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酷资本主义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1)02-0229-12
在学术领域，文化研究在政治上历来被看做是可疑的，其半壁江山涉足政治过深，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那么，如今的情形是否还如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顾文化研究的起源，其次还要考察其发展的脉络。这种从源至流的学术追索，此前已经做出。[1]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学科，也许如人所言可以看做一种后学科或通学科(Johnson et al.)。因此，文化研究始终要迎来送往，保持内在的开放性，而无法像橱窗里的蝴蝶标本一样，被钉死在那里。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文化研究的源头在英国，其著述见于Richard Hoggart，E.P.Thompson与Raymond Williams。[2][3]当然，源头也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直至乔治·奥威尔论大众文化的随笔以及20世纪中期“大众观察”关于日常文化的人类学研究(Stanton)。威廉姆斯[4]本人则将文化研究的兴起归因于成人教育运动、大学推广班与工人教育协会(Steele)。Graeme Turner精确地总结了这一历史，确定了其主要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脉络。
上述文化研究的英国起源说并非没有异议。James Carey主张，美国的文化研究先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前者又吸收了后者，并且将之超越。在《欧洲文化研究学刊》第一期，Handel K.Wright则语中带讽地声明，文化研究起源于非洲。也就在这一期杂志上，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甚至还引起了煞有介事的辩难(McNeil)。我们还注意到，最近出版的一本论文选《国际化文化研究》(Abbas与Nguyet Emi)差不多要把英国学者的著作从当今的文化研究领域清除出去。
且不论文化研究的种种源头，该领域很明显有多种不同的发展路向。本文在详论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之前，勾勒文化研究最主要的发展轨迹，以显示其主题的多样化。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初创期，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该学派旨在批判主流的社会文化体制，倡导文化政治的实践。就像任何其他思潮，该学派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其关注目标有所更替，经过现实的调整，其参与者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教育而成熟，整个学派也因此变得圆熟起来。破除陈规的批判力量逐渐减弱，英国文化研究最终接受了变化之后的历史局面，原先那些批判性主张在新的历史事件(如苏共解体)面前显得毫不相干。最为显著的是，质疑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理论根基遭到削弱，与之相照应的则是，人们对文化研究的普遍接受，而它由此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课程，取得合法性研究的地位，而不再是口无遮拦的愣头小子。
问题是文化研究的激进传统是否已经与近来的酷资本主义文化沆瀣一气，不再是对文化政治作理论思考的主要阵地？
文化研究的多个轨迹
文化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经常要面对责难。已故的Pierre Bourdieu在与Lo
c Wacquant合写的著作中就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是有争议的，它只是一种国际出版界的谋划。如其所言，“文化研究这个混杂的领域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其国际播撒(此乃其存在之全部)可归因于一项成功的出版策略。”[5]47
这样的判断无异于先声夺人的诘难，但并没有领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再者，文化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领域，其中某些不同的视角与脉络看起来并不具有家族相似性。
一般来说，本文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各个发展轨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其强项和弱点。取他家之长，补自身之短，则相得益彰；若不见其长而只见其短，则各个发展轨迹之间就不会有对话的途径。这么说并不是要主张松散的折中主义，而是要增进各个视角之间的互动，如此方可其扩大政治效用。下面列出的主要发展轨迹没有包括后殖民研究的层面，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后殖民研究应该归属于另外一个学术领域，尽管它和文化研究具有类似的跨学科理论空间。
由文化研究的多个发展轨迹之中，兹列出如下五种“主义”：
*理论主义(theoreticism)
*方法主义(methodism)
*实用主义(pragmatism)
*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消费主义(consumerism)
