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社会与晚唐咏史诗的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史诗论文,社会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诗发展到晚唐，咏史诗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是继盛唐的倾于理想、中唐的偏于现实后，唐诗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现，乃是晚唐诗人在理想业已破灭、现实又令人失望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欲以历史为鉴来观照现实，改变现实，以图重新唤回那早已逝去的美好理想的最后尝试。因此，晚唐咏史诗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医救岌岌可危的社会凋敝和衰败，力促王朝的再度复兴。在这一中心主题的统率下，晚唐咏史诗的作者们为抑衰图兴开出了许多不同的处方，概言之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伤衰微 图中兴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即从其全盛的巅峰跌落下来，至晚唐则已衰微到难再恢复元气的地步。作为政治上最敏感阶层的广大士族知识分子，深感仅以直书现实的写法已难唤起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注意，唯有超越现实而触及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国破家亡这一严重后果，才能稍稍刺痛一下统治者的心，以唤起他们在迷蒙中有所警醒。
晚唐前期，唐王朝的衰微尚不为甚，如果及时挽救，或许医救有望，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即开创了以史刺今、敦促统治者莫走覆亡老路的创作道路，而杜牧、李商隐则为其先驱。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杜牧之所以“断杀肠”，是因为“闲起前朝念”；隋炀帝、汉梁王的所作所为，不正是本已衰微虚弱，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从而衰微虚弱得更快的晚唐王朝的写照吗？许浑的《金陵怀古》对这种所作所为的严重后果揭示得更为具体严峻，他告诫统治者，如果还象陈后主等六朝统治者一样醉生梦死，不图进取，那么，那松楸满坡的坟墓，那禾黍离离的六朝故宫，将是当今统治者要重蹈的覆辙！
晚唐中期是社会危机进一步酝酿、深化乃至爆发的时期，咏史诗对现实的反射和干预更加强烈鲜明，格调也因之而更苍凉沉郁。储嗣宗《长安怀古》借咏秦王朝的灭亡全面具体地影射了晚唐中期所存在的各种危机，特别是朝政的危机（“祸稔萧墙”句）与民心的危机（“生人力屈”句）。面对这个百孔千疮的社会，储氏以“露泣烟愁”的凄惨景象表达了他无限感伤忧愁的心情。许裳的《过故洛阳城》，描绘了周汉东都城池皆空，唯见“夕阳”、“危堞”、“岸断”、“田荒”，历史的萧条遗踪与现实的凋敝衰败融为一体。许氏所在的咸通、乾符年间，李唐王朝确实已至如“夕阳”之将落、似“危堞”之将倾的危险时刻。僖宗乾符元年(874)，爆发了振撼全国的王仙芝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其扫荡虚弱王朝之势如摧枯拉朽，不可阻挡。如果我们读一读此一时期其他作家的咏史之作，如高骈的《蜀路感怀》、刘沧的《经炀帝行宫》、李郢的《故洛阳城》、曹邺的《洛原西望》、于武陵的《长信宫》等，我们同样会于历史兴亡的吟咏中，见到一个正迅速沉沦衰微的晚唐社会缩影。
晚唐后期，唐王朝实际上已徒存其名，只剩下一个被军阀争夺和摆弄的傀儡政权。面对此种局面，咏史诗作者们已完全失望，已基本上没有了前两个时期那种“欲补苍天”之意。请看周朴的《春日秦国怀古》吧：“荒郊一望欲消魂，泾水萦纡傍远村。牛马放多春草尽，原田耕破古碑存。云和积雪苍山晚，烟伴残阳绿树昏。数里黄沙行路客，不堪回首思秦原。”诗题明谓咏“秦国”，实则就是写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明谓“怀古”，实际句句都在伤今。全诗所描画出来的晚春残阳图，与李商隐、许裳笔下的“夕阳”图一样，都是晚唐衰微景象的写照，但周朴笔下残破不全的“古碑存”，更深刻地影射出唐末名存实亡的无情现实，诗人对之除了“一望欲消魂”、“不堪回首思”之外，实在莫可奈何。罗隐的《春日登上元石头故城》：“万里伤心极目看，东南王气只逡巡。”军阀朱全忠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一直被他玩到连他自己也感到腻烦了的公元904年，才将之杀掉，唐王朝的“王气”最后由“逡巡”而至告终。
晚唐咏史诗的创作目的，并不只是想用怵目惊心的历史兴亡去刺痛统治者们的心。韦庄在《洛阳吟》中感叹“不见承平四十年”，这一伤衰微图中兴的心情愿望，便正是贯穿整个晚唐咏史诗的中心主题。
二 刺腐败 倡廉明
刺腐败倡廉明，是与中心主题密切相关的最重要的主题。
