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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派”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它因章士钊所办《甲寅》而得名。但章士钊一生创办过三次《甲寅》，即《甲寅》月刊、《甲寅》日刊和《甲寅》周刊。《甲寅》月刊1914年5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第4期后因故停刊半年，从第5期起移往上海，出齐10期后因被禁而停刊。《甲寅》日刊于1917年1月28日创刊，每日1号，每号6版，实为日报而非期刊，至6月19日停刊，共出版142号（报纸排号为150号，有误）。《甲寅》周刊创刊于1925年7月18日，发行45期后于1927年4月2日停刊。《甲寅》月刊、日刊和周刊的封面均为隶书的《甲寅》二字，并配以英文“THETIGER”，或许在章士钊看来，这三份刊物的区别只是出版周期的不同，但事实上，其前后思想主张差别极大，参与编撰人员也很不一样。以往史书在涉及“甲寅派”这一概念时，往往各取所需，不作区别。其中以胡适、钱基博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甲寅派”是指《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人，该派主要是个政论文派别。而以梅子、贾植芳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甲寅派”是指《甲寅》周刊时期的章士钊、瞿宣颖等人，且该派主要是个思想文化派别。很明显，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片面性，且都没有注意到《甲寅》日刊时期“甲寅派”的情况。
事实上，“甲寅派”因《甲寅》而得名，而《甲寅》则有所谓前《甲寅》与后《甲寅》之别。前《甲寅》不仅仅指《甲寅》月刊，也应包括《甲寅》日刊，后《甲寅》则指《甲寅》周刊；《甲寅》日刊从来就是一份日报，并未改为周刊。胡适所说的“甲寅派”（即前期“甲寅派”）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流派；它并非形成于《甲寅》月刊时期，而是形成于《甲寅》日刊时期（因此，“前《甲寅》”与前期“甲寅派”的含义有所差异）。梅子、贾植芳等人所说的“甲寅派”（即后期“甲寅派”），固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但在其作者队伍中，究竟谁属后期“甲寅派”，尚须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即拟对上述观点做一论证。
一、前《甲寅》与后《甲寅》
就目前所知，最早将《甲寅》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可能是陈子展。1930年，他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写道：“我们要说这二十年来的‘政论文学’，总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同样，我们要说这十来年文学革命的最后之劲敌，就该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周刊》。”“平心论之，章士钊的‘前甲寅’，使人知道中国文学在‘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最好的成绩不过如此，为后来的文学革命，暗示一个新的方向，自有其时代上的价值。他的‘后甲寅’，若是仅从文化上文学上种种新的运动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纠正，未尝没有一二独到之处，可为末流的药石。但他根本想推翻这种种新的生机，新的势力，仍然要维持四千年来君相师儒续续用力恢弘的东西。所以他努力的结果，似乎一方面只能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奋斗，他的生命最终的光焰；另一方面只能代表无数的学士大夫之流在文字上在学术思想上失去了旧日权威的悲哀，代表无数赶不上时代前进的落伍者思古恋旧的悲哀，为新潮卷没的悲哀。”① 这是笔者见到的最先使用前《甲寅》、后《甲寅》这一对概念的史学著作。需要指出的是，陈子展在这里所说的《甲寅杂志》就是《甲寅》月刊，当时的人包括章士钊本人都用《甲寅杂志》来指称《甲寅》月刊。后来，曹聚仁在谈及章士钊在《甲寅》周刊时期的文学主张时，也曾使用后《甲寅》这一提法。②
我们知道，《甲寅》月刊与《甲寅》周刊不仅编撰队伍不同，思想主张更是相差甚远，因此将《甲寅》月刊与《甲寅》周刊区别开来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需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甲寅》日刊？换一句话说，应该把《甲寅》日刊单独划分一个时期呢？还是将其并入前《甲寅》或后《甲寅》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对长期以来围绕《甲寅》日刊存在的一个误传予以澄清。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许多人仍认为，《甲寅》日刊初为日刊，后改为周刊。新出版的白吉庵的《章士钊传》说得更具体，认为章士钊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恢复《甲寅》日刊，2月17日改为周刊发行。