这五种主义尽管并没有穷尽文化研究学派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整个领域，但是每一种主义表示一个明确可分的轨迹，代表一种在漫漶无形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独立逻辑，以下分别论述之。
理论主义
文化研究不太长的历史见证了一连串理论和理论家快速的兴衰更替。这些理论(或“范式”)包括：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多种分支。其理论家则包括雷蒙·威廉姆斯(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学术宴会中一个盘亘不去的幽灵)、斯图亚特·霍尔、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等等。
许多理论来自法国。在显然以经验主义为主导的文化中，英国学术界对法国理论的臣服并不是一个特有的国别现象，因为此种现象也见于北美、大洋洲、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全球都是如此。
理论与理论家的快速更替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趋势中，最新的理论风尚或潮流往往在缺乏论证的情况下，自动被当做优于以前的理论。这其中当然也有一种职业动力在发挥作用，而学术活动正建筑于其上。《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情形尤为如此，该杂志并不像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新左派评论》，注重推行欧陆的理论，以之作为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资材。
理论主义的轻信态度在1996年的索卡尔事件中遭到一记重击。《社会文本》杂志的一份特刊曾以“科学战争”为主题，其中刊出了左翼物理学家阿兰·索卡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僭越边界：论一种关于量子重力的转化诠释学》。《社会文本》的编辑看到这样的标题，本应该有所警觉，以防自己遭到愚弄，更不要说，文章本身还通篇在演绎那种滑稽可笑的论点。
索卡尔声称，外部世界并不存在，因此科学方法对之也就无从谈起。表面上看，这篇文章好像鲍德里亚式的流行文化理论。《社会文本》杂志以高水准的社会文化理论文章而受人尊敬，但这一次编辑们却被聪明的索卡尔愚弄了一回。
虽然索卡尔因其愚弄行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也许理应受罚，但是他确实指出了当代社会文化理论(见Sokal与Bricmont)的一些严重问题，诸如鲍德里亚等人对自然科学术语的捏造与隐喻性使用，文化研究中大量晦涩的理论文章，以及学者们对经验证据与研究有效性的轻忽(类似批判见Tallis)。
方法主义
我们尚不清楚，索卡尔事件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过，从那以后，避开高调的理论而面对实际的方法问题，已经成为显著的趋势。
文化研究确实有方法偏弱的毛病，也就是难以研发出特定的技术手段以进行实际研究。文化研究当然并不缺乏方法论，即用于研究和分析的理论原则。
十几年前，我曾经编过一本文集，就在文集即将出版之前将之更名为《文化的方法论》(McGuigan)。这是因为，我原本要求那些作者写一些实际研究的方法，但他们后来交给我的文章却是偏重理论的方法论。出现这种结果部分似乎是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自由地从人类学、艺术、历史、语言学、文学批评、社会史、社会学等学科借鉴方法。文化研究好像也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如今，这种状况会给申请研究资助带来麻烦。
近来，许多关于文化研究方法的教材纷纷出版(如Gray，Johnson et al.，Saukko)。这些书有助于传授如何做文化研究的方法。出版商们瞄准市场的空档而试图弥补之，当然有其道理。这些手册并不能满足文化研究领域每一个人的需要，相比之下，Richard Johnson及其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以前的同事们的著作，视野开阔，论述公允，涵盖了文化研究的多种方法。不过，这本书和其他同类的书过分强调文化研究的主观主义脉络，本文将在以下专门论述其日益显著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对方法的强调如果走过了头，则难免导致所谓的“方法主义”，也就是说，纯粹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发展学科技巧。在此趋势之中，研究者或许会无视文化研究之所以存在的批判性理由。如果文化研究一旦堂而皇之地成为一门常规学科，情况将尤为如此，并由此导致自取消亡的僵化模式。其跨学科研究的实质将会被空洞的职业贩售行为所掩盖，丧失理论的洞见与活泼的想象。
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其批判功能逐渐流为行政管理方面的功用。文化研究应该注意避免重蹈其覆辙。
实用主义
如果说对方法的重视表示文化研究面向现实的趋势，那么实用主义的脉络至少从学术的合法性来说，因为关注“现实世界”而更为实际。
文化研究显然离不开实用方面的考量。学术研究需要得到资助，以文化研究进业的研究生也需要找到工作。然而，长期以来并没有什么文化研究的头面人物明确主张，在学生教育中须适应市场千变万化的魔力，为“酷捕猎”(cool hunting，意为文化潮流的观察和预测——译者注)做准备。
这样的主张一旦作出，实际上就等于声明消费主义文化研究与“酷资本主义”的合流，容待后文详论。“创意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并且据说已经成为新近的文化研究的首要目标(Hartley)。文化研究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发，一路走来最终在商学院找到了栖身之所。