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昏庸首先体现在封建皇帝的腐败昏庸。晚唐再未出现过象唐太宗、武则天那样的明君，或者象唐玄宗那样的半明半昏之君，多数皇帝在政治上是昏庸糊涂的，在生活上是荒淫放纵的。晚唐咏史诗对封建皇帝的讽刺劝谏，主要也便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的。
先看对生活上荒淫放纵的讽谏。会昌时宦官仇士良致仕归家，曾给宦官们传授秘诀：“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注：《资治通鉴》唐纪63。）。作为儒生出身的咏史诗作者，他们所耽心的，也正是皇帝受宦官迷惑而不知前代兴亡，一心纵淫享乐。李商隐《华清官》：“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教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李商隐以本朝皇帝玄宗因贪恋女色而招“蒙尘”的教训，提醒晚唐皇帝要吸取教训，因而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意义。汪遵《细腰宫》将楚王沉醉于欢乐与秦兵趁机攻楚置于同一画面，从而告诉晚唐国君：腐败昏庸必遭横祸。与此同时，不少有识之士又看到了：误国亡国，其根本原因还不在女色，而在于皇帝本人。罗隐《西施》诗云：“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隐藏着令人深思的用意。
再看对政治上昏庸糊涂的讽刺。晚唐咏史诗作者们谆谆劝诫最高统治者听取下臣忠谏，不可堵塞言路，否则只会走上倾覆的老路。储嗣宗《吴宫》：“荒台荆棘多，忠谏竟如何？细草迷宫巷，闲花迷绮罗。前溪徒自绿，子夜不闻歌。怅怀清江墓，悠悠东去波。”储氏认为，吴国之所以落得凄凉可悲的结局，是因为不听伍子胥的“忠谏”。聂夷中《过比干墓》中所揭露的贤愚不分、纲纪已断、佞者得福、忠者丧己的商纣王时的腐败朝政，正影射出唐末朝政的腐败。中和四年(884)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下去后，谏官常濬曾苦谏僖宗：若姑息割据者,大乱必在后面。但僖宗在田令孜的操纵下，居然刹掉常濬。如此贤愚不辨、忠奸不分，晚唐王朝的倾覆怎会不加快步伐！
唐王朝的衰微与皇帝以外的宰臣宦官等上层集团的腐败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晚唐咏史诗对他们的讽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活的腐败。其中，尤以借东晋石崇之骄奢揭露晚唐权贵豪绅之腐败的作品为多。于濆《金谷怀古》云：“黄金骄石崇，与晋争国力。更欲住人间，一日买不得。行为忠信主，身是文章宅。四者俱不闻，空传堕楼客。”象石崇这样缺才少德，却挥金如土，每天都在与民争食、与国争力的蠹虫，在晚唐纸醉金迷的社会中何其之多！另如汪遵《金谷》、杜牧《金谷怀古》等对骄奢腐败所可能酿成的可怕后果，也已揭示无遗。二是政风的败坏。曹邺的《读李斯传》揭露李斯的“欺暗”又“欺明”，以及一手遮天的专横作风，让人想起在晚唐前期和中期南司（朝官）与北司（中官）、南司中的朋党之间等一系列勾心斗角中，当权的宰臣宦官们各施诡计，“欺暗”又“欺明”。晚唐的朝政腐败正是在这种明争暗斗的内讧中形成和加剧的，中央王朝的政治凝聚力也正是在这种内讧中消退和耗尽的。
三 反暴政 主仁政
反暴政倡仁政，是晚唐咏史诗与中心主题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主题。
晚唐统治者的腐败昏庸，导致他们实施暴政，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是每一条都起到残害民众的作用”（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22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第4版。）。到了文宗以后，地主和官府对农民的剥削更为刻薄：“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注：《新唐书·食货志二》。）。到了懿宗时，“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逢子为面，槐叶为斋。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注：《新唐书·食货志二》。）。面对晚唐王朝的苛捐暴政，咏史诗作者们作为以仁为本的儒生，力图告诫统治者只有坚持仁政，抛弃暴政，才有出路，否则将蹈前朝覆亡之辙。概言之，其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揭露勤民劳民政策。胡曾《长城》：“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认为象秦始皇那样“苦苍生”是不仁的，只有象尧舜那样爱护百姓，天下才会真正太平。曹邺的《筑城三首》借妻子思念丈夫之口，控诉了秦始皇修长城，弄得人们妻离子散，有家而不得归。于濆的《长城》则认为秦始皇的愚蠢就在于他苛刻的勤民劳民政策。