③ 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存的《甲寅》日刊看，该刊1917年1月28日创刊，到6月19日结束，期间虽在编排上存在不少错误，但从来都是每日一号，且在正常情况下，逢周六、周日亦不停刊。另外，《甲寅》日刊创刊后，曾从第3号（1月30日）至第13号（2月9日）连续多日刊发《甲寅》周刊出版预告：“本社除发行《甲寅》日刊外，仍发行《甲寅》周刊，定于阳历二月十日出版。所有议论仍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通讯一门，尤所注重，务使全国所怀之感想，均得如量发抒。其文或指陈一时，或阐发一理，抑或论人议政，皆所欢迎……特此宣告。甲寅社启。”2月10日（也就是预告中说的《甲寅》周刊出版日）以后未再见到预告，也未见到《甲寅》周刊出版。《甲寅》日刊于2月17日改为周刊之说更是明显错误，因为根据日刊的排序，当日应为第21号，阴历正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查保存至今的第21号除刊登有各种命令、电报、新闻、广告外，还有李大钊的社论及时评各一篇，高一涵的时评一篇。后人关于《甲寅》日刊改为周刊的误传，很可能是由这则预告引起的。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甲寅》日刊的归属问题。笔者以为，应将《甲寅》日刊划入前《甲寅》时期。理由如下：
第一，作为“甲寅派”的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的思想有过几次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一次是在1918年底，当时他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作了题为《进化与调和》的演讲，公开鼓吹新旧文化的调和，不再谈政治调和。第二次是1921年2月至1922年9月的第二次欧游。此次欧游回国后，章士钊的思想从新旧调和完全回归传统，走向所谓的“全面反动”。《甲寅》日刊创刊于1917年1月28日，停刊于1917年6月19日，也就是说处于章士钊发表《进化与调和》这一演讲之前。因此从时间上看，《甲寅》日刊在章士钊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时期，也很难划入后《甲寅》时期。
第二，从编辑队伍看，《甲寅》日刊的编撰人员除章士钊本人外，最为重要的有李大钊、高一涵和邵飘萍，其中李大钊和高一涵都是《甲寅》月刊的作者，虽然未发现邵飘萍在《甲寅》月刊上有文章发表，但据章士钊在1926年所写的《书邵振青》一文说：“民国四年，愚违难东京，创《甲寅》月刊，好立言语，谈政事，藉以结纳士友。振青以时来会，温温一美好少年，未见其多所发抒也。后二年，愚至京师，复《甲寅》日刊，振青渐审性行与新闻记者弥近，续续以小文求揭报端，清通简要，雅善讥谈，信良器也。”④ 章士钊在这里所谈不完全正确，因为早在1912年，邵飘萍就曾与人合办过《汉民日报》。流亡日本期间，又曾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春回国后，先后担任《申报》、《时报》和《时事新闻》等报主笔。并非如章士钊所说，邵氏在《甲寅》日刊时期才“渐审性行与新闻记者弥近”，也非靠投文《甲寅》日刊知名。不过，由章士钊此番回忆可以知道，邵飘萍也是章士钊“违难东京”时的旧人。所以，从人事方面讲，《甲寅》日刊与《甲寅》月刊有很强的连续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甲寅》日刊和《甲寅》月刊在思想方面有很强的连续性。邹小站在研究了章士钊《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时期的思想后就曾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如果说，在《甲寅》月刊上，章士钊还只是在理论上鼓吹调和立国论，那么国会重开后，章士钊则是力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调和各方的情感利害意见希望。”⑤ 其实不仅章士钊在这一时期倡导调和立国，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在这一时期也极力鼓吹“调和”。如李大钊先后在《甲寅》日刊等刊物上发表《调和之美》、《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剩言》诸文，高一涵先后发表《调和私解》、《忠告国民进步两系》、《宪政常轨中政党活动之正当范围》、《收拾时局之商榷》等文，李剑农也先后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调和之本义》、《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时局罪言》等文章。他们或正面拥护章士钊的政治调和主张，或进一步阐释“调和”的本质含义，或揭露批判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主张的“伪调和”。高一涵甚至在《甲寅》日刊上公开宣称：“本报出版以来，原欲以调和主义与海内同人相商榷。”⑥ 换句话说，《甲寅》日刊时期的调和思想与《甲寅》月刊时期的调和思想有着明显的连续性。
二、前期“甲寅派”