在早期有一些明显的实用主义案例，试图将文化研究纳入政府之用，如福柯式的“文化政策研究”。多年前，Tony Bennett攻击过文化研究的政治藉口与非实用性，将之认定为反霸权的举措。尽管文化研究不乏政治言辞，最显著者要算霍尔的葛兰西式规划，但它很少直接面对权力的“现实世界”，也不干预现存的政治体制。但是，本尼特则宣扬文化研究与特定文化管理任务的工具性关联，特别是在公共领域。在文化研究转向市场要求之前，本尼特的实务性方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提出的“创意国家”规划。不过后来在自由党(即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该规划表现不佳。
实际上，本尼特的理论逻辑就是要将文化研究变为新自由社会民主政治的管理咨询部门，与后来哈特利将文化研究与酷资本主义结盟的做法，并非完全不同。关于政策导向性研究，亦有不同的观点驳斥其与新自由主义的合谋，以便在应对实际问题时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性反思立场。[6][7]毋庸置疑，文化研究确实应该探讨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问题，但是如果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为现存的行政性的和工具性的规划做研究，那么就太不幸了。
主观主义
文化研究中还有一个遁入主观主义的趋势，其根源也许在于心理分析学，最近又和身份政治与酷儿理论混合起来。讲方法的著作意在推荐人种学的方法，以用于探究主体性，具体而言则包括深度访谈与生活故事实录。这种研究旨在完成“让深层意识开口表达”的任务。毫无疑义，研究者应帮助个体对象的自我理解并欣赏生命的不同样式。身份与差异当然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
然而，这种研究趋势有滑入唯我论的危险，因此会对与广阔的文化世界与宏观的权力机制漠不关心。研究者着迷于人际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从而在研究中与宏观权力现象失之交臂。这种主观主义的趋势在文化研究中日趋明显。虽然相关著作的出版还没有形成充分的规模，但至少在英国许多本科生已经将研究集中于主体性、身份与差异。大部分的研究内容是非常个人化的，涉及传记材料及自传材料。
如果说实用主义轨迹所包括的实务性形态和市场形态是文化研究中最为世俗的分支，主观主义则摒弃世俗而被批评为自我放任。心理学中过分科学化的分支在很早以前就将心理学家的自我理解贬低为“内观”(introspection)，认定其为非法，不值得科学探究。难道文化研究的主观主义流派在今天还要滑向心理学中自我放任的类型？
对于文化研究来说，遁入主观主义的趋势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值得理论研究。这种趋势与当代社会“个体化”(Beck与Beck-Gernsheim)的论点相吻合，并且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消费者至上”论若合符节。回想起来，在久远的而已经显得暗淡的过去，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自命为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其方式或者是渐进式的，或者是革命式的。如今，是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导致了文化研究逃往主观主义？
消费主义
由于文化研究中的消费主义内容甚多，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予以详论。
消费的意义
1963年，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Richard Hoggart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世纪60年代末，Hoggart离开伯明翰大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霍尔接替他成为中心的主任。
在此之前，霍尔已经是中心的研究成员，得到了企鹅出版社阿艾伦·莱恩爵士的部分资助。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中心在霍尔的领导与激发下达到了巅峰，培养了一群有才华的研究生，其中有几位成为该领域的主要人物。1979年，霍尔转而到英国公开大学任教。
中心接下来的历程大起大落。那个原本只是一个规模有限、受人排挤的研究中心放大成为一个规模完备的系，就是社会科学系的建制，其中包括社会学。该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既招收本科生，也招收研究生，教职员队伍也得到扩大。
后来，该系的研究水平下降，原因或许在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激增，而不在于领导者霍尔的离去引起的前后延续超过二十年后继乏人的危机。2002年，由于在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E)的评定中，该系的研究评级相对降低，研究经费因之减少，被武断的大学管理部门迅速关停。如果要评价CCCS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考察其兴衰的历程以及复杂的建制史。不过，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是难以详论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期具有超常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其规模则小得不合比例——20世纪70至80年代，只有三四位职员。在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不久，该中心被强令关停，当然会引发不小的震动和争议。
