方第一、二、三、四、六各军仍应拨解；(2)北伐费250万在内；(3)此后不搭金库券；(4)军事厅费应在内，惟防军费须在江浙下后方可拨付。（注：《蒋中正电示朱芾各军军费拨付事项》（1927年1月2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5/37。）广东一省的饷源已竭，不能不另觅财源，故“急于肃清江浙，统一长江下游，以谋武汉稳固，经济发达也”（注：王宇高等编：《困勉记》第5卷，第10页，《文物图书》，蒋档。）。江苏特务委员会及苏沪党部也特电敦促蒋中正：“商界亦盼我军早来，沪系饷源所在，不可有万一之疏虞。”（注：《殷汝耕呈蒋中正个电》（九江，1927年2月21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9册（1927年2月），蒋档，第160319号。）
对于江浙金融的掌控，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汤济沧于1927年1月间向蒋介石报告，曾询问钱永铭、陈光甫诸人解决经济问题办法，“据称杭嘉战事一有改动，则指抵壹贰百万元当易着手，上海如为我军所得，即发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就二五附税一款而论，汉口每年仅得一百八十万，上海则十倍之也。又如用湖北发行新公债券作抵，则一二十万元，随时可以设法。如须较巨之款，可嘱汉行出面押借，而由沪行支拨之。”（注：《汤济沧呈蒋中正函》（1927年1月16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6册（1927年1月），蒋档，第160063号。）
陈其采与上海金融界素有关系，对革命军进至浙江后的财政问题向蒋介石建议如下：
查浙省全省收入照现在情形，每月不过百万元有零，能供军饷只敷四五师之用，将来所需大宗饷款均应筹诸沪上，故于南京未下以前，非赶组临时财政机关担任处理，不足以资应付。还祈察洽。至人选问题，似应选择具有财政经验，熟悉当地情形，且平素倾向革命主义者，最为适当。如现任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镇江人）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拟请存记，至相当时期发表委任。（注：《陈其采呈蒋中正函》（1927年1月24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6册（1927年1月），蒋档，第160094号。）
陈其采同时也向负责军需的周骏彦提出如下建议：
我军克杭后，所需饷款，先拟在杭以收入作抵，约筹六十万元，在沪约可筹四五十万元，以应急需。第二步拟发行兑换券五百万元，以充各军近数月月饷。第三步拟发行公债，其数约千万元以上，但须与江苏方面共同进行。今以我军行军步骤而言，由杭而沪，由沪而宁，然则沪上亦为筹款重要之区，且为全国财政枢纽，关系更为重大，自非遴选财政委员预为布置，不足以资进行。兹拟具办法数条如左：
一、请遴委干员来沪组织，俾与浙财委员会合作进行。
二、或归浙财委员会暂时兼顾，俟南京克复后再定办法。
三、或由浙财委员会保荐干员，呈请加委。
以上三条，采择其一先行发表，以便遵行。至上海市政应设市长管理一切，然行军期内，似可责令专管行政、公安等事。凡关于市内财政收入，概归财政委员会办理，以示统一。并请先行明令发表，免生争执。（注：《陈其采、周骏彦、徐鼎年等呈蒋中正函》（1927年1月24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6册（1927年1月），蒋档，第160095号。）
此外，在3月11日奉委为沪宁、沪杭甬两路局长的孙鹤皋（注：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三月）》（3月11日条），《文物图书：事略稿本》，蒋档。），2月中旬即强调：“上海财政处长须派嫡系者充任之，查上海二五新税、鸦片特税、地方杂税及关税，每月可收入一千万元以上。若所派非人，不但影响军需，甚至关系全局，万望注意。”（注：《孙鹤皋呈将中正函》（1927年2月16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19册（1927年2月），蒋档，第160282号。）
由以上分析所见，上海是财经中枢，饷源之所在，更重要的是有合适的人负责主持，而为蒋介石在沪上活动筹饷工作者，一致推荐陈光甫为主持上海财政的不二人选。
上海克复，兵站总监俞飞鹏同时也负责筹饷，对4月份的饷源极为忧心，条陈筹措军费办法，计分三部：
南昌方面所编第一、二两师及第三〔师〕留防之一部，暨工兵团、宪兵团、炮兵团、各病院、九江炮台，并南昌总部行营所属各部处等经费，请电归总参议岳军及军需处周科长，大军就江西筹拨。杭州方面：何白两总指挥所属部队及原有浙军军费，责成浙江财委会陈主任负责，就浙江筹发。江苏方面，前敌各军及钧座直属各部队，应责成上海财委会负责筹拨。现在南京方面各军出发在即，得款甚急，而市面秩序未复，财政无人负责，一时难筹巨款。应恳饬令上海财委会无论如何困难，先筹三百万元，以应各军出发要需。一面迅速遴派声望素著干员主持江苏财务，以便整理，而资救济。至上海关二五附加税项，职前电请另派专员主持，因该关收入占全国三分之一，附税亦得相等此量。苟委派稍迟，必被宋部长派人征收，殊于军事影响极巨。并乞早日派定接办。（注：《俞飞鹏呈蒋中正俭电》（芜湖，1927年3月28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1册（1927年3月），蒋档，第160439号；《俞飞鹏呈蒋中正艳电》（南京，1927年3月29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1册（1927年3月），蒋档，第160442号。）
从俞飞鹏建议的内容反映出蒋方和宋子文在争取沪宁饷源方面的冲突。蒋介石请俞飞鹏全权处理，甚至可不必请示。（注：《俞飞鹏呈蒋中正俭电》（芜湖，1927年3月28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1册（1927年3月），蒋档，第160439号。）
协助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筹饷的干部和其他相关人员，也大都属于江浙籍，部分亦曾参与早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活动，其关系详见表2。
表2 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及沪宁地区筹饷干部关系
姓名
字号
籍贯职务
朱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
朱孔阳
守梅 浙江奉化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
周佩箴 江苏吴兴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上海总
商会董事，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
周骏彦
枕琴 浙江奉化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监察人，黄埔军校
军需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需处
长
俞飞鹏
樵峰 浙江奉化
总司令部兵站总监兼江西财政委员会委
员长，宁府江海关监督
孙鹤皋 浙江奉化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
姓名
字号
籍贯
职务
徐桴
圣禅 浙江镇海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
张人杰
静江 浙江吴县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东，代理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浙江政治分会主席
张寿镛咏霓 浙江鄞县
