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学派访谈录——1.对话爱丁堡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丁堡论文,学派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华语学界对爱丁堡学派兴趣尚浓之时，爱丁堡学派是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每年都会抓紧风和日丽的夏日时光，举办师生“自强活动”(retreat)。2008年初夏，自强活动在爱丁堡近郊的卡贝瑞城堡(Carberry Tower)举行。负责“挑战”的来自荷兰屯特大学的里普教授(Arie Rip)不愧是位尽责的评论人，他的第一个挑战即是：在巴恩斯与布鲁尔等前代学者相继退休后，强纲领(或爱丁堡学派)还剩下什么？30年前爱丁堡学派替科技与社会开创了新局面，但30年后我们却还在原地踏步。难道爱丁堡学派已经玩完了吗？
面对谏友的挑战，整个爱丁堡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都动了起来。当时与会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李正风教授、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Science Studies Unit)①博士研究生黄之栋，以及于2009年到爱丁堡访问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黄瑞祺教授，决定与几个在爱丁堡学习的中国同学一同开启这个访谈工作。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当时只剩下六个人，相比逐渐壮大的生物技术创新与伦理研究，爱丁堡学派正在经历衰退吗？爱丁堡学派的哪些重要思想还未被华语学界所认识？东亚STS是否可以从爱丁堡学派的发展中获得经验呢？自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访谈团队先后对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进行了访谈。希望直接经由大师的阐释，解说强纲领到底“强”在哪里？在实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对自身学派的阐释往往与二手的注解非常不同。访谈录之《“强”不强有关系：大卫·布洛尔访谈录》《卸下“爱丁堡学派”这张招牌吧！：巴里·巴恩思访谈录》《别把STS做小了：唐纳德·麦肯其访谈录》在台湾的《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0期(2010年4月)、第11期(2010年10月)及第13期(2011年10月)发表。由于海峡两岸出版物的地域区隔，使得大陆学者与这三篇极具学术价值的对话录失之交臂。在诸位学人的推动下，访谈录简体版经修订后终于得以出版。
谈到爱丁堡学派，人们第一个闪过的念头不外乎是强纲领以及这个学派著名的四大信条等。除了这些鲜明旗帜之外，剩下的也许就是著名的反拉图尔论，以及其他种种的理解与误解。撇开艰涩的哲学与科学论争不谈，爱丁堡学派到底是什么？
大卫·布鲁尔教授是科技与社会领域中少数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在其名著《知识与社会意象》出版之后，强纲领及其四大信条便成为所有STS学者皆能琅琅上口的词语。布鲁尔教授是爱丁堡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该学派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是在一定的社会脉络中建构起来的。缘此，社会学家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分析。布鲁尔教授退休前任科学研究部主任，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者。1960年代来到爱丁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前，他曾在基尔大学与剑桥大学等地专研哲学及数学，在数学、哲学以及心理学上的研究后来成为他开创爱丁堡强纲领的基石。1996年，布鲁尔教授荣获4S学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学社会研究学会)颁发的最高终身荣誉——贝尔纳奖。虽然布氏已退休，但每天早上七点到固定的咖啡馆开始一天的写作，是他必做的功课。对布鲁尔教授的访谈主要涵盖的是有限论的部分。两岸学界探讨有限论的论文大多采取抽象的方法来阐析其得失，在这样的分析之下，有限论似乎与我们相去甚远。然而，在布氏的阐析中，哲学其实是很生活的。于他而言，强纲领还是一如既往地“强”，但整个科技与社会研究却渐渐地“弱”了下去。在提及他的最新研究之余，布鲁尔也向初学者说明如何才能选定一个恰当的研究主题。在访谈的尾声，布鲁尔教授对东亚的科技与社会研究提出了建言。