CCCS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广泛的推崇，由此激发的文化研究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领域。荷加特与霍尔20世纪60年代在开辟新研究疆界之时，也许连做梦也没想到最终会获得如此成功。文化研究在新时代蒸蒸日上，而原先的中心却已经偃旗息鼓，无以为继了。“伯明翰学派”时常被等同于“英国文化研究”。不过这样贴标签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这些标签来自外界，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外来的以偏概全的名头掩盖了内部的差异、并抹去了边界之间互相渗透的特点。
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霍尔式的文化研究”，因为霍尔确实是统帅“伯明翰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天才。他与CCCS的正式联系已经于二十多年前结束，但他如今却成为大批研究其理论和实践的专著的主题(如Procter[8]，Rojek[9])。
霍尔的才华主要体现于为人师表，既在教育领域，也在政治领域。他是《新左派评论》的首任主编，从中我们可以领会他何以能长期作为知识分子的联络人与风华绝代的导师。霍尔带头向英国的左派传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陆理论。在他接任荷加特成为伯明翰中心主任之后，研究内容迅速向理论发展，吸纳了西马传统(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国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并在其中添加了一些美国的象征交感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维持均衡。霍尔[10]39在一次访谈时追忆中心的辉煌岁月，特意指出了中心的工作方式：
中心的知识生产与工作方式的转变是有联系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心在大学的边缘化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1968年及其后的政治语境。比如说，我们曾经亲身经历了1968年伯明翰大学的静坐，并且间接参与了学生的政治组织。对于知识的民主化，这是一个真正新生的时刻。通过批判既存的学科结构，批判大学的体制性权力，以及批判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制度化知识生产，我们真正实现了集体化的知识生产方式。
霍尔及其助手怀有政治动机，在伯明翰大学搞得如火如荼，在英国学术界也获得了颠覆性的名声。在当时，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学术体制的干预并非绝无仅有，其效果是显著的，或者说看起来如此。
就像以前的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中心的文化分析致力于非化约主义的、非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霍尔[11]在政治著作中分析了英国的右倾现象，称之为“撒切尔主义”与“独裁的民粹主义”。这些术语来自他对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特别解读，而葛兰西的著作则有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的霸权、文化与权力(Forgacs与Nowell-Smith，Hoare与Nowell-Smith)。霸权理论也旨在协调文化研究不同范式之间的理论差异，特别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差异，同时故意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分析框架中排除出去。[12]
在学术研究之外，霍尔为英国共产党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撰稿，但他并不是该党成员，也从来没有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今日马克思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思潮，霍尔对之影响甚大，最终导致英共与共产主义的决裂。有人认为，英共也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实际上，1991年苏联解体时，《今日马克思主义》也停刊了，其中既有资金不足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今日马克思主义》以霍尔为理论总编，在最后阶段发起了“新时代”议程。[13]很有意思的是，该议程不仅声明要彻底进入以后福特制与后现代主义为特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领域，而且还强调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文化理论分析与各种形态的左派政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文化研究将政治引入学术而应受到严惩，其参与者们却坚持教育和研究的政治属性，不过他们并没有忽视学术水准。
在抛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同时，学者们将大量精力花费在消费与大众文化的政治学之上。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规模消费主义与社会操纵，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化研究学者们倾力于有关消费行为之矛盾与快感的精微理解。