“甲寅派”这一概念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谈到“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时写道：“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为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⑦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甲寅派”，并把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三人作为“甲寅派”主将的文章。后来章士钊本人在《李大钊先生传序》中也曾说过：“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高谓高一涵也。”⑧ 由此看来，对胡适关于“甲寅派”的称谓，章士钊是认可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在这里用了一个“屡”字，如果不是章士钊有意夸张，则说明胡适可能在其他多种场合谈到过“甲寅派”。受胡适的影响，稍后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中也专门讨论过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政论文。⑨ 甚至文学主张与胡适明显不同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也采纳了胡适的这一提法。⑩
胡适不仅最先提出了“甲寅派”这一概念，而且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对章士钊的政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自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11)
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不止胡适一人。早在1918年底，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谈到“直用西洋词法”时就写道：“《甲寅》杂志里章行严先生的文章，我一向不十分崇拜。他仍然用严几道的腔调，古典的润色。不过他有一种特长，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决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12) 稍后，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一文中不仅把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文章概括为“逻辑文”，而且指出：“平心而论，《甲寅》在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实在是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杂志。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期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他还以章士钊的《政本》一文开首几句为例，指出：“要之，此段文字很能够说明‘逻辑文学’的性质与方法。所谓‘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正是逻辑的精神，而吾友孟真所谓‘螺旋式的文字’。”(13)
由此看来，胡适在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时，很明显受到傅斯年和罗家伦的影响，而陈子展在1929年和1930年相继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文学史》二书中对《甲寅》月刊时期章士钊政论文学的论述，又是以罗家伦和胡适的研究为基础的。
从胡适等人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两点含义：第一，“甲寅派”首先是一个政论文派。第二，“甲寅派”以章士钊为领袖，其主要成员包括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等人的表述是否准确？论证是否充分？
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什么叫政论文。根据一般解释，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既然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就不可能不持有一定的立场和观点。此其一。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明确说过：“他（指章士钊）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14) 凡对清代文学史略为知晓的人都知道，桐城派在清代既是一个文学流派，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其最著名的文学主张即是“文以载道”。章士钊既然出自桐城派，就不可能不受桐城派文学主张的影响。此其二。章士钊在创办《甲寅》月刊时，声称：“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事实上，坚持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其基本政治立场，呼吁为政要“有容”，要“不好同恶异”，强调“调和立国”是其最主要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其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前期“甲寅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当无疑义。