二是揭露愚民政策。晚唐宦官擅权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儒生们发挥政治作用，因而批判和揭露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罪行，也是对晚唐宦官擅权的一种抗议，是对儒家正统地位的捍卫。罗隐《焚书坑》借耕田人对秦始皇愚民政策的不可理解，既揭露了秦始皇的暴虐和愚蠢，又对现实生活中读书人无法养活家人的不合理现象加以暴露，从而批判了晚唐统治者的轻儒与秦始皇的坑儒一样，是愚民政策的继续。章碣的《焚书坑》则认为读书人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不读书的人同样会起来反抗，因此，愚民政策最终只会落得“帝业虚”的可耻下场。
三是揭露穷兵黩武政策。胡曾《长平》：“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如此大规模地屠杀战俘，是够残忍的了，因此，对直接指挥大屠杀的秦将白起，曹邺也颇不以为然：“夷陵火焰灭，长平生气低。将军临老病，赐剑咸阳西。”（注：曹邺《过白起墓》。）他将白起在长平所犯下的罪孽与他两年后被秦王赐剑自杀联系起来，认为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除了借对暴秦的揭露来讽谕统治者须行仁政外，晚唐咏史诗对前朝统治者一切残暴不仁的行径都给予了批判和否定。汪遵指斥项羽“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注：汪遵《项亭》。）；司马扎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弄得“中原半烽火，比屋皆点行”，因此他责问统治者“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注：司马扎《古边卒思归》。）；李山甫更对利令智昏的争霸者予以戏谑嘲笑：“争帝图霸国尽衰，骤兴弛霸亦何为！君臣都是一场笑，家国共成千载悲。”（注：李山甫《上元怀古二首》其二。）这此劝诫，既是针对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更是针对地方政权特别是割据势力的。李山甫为晚唐的大小统治者们开了一付医救国势衰微的处方：“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注：李山甫《上元怀古二首》其一。）但是，这付主仁祛暴的良方，无论对于病入膏盲的唐王朝中央，还是对于野心正恶性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都已经起不了哪怕丝毫的治疗作用。
四 反割据 卫统一
反割据卫统一，是晚唐咏史诗与中心主题密切相关的第三个重要主题。
如果说，宦官和奸相是蜷缩在唐王朝内部蚕食肌体的蠹虫，那么，割据军阀则是在外部公开吞食唐王朝躯体的虎狼。晚唐咏史诗以鲜明的立场反对封建割据，对历史上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行径予以痛斥批判，而对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则予以热情歌颂。
对分裂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人物，晚唐咏史诗的批判和否定毫不留情。李山甫《读汉史》中的王莽和曹操，让人想到了晚唐后期一手操纵儿皇帝唐僖宗的宦官田令孜、公然囚禁唐昭宗的宦官刘季述、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军阀李茂贞以及朱全忠等。曹邺的《秦后作》对秦王朝崩溃后军阀的割据和混战予以揭露和抨击，认为军阀们“虫蛇自相食”，不仅造成了“父母骨成薪”、“九土玄黄色”、“徒流杀人血”等广大人民群众大规模流血的事件，而且也造成了“鼎乱阴阳疑”、“击鼓裂二景”、“圆丘无日月”等秩序混乱、国家分裂、国统无纲的严重后果。这便是告诫晚唐统治者，如果一味姑息有割据野心的军阀，将会重蹈秦末军阀混战、山河分裂、生灵涂炭的旧辙。
对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晚唐咏史的歌颂和赞扬是热情洋溢的。例如，中唐前期反对朱泚称帝，为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的段实秀，便成了晚唐咏史诗歌颂的热点。许浑《经故太尉段公庙》歌颂段实秀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国家统一的爱国精神，同时，又对现实生活中他的精神不为人们所注重颇感忧虑。崔塗读段太尉碑》对之所作的赞颂更为热情和明快：“愤激计潜成，临危岂顾生！只空持一笏，便欲碎长鲸。国已酬微烈，家犹耸义声。不知青史上，谁可计功名？”崔塗是光启四年(888)进士登第的，其时军阀李克用、朱全忠、王建等正各据一方，形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崔塗歌颂反对军阀称帝的段实秀，显然是在敦促晚唐中央王朝：不可再姑息割据势力了，必须象段实秀那样与之作不妥协的斗争！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唐王朝的统一，也应该包括与周边少数民族搞好团结、使之不闹分裂这一重要内容。