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特征_社会价值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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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迁，但人们对价值观究竟发生了何种变迁却仁智各见。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要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迁，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变迁。①本文并不探讨价值观变迁本身，而试图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变迁程度之急遽与平缓的交织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转轨，实行了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也发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变化。这种空前大变局，构成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基本内涵和景观。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方式、目的和步骤等各个方面都与苏联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方式，而是采取渐进式的稳健的改革方式；第二，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推翻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第三，在改革途径和步骤上，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并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和中心，同时审慎地配合以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上述改革方式、目的和步骤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但改革的基本取向和基本方针不会也不应有本质性的变化。

       由改革开放的上述基本取向和基本方针所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呈现出急遽与平缓的辩证交织，即价值观变迁总趋势的平缓与间断性的转折。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整体向个体、理想向世俗、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其总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平缓的过程，而不是断裂式和颠覆性的变化，但在这种总趋势中却又穿插着一些标志性的、具有观念冲突色彩的价值观转折事件，譬如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先后发生的实践标准大讨论、人生观问题大讨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大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等等。这些致使价值观变迁的“观念事件”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相结合，促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意义的变迁。

       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呈现急遽与平缓辩证交织局面的重要因素，还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急速性和深刻性与政治体制等其他领域改革的审慎性和稳健性的关系上。也就是说，由于提倡经济改革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因而经济体制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和转轨，这就势必导致价值观的急遽变迁。由此也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急遽性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即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变迁，主要发生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之中，发生在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和转轨之中。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常常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失序、道德失范、价值失落等都归咎于经济体制转轨或市场经济，尽管这种归因法是有问题的，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价值观的变迁及其急遽性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当然，我们不能说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关，而只是说，由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政治生活领域改革的审慎性和稳健性，这些领域的价值观变迁更多地表现出平缓性的特点。譬如，在政治生活领域，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同时大力提倡一元的主导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因而价值观变迁就显得不那么急遽和剧烈。

       二、价值方向之主导与主流的裂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从变迁的侧重点来看，主要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不是主导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里有必要厘清两个通常被忽视或者被混淆的概念：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人们在使用“主导”概念时，总是将“主流”概念暗含于其中；或者，直接将“主流”概念等同于“主导”概念，例如，在使用“主流意识形态”概念时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状况。所谓“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认为，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是有明显区别的。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通常是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它对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主流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指向大致相同的方向、被大多数民众所信奉、或者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价值观。

       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一致、矛盾、对抗等多种表现形式。当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处于一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是和谐与稳定的；反过来说，一个社会是和谐与稳定的时候，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和谐与稳定，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往往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又必须把握好这种矛盾的度。如果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尖锐对抗，那么，这个社会必将不会稳定，甚至有崩溃的危险。还有一种情形需要特别指出，即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完全合一，或者说只有主导价值观而没有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社会处于不正常和高压状态，它恰恰潜伏着极端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文革”时期即是如此。

       根据上述对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两个概念的分析，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观的，而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则完全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处于绝对同一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出现了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变化，同时，中国社会仍坚持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以这些价值观作为社会各种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排斥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的存在，相反，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的主导价值观与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能够相容共济②；同时，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它们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虽然社会主导价值观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主流价值观却发生了重大改变。于是，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势必形成一种张力关系，甚至发生某种裂变。在这种情况下，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就会对作为主导价值观的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产生某种疏离和冲击，从而导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失衡，也就是说，会导致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倾斜。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失衡或倾斜通常以所谓价值观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价值期望之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表现在价值期望和追求上的特征，就是在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间存在着错位，或者说，主导价值观所提倡的理想价值观与公众所奉行的现实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可以通过两组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我们通过“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关于“分配价值观”的问卷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人们在分配价值期望上“应该”与“实际”的错位，以此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公众价值期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这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应该获得高收入？”(限选三项)被选项包括：(1)有文化有学历的人；(2)当官的人；(3)有资产的人；(4)有社会关系的人；(5)脑子聪明的人；(6)有技术专长的人；(7)家庭背景硬的人；(8)胆大敢干的人；(9)吃苦耐劳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人们对分配价值的期望和理想：在6203个作出回答的人中，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和“吃苦耐劳的人”这三种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最高；认为“家庭背景硬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当官的人”这三种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最低。上述所有九种人被认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分别为：“有技术专长的人”为75.3％，“有文化有学历的人”为72.6％，“吃苦耐劳的人”为50.4％，“脑子聪明的人”为30.3％，“有资产的人”为15.9％，“胆大敢干的人”为15.6％，“当官的人”为13.2％，“有社会关系的人”为6.3％，“家庭背景硬的人”为3.9％。从上述人们关于“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数据和期望值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的价值期望与社会的正常发展进步所需要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现实生活的直觉和经验中，人们却感到所期望的即“应该”获得高收入的群体与实际收入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反差，特别是对“当官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人们所感知到的实际收入水平与人们认为他们“应该”获得的收入水平的反差最大(见表1)。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存在着价值期望与现实价值状况的错位。③