要讨论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前期“甲寅派”之“派”的含义做一规定。就派的本义而言是指水的分支，后引伸为流派、宗派、党派，随之其内涵也发生变化，即无论是文学流派，还是宗派，抑或党派，基本上都由两部分构成，即领袖与追随者。无论是文学流派的宗师，宗教派别的教主，抑或政治集团的党魁，至少须具备两种力量：一是思想的号召力，二是人格的感召力。作为追随者，不仅要服膺或认可领袖人物的人格，而且，思想者还会进一步阐述、深化或完善领袖人物的思想主张，行动者则会将领袖的思想主张变为自觉的行动，有时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换句话说，领袖乃思想或道德之源，而追随者则为流。没有领袖就不可能产生追随者，而无追随者领袖也就不成其为领袖，二者缺一不可。
据此我们来检视一下前期“甲寅派”。章士钊是前期“甲寅派”的当然领袖，这一点毫无疑问。从名的角度看，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讨论当时文学发展时，主要使用的是“章士钊一派”，而不是“甲寅派”。从实的角度看，章士钊不仅是《甲寅》月刊的实际创办者，也是前期“甲寅派”政论文的宗师，更是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论的始作俑者。没有章士钊便不可能有《甲寅》月刊，不可能有“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更不可能有前期“甲寅派”的政治调和论。
但为什么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是前期“甲寅派”的主要成员，而参与编辑《甲寅》月刊的陈独秀、易白沙和在该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的张东荪等人就不属前期“甲寅派”？查《甲寅》月刊先后辟有“论说”、“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通讯）”、“文录”、“诗录”、“丛谈”、“小说”、“翻译”、“论坛”、“文苑”等十多种栏目。由于我们现在主要从政论文和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考察“甲寅派”，所以仅对“论说”、“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通讯）”、“翻译”、“论坛”等栏目发表的文章数量和作者做一统计，可知《甲寅》月刊共刊发113人（一人多名未考清者除外）撰写的220篇政论文章、译文或通信。在这些作者中，以章士钊（无卯）撰写的最多，共计42篇；其次为渐生，共21篇；杨端六6篇，排在第3位；运甓（即黄侃）、易白沙和张东荪同居第4位，各5篇；李大钊、高一涵和汪馥炎同居第5位，各4篇，其中李大钊“通信（通讯）”2篇，“论坛”2篇，高一涵“通信（通讯）”3篇，“论坛”1篇；陈独秀、刘叔雅、李剑农“论坛”各1篇。
如果从数量上来看的话，除渐生这个人不可考外，我们找不出胡适要把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作为前期“甲寅派”主要成员的理由。
前面提到过，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可能千差万别，但必须认同或基本认同领袖人物的思想。其所发表的文章，也应该主要立足于拥护、阐释和发展领袖人物的思想文化主张。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拥护、阐释和发展应该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当这一流派的成员不再认同甚至反对领袖人物的思想主张时，这一流派也就趋于瓦解了。
根据这一标准，陈独秀、易白沙不能算是前期“甲寅派”。因为陈、易二人虽然参加了《甲寅》月刊的编辑工作，但陈独秀是主张社会改造的“新青年派”的精神领袖，而易白沙和刘叔雅等均曾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属于当时人们所谓的“暴民党”——激进派。前期“甲寅派”，用李剑农的话说，则是主张政治调和的缓进派。同样，张东荪和黄远生也不能算是前期“甲寅派”。虽然他们当时都是著名的政论文作家，在思想主张方面也与章士钊有相近之处，属于缓进派，但相比较而言，他们的调和思想与梁启超更为接近，或者说，张东荪与黄远生在民国初年基本都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事实上，就《甲寅》月刊时期而言，除李大钊外，高一涵和李剑农也不见得就一定属于前期“甲寅派”。因为李大钊自《独立周报》时期就开始追随章士钊，《甲寅》月刊时期所发表的《物价与购买力》、《风俗》、《国情》、《厌世心与觉世心》等文章在思想观点上和章士钊非常接近。而高一涵和李剑农则不同。这一时期高一涵在《甲寅》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政论文章，就内容而言与章士钊的调和思想并没有多少相通之处。至于李剑农在该刊第10号发表的《猎官与政权机关》一文，同样看不出有多少调和思想的色彩。
