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与俄罗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亚太地区论文,化与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的方针，是俄罗斯（苏联）和中国在实行改革以前时期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因素利用得极差。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在70-80年代之交就已付诸实施；而在俄罗斯，真正向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转变仅仅现在才开始。
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最近几十年，亚太地区（首先是其东亚部分）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地发展着的地区。（在本文中，除特别预先说明的场合以外，亚太地区均系指包括北美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远东、蒙古、朝鲜、新兴工业化经济—一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以及东盟国家、印度支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诸小国的国家和地区集团。东亚则首先是指日本、中国、新兴工业化经济和东盟国家。）
东亚各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保持了稳定的高速增长。整个国家集团在20-30年内摆脱了落后状况，上升到了经济发达国家的地位。结果，到80年代初，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力量中心”。1960年，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大西洋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8.5%，1982年已达57.3%。到90年代初，亚太地区国家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5%和世界贸易额的40%。在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时期，东亚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9%增加到15%；而同一时期，美国所占的份额从30%降到了28%，欧共体所占的份额从31%降到了27%。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迅速转向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太平洋沿岸的5个州1950年占大西洋沿岸18个州产值的28%，1985年——已占43%。目前，美国对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额比其对欧共体国家的贸易额多40%；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则已超过其对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之和。
在面向出口政策的范围内积极利用增长的外部经济因素，是东亚各国经济急剧增长机制中的主要环节。这一方针从50年代开始在日本付诸实施，而60年代中期则在初次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集团付诸实施。
出口生产的进步促进了相关部门的发展。在其基础上，较大的东亚国家—一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建立了多元化的工业综合体。香港和新加坡建立所有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适宜的，它们利用在世界市场上业已取得的地位来建立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金融部门，并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清算中心。
50-60年代奉行面向出口战略的先驱是自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比较狭窄的一些国家。但是70年代，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的则是人口众多的、拥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矿产储量的东盟各国。在80年代，在出口部门中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业已成为中国，随后还有越南，实行经济改革的方向之一。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的还有另一个“亚洲巨人”——印度的经济。
在估计亚太地区国家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前景时，必须注意与当前世界行情周期变化有关的一些因素以及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总的来说，保持亚太地区各国经济的高增长指标，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本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预计，到2000年，东亚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将增加至1/4。按照大多数预测，到下一个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力量大致相等的三个经济集团——北美集团、东亚集团（包括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和东盟）和欧洲集团将居于主要地位，其中的两个集团将代表太平洋地区。在更加长远的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力量对比，还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成果的影响。
本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区内分工的发展趋势
由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猛烈的工业化过程的几十年加速增长，到如今，亚太地区业已形成了把发展水平显著不同、从而在地区分工中彼此不那么竞争的几个国家集团连接在一起的多层次经济结构。在传统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换基本上是按照“垂直线路”进行的（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到如今，重心已转向“水平”性质的相互关系——相互交换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产品。