巴里·巴恩斯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科技与社会领域中爱丁堡学派的创始者之一。巴氏一生穿梭于科学社会学家与社会理论家这两个角色中，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作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者，巴恩斯在来到爱丁堡大学担任科学研究部教职与主任之前，曾取得化学与社会学的学位。他长久以来都致力于将科技与社会研究与普通社会学理论相联结。由于在科技与社会领域卓越的贡献，巴恩斯教授于1998年获得贝尔纳奖。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移转到基因研究上，并试图把他早期所建立的理论运用于这个对人类有着重大影响的领域。访谈的范围触及了巴恩斯思想的核心关怀。巴氏从其自然主义立场谈起，挑战了人们对爱丁堡学派相对主义的批评。接着他向我们阐释，为什么自我指涉的知识、权力以及承载这些自我指涉系统的集体行动者，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告诉我们为什么基因也像权力一样，看似存在却又缥缈。于他而言，“强(纲领)不强根本没关系”，理论只有合不合用、好不好用的问题，而没有该不该用的问题。爱丁堡学派的经典理论早已被学术界采纳，应该少一些对名号的执着，多一些对研究的信心。也就是说，重点在于，如何将研究扩展到有趣的新领域中去。巴恩斯教授建言东亚的科技与社会社群，放胆结合所有可能的资源，尽量运用各种理论到自己的情境中。
唐纳德·麦肯齐教授是爱丁堡学派中生代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也是前代元老退休后、少数一直“镇守”在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台柱。他大学时期攻读的是应用数学，后师从巴恩斯教授，改以科技与社会的角度来重新检视所学。麦肯齐教授著述甚丰，取材的范畴也相当广泛。1977年他以英国统计学发展史为题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成书，该书迄今依然是爱丁堡学派的必读经典。他另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是以核子导弹精准度为题的研究，该书在1993年为他赢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默顿奖。除了这些早期的研究之外，麦肯齐教授对全球变暖的议题，尤其是碳交易的问题也相当关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金融风暴发生之前，麦肯齐教授即已预见了风暴的来临，并以独到的科技与社会手法分析了风暴发生的成因。由于他卓越的贡献，使得他被《展望》杂志(Prospect)评选为金融风暴中的25大金头脑(Top 25 Brains of the Crisis)之一。麦肯齐教授的研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使他成为各项基金资助的常胜将军。他在2009年赢得271255英镑的研究资助，被戏称为“金融风暴下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麦肯齐教授荣获贝尔纳奖。麦肯齐教授告诉我们，数学是他多年研究的主轴。换言之，从导弹议题、碳交易，再到金融市场的研究，这些看似繁杂的研究背后，都有条数学的主线——放在这个脉络之下，一切皆豁然开朗。麦肯齐教授也为我们说明了有限论与操演性，以及他如何在研究议题上具体运用这些概念。在谈到“布鲁尔—拉图尔论战”的问题时，他从爱丁堡学派的角度，阐析了一连串的误解。麦肯齐教授建议东亚科技与社会研究：“不要把这个领域想得太窄！”在他眼中，STS的疆域无限。
对于爱丁堡学派，强(纲领)不强有(无)关系！
布鲁尔在访谈中澄清了“强纲领”并不是为了给他人“纲领”般的指导，当时所做仅仅是将史学家、社会学家已有的研究刻画出来，描述其根本的特征和假设的基础。也就是说，强纲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产生出来的。尽管布鲁尔不倾向于将其主张纲领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利器，社会科学就不再只是解释错误的“弱”纲领，而是能够对称地说明科学与技术所取得成功的“强”纲领。并不倾向于使用“强纲领”一词的巴恩斯认为，强纲领在20年前是个引人瞩目的好词，但STS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上个世代的创新到了下个世代就成了教条”，如今这种强纲领的认识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缺省配置了。而麦肯齐则更愿意将强纲领与另一个重要的基石——有限论并列在一起讨论，布鲁尔与巴恩斯是这两块基石当之无愧的缔造者。爱丁堡学派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发现了强纲领；在第二阶段，则将对有限论公式化的表述应用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讨上。因此，强纲领在某种意义上是方法论，而有限论在操作中则更具理论性质。
与强纲领相比，大陆学者对于有限论探讨得不多，应该怎样理解有限论？