北京政府浙江省江苏省财政厅长
陈其采
蔼士 浙江吴兴
浙江财政委员会主席
陈祖涛
果夫 浙江吴兴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中国国民
党监察委员
资料来源：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49-158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辞典——人物部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
四、宁汉对沪金融界的争夺与蒋宋冲突
在国民革命军未进至沪宁地区时，军费由广东负担大洋每月400万，并不敷用。（注：《孔祥熙呈蒋中正鱼电》（广州，1927年3月6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0册（1927年3月），蒋档，第160364号。）而除海军3月中旬归附又新增开支外，原靳云鄂之河南自卫军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魏益三亦在2月27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通电讨奉，3月15日要求按月支给薪弹，蒋介石批准薪饷53万，给养费14.3万。（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呈蒋中正函》（1927年3月15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0册（1927年3月），蒋档，第160387号。）笔笔都是增加的负担。
蒋介石多次催宋子文速发军费，以“济燃眉之急”，否则是“与中正以难堪”，甚至要“视为以后断绝关系”。（注：《蒋中正电催宋子文速发给湖北军费一千万否则与其难堪》（1927年1月31日）、《蒋中正电谭延闿转宋子文前方饷项如不速解一百五十万元视断绝关系》（1927年2月12日）、《蒋中正电催宋子文等派专船解款二百五十万元限明日到浔》（1927年2月19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5/85、2010.10/4450.01-006/18、2010.10/4450.01-006/34。）但蒋介石还需依赖宋子文的支持。1927年2月下旬，蒋电告宋子文：“上海为金融枢纽，非兄亲往不可。未知湖北如何安置上海财政办法，及兄往沪时，请便道来赣详谈再决。”（注：《蒋总司令致宋部长子文梗酉电》（南昌，1927年2月23日），《克复浙沪》第97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0册，第127页，蒋档。）3月初再电宋速解款100万到赣，“勿使弟拮据，处于绝境”（注：《蒋中正电催宋子文派专员速解一百万元来赣勿使处于绝境》（1927年3月3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6/62。）。同时，蒋并向宋表示：“江浙财政应请兄弟自亲往办理方能统一，如不预委要员接办，必生纠纷。”江浙财政海关监督一职，亦等待宋子文往沪经赣时，再行面商。（注：江浙财政海关监督暂委与宋子文有关系的林焕庭。《蒋中正电宋子文请亲往办理江浙财政海关监督委林焕廷可再商决》（1927年3月15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6/64。）但此时宋子文反对蒋在各机关派党代表制度，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将令他对外有失威信，而使设施无法推展，眼前为顾全大局，表面上仍和蒋合作，一方面保荐孔祥熙暂代其广东省财政厅长职，一方面待鄂省财政粗定计划，大局稍定，即准备引退，不愿再和蒋合作下去。（注：《宋子文致呈蒋中正函》（1927年），《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8册（1927年），蒋档，第160891号。）其后，宋子文出席武汉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当武汉与南昌争执不下时，双方都要极力争取上海工商金融界的支持。上海大罢工直接影响工商业，各工商团体对于赤化怀有惧心。1927年3月22日，虞洽卿、王晓籁、吴荣鬯等为了表示反对北方军阀，支持南方北伐，联合除上海总商会以外的19个重要团体，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在上海的行为，成为上海工商界新的领导中心。（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6页：《上海商业联合会宣言》，《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4-15页。）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因支持孙传芳而下台，总商会停顿改组，被上海政治分会接收，由王震、钱永铭和冯少山负责。（注：上海政协文委办组织的座谈会纪录：《“四·一二”前后》（1960年5月19日），第32页。）
南京事件发生后，上海工商业界深恐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策动下，强行收回租界，引发冲突。蒋介石于3月26日抵达上海坐镇，驻节交涉署，当晚即约见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并和陈光甫、钱永铭、陈其采等商酌财政委员会之组织，初议委陈其采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注：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一月～三月）》（3月26日条），《文物图书：事略稿本》，蒋档。）蒋介石和虞洽卿等沟通意见，声明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以安民心；同时也表达维护资本家的立场，但希望资本家对于劳工生活问题，应深加注意。29日，蒋复接见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荣敬修、闻兰亭、叶扶霄（名熏，以字行）、顾馨一等9位工商界代表，希望与工商界合作，并声明“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注：《上海商业联合会听取虞洽卿会见蒋介石等情议事录》（3月27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6页；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酝酿和发动》，《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第97页。）。蒋复为发行公债、筹措款项，和虞洽卿商定筹组财政委员会，决任命陈光甫为江苏财政委员会主任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状》（1927年3月），《“四·一二”政变前后陈光甫史料选》，《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第65页。）蒋反共的态度是上海工商金融界支持他的主要原因，当蒋促陈光甫就财政委员、负责筹款1000万元供革命军北伐时，陈光甫瞻顾不前，除因有北方营业关系外，主要考量是要确定蒋是否和武汉决裂。（注：《陈光甫致唐寿民电稿》（3月）、《唐寿民回电》（3月28日），《“四·一二”政变前后陈光甫史料选》，《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第65页。）