在晚唐国势衰微的情况下要实现多民族的统一，更需要有一套正确的民族政策。晚唐咏史诗作者们对此也作了认真的思索。于濆的《南越谣》特别指出，对南越一带必须采取特殊优抚的政策，若象对待中原一样提出苛求是行不通的。晚唐咏史诗还高度肯定了汉代以来所实行的和亲政策，对在执行这一政策中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王昭君予以热烈赞扬歌颂。汪遵《昭君》：“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认为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的作用方面，“猛将谋臣”的作用甚至还不及“蛾眉一笑”，由此足见和亲政策的重要性。李咸用的《昭君》对昭君以自我牺牲换来的“能转虎狼心”给予了充分肯定，讽劝朝廷不能仅用武力镇压，还应采用怀柔感化的和平政策，才能维护边廷的持久和平。
五 叹不遇 倡惜才
反嫉才倡惜才，是晚唐咏史诗与中心主题密切相关的第四个重要主题。
其实，晚唐王朝所存在的腐败、暴政及割据等问题，只要统治者能采取正确的用人政策，把确有政治才干而又公正无私的人才委以重任，其他各种人才又能较充分合理地使用，那么，这些或许都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但是，由于中央朝廷的昏庸，“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与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薄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172页。）。在这种狂斗疯争的恶劣政治条件下，又怎能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用？晚唐咏史诗的作者们只能以史为咏，向现实呼唤公正，要求统治者革除弊端，重用人才。
他们首先要求朝廷具有强烈的求贤若渴意识和一整套招揽人才的正确政策。晚唐统治者在党朋之争中所推行的科举制度和吏部任免制度，本身便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弊端，令广大儒生和士人失望，因而，战国时燕昭王设黄金台以揽天下之士的史迹，便成为他们百咏不厌的题材。胡曾《黄金台》、汪遵《燕台》、司空图《燕台二首》其二等诗都以借古刺今的手法，表达了对晚唐统治者不能礼贤重士、惜人爱才的失望和幽怨之情。事实上，代表晚唐用人政策的科举制度在朋党争斗中已遭到一定破坏。例如，文宗朝的郑覃、李德裕等人不但可以未经科举考试而凭门荫步入官场，而且竟然可以官至宰相。他们居要职后，便提出要废除进士科，意在堵死寒门出身的士子担任要职，这种主张当然遭到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儒一派的反对。许多出身寒门的子弟只能感叹“青萤一点光，曾误几人老”（注：司马扎《感萤》。），“贵宗已难慕，谗笑何所长。东堂桂欲尽，犹有收萤光”（注：于濆《感怀》。）。胡曾因为平民出身而终生未能科举及第，他带着无限忧愤抨击当时的科举弊端：“翰苑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注：胡曾《下第》。）。但是，就是贵族出身而又“少有俊才”的司空图，也未能登进士第，他讽刺朝廷招揽的满朝庸才是“丑妇竟簪花，花多映愈丑”，因而在失望中他自我慰藉：“宠禄既非安，于吾竟何有！”（注：胡曾《效陈拾遗子昂》。）汪遵《咏酒二首》其二表示，社会现实既已“万事销沉”，因而他便借酒浇愁，甚至打消了做官的念头。
他们还要求朝廷除了科举考试外，还应不拘一格地擢拨和起用人才，使各种人才都能尽其所用，骋其所长。战国时以广揽人才而著称的四公子，成了他们启迪统治者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楷模。胡曾《夷门》认为，象侯赢那样地位低下的“贤才杳不闻”，是晚唐用人政策的一大失误。汪遵的《夷门》诗对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愤激之情更加强烈：“今来不是无朱亥，谁降轩车问抱关！”咏史诗作者告诫统治者不可小视那些鸡鸣狗盗之辈：“脱祸车奔壮气摧，马如飞电毂如雷。当时若不听弹铗，那得关门半夜开？”（注：汪遵《函谷关》。）“寂寂函关锁未开，田文车马出秦来。朱门不养三千士，谁为鸡鸣得放回？”（注：胡曾《函谷关》。）要网罗到各种人才，统治者还须有甘于礼贤下士的屈己精神。汪遵《南阳》主张要有刘备那种“三顾茅庐”的精神，胡曾《傅岩》主张要有武丁那种求贤似渴，以至结想成梦的精神。咏史诗作者们对晚唐统治者在网罗人才方面所寄予的希望，可谓至诚至信。
综上述所述，晚唐咏史诗各方面的内容，都在伤衰微图中兴这一中心主题之下统一起来。这一主题思想的构架，是安史之乱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的晚唐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代表了晚唐一代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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