美国和日本是本地区必然的领袖。这两国占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拉美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80%以上。两者的经济实力的基础是技术上的优势地位、国内市场容量大和积累资本的有效机制。与日本不同，在美国出口额中，除制造业产品外，农产品和采掘部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60年代初不到美国水平的10%，目前大约已占60%。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来说，日本已于1987年超过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在1970-1987年期间从71%降到了58%，而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从14%增加至24%。
在国际交换方面，两国的力量对比也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日本业已顺利地通过了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品时期，登上了世界技术领袖之一的地位。日本在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70年代初为6%，80年代末已达到16%。美国的相应指标在此期间则从30%降到了21%。在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的份额在1970-1987年期间从42%减到了30%，而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从19%增加至24%。在累积直接投资方面，美国的有关指标为67%和58%，而日本的有关指标则为6%和30%。
其他发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地区内部交换的程度不及美国和日本。不过将来，看来它们的作用将会有所增长。特别是，澳大利亚现政府正致力于把经济关系从美国和欧洲转向东亚。
亚太地区发达国家的圈子在最近年份即将由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加入而有所扩大。在80年代，新兴工业化经济接近了劳动密集型专业化效益的极限。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韩国在1980-1985年期间为3.8%，而在1986-1989年期间为14.4%。台湾的相应指标为5%和11.7%。由于1985年以后本地货币的汇率上升，出口的效益也降低了。
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亚洲四虎在世界高技术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业已从1%增加至9%。
表1. 新兴工业化经济出口的商品构成（%）
资料来源：Tan Kong Yam.《经济相互依存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90年代在亚太合作中的作用》，新加坡，第6页。
亚太地区经济结构的下一个层次是东盟国家（不包括新加坡）。该集团中最先进的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业已接近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指标。
随着70年代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过渡，东盟国家专业化的重心由原料部门转向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这些趋势在最近的将来仍将保持下去，并会得到加强。不过，在该集团最发达的国家中，正在出现收入猛烈增长的过程。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劳动报酬水平80年代末为台湾水平的1/10，目前已达到2/3或甚至4/5。因此，劳动密集型专业化的接力棒将会逐步转到该集团欠发达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手中，而马来西亚和泰国则将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部门综合体。
中国经济参加地区内部交换体系，首先是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巨大的人口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发展前途的出口市场。中国经济的弱点依旧是资金和现代化技术不足。
与中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俄罗斯加入亚太地区结构的模式将不会重复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东盟及其沿着出口专业化的各个阶段——从原料和劳动密集型专业化到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专业化循序上升的版本，而是与致力于进口替代目标相结合在外部市场上实现一整套各部门综合体的优势。
表2. 亚太地区各个国家集团之间比较优势的分布
表3. 按各部门分列的亚太地区各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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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im Euikon.《图们江流域开发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与前景》，汉城1992年版，第3页。
本地区的国际经济关系
在90年代初衰退的条件下，外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了。但是，速度放慢主要涉及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而投向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投资额则继续有所增长。
一些结构性因素使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在劳动密集型生产集中于亚洲四虎的时代（在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公司对把生产迁往国外以节约劳动报酬表现了最大的积极性。当时日本的资本输出则由于政府鼓励国内积累的政策以及日本企业的商品竞争力强而受到了阻碍。例如，1984年美国公司对亚洲四虎和东盟的直接投资为142亿美元，而日本公司——仅为15亿美元。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科技革命新阶段的条件下，推广节约劳动的技术和把最简单的装配生产逐渐“迁回”美国，开始成为美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关键性因素。向投资接受国国内市场渗透，成了美国公司在国外投资的主要动机。这种方向的改变，也是由于受到日本和亚洲四虎“开放”市场诸过程的鼓励。同时，美国公司对富于自然资源的国家的采掘部门的投资，则仍然保留了其作用。
另一方面，把日本经济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迁往国外，成了1985年以后时期——日元汇率提高和日本出口竞争力被削弱时代的特征。这一迁移主要不是迁往其时业已达到劳动密集型专业化顶峰的亚洲四虎，而是迁往东盟国家。就投资的增长速度来说，在这里，日本公司大大超过了美国公司。例如，在1986-1989年期间，日本投资的增长额在马来西亚为143，250万美元，而美国的这一增长额为38，840万美元；在泰国，分别为3，302，600万美元和328，600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分别为159，160万美元和95，930万美元。除为了节约成本外，日本公司由于本国对资源进口的依赖，对向采矿投资也仍然有兴趣。