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地区工商企业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与中国商界银行等筹款或借款等事，必须由财政部长办理。（注：《宋部长管理财政电》，1927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1版。）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翌日即和蒋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51-52页。）然蒋已先一步和上海工商金融界建立关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31日发表陈光甫等15人为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注：15名委员名单如下：陈光甫、虞洽卿、钱永铭、吴荣鬯、王伯群、钮永建、陈其采、秦润卿、汤钜、顾馨一、王晓籁、徐国安、杨铨、柳亚子（名慰高，以号行）、汤济沧，推陈光甫为主任委员。《苏沪之财政委员》，1927年3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1版。），其中网罗了10位工商业界人士：陈光甫、虞洽卿、钱永铭、吴荣鬯、陈其采、秦润卿（钱庄业代表）、汤钜（交通银行代表）、顾馨一（面粉业代表）、王晓籁、徐国安（溥益纱厂总经理并为大盐商）。（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100-101页。）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临时财政机关，未正式成立前已先行办公并筹备一切，由于主任陈光甫未立时就职，乃委陈其采代理主任。（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及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5页。）4月3日，蒋即委派陈其采持函向闸北商会筹款，函曰：
径启者，前因驻沪部队饷糈缺乏，曾由白总指挥函商筹措，谅荷鉴照。查现在财政委员业已派定，所有关于财政问题，应统由该委员通盘筹划，惟是军事未已，庶政待理，需款孔急，亟应设法筹垫。兹特派委员会陈主任（其采）亲赴贵会议办，尚希慨予接洽，鼎力协助。至此次所垫款项，自当指定的款，尽先拨还，以期公家金融界双方兼顾，而收互助之效。（注：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四月）》（4月3日条），《文物图书：事略稿本》，蒋档。）
宋子文到上海工作一时无法展布，4月2日电促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早日到沪协助，“则诸事有人，主持财政机关，完全由军队内收回亦可实现”（注：《抄财政部长宋子文自上海来电》（1927年4月2日），《南京事件》第1卷第70页，“外交部”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635.10/4000.01-01。）。由于宋曾在2月间答应每月筹拨军费1300万元，蒋希望宋能兑现，也希望他能协助统一江浙财政和筹措军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4月8日布告支持宋子文统一江浙财政，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则暂缓活动。宋子文于翌日宣布由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统辖江浙财政，自兼江苏、浙江财政处长，负责统一江浙的全部财政收入。（注：《宋子文规定财政范围》，1927年4月10日《申报》，第4张第13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1927年4月8日），1927年4月14日《申报》，第1张第3版；《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1927年4月9日），1927年4月14日《申报》，第1张第3版；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52-53页。）蒋10日电宋南京已无余款，请将200万交军需处长徐桴解宁。然宋子文未复，蒋12日又急电请俞飞鹏在15日以前筹足500万元汇宁。（注：《蒋中正电宋子文请交徐桴解二百万来宁》（1927年4月1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7/9；《蒋总司令致俞总监飞鹏文未电》（南京，1927年4月12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86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25-126页，蒋档；孙诒编：《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四月）》（4月12日条），《文物图书：事略稿本》，蒋档。）
宋子文以军需紧迫“不容刻缓”，4月12日请上海银行公会续垫洋300万元，银行公会要求发表保持工商业及维护金融业方针，并指定用途限于江苏范围。上海银钱两业公会是日致函宋子文，要求接受借款条件，即合同成立之日，先垫100万元，以后每隔10天缴40万元，以垫足300万元为度。（注：《国民政府财政部为军需急迫向银钱两业续借垫三百万元有关函件》（1927年4月）、《上海银钱两业公会请国民政府宣布维护实业金融各项政策有关文件》（1927年4月16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3-56页。）蒋介石亦于同日亲电陈光甫，请于最短期内筹款，以济急需，电文如下：
上海银行陈光甫先生转商业联合会诸先生：日来军事进展，饷项奇绌，前日承蒙自动的募借之数，可否于最短期内筹拨，以济急需，革命成败，国家存亡，全在此笔。想诸公热忱爱国，当能共同一致，以尽国民之天职也。（注：《蒋总司令致陈总经理光甫铣电》（南京，1927年4月16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3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3页，蒋档。）
时蒋宋之间龃龉已生，蒋介石责难宋子文：“两淮两浙运使闻兄另已委人，而前在沪借支三百万元，以二五税作抵者，兄又延宕不批，至今分文无着，如此下去，不惟于公无益，必致败亡。江浙财政事，不如仍照原议交两省财政委员会办理，以应急需。”（注：《蒋中正电诘宋子文不支上海款项提议江浙财政交两省财政委员会办理》（1927年4月16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7/29。）复于翌日再电宋：“请兄积极筹款，以应急需。务于三日内筹足五百万元，望勿再延。前电实因事急窘急而兄终不能践约，乃不得已之语。请察之。”（注：《蒋总司令致宋部长子文筱电》（南京，1927年4月17日），《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之(2)》第3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3册，第12页，蒋档。）
此时宋子文得到消息，广东另任古应芬代理财政部长兼粤省财政厅长，遂生去意，17日拒绝在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的100万元垫款合同上签字。国民革命军方面则由白崇禧签字后，将款运往南京。（注：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蒋介石诘难宋子文不支上海款项，决定将江浙财政事，仍照原议，交两省财政委员会办理。（注：《蒋中正电诘宋子文不支上海款项提议江浙财政交两省财政委员会办理》（1927年4月16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7/29。）22日徐桴公开指责宋到沪近一月，真正接收江浙财政不及一星期，未能筹拨分文。宋子文随即对“筹款不力”的指责加以驳斥。（注：《徐桴公表总部军需情形》，1927年4月26日《申报》，第2张第6版；《宋子文宣布筹拨军费电》，1927年4月29日《申报》，第3张第9版。）蒋宋交恶白热化。随宁汉间关系的急剧转变，宋子文因政治立场去职，蒋介石遂指定陈其采负责江浙财政。（注：《蒋中正电饬陈蔼士俞飞鹏江浙财政均归陈蔼士负责签字》（1927年4月19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7/29。）同时，以俞飞鹏兼江海关监督（注：俞飞鹏：《樵峰自传》，自刊本。），取代与宋子文关系密切的林焕庭。
