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哲学”的“批判”与“出场学”的“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阅读曹典顺先生的《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①一文时，不仅想到了攻读博士学位时和作为同学的曹典顺先生曾一同探讨过导师贺来先生的一篇文章——《从哲学的“定性化”中走出来——哲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容》②，该文提出消解“标准化哲学”的前提是实现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五年来，曹典顺先生跟随任平先生研究出场学，成绩斐然，就《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一文而言，就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正是基于这种影响，认真阅读了此文。总的感觉是，曹典顺先生的文章依然秉承了吉林大学的哲学研究传统——坚持“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值得回味和思索。基于曹典顺先生出场学研究的启示，也为了读博期间与曹典顺先生的那次学术讨论做一个学术性交代，决定写此文，就“标准化哲学”与“出场学”的关系问题阐释一下自己的拙见。 一、“知性思维”与“标准化哲学” 伽达默尔说，“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③。伽达默尔所指代的“独断论”就是指“标准化哲学”。从本体论哲学的意蕴理解，20世纪初中国哲学教育和哲学研究只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即使到了20世纪末，表征中国哲学水平的中国本体论意蕴哲学并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伽达默尔所说的“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相反，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以追求“宏大叙事”为目标的“同一性哲学”的水平之上，而“同一性哲学”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共性原则”，即“标准化诉求”。从“标准化诉求”的意蕴理解，“同一性哲学”亦可称之为“标准化哲学”。不可否认，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教科书哲学所展现给人们的“标准化哲学”意蕴还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的教科书哲学相对缺少了哲学本该具有的、也是最为本质具有的“反思精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应该与人们过于将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有关。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一个“技术化”的过程，而与“技术化”思维相适应的应该是“知性思维”，也即是说，“标准化哲学”就是“知性思维”的结果。 知性思维“是指运用普通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所进行的思维，形式逻辑是知性思维的集中体现”④。应该说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形式逻辑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逻辑必须符合同一律、排中律与矛盾律，同一律要求在一个思维过程中的命题必须是且只是什么，而不能既是什么又是另外别的什么，排中律表明在某一思维过程中的命题真假值是排除中立的，满足这三大规律的命题必然具有确定性与有限性。这就表明知性思维要求我们的思维必须是确定的，固定不变的。首先，知性思维是对常识世界经验材料的局部的抽象，(“以”)概括出形式的普遍性，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某类具体事物所具有的共性的抽象，其结果是抽象的，因而不同于具体的感性材料，但它又有别于辩证思维，因为辩证思维把握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方面的关系，是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把握事物。其次，知性思维的过程是单向度的，知性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相互联系的事物分门别类，概括其抽象的规定，可以看做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的过程，即以抽象规定为基础在人脑中复制出理性具体。这种理性具体作为人的思维逻辑的终点不同于感性具体，感性具体只是现实的混沌的“表象”，而思维具体是将抽象的感性具体具体到思维中的结果。最后，这种单纯的知性思维局部的抽象，必然导致抽象结果的确定性，这也是知性思维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但是建立在将相互关联的事物分门别类的基础上的知性思维的抽象规定必然是有限的，因为它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仅从对立方面思考，必然会导致认识的片面性与有限性。 纵观哲学史，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等，在研究人类认识的过程中，都发现了认识的复杂性，并阐明认识过程中知性环节的存在。近代康德更是将人类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就叫做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但这些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而从知性产生出概念”⑤。这就是说，一般对象通过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即空间与时间进入人的感官，而知性产生概念，由概念来统摄感性直观，从而形成普遍性的知识。黑格尔更强调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的联系作用，认为知性思维与肯定的思维和否定的思维一起，构成完整的思维逻辑，而单纯的知性思维是“作为知性的思维停留在各个固定的规定性和它们彼此的差别上；这样一种由局限的抽象东西在作为知性的思维看来是自为地持续存在和现实存在的”⑥。单纯的知性思维把事物的存在、属性、功用等方面的规定性当做自明性的存在。它不仅在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实存，将来也不会发生变更。这是与黑格尔强调的辩证思维的特点相悖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继承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看法，即批判知性思维的片面性、独断性与有限性，但同时还强调知性思维作为辩证思维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即知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础与前提，正是因为知性思维具有确定性、有限性等特点，才使辩证思维不至陷入诡辩论的泥淖。可见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然知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知性思维追求抽象的共性的存在，在知性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哲学必定是“标准化哲学”。与之相适应，近代知性思维的盛行，一定意义上也导致了形而上学哲学的繁荣，比如，不仅莱布尼茨等一大批哲学家就试图建立自己哲学的形而上学大厦，而且康德正是看到了前人建立的形而上学的独断性，而用尽一生致力于拯救形而上学。时至今日，仍然有一大批学者试图建立“标准化哲学”。在他们看来，“标准化哲学”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他们认为存在“标准化哲学”，即有一种先天的“上帝”一样的哲学存在，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蔽这个“标准”，使之“公理化”，哲学江湖便可尘埃落定。