亚洲四虎的公司在国外投资的增长，是始于80年代中期的中期的又一典型现象。本地货币汇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由于前一个时期奉行面向出口的方针获得成就而积累起来的自由资本的存在，促进了劳动密集型生产从亚洲四虎外迁。特别是，台湾在80年代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拥有者（1987年达760亿美元）。到80年代末，亚洲四虎业已排挤日本和美国，进入向东盟国家经济投资的主要投资者行列（见表4）。
表4. 各国在投资于东盟国家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989年，%）
投资者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 41.8
25.4 25.1
台湾
25.0
3.4
10.9
新加坡 10.6
3.5
5.1
香港
4.18.6
7.0
韩国
2.29.9
2.1
日本
31.1
16.3 44.1
美国
3.77.4
19.6
欧共体 17.1
7.1
19.6
其他
5.3
43.9
4.3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Tan Kong Yam.《经济相互依存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90年代在亚太合作中的作用》，新加坡，第20页。
亚洲四虎积极在发达国家投资，是其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标志。例如，在1987-1991年台湾公司在国外的投资总额（190亿美元）中，东南亚国家占39.52%，中国和香港占32.57%，而美国、日本和欧共体占23.52%（其中美国占18.12%）。对东盟国家经济投资通常是为了节约成本，而对发达国家投资则主要是为了开拓当地市场。
到90年代初，流向亚洲四虎经济的外国投资大幅度地放慢了。例如，在韩国，外国投资的流入量在1987年达到了顶峰，当时开始进行363个业务项目。此后，其数目不断下降：1991年下降至287个（14亿美元），1992年下降至234个（8.95亿美元）。在1992年，韩国有投资总额为3.69亿美元、分属于52家外国公司的企业关闭了。投资部门构成的变化也有特点。资本外流主要发生于纺织工业和家用电子生产，而新投资则主要投向知识密集型部门。吸引投资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技术园区（其鼓励机制以发展最先进的部门为目标）正在取代所谓出口生产区（那里集中着劳动密集型生产）。
华裔企业家在资本在东亚各国间流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属于新兴工业化经济集团的两个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部分新加坡居民（占71%）也是华人（华侨）。在泰国，在16家最大的银行中，有11家属于华人。华人在企业家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在纺织工业中为60%，在电子工业中为30%，在冶金工业中为40%。随着中国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华裔企业家业已在其故乡的投资者中居于主导地位。
近年来，在争取吸引外国投资资金的斗争中，中国成了东盟国家日益重要的竞争对手。例如，在1992年，投资于马来西亚经济的外国投资的增长额，仅比上一年水平高2%。而且，日本资本的流入量减少了30%（减少至26亿林吉特）；台湾公司的新投资额从36亿林吉特减到了15亿林吉特。其主要原因就是投资流转向了中国；中国的外国投资协议额1992年差不多是上一年水平的5倍。
根据当前的一些趋势，预测争取自由投资资金的斗争会进一步加剧是合理的。资金转向世界其他地区——转向正处于统一过程的德国、正在进行改革的东欧国家以及正在经历战后恢复的中东国家，将会使对亚太地区的投资的增长受到阻碍。随着发达国家国内需求复苏和增长加快，其相互投资的规模将会重新开始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和使国有资产私有化，将会促使发达国家对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投资恢复增长。对劳动密集型部门投资的重心将继续由东盟国家移向新一波实行“开放”经济的国家——中国、越南（而在将来，则还有其他印支国家）以及印度。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依赖进口石油，将有助于对少数石油出口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中国的投资的增长。
在这些条件下，未必能指望在最近的将来会有大量投资流入俄罗斯经济。除国内投资环境明显地不完善以外，来自其他受血国的剧烈竞争也将使其受到阻碍；那些国家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的条件更吸引人。在俄国，大多数投资者在最近的将来将主要面向短期性的目标——利用本地的资源。以长期开拓俄罗斯市场为目标的大投资者对俄罗斯的兴趣，只有在俄罗斯实现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后才有可能提高。
亚太地区各国经济中深刻的结构性变动，在地区内部贸易的变化中得到了反映。
东亚各国面向出口的经济所以能迅速增长，是由于它们占有很大一部分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国内市场。因此，直到不久以前，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额中最大的一份是对发达国家的贸易，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的比重不大。甚至对业已组成一体化集团的国家——东盟各国来说，80年代中期相互贸易也仅占贸易额的13%，而出口额的50%则是输往美国、日本和欧共体。来自东亚的进口额的迅速增长，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中占有不小的比重。1987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达到了最高峰——1，126亿美元，逆差的3/4是来自对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
从80年代末起，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元“贬值”促进了美国出口的增长（近6年来，美国的出口额翻了一番，达到了4，500亿美元），并使美国对一系列亚洲国家的贸易实现了更大的平衡。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居高不下，不过对亚洲四虎就不能这样说。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在1987年达到了顶峰（超过80亿美元），到1992年已减少到稍稍超过20亿美元。在1987-1991年期间，对台湾的贸易逆差从189亿美元减到了99亿美元；而对香港的贸易逆差，则从65亿美元减到了11亿美元。但是，应该指出，在对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贸易逆差减少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迅速增加了；近年来，亚洲四虎经济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业已迁到了中国。根据美国的统计数字，在1987-1992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从34亿美元增加至182亿美元。因此，随着新兴工业化经济上升至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及其国内市场的“开放”，它们与美国的贸易正在变得更加平衡。不过，亚洲四此在把劳动密集型专业化冠军地位转交给欠发达国家时，也将其在与美国伙伴的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好处转给了它们。