五、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折冲
武汉政府宣布自1927年4月18日起采取现金集中条例，禁止使用现金及停止纸币兑现，只用中央银行及中国、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交易，并查封各行库存款，此举引发银行界的惶骇，由是更对蒋介石寄予厚望。上海银行公会致蒋电云：
查钞票流通市面，赖现金准备，维持信用。今武汉当局查封各行库存，停止兑现，推其用意，无非强吸收各行现金供给政府需用。一面滥发无准备之中央银行钞票，破坏金融，贻害社会，显系实行赤俄共产政策。流弊所及，将使滥钞永无整理之望。人民生计剥削无余，军政饷需同归断绝。在汉各行处于非法势力之下，无可抵制。敝会各行为保全金融大局，维持人民生计起见，即日停止武汉往来，以与隔绝。（注：《上海银行公会致蒋中正巧电》（上海，1927年4月18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2册（1927年4月），蒋档，第160489号。）
南京国民政府同时（4月18日）亦告成立，20日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举行正式成立典礼，负责统一江苏及上海财政及办理对外借款，陈光甫勉为其难出任主任委员，他私下对朋友表示：“南京委弟为财政次长、财政厅长、政治委员、财政委员等差，弟以专心本行业务，当此时局，尤不愿兼顾外事。［当］已将财次、财厅、政治委员三事辞去。惟财政委员一事，尚未能完全摆脱，痛苦已极，如熟友及与我行有关系之人问及，希为解释，以免发生误会，是所拜托。”（注：陈光甫在蒋介石力邀下就任江苏省财政委员职务，但力辞财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及政治委员，财政次长一职请张嘉璈、吴荣鬯向蒋改荐钱永铭自代。《陈光甫复蒋介石函》（4月23日）、《蒋介石致陈光甫电稿》（4月25日），《“四·一二”政变前后陈光甫史料选》，《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05页。）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定常务委员7人，钱永铭、吴荣鬯、王晓籁为驻沪委员，汤钜、钮永建、缪斌为驻宁委员，汤济沧为往来宁沪委员，并在南京组织办公处，委托汤钜委员完全负责办理。（注：原名单中的柳亚子易为缪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21日第77次政治会议，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等列席报告与财政有关系者，除宣布各种公债及官厅借款有契约者继续有效外，又条陈处理中央银行钞币办法3项：(1)临时兑换券系一种临时军用券之性质，今后请不再发行，已发行者在未有办法以前听任之或由财政委员会续发戳记，于各地商会限期编号盖戳，暂准流通；(2)三省通用大洋券在汉口之中央银行已大多数收回，三省通用小洋券流通在江浙者极有限；(3)汉口大洋兑现券在汉口方面业已停止兑现，应请明令禁止流通。（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77次会议纪录》（1927年4月21日），第1-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党务会议纪录及组织专档：中央政治会议档（以下简称“中央政治会议档”），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文件号：00-1/33。）又请加派俞飞鹏为兼苏沪财政委员，常川驻沪。（注：《陈辉德陈其采呈蒋中正漾电》（上海，1927年4月23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2册（1927年4月），蒋档，第160507号。）嗣后蒋续加委成铣、张寿镛、张定璠、潘宜之、陈群、徐庆云、徐新六、胡筠、陈炳谦等人为委员。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及江苏财政厅设立之前，所有上海及江苏省属于中央征收机关及地方财政机关，均归苏沪财政委员会直接管辖。（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5页。）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未正式成立前，为因应蒋介石迅速筹汇1000万元的要求，先行议定发行江苏二五附税库券1000万元。惟募集尚需时日，蒋于3月31日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及上海银行公会，特派陈光甫为财政委员接洽筹垫300万元饷款，以发行二五附税库券作抵。经上海银钱业公会讨论，4月1日决定由银行公会借200万元，钱业公会借100万元，4日由苏沪财政委员会与两公会订立借款合同，因主任委员陈光甫尚未到任，由委员陈其采经手。（注：钱业公会的100万元，由入会的84家钱庄每家垫借银11900元，加上该会凑垫400元构成。《上海钱业公会讨论为蒋介石筹垫三百万元饷款等情议录》（1927年4月1日）、《蒋介石为募集饷款以江苏财政委员会名义与银钱两业两次订立垫借合同》（1927年4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1、57-58页。）其时需款孔急，在江苏二五附税国库券1000万元未及募集前，苏沪财政委员会已迫不及待地又向上海银钱业公会提出再续垫300万元的请求。4月25日陈其采出席银钱业联席会议，商量按第一次垫款办法，签订第二次垫款合同。（注：《蒋介石为募集饷款以江苏财政委员会名义与银钱两业两次订立垫借合同》（1927年4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8-59页。）两次垫款共筹得60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单独负担120万余元。（注：《蒋介石与宋汉章为中国银行预垫库券一千万元往来函电——宋汉章五月十三日函》，《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6页。）
蒋介石嫌财政委员会筹款迟缓，且不得法，4月23日，请张人杰出面，催促并指示限4月底筹足1000万元，而前此筹300万元在外（注：《蒋总司令致张人杰梗戍电》（南京，1927年4月23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5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5页，蒋档。）；并电俞飞鹏“立催勿缓为要”（注：《蒋总司令致俞监督飞鹏敬电》（南京，1927年4月24日），《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之(2)》第4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3册，第112页，蒋档。）。26日，俞飞鹏向蒋报告：“江苏财政筹来两百万，当付东路总指挥部五十万，海军三十五万，夏季军服三十五万，余八十万解宁。”然蒋严电回示：“此间非有三百五十万元不能度月，务望严催蔼士兄万勿延缓。”（注：《俞飞鹏呈蒋中正宥电》（上海，1927年4月26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2册（1927年4月），蒋档，第160520号。）由于蒋的严切，浙江财政厅长陈其采27日请辞，蒋介石婉言挽留：“弟对知己视若手足，惟性躁烈，更少检束，获咎之处请谅之。”（注：《省克记》第1卷（1915年至1927年6月），第11页，《文物图书》，蒋档。）其后，陈其采对蒋表示：“患难之事何敢言辞，惟官吏非所愿为，不得不于尊前表明素志。至大局未定以前，除财厅外，无论何事，均当效力。”（注：《陈其采呈蒋中正元电》（杭州，1927年5月13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89号。）蒋介石认为江浙两省为财政中枢，因乏人负责，以致催筹款项，此推彼诿，缺乏具体办法，因此又电请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赴南京主持其事。（注：《蒋中正电杭州张人杰请速来宁主持财政》（1927年4月27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7/56。）