“规范”之后的哲学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放弃自己的研究“前见”，学习这套“标准化哲学”的规则，以之为“标准”，对其进行复制，使自己的哲学“符合”这个“标准”。其二，他们认为这种“标准化哲学”的“标准”或者尺度是可外化，可度量的，即存在某种哲学语言是哲学界通用语，只要确定这套术语，学者便可按照这套术语交流写作，实现“哲学大同”。而通过这种可度量的标准，人们能够十分便捷地区分哲学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够轻松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与“标准化哲学”的“否定”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在它看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构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可以被认为，马克思哲学从它诞生的时刻起就特别关注人们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改变和改善人们的“生存方式”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后现代性哲学思维产生之时，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就遭受到了“终结性否定”。所谓“终结性否定”，就是指传统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同一性”价值追求，被后现代性哲学的“多元性”价值追求予以彻底性否定。从“终结性否定”这层意蕴上理解，就是要否定“标准化哲学”。后现代性哲学之所以要否定“标准化哲学”，是根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多样化价值诉求。当然，现实生活世界的多样化价值诉求是通过多元的“生存方式”体现的。 人的生存方式亦可理解为存在方式，其形成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追溯这一过程，很容易发现，新生儿的出生完全是人类繁衍的自然现象，虽然他们一出生便进入了人类社会，但是他们最先接触的是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唯一自然的社会”。因而婴幼儿时期的孩童通过与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形成的一定的联系，具有比较明显的自然性特征。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孩童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领域，越来越多的接触家庭以外的人与环境。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社会性，而这种本质即社会性不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而是人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后天的积累而成。在这层意义上理解，个体的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人类的遗传可分为生物遗传与社会遗传，其中生物遗传只“复制”人类与一般的动物一样所具有的自然的本能，如“食、色”类也。而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技能、程序等并不能通过生物遗传传递给下一代，而必须是在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一定的教育与学习而习得。这即是说，人的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形成社会遗传的过程，或者说，人又是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生物成熟与社会成熟，而且这种社会成熟是伴随着个体的生物成熟而不断成熟的。在此过程中，个人逐步完成自己作为生物个体与社会个体的存在。研究人类历史或者只要稍微观察周围的世界，不难发现，人类在青少年时期不断实现生物成熟，但此时的人们远未完成社会成熟，随着人的不断成熟，生活方式的类型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人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生存技能，因此，人们在完成自己作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所花的时间要比作为生物个体的时间长得多，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正常的处于社会交往中的人，他或者她的一生都处在不断完成自己社会化即作为社会个体的过程之中。因而，人们从出生就是作为一个半成品而存在，只要他或者她存在，他或者她的社会生活就存在多种可能，他或者她就是在社会中不断展现并实现自己生命的多样化，即人们的“生存方式”是多元存在，或者说，“生存方式”具有“多元化”。 当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多样化”，根源于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众所周知，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对智力支持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将越来越突显。劳动对象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对其进行加工使其具有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资料。它是劳动的前提，并表征着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劳动资料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资料的“骨骼”和“肌肉”——生产工具，它是劳动的中介，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连接成一个劳动活动整体。劳动的人的历史就是生产工具不断发展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⑦。这种社会状况必然导致反映社会存在方式的哲学的“非标准化”，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须是它代表的那个时代精神的理论再现。从这层意蕴上理解，我们必须批判“标准化哲学”，因为，“标准化哲学”已经是对现实人们“生存方式”的歪曲的反映，即不能表征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更不能指导我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否则，就会对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造成误导。 三、“标准化哲学”的“否定”与“哲学范式”的“研究” “生存方式”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就是“社会存在”。前文的分析表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社会存在”是人的存在，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感性直观的人，而是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就当下而言，面对着改革开放的广阔社会发展背景，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充满了无限多的可能性。哲学作为人的意识的表征，自然要反映这种无限多的可能性，或者说，社会存在能够决定哲学的发展方向。既然“社会存在”的多样化决定了哲学理论的“多元化”或“无定性”，也就意味着，“标准化哲学”已经“失去了”或“不存在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根据。从理论上讲，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可能存在两种主要趋势，一种趋势是，传统形而上学就此终结，即退出学术的舞台；另一种趋势是，传统形而上学转换方法论原则，即所谓终结哲学只是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终结哲学是不可能的，比如，维特根斯坦曾认为《逻辑哲学论》可以终结哲学，事实上，这只能成为哲学史上的一个花絮。