在发展中国家与日本的商品交换方面，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日本投资以在亚洲国家建立出口基地为目标，使向那里出口中间产品达到了很大的规模。这就使日本在相互贸易中保持着稳定的顺差。
亚太地区低“层”经济结构的商品交换有所增加，是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趋势。在1986-1989年期间，美国在东亚国家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从32%减到了28%，而地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重则增加到了38%。在韩国出口额中，美国和日本所占的份额1986年分别为40%和21.6%，而1991年已分别减少为26.5%和17.8%。类似的指标在台湾出口额中1986年为47.7%和13.7%，而1991年为29.3%和12%。出口的地理构成由于向东盟、中国和印支供货的份额增加而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986-1991年期间，中国在香港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1.7%增加至27.3%，而在台湾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增加至6.1%。到如今，东盟国家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贸易额业已等于其对美国贸易额的1.7倍。
在将来，这些趋势将会有所加强；而亚洲内部贸易在亚太地区国家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则将从1990年的42%增加为2000年的55%。看来，使俄罗斯对外贸易活跃起来，也可以在这方面起一定的作用：俄罗斯的竞争优势（首先是资源和技术潜力的优势），有可能首先通过与低“层”国家进行商品交换而得到实现。
继续使国际贸易制度自由化，有助于使货流的方向多元化。亚太地区的贸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从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特别是，这关系到纺织品贸易。1974年签订的国际纺织品协定的有效期已于1992年届满。乌拉圭回合谈判如果出现挫折，就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其中也包括对中国（从1986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产生极其不利的后果。
在商品构成方面，制成品贸易将会以超前的速度增长。由于推广节约资源的技术和原料代用品，原料商品价格下跌的长期趋势仍会保持下去。目前，工业制成品生产所消耗的原料和能源，仅为本世纪初所需数量的2/5。结果，国际贸易中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例将会从80年代末的6：4增加为2000年的8：2。
近年来，在亚太地区的亚洲部分，商品市场的特殊部门——军备贸易的业务猛然活跃起来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各种力量的战略平衡发生了变化；经济迅速增长可以为军费筹资而无需增加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一些国家（中国、马来西亚）在技术上为武器更新换代，而另外一些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改变了需求——从消除游击队运动转向增强对外部的国防能力。亚洲的国防预算总额1990年比世界其余地区的军费总额（不包括苏联和美国）多15%，1991年则已多25%。
最近10年，亚太地区军备市场的容量估计为1，000亿美元。在本地区1987-1991年的销售额中，俄罗斯（苏联）占45%，美国占35%，欧共体占10.3%，中国占5.8%。不过，对俄罗斯来说，保持住原来的份额将不是容易的事。苏联武器的买主仅有7个国家，而且大部分武器是卖给3个国家——印度、阿富汗和朝鲜。作为比较：美国是向1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等。为了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俄罗斯出口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和西欧的主要生产商进行竞争。由于军备市场的业务政治色彩很重，这种争夺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国家间发生矛盾的根源。总之，在通过商品交换和直接投资渠道组织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在迅速提高。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加快，出现了超国家调节经济关系的因素。
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过程
采取政治措施把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业已达到的水平固定下来的首批倡议，是由日本（“太平洋大家庭”设想）和美国（“太平洋共同体”计划）在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不过，这些领袖国家的建议当时并没有得到本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比较富有成效的是澳大利亚在80年代末提出的关于建立政府间协商机构的设想。1989年，在堪培拉会议上成立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成员包括东盟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代表。
本地区国家对相互接近的兴趣的提高，是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其他部分的一体化过程——欧共体单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美国在于80年代末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范围内把注意力转向与其最近邻国的关系的前景的推动。关于东亚国家——欧洲集团和北美集团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单独实行一体化的可能性的讨论非常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这一事态的发展，比尔·克林顿于1993年6月提出了泛地区性的新倡议。在访问日本过程中，他阐述了“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美国是199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席国；作为克林顿新倡议的最初步骤，美国建议召开该组织参加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建立全地区性一体化集团的设想毕竟是难以实现的，而且也未必是完全行得通的。一些起阻碍作用的因素既有地理环境方面的——本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几个主要大国相距遥远而且彼此间没有陆路交通；也有政治经济性质的——各国的发展水平仍然有差别，具有不同思想政治制度的国家继续共同存在。