同时，陈其采和俞飞鹏奉命于4月底再力筹400万元。（注：《蒋总司令致陈蔼士俞飞鹏感电》（南京，1927年4月27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6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6页，蒋档。）蒋介石并特电陈其采和财务委员，说明如下：
二五券只续抵三百万元，何以为事，请兄等破除情面，尽力革命，二五附加税最少须抵一千万元，限月底缴足。且对于江浙财政应速定大计方案，万不可借债度日。江苏征收机关至今尚未恢复，浙江收入亦无把握，财委会万不可为垫借二五抵税而设，为他人之口实也。（注：《蒋总司令致陈蔼士及财务委员感电》（南京，1927年4月27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7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7-138页，蒋档。）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奉蒋介石命筹议发行国库券。原开会公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2000万元，经政治会议修正，发行定额改为3000万元，并限于5、6两个月交足。（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83次会议纪录》（1927年4月28日），第1、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第3页。）“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于5月1日发行，指定用途是供国民政府临时军需及其他建设之用。即日起所收二五附税即拨充库券基金。（注：二五库券以二五附税全部充作基金，和银钱业前600万垫款合同有所抵触。《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1927年5月13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3号（1927年5月21日），第12-13页；《银钱两业联席会议讨论承销二五库券五百万元议事录》，《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1页。）国库券基金的管理，是成立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以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李铭为主任委员，他同时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委员，是上海金融界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注：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代表各界的14位委员名单如下（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关于附送库券条例并催派代表组织保管委员会函》（1927年4月30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5-99页。）：
中央特派：邓泽如、张人杰、林焕庭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徐国安、虞洽卿
上海银行公会：李铭、叶扶霄
上海钱业公会：谢韬甫、王伯埙
上海商业联合会：吴蕴斋、吴麟书
上海总商会：林康侯
上海县商会：朱吟江
闸北商会：王晓籁
其中李铭、虞洽卿、叶扶霄、林康侯、王晓籁等都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非常密切。上海金融工商界认募二五库券，是为了“防止军阀与共产”，而在政治上选择南京国民政府，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库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注：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第43-44页。）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金融工商业界支持蒋介石所得的回报，同时加强了蒋和上海金融工商业界的合作关系。（注：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第88页。）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由上海金融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元。二五库券分配如表3。银钱两业因前已有600万元的垫借，负担总额达1100万元。银钱业的500万元，由两公会所属26行承购，其分配见表4。其中钱业占34%，中国银行占21%，交通银行占10%，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合占12%，上海、兴业、浙江南三行合占8%，宁波系的通商、四明二行合占4%，安徽系的中国实业、中孚二行合占2%。各银行中，中国银行所承购的数额是最多的，而所谓“江浙财阀”或“江浙财团”实占了8成。
表3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承购分配表
单位 金额（万元）
百分比(%)
银行业与钱庄业
500
17
商业联合会及三商会300
10
江苏省
700
23
浙江省
500
17
上海绅商 1000 33
总额
3000 100
资料来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5页。
表4 银钱业承购500万元二五库券分配表
单位 金额（元）
比例(%)
钱业公会1680000
34
中国银行 982800
21
交通银行 504000
10
金城银行 168000
3
盐业银行 168000
3
大陆银行 168000
3
中南银行 168000
3
上海银行 168000
3
兴业银行 168000
3
浙江银行 100800
2
四明银行 100800
2
通商银行 100800
2
中孚银行 67200
1
中国实业 67200
1
其他 428400
9
总计5040000 100
资料来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与银钱两业商定承销库券五百万元有关函件》（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89-90页。