       其二，我们通过有关“生活意义”的问卷调查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公众价值期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调查：“假定以下人都很有钱，您觉得哪些人的生活比较有意义？”(可以多选，但最多选五项)选项为以下十类人：(1)科学家；(2)艺术家；(3)慈善家；(4)运动员；(5)教师；(6)银行家；(7)市长；(8)侦探；(9)医生；(10)厨师。对此，共有4549人作了13237次选择，其中在选择次数和个案数中，选择科学家的比重最大，分别为17.2％和50.1％；其次是教师，分别为16.4％和47.7％；然后依次排名为艺术家、慈善家和医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择银行家的为倒数第一，分别是2.4％和7.1％；选择市长的为倒数第二，分别是3.8％和11.2％。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公众心目中社会地位高的职业并不一定是人们向往的职业，更有意义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人们追求的生活。譬如科学家和教师令人尊敬，其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堪为公众道德生活的楷模，但在当下中国却难以成为理想职业的范本和现实生活的样板。相反，市长和银行家却是令很多人羡慕或嫉妒的对象，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有各种负面新闻见诸媒体，其道德品质也难以保证，但他们却可以满足某些人的权力欲或使之过上物质富足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表现在价值期望和追求上的特征，就是发生了价值理想或价值追求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之间的错位。正所谓“可敬的东西不可行，可行的东西难起敬”。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众对价值的期望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所要求的价值观是十分吻合的；但我们同样发现，公众在现实生活及其追求上却更多地倾向于非常“现实”的价值取向，这就自然会导致公众价值观在价值期望与现实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

       四、价值实践之行为与观念的脱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表现在价值实践上的特征，就是价值主体在践行某种价值观时出现了价值行为与价值观念的脱节。譬如，当前中国人并不再信奉整齐划一的某一种价值观，而是面临并趋向更多的价值选择，并会在行为上更多地向个人价值、世俗价值和物质价值倾斜，从而导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从前者向后者的倾斜，并越过了平衡点，出现了从原来的那个极端(如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另一个极端(如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物质价值观)的偏移。这就是我们现在能随处看到、感受到的人们价值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失范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主体在观念上认同和接受了这种价值观变迁存在的倾斜，相反，人们往往会在观念上倾向于价值观变迁之前原来的那一端，诸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等，或者在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之间寻求一种“观念”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平衡，我们称之为“虚假的价值平衡”。也就是说，人们“知道”应该按照某种价值观行事，如按照集体主义价值观行事，但却不愿去“践行”这种价值观，甚至在行为上往往按照个人主义价值观行事。有学者通过调查数据对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变迁的情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变迁只是体现在价值行为上，而不是体现在“价值判断”或“价值认同”等观念上。“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否已经完成了从团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是否也随之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调查数据看，至少在价值判断上，这个转化还不十分明显。虽然，人们普遍相信，现在是个人主义的时代，但不论在哪个年龄组，都有90％的人‘完全同意’和‘同意’以下说法：‘一般来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为了验证人们对上一个说法的回答是否真实，问卷还从反面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已经过时了。’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年轻人非常多，达75％；中、老年人反倒少一些。这意味着，至少在价值认同上，集体主义还没有过时。”⑤所谓“至少在价值判断上”和“至少在价值认同上”的措辞，足以说明人们最多只是在“观念”上认同而不是在“行为”上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此，有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在价值判断上，中国似乎并不存在全面的价值迷失、价值崩溃。……但必须承认，在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的行为准则未必会落实在每个人的实际行为中。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之间一定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⑥这种所谓的差异实际上就是行为与观念的脱节，这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过程中表现得确实比较明显。观念上认同而行为上不践行，除了长期的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等因素外，也许还反映了价值观变迁过程中价值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狡黠或机智”。