伯明翰的学者们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消费并不太糟糕，实际上，还确实不错。消费至少为逃避和“抗拒”资本主义体制的囹圄提供了出路。
起先，特别受到辩护与关注的是奇异的年轻人亚文化(Jefferson)。年轻人特别善于拿资本主义商品为自己所用，通过风尚、行为和仪式活动表达自己的反抗立场，如模特、摇滚、朋克等之所为。
消费活动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其范围也不限于年轻人文化圈。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实践延伸到看电视、购物等行为，一般不再被看做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主义对伯明翰中心的工作带来了重大影响(WSGCCCS)，“种族”问题也日趋重要(CCCS)。
霍尔为电视受众研究创立的“编码/解码模式”已经在强调意义解码是积极的、有社会效用的过程。在文化文本解码时，原先只考虑阶级，后来则旁涉性别、世代、族群等话语。阅读理论、主体定位等话题也进入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视野。所有这些最终形成CCCS对消费作为文化分析之根本的一致兴趣，由此形成整个学派的显著特点，并对文化研究的总体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背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而致力于实际消费的学术研究与品鉴，这样的做法也引发了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学者们在争议中提出了不少问题，诸如历史遇合的特殊性、恰当的政治策略以及如何分析消费的政治意义。
霍尔于1984年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鸿沟》的文章，[11]分析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此乃上述争议热点的导火索。霍尔[11]211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奥威尔对许多事情观点有误，但有一件事他是看对了，即文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普遍关系。”他接下来批评左派没有完全理解这种关系。
霍尔谈到1959年工党在选举中接连三次输给保守党所导致的争论，他讨论了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托派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在20世纪50年代末告诉英国选民：“你们的处境从没这么好过。”当时“富裕工人”的话题已经进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围。如果工党不能再依靠传统的社会主义魅力解释工人的贫困，它是否还能够入选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极大改观。霍尔[11]212认为，“众所周知，消费者资本主义缓慢不均的矛盾作用确实重塑了社会关系和文化立场，可以说范围广大，不可逆转”。“大规模消费”改变了“日常生活形态”。
与此相关，对福利社会主义的普遍抗拒早已经被Ralph Miliband预见到了，他称之为“非服从”(de-subordination)。权威不再被遵从，包括福利国家的权威，而这可是战后社会民主制的历史性成就。相比之下，市场似乎为自我实现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前景。霍尔[11]215在《文化鸿沟》的一个重要段落中声称：
消费者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运作发挥作用，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人民对于多样性商品和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选择性使用。尽管“人民的资本主义”不能解放人民，但它可以为许多个体“松绑”，投入不那么禁锢、不那么清教徒般受人约束的生活，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有种种严格的限制。当然，市场并非如此蔓延扩展和生机活泼的。但是，该系统有矛盾作用的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引导商品推广，推动并发展新产品，放大新的选择，同时削减其边际利润，而这种现象被严重低估了。因此，左派从来就没有理解市场具有和普通民众心心相印的能力。尽管其市场并非公平、适度、也不肩负社会责任(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却是一个受欢迎的、不断扩展的系统。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表现为对“人民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立场，论者抓住了正反两面的特点。对于理论新手来说，一旦矛盾辩证法的张力被打破，一个出路就是与流行的体制作历史和解，一头扎入购物的享乐活动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克勤克俭做法抛到脑后。
1984年发表的还有一篇文章，是伯明翰中心的一位年轻研究生Erica Carter写的，题为《爱丽丝在消费者的幻境历险记》。该文与霍尔的矛盾立场是一致的，代表了女性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文化研究特别是青年文化研究，对自身的男性偏见负有自我批判的责任。卡特希望重估在男性主导的二元体系中附属性的女性消费及其相关的多个侧面。性别对消费研究极为重要；如果我们要恰当理解女性化消费，那种“消极的、单一化市场”的体制必须要抛弃。卡特对此有深入的阐述。