由于需款急迫，募销库券缓不济急，蒋介石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为1000万垫款而发生冲突。蒋在1927年5月3日亲电宋汉章，请竭力设法先行预购二五库券1000万元，限于5日交上海财政委员会，特派张人杰、俞飞鹏前往提解。并语带威胁地表示：“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运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惟贵行为沪上领袖，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注：《蒋中正电宋汉章请竭力预购二五库券一千万解交上海财委会以助北伐》（1927年5月3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12。）中国银行各行自北伐以来对革命军的垫款，加上是年4月两次银钱业垫款600万元所承担的120万元，已先后垫借达669余万元，实有困难。俞飞鹏至上海协调，嘱以各行垫借之款，可由上海分行报告总司令部，以便向各军扣抵应发之款，至于1000万元，望能勉力筹措。即以江浙两省各分支行所收库券款抵还。（注：《蒋介石与宋汉章为中国银行预垫库券一千万元往来函电》（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89页。）张人杰意中国银行至少须先有400万元以济急需，将由张人杰、蒋梦麟、张嘉璈3人约定8日付清。但届时中行仅交出200万元，余款托陈光甫代为恳缓，经俞飞鹏通融，展限至15日缴足。然过期中行仍未付，屡催屡延，俞以为其毫无诚意，当下声言，非于19、20两日缴足400万不可；若仅补交200万，不予收受。况蒋也迭电中国银行，而无只字回复。蒋为此事责怪俞飞鹏办事不力，特谕：“当时宋允即日付清，而兄为其缓约，此种奸商，何可讲情理，望负责交涉，令其速出六百万元。”（注：《俞飞鹏呈蒋中正皓电》（上海，1927年5月19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67号；《俞飞鹏致陈光甫19日函》（1927年5月19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6页。）陈光甫居间接洽，由沪行勉力先垫200万元。再另行筹措200万元，陈仍多方设法，均难达成。宋汉章虑骤垫巨款，恐动摇市面，不敢冒然同意，特由在沪董事邀集宁浙两行行长来上海相商，再行筹垫200万元。（注：《蒋介石与宋汉章为中国银行预垫库券一千万元往来函电》（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0页。）宋汉章只回复蒋前已付200万元，未言续付200万元。蒋因而责宋“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电饬沪行限23日以前缴收补足1000万元。（注：《蒋中正电俞飞鹏责宋汉章无信义令上海中国银行补足一千万元》（1927年5月2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59。）蒋介石并亲函宋汉章责以资助共产政府：
先生为国为行苦心维持久已钦佩，中正虽愚，如无急需，断不有求于长者，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以一千八百万元报效之数，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涂毒同胞，殊堪痛惜。此次沪上借款，以有确实二五税作抵，信用卓著，而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明达如先生，想不至此。今前方急进，饷糈万难，务请于二十三日以前沪行设法补足一千万元，交俞监收领。（注：《蒋中正电宋汉章前付共产政府一千八百万元此次借款竟作梗限期补足》（1927年5月2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60。）
俞飞鹏和陈光甫夹在两造，最是为难，俞对陈表示：“中国银行垫款因无诚意，屡次延期，业奉总座谕须着该行缴足四百万元，如仅补缴二百万，不予收受，当经函达转致在案。弟意此事咎由该行自取，而在吾兄则有为难，但已奉谕前因，弟亦不能擅专，盖允其补缴二百万，则有背总座命令，若必收足四百万元，则对兄未免寡情。”俞旋又奉命向宋催缴1000万元，使得事情更难处理。（注：《俞飞鹏致陈光甫21日函》二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6-297页。）蒋介石也为此责备俞飞鹏：“上次资付二百万，以兄准其延缓，故有今日拖赖。今后如此，以公事作私情，不顾全局，可也？”（注：《俞飞鹏呈蒋中正梗电》（上海，1927年5月23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4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655号。）最后经陈光甫、顾馨一、秦润卿3人出面与宋汉章磋商，再由沪行垫解200万元，合前为400万元，并允诺其余600万元负责代为劝销库券。（注：《陈光甫致蒋中正5月24日电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8页；《蒋介石催促中国银行限期缴足垫款一千万元有关函电》（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07页。）但蒋以宋汉章限期缴足1000万元事的答复，语意不明，款数及时期未定，延宕无期，深为不满，电陈光甫、俞飞鹏和张人杰严切要求：“今日汉口中央币已不通用，而其尚能支持者，全赖中国行币，而我政府竭蹶，如是乃反吝惜至此，虽其心可谅，如为法言，不谓其阻碍革命，亦有意附逆而不可。请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忌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注：《蒋中正电陈光甫限宋汉章缴足一千万元至今延宕请交涉本月内收足》（1927年5月），《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66。）
事后陈光甫特为中国银行垫款事，向蒋进言：“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注：《陈光甫劝说蒋介石宜慎重处置中国银行垫款事往来函》（1927年6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09-110页。）蒋介石亦复函陈光甫表白：“财政困难，责任綦重，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非贤劳决不能胜任，且非吾兄亦决不著信集事也。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注：《蒋中正复陈光甫6月7日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00页。）
当时正值兵马倥偬之际，又有政治上的国共分裂问题，军费筹措的困难势急如星火，不难想像。5月下旬，蒋介石连电陈光甫、钱永铭、俞飞鹏和陈其采等表示饷项奇绌，非有四五百万元到宁，不能维持。（注：《蒋中正电饬陈光甫等定日内渡江督师请于二十四日前解五百万元到宁》（1927年5月21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65；《蒋中正电上海陈蔼士饷项奇绌下杪非复借四百万元不能度日请责成》（1927年5月28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90。）
