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关于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机关论文,导师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革命导师和领袖一直十分关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建设原则和具体实践，并相应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今天，我们学习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正在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革命导师和领袖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尽相同，因而研究思考的着力点也是有差别的。他们主要是从两个层面研究思考问题。一是政治层面。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无疑具有阶级性，反映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二是技术层面。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作为古今中外共有的现象，必然具有一般规律可循，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可资学习借鉴。一般而言，革命导师和领袖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初期，比较多地从政治层面上思考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比较重视政治层面的内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实践的需要，也很重视从技术层面上思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实践，但是，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具体研究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丰富了他们关于国家、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关的学说。他们认为：(1)从起源上看，国家的起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第166页，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从本质上说，国家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机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第166页，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往出现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国家的职能具有两重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国家政治层面的职能，即阶级统治职能，也明确肯定了国家技术层面的职能，即社会管理职能，一切国家都具有的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的职能。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他们不止一次地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的勤务员来执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里所说的“合理职能”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被正确地理解为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属于技术层面的范畴。(5)国家是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历史产物，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亲身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两个层面的内容。十月革命之前，列宁侧重于政治层面考虑国家问题，强调“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大成的著作。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十分重视技术层面的内容。（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晚年的《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几部著作，都是关于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深层思考。(1)精简国家机关的组织。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维埃国家机关逐渐复杂庞大。因此，列宁号召全党要“与多得不成样子的种种委员会作斗争”，“应尽力撤销现有的各种委员会”，“并阻止成立新委员会”（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2)建立严格的个人责任制。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当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不能因此忽视个人分工和责任制。（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列宁指出，只有通过监督检查，才能保证苏维埃政策法令的实施（注：《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4)培养选拔合格的干部。列宁希望能够“把具有真正现代水平的人才，即不亚于西欧优秀模范的人才集中到”苏维埃机关。这些人才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因为管理国家“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靠蛮干和突击，靠机智和毅力，或者任何优良的个人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6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为了选拔合格的人才，既要“经过特别的审查，看他们是否忠实”，“还要经过特别考试，看他们是否知道科学地组织一般劳动的原理，特别是科学地组织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等等的原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晚年提出了必须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重要思想，（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长期的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实践经验，并作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总的看，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比较重视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政治层面的内容；而改革开放以来，既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较多地从技术层面研究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毛泽东侧重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毛泽东在技术层面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最主要的是“精简”的思想，写入宪法作为国家机关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政治层面的内容，强调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能搞联邦制。与此同时，邓小平比较重视从技术层面思考问题，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等重要著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和完善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理论，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也是对列宁关于改革国家机关思想的完善。(1)权力下放是改革的重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最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权力下放的思想中，包含着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理论观点，不仅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权力下放奠定了实践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第242页，第373页，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精兵简政是改革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就是“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并且对1982年的机构改革与精简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制度建设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革命导师和领袖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思想是系统、完整的，不仅全面论述了政治层面的丰富内涵，而且系统提出了技术层面的具体内容，阐明了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价值规范与具体构想。
（一）“社会公仆”是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价值规范
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理应是社会公仆，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规定的。但是，由于实践中劳动群众不是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而是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参与国家管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8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可能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无产阶级国家可以防止这种现象重演，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指出，“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些观点与措施所包含的原则意义，即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取消特权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建设与改革有着重要指导意义。20世纪末苏东剧变，从反面说明，如果不能从体制上及时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特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
（二）“廉价”政府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重要标志
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曾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奢侈和浪费，提出了建立廉价政府的口号，但事实上，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在开支上丝毫不比封建官僚机构逊色。譬如，美国总统选举的费用是不断增加和非常奢侈的，1952年为1100万美元，1972年为1亿美元，1996年为9亿美元，2000年猛增到30亿美元。以致英国《金融时报》说，美国政治制度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其联邦选举制度已经沦为有组织的贿赂制度，筹集经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民主”，而是为了“获得影响”。（注：资料来源：《美国选举制度——金融能买到最好的政治领导人》，《北京日报》，2000年11月9日。）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廉价”政府不过是一种笼络人心的虚假口号而已，“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常备军，也不能没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必须厉行节约。对此，列宁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构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毛泽东反复要求精兵简政，更多地也是从“廉价”政府的角度考虑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廉价”与“廉洁”，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认真思考和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三）高效率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
革命导师和领袖都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效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原则，兼管立法与行政，可以避免资产阶级议会清谈馆那样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高效率的管理是保证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生产率的基本条件。他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当建立邮政那样的“社会性管理机构”，其实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成为高效率的机关。（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要实现机关的高效率，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实行精简。因此，列宁多次要求“精简机构，改进组织”（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并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认为，精简有利于提高工作质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毛泽东、邓小平把精兵简政看作是改革和完善国家机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始终认为，精简是改革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注：《毛泽东选集》，袖珍合卷本，第84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责任制。列宁指出，“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邓小平认为，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1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革命导师和领袖还强调要加强检查监督制度，建立文牍处理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选拔优秀合格的人才，等等。这些都是有利于提高机关效率的措施，也应予以关注。
（四）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一项艰巨任务
列宁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他高度重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注：《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为此，列宁要求“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2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应当指出，革命导师和领袖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其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取代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主义现象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列宁则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战胜官僚主义这个毒瘤，不能凭借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改造来医治”，（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也就是说官僚主义不会随着旧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在列宁时期，更多地是把官僚主义看作是新国家从旧国家脱胎出来而不可避免地留下的痕迹。（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此外，列宁还认为，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也是一个原因，“这种文化落后性都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列宁强调，“只有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邓小平进一步分析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与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行使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7-28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体制上分析官僚主义存在的原因，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五）党政关系是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必须正确面对的一件大事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包揽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怎样处理党政关系，革命导师和领袖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许多具体行政事务都由党来决定。对此，列宁认为，党是总的领导，要明确划分党和政府的职权。（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毛泽东也很重视党政关系，他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注：转引自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但历史表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是处理党政关系的正确思路，容易导致以党代政，造成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全面阐述了党政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第242页，第373页，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目的是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六）坚持不懈地改革和调整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主要方法，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列宁晚年时认为，改革国家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且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一遗训已经为我们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邓小平发展了列宁关于改革国家机关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机构改革理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之所以需要改革，一是因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二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改革的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改革的方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180页，第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革命导师和领袖的上述理论，是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在“十五”期间，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更自觉地以革命导师的有关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继续推进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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