《甲寅》日刊创刊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刊发的132篇社论（或论说、代论）中，李大钊撰写40篇，高一涵撰写23篇，章士钊撰写18篇，其他各人均在6篇以下。在刊发的170篇时评中，邵飘萍撰写约92篇，李大钊20篇，石钟111篇，章士钊9篇，高一涵7篇，其他人均在4篇以下。由上可知，《甲寅》日刊时期，因章士钊忙于政治活动，编辑出版工作主要由李大钊和高一涵负责，该刊所发表的社论也主要由李大钊、高一涵执笔，时评主要由邵飘萍、李大钊、石钟、高一涵等人执笔。在思想主张方面，李大钊先后在日刊上发表了《甲寅之新生命》、《调和之美》等文章，高一涵先后发表了《调和私解》等文章，一起阐发、维护章士钊的调和思想。李剑农虽然没有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但在《太平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调和本义》、《时局罪言》等文章，批判以梁启超为首的假调和派，维护以章士钊为首的“真调和”主张。章士钊发表《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议》后，李大钊积极参与讨论，先后发表两篇《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支持章士钊。李剑农也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读甲寅日刊之舆论一束》，公开支持章士钊。因此，到《甲寅》日刊时期，以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为主将的前期“甲寅派”才最终形成。
留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曾代章士钊主持《甲寅》日刊并在该刊刊发大量时评的邵飘萍，不仅没有被胡适列入前期“甲寅派”，甚至在邵氏被张作霖杀害之后，章士钊在《书邵振青》一文中还对其不无微词。在笔者看来，章、邵之间的芥蒂，固然与邵飘萍在章士钊任执政府教育总长时对章的声讨有关，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后来与章士钊分道扬镳、甚至因安徽“二六学潮”与其对簿公堂的高一涵，从章士钊后来撰写的《李大钊先生传序》一文看，不仅没有对其进行指斥，反而倍加爱惜。更深一层的原因应该在思想认识方面。通读邵飘萍的文集和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主要文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邵氏是一个典型的激进主义者，不曾有过丝毫调和的主张。因此章士钊与邵飘萍的根本分歧应该是“道”之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前“甲寅派”而言，它酝酿于《独立周报》时期，出现于《甲寅》月刊时期，但最终形成是在《甲寅》日刊时期。
三、后期“甲寅派”
1925年9月19、20、21日，梅子在《世界日报》附刊《学库》上连载了《甲寅派思想的解剖》一文，这是笔者见到的用“甲寅派”来指称当时以章士钊为代表、以《甲寅》周刊为阵地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最早一篇文章。由于笔者未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全文，所以对作者在文章中究竟如何定义“甲寅派”，“甲寅派”的主要成员有哪些人，都不得而知。198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中有《“甲寅”派》一章，其中所讨论的内容为《甲寅》周刊时期“甲寅派”（实即后期“甲寅派”）的思想文化主张。书中在谈到“甲寅派”的成员时写道：“比较来说，‘甲寅派’没有‘学衡派’的人员整齐，除去章士钊以外，也没有几个能写和有影响的人物。”通观全书，除章士钊外，作者提到的后期“甲寅派”的成员尚有陈筦枢、梁家义、瞿宣颖、唐庆增、汪吟龙等五人。为什么后期“甲寅派”包括这五个人而不包括其他人，作者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
后期“甲寅派”因《甲寅》周刊而得名。查《甲寅》周刊先后辟有“时评”、“论说”、“通讯”、“杂记”（后改为“孤桐杂记”）、“特载”、“光宣点将录”、“书林丛讯”、“说林”、“征文”、“章氏墨学”、“逻辑”、“揣籥录”、“清华园题解记”、“诗录”、“文录”等栏目。研究后期“甲寅派”的思想文化主张，最为重要的是“时评”、“论说”、“通讯”、“杂记”、“特载”、“征文”等栏目。以上六个栏目中，除“时评”大部分未署作者姓名不便考察外，其他五个栏目共发表240多人撰写的420多篇文章和来信。章士钊是《甲寅》日刊的主要作者。他不仅对几乎每封公开发表的来信都有答复，而且撰写了“论说”、“特载”栏目中一半以上的文章（共计83篇）。此外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梁家义（8篇），钱基博、梁敬錞（各6篇），董时进（5篇），唐铁风、陈筦枢、段祺瑞、张崧年（以上各4篇），唐兰、郑窥古、陈朝爵、龚张斧、杨定襄、叶蓁、陈拔、江亢虎、施畸、石克士、汤济沧、唐大圆（以上各3篇）等，其他人各1篇或2篇。
判定这些作者的思想归属不可能不考虑其著作的数量，但最为关键的还是要看他们对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思想文化主张的认同情况。纵观《甲寅》周刊时期章士钊的思想文化主张，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二是主张以农立国，三是主张恢复读经和整顿学风。围绕以上三个核心问题，我们来判定《甲寅》周刊作者群的思想归属。
首先，梁家义、杨定襄、瞿宣颖、陈拔、董时进、龚张斧、孙师郑等人应该属于后期“甲寅派”。梁家义先后在《甲寅》周刊上发表了《吾人所请愿于吴稚晖先生者》、《白话文学驳义》等政论文章和来信，不仅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直接参加了章士钊与吴稚晖的论战。杨定襄先后发表了《代议非易案其二》、《广科举议》、《科道平议》，认同并支持章士钊反对代议制，恢复科举制和科道制的主张。瞿宣颖先后发表了《科举议》、《文体说》、《代议非议案书后》等文章和来信，公开支持章士钊的政治文化主张，其中《文体说》曾引起新文学派的猛烈批判。陈拔也先后发表了《论语体文》、《礼与法》等文章，反对白话文，宣扬文化保守主义。董时进、龚张斧先后在《甲寅》周刊上发表《释农国》、《工化与农化》、《农国》、《农化蠡测》等文章，认同、支持并发挥章士钊“农业立国论”的主张。孙师郑（著有《读经救国论》）在《甲寅》周刊上发表有来信《读经救国》，并曾主持“说林”栏目，对鼓吹读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些人应该视为后期“甲寅派”。