由于4月底至5月上旬军需至为紧急，蒋介石要求苏沪财政委员会在4月底筹足1000万元，5月份筹500万元，银钱两业除4月份的600万元垫款外，又由苏沪财政委员会向各发行银行商垫300万元，总款高达900万元。中国银行先后由沪行垫款400万元，宁浙两行垫款200万元，共垫600万元。垫款均由库券预约券暂作抵押，由该会向各处推销，俟券款收到陆续清还。又因商业联合会和三商会经募之款，一时不及收齐，特由该团体出面向交通、上海、中南、金城等银行借款，均约定于7月初清还。是以陈光甫指出：二五库券能按时募集完成，是由于金融机关的合作。此外，南洋华侨以二五库券是为国民政府肃清共产党、继续北伐之用，亦曾慷慨应募。但外商所设立的银行、工厂、公司及储蓄会等，对二五库券未予赞助。（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5-118页。）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财政部未能立即成立，蒋介石初属意虞洽卿为财政部次长，而以张寿镛兼为江苏财政厅长，或任钱永铭亦可。但虞洽卿不肯就，商由钱永铭出任，未到任前由张寿镛兼代。（注：《蒋中正电张人杰商讨财政处厅等金融机构人事及速成立上海中央银行》（1927年5月2日）、《蒋中正电催古应芬速成立财政部及谈政次人选》（1927年5月1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8、2010.10/4450.01-008/29。）江苏省政府于5月2日成立，前方军费万急，措筹刻不容缓，张人杰于是和俞飞鹏商量，亦拟以财政次长一席畀钱永铭，所有库券抵押事项，请其接洽办理；江苏财政厅长一席，则授张寿镛，除办理厅务外，财次公事亦请代拆代行。（注：《俞飞鹏呈蒋中正支电》（上海，1927年5月4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46号。）财政部次长钱永铭于5月26日就职。为统一财政计，又特设中央财政委员会，依中央政治会议之议决，指导全国财政，由中央政治会议于委员推定3人及财政部长、次长5人组织之。财政委员会得拟定并审查财政计划，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核定。关于指导财政之事项，呈由政治会议交国民政府执行。（注：《中央财政委会组织条例》（1927年5月8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3号（1927年5月21日），第14-15页。）财政委员会委员为古应芬、钱永铭、胡汉民、蒋介石和张人杰5人。（注：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页。）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南京办事处于5月25日移交江苏财政厅，浙江财政委员会则于5月31日结束，一切事务移交浙江财政厅长接管。代理财政部长古应芬6月1日在南京就职。（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97次会议纪录》（1927年5月25日），第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01次会议纪录》（1927年6月3日），第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3。）蒋介石在5月初就催古应芬来宁负责东南财政，以期“通筹兼顾，进行无碍”（注：《蒋中正电告李济深东南财政须古应芬来宁负责上海中央银行应先设立》（1927年5月2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5。）。当时南京还有赖中央银行粤行钞币运沪接济，财政部长古应芬在广东调度，中旬汇宁百万，并允陆续加汇2万。军费也由军需处汇来百万支持。（注：《李济深呈蒋中正兑巳电》（1927年5月13日）、《俞飞鹏呈蒋中正皓电》（上海，1927年5月19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24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98、160630号。）
南京财政部成立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于6月2日呈请中央政治会议及蒋介石，将该会管理中央及地方财政各机关事权，分别移交财政部及江苏财政厅接收，但仍负责办理二五库券。（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6页。）苏沪财政委员会改为建议审核机关，得受财政部及江苏财政厅之委托处理事务，所有关于江苏及上海财务行政事即于6月21日停办。（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93次会议纪录》（1927年5月13日），第5-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3；《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6页。）浙江财政厅长陈其采在是月12日再次称病请辞，蒋介石还是慰留：“务请勉为其难，万勿辞职，如有为难，弟可疏通办理。”（注：《陈其采呈蒋中正文电》（杭州，1927年6月12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5册（1927年6月），蒋档，第160704号。）
6月15日，张嘉璈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召集之财政会议，他与蒋介石再四讨论中央财政，决定每月不可超过1600万元。张估计当时中央收入不足500万元，每月银行界可吸收公债或国库券之数，不过七八百万元，故盼望中央支出，每月以1400万元为度。惟蒋坚持应增加200万元，张嘉璈只好同意。7月1日，宋汉章以患神经衰弱重疾极需静养为由，自请专任常务董事。究其原因，乃为3月、5月间借款事引起彼此不快，恐以后难免发生类似情事。上海分行经理遗缺，调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继任。（注：《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6页。）
财政次长钱永铭代理财政部务时，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古应芬部长任内，政府为整理事业补助国库，1927年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以全国盐余为基金，在国民政府未统一以前，以江苏、浙江两省盐税全部收入作抵。（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民国十六年盐余国库券条例》（192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8号（1927年7月11日），第4-6页。此项库券印就后，以军事复兴，只向银行抵押500万元，前已将续发二五库券如数换回，不再发行。贾上毅：《民国财政史》续编中册，第四编：“公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3页。）后财政部请将军政费搭发盐余国库券，办法要点如下：(1)前敌军费搭发库券1成；(2)后方军费搭发库券2成；(3)政费搭发库券2成；(4)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所发后方军费、省防军费及各机关一切政费，一律搭发库券2成；(5)各省扣存应发军费政费2成现金，按月照搭出库券额面解缴财政部，不得截留。（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17次会议纪录》（1927年7月25日），第12-1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4。）
宁汉分裂后，双方竞相争取冯玉祥的支持，6月20日，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等举行会议，商讨北伐及应付武汉等大计。翌日，冯玉祥态度动摇，不能履行约定，经黄郛、李煜瀛、李烈钧询问，得知系经济有所困难，蒋闻之，立即允诺：“由余负责，每月发两百万元资助焕章。”（注：王宇高等编：《困勉记》卷7，《文物图书》，蒋档。）此举对于坚定冯玉祥支持宁方，促使武汉政权的瓦解，具关键性的作用。