       五、年轻人价值观的肇始作用

       按照米德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是三种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文化模式和类型。“后象征文化”与传统文化和老年文化密切关联，在这种文化模式中，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机制在代际间就是一种“灌输”和“复制”：老年一代将永远没有变化的文化灌输给年轻一代，年轻一代只是复制同样是永远没有变化的老年一代的文化。在“后象征文化”中，“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所接受和传授的都是同一套信息”⑦。这样，文化的传承就是非常平滑的，没有曲折和变化。“互象征文化”是一种“现存(实)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虽然老年人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但作为对“后象征文化”突破的一种文化模式，它导致了一代人(米德称为“同辈人”)中的每个成员都要以他的行为给同代人尤其是青少年作出榜样。在“互象征文化”中，同辈人既受上一代人的影响，继承着上一代的文化，更表现和创制出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文化。而“前象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未来文化和“青年文化”，在这种文化模式中，年轻人有一种“否定现在和过去的现象”。米德认为，一种崭新的文化模式即“前象征文化”模式正在进入现代社会，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总是以一种否定、解构和超越的方式发挥着对文化的传承作用，从而在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从代际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具有较鲜明的“前象征文化”的特点，年轻人已不再是成年人社会的附庸。相反，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年轻人价值观对社会价值观的肇始甚至引领作用。

       在社会加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中，年轻人价值观相对于社会价值观而言一开始就具有先行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通过对年轻人价值观的一项大型调查认为，研究年轻人价值观念的演变，乃是研究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最佳视角，这是因为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过程中，年轻人的先行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⑧年轻人憧憬未来，对社会有着较高的期望值，对事物变化的反应最敏感，因而最少保守思想。与成年人相比，最大限度地向未来开放是年轻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往往代表着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标志性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譬如，1980年对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生观大讨论”，其最值得深思的倒不是年轻人最终在确定某种新的人生价值准则方面是否达成了共识，而是他们毫无保留地摒弃了改革开放前一直居支配地位的人生价值准则。这场讨论表明：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对一系列事件或现象的价值评价才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才有机会第一次勇敢地表现出来，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如大讨论、文艺作品、学术研究等)汇成一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演变的趋势。1988年的“蛇口风波”也可以说是一次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价值观念最前沿的青年所抱持的价值观与现成价值观的碰撞，并通过这一碰撞使青年人有机会针对现成价值观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一些振奋全社会精神状态的价值观方面，也同样如此。20世纪80年代最振奋人心的口号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一个最能表现当时中国青年建设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口号。这个口号不仅仅是青年人的口号，也得到了社会所有群体的支持和赞同，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口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这主要也是由年轻人在价值实践中所肇始和推进的。正因为如此，以价值观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为重要特点的年轻人价值观一方面往往遭到来自主流社会的反弹、指责和诟病，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却又不无反讽和不可抵抗地随之奉行他们所指责和批评的年轻人的价值观。

       年轻人不仅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先行性，而且在价值选择等价值行为方面也勇敢地进行了一些新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价值标准越来越多元化，价值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这给年轻人勇敢地进行价值实践和价值探索提供了广阔空间。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年轻人在价值实践方面的各种“热点”，如“经商热”、“海南热”、“出国热”、“三资企业求职热”、“下海热”、“上网热”、“消费时尚热”、“考研热”、“考公务员热”……诸如此类的各种“热”，反映了年轻人价值观演变进程中相伴而生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选择，它们一次次构成了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价值观的“洗礼”。在这一次次“洗礼”中，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

       当然，在社会价值观演变过程中年轻人价值观演变的先行性和对新的价值实践的尝试，并未对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构成颠覆性的威胁，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当代青年价值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们的观念演变并没有显示出对于传统的全盘否定，也没有显示出与主导价值体系绝对对立的倾向。当代青年价值观念演变与整个社会演变趋向基本上是步调一致的，虽然在许多方面他们接受新观念的速度要快于成年人，但他们的观念演变没有过度超前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某些传统意识和道德规范仍对青年价值观念发生影响，从而限制了某些极端倾向的发展。这就使得我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没有发展到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那种现象——青年人对现存社会的全面反叛，激烈的代际冲突，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和主导价值体系的对抗。这种渐变的演进步伐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荡。”⑨

       注释：

       ①参见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②崔立勇：《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论》，《湖湘论坛》2012年第6期。

       ③以上调查数据见石秀印、许叶萍：《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成员共享的核心价值观》，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69-172页。

       ④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154页。

       ⑤⑥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91页；第102页。

       ⑦玛格丽特·米德：《代沟》，曾胡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25页。

       ⑧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演变研究》，北京出版社，1993，“概述”第一部分；“概述”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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