既然如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们就从方法论自觉的视域反思“哲学研究”，“哲学范式”(简称“范式”)的概念就是从这一反思中发现的。所谓“哲学范式”的“研究”，最初的目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进行归纳、整理，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种不同“范式”。现在看来，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范式”，亦可以被延伸理解为哲学理论的方法论前提。 与“标准化哲学”的两大特点相适应，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也应该从两大方面进行，即对“标准化哲学”自身存在的“否定”和对“标准化哲学”的“标准”或者“尺度”进行“否定”。具体而言，其一，对“标准化哲学”自身存在的“否定”。“标准化哲学”自身的存在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标准化哲学”是客观存在的和这种“标准化哲学”是可以被表征的。人源自自然，却能够“再生产整个世界”，表明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或不确定性，因而表征人的存在方式或人的生命方式的哲学也应该是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即哲学应该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既然哲学应该是多元性的，也就不存在所谓单一的“标准化哲学”。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对哲学史上著名原著的解读，是“不可能”完全再现原著中哲学家的思想的，因为，毕竟我们与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或者说，因为我们与哲学史中的哲学家所处的“时境”与“语境”的不同，使得我们无法“回到”某个哲学家。这就是说，仅仅从技术上或道路上理解，我们也无法表征“标准化哲学”。其二，对“标准化哲学”的“标准”或“尺度”的“否定”。有哲学研究者认为，对哲学理论的评判和评价，应该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且这种“标准”或“尺度”是“可以度量”的，或者说，这种“标准”有一定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在哲学评判和评价中存在一种统一的哲学语言，并且这种语言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统一的哲学语言进行学术思想的交流与探讨，即认为人们在解释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时，应该严格使用解释对象(研究的哲学史上某位哲学家)所运用的语言。然而，语言反映思想，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标准”或“尺度”，即存在“统一”的哲学语言，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因为对于同一个概念，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强制使用“统一”的哲学语言和“统一”的哲学术语，必然阻碍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从另一个层面理解，如果人们发现了这种“标准化哲学”的存在，哲学家的最高任务就只能是努力表征自己的思想与“标准化哲学”相符合，而如果一旦证明了这种符合，哲学家们只需抬头仰望自己建造的知识大厦，并用余生庆贺自己的学术成就就可以了，即其后的哲学任务也就不存在了，哲学研究也就终止了。所以，“标准化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既不符合哲学“无定性”的特点，也不符合人类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的特征。 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并不是哲学研究任务的终结，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看，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催生了哲学研究的繁荣，这种繁荣的形式之一就是“哲学范式”研究的诞生和繁荣。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作为概念意蕴的“范式”。尽管库恩没有明确给出“范式”概念的定义，但从其对“范式”的表述理解，“范式”可以从两层意蕴上进行理解，一方面，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范例)”⑧。概括而言，库恩意蕴的“范式”是一种“规则”和“方法论”，是理论的“前提”。这就意味着，“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是原理、观点、理论和形态的创新发展，二是研究方法、视域、范式的创新转换。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前提”⑨。理论形态随着作为方法论前提的“范式”的改变而变化，即理论形态的创新本质上是就本体论意蕴而言的，而“哲学范式”的创新则是方法论创新。所以，并不是人们要凭空捏造一个“范式”来空谈范式转换，而是在哲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中，有必要发现“哲学范式”研究与转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即带着“问题意识”试图去解决哲学理论中出现的难题，而且这种问题不仅仅是在一般的、个别群体内部发生的，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时代范围。事实上，只有当一个问题成为整个时代社会的问题时，即当前的“范式”逻辑无法解决当下时代的问题时，就有必要呼唤“哲学范式”的创新，而这也恰恰证明了哲学“改变世界”的使命。换句话说，正是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使得“哲学范式”研究与创新成为现时代的时代要求。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势必要采取“范式”方式进行哲学研究，“因为，‘范式’主要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意蕴’，而‘形态’主要是‘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⑩。总之，如果仅仅从“形态”问题研究哲学，容易导致哲学走向“独断论”，而从“范式”出发研究哲学，不同的“哲学范式”研究，就可以演变出多种不同的哲学形态。 四、“哲学范式”的“多样性”与“出场学”的“可能” “哲学范式”的产生根源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这即是说，“哲学范式”能够“多样性”，也是根源于人们对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人们渴望哲学能够指导社会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哲学追求“统一性”的哲学研究方法论。从宏观“哲学范式”的理解看，当时的“哲学范式”是“单一的”，即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于哲学要解释改革开放产生的许多新问题的需要，哲学界提出了认识论问题，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这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不仅即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解释原则，也成为“哲学范式”研究的新的起点或转折点。总体上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了从过去单一的模式、路径转向了多元的视域与范式，或者说，“哲学范式”研究作为阐述哲学“当代意蕴”的方法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范式图景。