财政次长钱永铭在1927年9月15日离职时，发表报告说：“自国府成立（四月十八日）以来，军政所需，支出达四千余万元之巨。财政部筹款异常困难。幸赖财政委员会诸君，暨银钱会、商会各界协助，得以发行二五库券，于短期内募集足额。”又“按所发二五附加库券收入二千余万元，银行垫款一千三百余万元，其它各项收入只一千余万元。军费支出占去四千一百余万元。”（注：《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7页。）
从上海商业联合会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及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员，实网罗了上海财经界的重要人士。有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尤其是隶籍江苏的张嘉璈、陈光甫，浙江的李铭、钱永铭4人贡献尤著。（注：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85页。）其实王晓籁、虞洽卿、吴蕴斋的重要性也不稍让。蒋介石利用同乡之谊，又坚持反共立场，俾便得到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顺利筹款以济军饷，是其后能在南京立足的重要因素。由于二五附税国库券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之全部收入为抵押担保，利息月息7厘，事实上银钱业从中也取得相当可观的利润。（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8页。）上海金融工商界代表组成基金保管机构，加强了公众对该券的认同，进而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务信用。（注：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第92页。）其后孙科在10月继任财政部长，继发行库券2400万元，其中即以1000余万元归还国民政府在南京初立时对银钱业的欠款。（注：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报告书》，1928年6月7日《中央日报》，第2张第1面；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76页。）政府对财经界力求信用的维持，也是金融界能继续支持政府的原因。
六、结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势如破竹，宋子文统一广东财政有成，使饷糈不虞匮乏，方得维持战力。由于革命军的行动带来长江流域的震动，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界也格外注意南方的发展，南北银行界纷纷与革命势力进行多线联络，而其中张嘉璈和陈光甫等人思想开通，倾向革命，反对军阀，故在革命军北进时，即暗中予以协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至交黄郛，在南北银行界亦有相当的影响力，居间联络，促使上海金融界支持革命势力。钱永铭、陈其采因与陈其美及蒋介石的渊源，也在南京国民政府初立时，扮演重要的角色。蒋介石早年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活动，结识虞洽卿、张人杰等人，是其日后在沪宁地区争取金融界支持的联系管道。
上海金融界支持蒋介石，同乡之谊也是重要的原因。上海金融界人士江浙籍占了大多数，尤以浙江宁波为核心。而协助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联络和筹办饷务的人员，如张人杰、张寿镛、俞飞鹏、徐桴、孙鹤皋、周骏彦等人也都是江浙籍，中国人对同乡情谊的特别看重，对强化双方的合作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
国民革命军进展到沪宁，战线的拉长，造成广东饷源不济，因此必须在上海开辟财源，革命阵营因国共问题而濒临分裂，双方都积极争取上海金融界的支持。此际，蒋介石与宋子文为理念与饷源的冲突分道扬镳，而上海财源则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上海金融界支持蒋介石，也基于其反共的坚定立场及兼顾资本家和劳工利益的调和政策。当时武汉政府手段激烈，采取金融封锁政策，造成上海金融界的恐慌，故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寄以厚望。
蒋介石对沪宁地区财政的掌控，先有上海商业联合会的成立，由虞洽卿领导支持蒋的工商金融团体所组成；在政府正式部会未成立之前，先成立临时的专属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网罗上海重要的工商金融界人士，并安排部分蒋的亲信在内，总司令部兵站总监兼江海关监督俞飞鹏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负责在上海筹办饷务。同时敦请素孚人望的陈光甫主持其事，浙江和江苏的财政委交陈其采、张寿镛负责，尚称得人。政府向银行垫借巨额之款，发行二五附税库券，成立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除政府代表外，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县商会和闸北商会各有代表，由李铭担任主任委员，以增其公信力。各种因缘聚合，使蒋介石得到当时上海金融界重要领导人物的支持，有助于获得银行垫借，应付财政难题。
在远水救不了近火，二五附税库券尚不及募集而大军待发、军饷吃紧的情况下，蒋介石强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0万元，造成蒋和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汉章的紧张关系。两人在3月间为提借100万元引发不快，5月间再为1000万垫款事冲突。宋汉章按银行向例作风行事，不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引起蒋的不满，以曾捐助北方军阀，及资助共产政府相威吓，也使负责提款的俞飞鹏被蒋责备办事不力，陈光甫夹处其间亦有难色。宋汉章案正反映上海金融界和蒋之间既合作又有冲突的关系，双方也各有立场与难处。面对蒋的强势手段，金融界人士尚欲保持独立自主的一面，陈光甫基本上仍不愿涉入政治，想维持银行家的本色，对蒋也不完全屈从。
南京国民政府初立，由陈光甫出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过渡，迨财政部正式成立已到6月，财政部长由广东的古应芬出任，说明当时的财政仍需广东支持，而非完全依赖沪宁地区。财政次长则委派上海金融界的要人钱永铭出任，对于政府财经基础的稳定，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上海商业联合会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及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蒋介石以同乡关系及反共立场，得到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大力支持，顺利筹款以济军饷，是其后能立足南京，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力求信用的维持，彼此互蒙其利，则为蒋能继续获得支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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