布鲁尔对于有限论的解释是哲学的，他首先追溯从密尔到维特根斯坦，再到赫茜的思想源流，然而他反对哲学家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的划分。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社会习俗只有在被赋予定义时的那个知识的初始阶段才产生作用，而此后这一概念的应用则不那么具有社会解释的弹性了。有限论则认为，没有人能经由决定或定义来固定住意义，所有意义最终都是通过指出有限的实例来学习、传播或沟通的。巴恩斯认为，有限论是对归纳问题的社会学解读，因此想要真正地解释有限论，或者布鲁尔所谓的社会学有限论(sociological finitism)，还需要诉诸社会学进路。巴恩斯将问题引向了权力与自我指涉，并指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的，而知识的权力来自于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与文化。知识的自我指涉系统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这个系统是由相信知识正确无误的知识承载者运行的。巴恩斯将社会还原为一种自我指涉的知识系统，而有限论本身就是系统完成自我指涉、获得权力的方式。巴恩斯认为布鲁尔与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简化”着有限论，这种简化是一种智识上的阐述方式。在麦肯齐的访谈中，我们又将视线落在有限论与操演性两个问题上。源于语言学的操演性概念与有限论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麦肯齐认为，经济学不仅在描述已有的外部“经济”，更是让经济呈现出其所描述出的状态，即经济学操演着经济，也“创造”了理论所言说之现实。经由细致的案例研究，麦肯齐发现一些金融模型以及运算法则是如何引起金融风波的，从而也证实了有限论在分析社会活动中的威力。
有限论虽由强纲领发展而来，但它不只是强纲领的重述而已，而是丰满了强纲领。国内学界若想真正理解爱丁堡学派的精髓，尚需更多地关注有限论，以及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我们所处的复杂世界。
布鲁尔鼓励中国科技与社会学界多做一些有事实依据的因果性研究，可以是历史的案例，也可以是社会学的阐释。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帮助大家精准地察觉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巴恩斯的忠告是，“大胆去用！”直接面对中国特殊的社会与科技问题，寻找能够被移接到解释这些问题的模型，大胆地改造并修正这些理论，做到既保守又创新。麦肯齐的建议则是，“不要把这个领域想得太窄！”从传统的议题中超脱出来，将爱丁堡学派的理论运用到新领域中去。无论是布鲁尔所说的案例研究、巴恩斯的大胆尝试的建议，还是麦肯齐拓展疆域的呐喊，都指向了“用”。这是因为爱丁堡学派就是在对经验研究的总结中产生的，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活力皆源于细致丰富的经验研究。
国内STS研究尚处于“重理论轻实践”的阶段，通过对爱丁堡学派发展脉络的回顾，我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适合于中国的STS理论必然产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社会学分析中。爱丁堡学派对我们的启示不应该只停留于认识论层面，更多地应该落实到踏实而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实践中。
注释：
①1969年斯诺(J.P.Snow)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揭示出英国社会中科学与人文间的文化裂痕，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很多英国大学都开设了跨越人文与科技的课程。爱丁堡大学著名遗传学家韦丁顿(C.H.Waddington)与斯诺、贝尔纳(J.D.Bernal)是密友，他希望在爱丁堡建设一个能够同时为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需求服务的研究小组，这便是科学研究部的雏形。射电天文学家大卫·艾杰(David Edge)被任命为科学研究部的第一任主任，韦丁顿要求艾杰教授“科学以外的东西”。当时大多数对于“科学以外”的讨论都逃不脱科学哲学的探讨，但艾杰却突破性地聘请了三位初出茅庐的学者——有着数学背景的哲学家大卫·布鲁尔、由分子生物学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巴里·巴恩斯，以及从美国来到英国的科学史家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艾杰认为STS所做的是一场跨学科的冒险！的确，正是科学研究部对传统社会学以及哲学进路的突破，才带来了STS自然主义的科学观，一种用经验的方式探索科学并通过这种解释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