国家间冲突的遗产为一体化过程造成了负面的背景。这首先是指在战争年代成为日本侵略的牺牲品的亚洲各国对有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日本持警惕态度。与日本和美国在可能的一体化集团中争夺领导地位有关的一些因素也并非不重要。最后，在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实现飞跃的许多东亚国家中，普遍地对美国的作用有可能加强持不信任态度；美国被怀疑有新殖民主义意图。一些东盟国家的领袖对美国总统最新建议的反应就很有代表性。马来西亚总理穆·马哈蒂尔拒绝参加拟议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最高级会议；而泰国政府首脑川·立派则声称，他“不了解克林顿的目的”。
在这些条件下，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是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相互接近。1994年1月，北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开始生效。把参加国分开的关税将在随后15年中废除。此外，先前签订的协定还规定，要逐步取消对相互投资的限制。预计，北美集团的形成在最近的将来对亚太地区美洲部分和亚洲部分的经济关系不会产生大规模的消极影响。美国经济和加拿大经济的一体化，正在从法律上把实际上业已形成的东西固定下来。至于亚洲的出口和从墨西哥出口的商品可能的竞争，那么这里没有必要预期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美国－墨西哥贸易的关税迄今一直相当低。
另外一个一体化诸过程的核心是在太平洋南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从1965年开始生效。从1990年起废除了一切贸易税收和关税，实际上形成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到2000年，这两个国家打算建立统一的货币。
在东盟范围内，一体化诸过程正在蓄积力量。作为对1977年协定的发展（该协定规定对1.5万种商品实行相互优惠），1992年通过了以15年为期的东盟范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此外，一项关于私营部门在工业方面实行互补的协定从1981年开始生效；该协定规定，要实施一系列工业品的专门生产计划。
迄今为止，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一体化通常以双边为基础。如果所谈的是同一民族的国家，这些过程的进行就更加猛烈。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香港和中国南方省份广东在经济上的共生现象；这种经济上的共生现象将于1997年以政治上的重新统一为结局。最近，在小地区范围内进行多边合作的一些方案开始得到积极的研究，这些小地区是：黄海国家合作区，日本海地区国家集团，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中华经济圈。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邻国间有发展前途的合作方向，是建立设在几个国家的领土上、既利用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共同经营区。这种共同经营区的第一个样板就是80年代末出现的新加坡－柔佛（马来西亚）－巴淡（印度尼西亚）“增长三角”；在该“增长三角”的范围内，新加坡的高技术、马来西亚的中等技术与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得到了结合。90年代初，在马六甲海峡地区也建立了类似的，但参加国为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增长三角”。
在东北亚，近年来，在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交界处建立经济发展区的计划得到了积极的研究。计划在图们江口建设一座货物吞吐量为每年3亿吨的港口，该港口将来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这项建设要求在20年内投资300亿美元。计划要使加速发展的势头扩大到三国的邻近地区—一最初是河流的“小三角洲”（中国珲春－朝鲜罗津－俄罗斯波谢特三角地区，总面积为1，000平方公里），而随后则是“大三角洲”（朝鲜清津－中国延吉－俄罗斯海参崴，总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同时，要把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中国和朝鲜的劳动力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和技术利用起来。1992年10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对该项目进行初步研究拨出了450万美元；该项目计划于1994年开始付诸实施。在1993年5月于平壤召集的会议上，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代表业已就创办一家独立的国际公司达成协议，并将向该公司出租图们江三角洲的地段。
总的来说，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过程使人觉得，即使在将来也是以小地区层次而不是以泛地区层次为更猛烈。显然，建立单一经济集团的尝试即使在今后也会进行，但是，除去发展相互协商的制度以外，这些尝试未必能获得更大的成果。看来，小地区经济集团将不会具有封闭的、对外部世界实行歧视的性质。同一个国家将参加入好几个集团；而随着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参加国的组成也将发生变化。
由于地理位置和一整套比较优势，在各个一体化集团中取得成员国资格的条件，中国比俄罗斯要有利得多。中国既可以参加其南部边界的一体化过程，也可以参加东北亚的一体化过程。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兴趣，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首先由东北亚国家提出。同时，邻近国家认识到中国经济和俄罗期经济巨大的潜在可能性，担心过分依赖巨大的邻国，对相互接近将会非常谨慎。
因此，本地区一体化的一些特征是：合作形式的多样性，小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各种利益相互矛盾的结合，以及（作为其后果）没有严格的一体化组织机构。
（龚鸥摘译自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1-2期）
本文原标题为：《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同版本：俄罗斯与中国的前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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