其次，钱基博（发表有《克己复礼为仁荀故》、《民治二字解》等）、陈筦枢（发表有《国故》、《评新文学运动书后》等）、唐庆增（发表有《新文化运动平议》）、唐兰（发表有《夙于》、《圣贤与英雄异同论》等）、金兆銮（发表有《论学制》）、林治南（发表有《八字辨》）、石克士（发表有《农国》、《曩在》等来信）、陈小豪（发表有《白话不通》等来信）、黄复（发表有《思无邪》、《民极》、《晶报后题》等）、汪吟龙（发表有《白话与科举》等）、刘孝存（发表有《白话文》，对白话文极尽攻击之能事）等人，虽在《甲寅》周刊上发表文章不多，但或部分认同章士钊的观点，或发挥其主张，也可视为后期“甲寅派”的成员。
最后，此外的其他人就不好说是后期“甲寅派”的成员了。如段祺瑞，虽然也在《甲寅》周刊上发表了4篇所谓的文章，但此时是章士钊追随段祺瑞，而非段追随章。又如陈朝爵，细读其文章和来信后可以发现，此人极端保守，而后期“甲寅派”则是一个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又如李镰镗，虽然在来信中攻击胡适和白话文，反对新文学，但据其自述，此人乃林纾弟子，也很难归入后期“甲寅派”。至于其他人，或与章士钊进行论辩，或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或请章帮助出版著作，或请章介绍工作，或通款友谊，所以很难说是后期“甲寅派”的成员。比较特殊的是梁敬錞，先后在《甲寅》周刊上发表《收回会审公廨平议》5篇政论文章及1封来信，是除章士钊之外刊发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且从第1号起开始刊发文章，一直持续到第45号，与《甲寅》周刊相始终。但因其文章内容多为外交问题，与章士钊思想文化主张关系不大，也不便将其归入后期“甲寅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人数而言，后期“甲寅派”并不算少，但像前期“甲寅派”，中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那样的作者的确没有，所以后期“甲寅派”可以说是有帅无将，势力单薄。
总之，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甲寅派”这一概念的使用上，在对“甲寅派”成员的理解上，存在一些模糊、笼统甚至错误之处。实际上，“甲寅派”因《甲寅》（包括月刊、日刊和周刊）而得名，《甲寅》有前后之分，因而“甲寅派”也有前后之别。前期“甲寅派”酝酿于《独立周报》时期，出现于《甲寅》月刊时期，形成于《甲寅》日刊时期。其主要成员除章士钊外，还有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后期“甲寅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成员不算少，但有帅无将，基本上靠章士钊一人支撑。无论是前期“甲寅派”还是后期“甲寅派”，均兼具文学派别和思想流派的双重身份，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政治调和，后者主张文化保守。
注释：
①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313页。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编），香港新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212页。
③ 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④ 《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
⑤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⑥ 一涵：《忠告国民进步两系》，《甲寅》日刊第138号。
⑦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84页。
⑧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⑨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8、211—212页。
⑩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
(1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第214页。
(12)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合订本）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129—180页。
(13)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合订本）第2卷第5号，1920年9月，第872—873页。
(1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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