任平先生和曹典顺先生领衔的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中心，绘制了当代中国“哲学范式”研究的图谱，描绘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九种范式，即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哲学史研究范式、对话范式、文本学范式、中国化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部门哲学范式、出场学范式。 任何“哲学范式”的出场、改革与创新，都是哲学对当下时代的“时代需要”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功地融入了毛泽东思想，体现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教科书范式迎来了改革的时代。30多年来，一大批学者出版发行了诸多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教科书。进入21世纪，教科书改革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创新发展阶段，由袁贵仁、李景源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一时期改革的突出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传统教科书改革也随之向纵深发展，即传统教科书作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原理、教育的“理论武器”，不但其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教条化的特点，而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具有普遍化、绝对化的倾向，从而容易导致人们无法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特征。教科书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或者说教科书范式存在着的这些悖论，必须要消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自身”不断追求的目标。正是由于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而导致的教条化倾向，有学者转向“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这就是说，有的学者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仅仅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历史佐证，而是真正开辟了探索经典作家思想演变过程的历史性特点的道路，并发展成为一种方法论自觉。研究历史离不开对文本文献的考察来实现，通过文本文献研究，人们既可以研究经典作家的原初语境，也可以从更深层的意蕴上挖掘文本具有的意义，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这里就涉及解释学的理解问题，解释学理解的意义有两层含义，即客观的文本的原初意义与文本对读者的意义，前者以作者或者文本为中心，后者以读者为中心，现代解释学越来越强调文本文献对读者的当下现实意义，即文本文献学研究不是为了“返本”，不是为了还原经典作家的原初语境，而是要挖掘文本文献中能够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内容与意义。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文本文献学研究也成为与西方国家争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当然，文本文献学解读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解读需要凭借一定的文本，而经典作家的文本如此之多，究竟哪种文本更能够表达作者的原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历史鸿沟是否需要跨越以及如何跨越，这都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思考，有学者走向了中西哲学对话范式的研究，通过对话的方式，不断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义。当然还有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中国化范式等其他范式研究，由于篇幅限制，在此就不再一一论述，以下的篇幅主要用来阐释作为“哲学范式”的“出场学”存在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哲学范式”研究的“多样性”，正是由于“哲学范式”的“多样性”，“出场学”作为“哲学范式”，就具有了存在的可能性。用曹典顺先生的话说，“‘出场学’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以‘范式’的存在为前提的，澄清‘出场学’的存在前提，就是承认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即认可范式多样性是出场学合法性存在的逻辑之根”(11)。“哲学范式”作为“方法论前提”，同时也是一种哲学理论的解释原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原则，不同的解释原则或方法论的指导下的哲学理论都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方法论前提都是确定的研究目的与不同的研究方向的统一，其理论前提是研究方法与思想的统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出场学”同样可以作为这多样的“哲学范式”的一种而存在。这是就其存在的理论可能性而言的，从现实性上理解，前面论及的“教科书范式”的改革与创新，“哲学史范式”的研究出路探索，以及“文本文献学范式”、“对话范式”等等，都是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现实意义。“‘出场学’就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12)。也即是说，“出场学”是可以体现出时代精神，研究出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答案的，即“出场学”能够通过对“出场路径”、“出场语境”以及“出场形态”三者关系的考察，表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不断的“出场”从而实现持续的“在场”。 ①曹典顺：《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第45—50页。 ②贺来：《从哲学的“定性化”中走出来——哲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容》，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第100—103页。 ③[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④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 ⑤[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⑥[德]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⑧陈俊：《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1期，第104—108页。 ⑨柯锦华、任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⑩曹典顺：《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第45—50页。 (11)曹典顺：《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第45—50页。 (12)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创新方法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哲学家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哲学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范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