卡特沿用霍尔的矛盾辩证法，令人欣赏地写道：“消极的操纵或积极的利用，逃避主义的错觉或乌托邦的想象，消费主义可以是所有这一切。”
上述理论思辨把消费置于文化分析的核心，开辟了一条学术研究的富矿脉。“生产”原有的男性化含义加剧了这种向消费研究的转向。
这里特别将霍尔与卡特1984年发表的文章拿来认真考察，因为文章的观点正确，分析精细入微，至今仍然是消费主义文化研究著作中发人深思的范例，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一条主要路径。当然，毫不奇怪，他们这些观点对一些资本主义文化社会的批判者如Judith Williamson，产生了惊人的作用。
威廉姆森在工党左派刊物《新社会主义者》上撰文，攻击后来所谓的“文化民粹主义”。[1]
他丝毫不否认消费政治的意义，但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分析尽情拥抱消费主义的做法，无论从学术思想来说，还是从政治立场来说，都不是正道。从事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者们当时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威廉姆森[14]20也承认他们的学术魅力：
讽刺的是，正是自我治理的幻想让消费主义成为人民生活的有效娱乐方式。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权力看起来遥不可及之际，“上层建筑”的疆界就是一个更为有趣的地方，对消费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消费确实让人感到有趣，可以在其中排遣内心的苦闷，但是这些活动本身首先是由现实经济创造出来的，而现实经济仍然宰制着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我们可以预想一些新的方式，使得消费商品能够满足民众的某些需求和欲望，这里边也有乐趣。
文化研究中的消费主义批判如今主要包括两个总论点。第一，消费是生产、分配和交换循环的一部分，把消费与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就成了一种单向行为，无法抓住文化循环的本体复杂性。第二，文化研究的积极消费者、读者、主体、听众、观众、网上冲浪者等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独立消费者有契合关系；也就是说，市场顾客的选择全面决定了生产与供应的状态。我们没有必要指出，对曾经的文化批判者而言，这是一个自觉的定位选择，不过，我们确实容易发现文化研究的实践主体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独立消费者之间的一致性。John Fiske早年的著作明显就是这样。这位著作颇丰的作者把单向的消费主义理论推演到一个荒谬的逻辑极端。文化研究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多少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这个故事在青年消费者心中回音不绝。
酷资本主义文化
我们要承认，伯明翰是酷的。任何一位遇到过CCCS学者明星的人，就会明白身边有了一位酷且严肃的顾客。再者，文化研究的酷立场，如“伯明翰学派”所表现的那样满口的酷用语，并不是用来逗乐的浅薄玩意儿。文化研究据说起源于非洲，不过Handel K.Wright的论证是不太靠谱的，真正靠谱的则是西方消费主义的某些“酷”特色；而且20世纪50年代Norman Mailer“白皮肤黑人”的说法也还不错。探究并追索原初文化与扭曲发展的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之间有意思的同类关系和错综复杂的趋同性，本文就要在这里有所发掘。学者们一般认同，酷来自非洲(MacAdams)。Dick Pountain与David Robins在《酷规则》一书中考察了“酷”在过去和现在的多重含义，其中引用了艺术史家Robert Farris Thompson对非洲古代“itutu”一词的看法。该词翻译为“酷镇静”(cool composure)，表示在战争、炎热以及生活之中的镇静，特别是对于年轻男性而言。“酷”的这个意思受到西非约鲁巴人的高度推崇，非洲其他地区如南非的班图人也有此崇尚。当非洲人被迫在美洲大陆做奴隶之时，“酷镇静”成为奴役状态下保持尊严的办法。从黑人受奴役的历史，经过20世纪中期的爵士乐文化，到如今城市街头的动感十足的说唱音乐。这其中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酷源自非洲，表达了男性的尊严，经过不同地区多样化的历史表达，现在已经不限于男性或年轻人，成为白人对黑人武士文化的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酷”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亚文化表征，例如，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存在主义，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披头士，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的嬉皮士、20世纪70年代伦敦的朋克，20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和伦敦的市井商人。在口语交际中，“酷”也得到广泛表达。如今，“酷”似乎成为西方文化每一个年轻人的口头语，他们的父母也漫不经心地加以使用，一般表示赞同，与“好的”或“okay”意义没有什么差别。关于“酷”的意义发展轨迹，Pountain与Robins指出，“这种姿态原来表达了对压制与侮辱的反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被大众媒体与广告业所征用，冲向年轻消费者的内心，也冲向他们的钱包。”鉴于过去五十多年“酷”的演化轨迹从文化隔离的一侧明显地转到正好相反的另一侧，我们有理由提问：“酷”是否有什么本质？Pountain与Robins虽注意到“酷”的社会价值的反转，却仍然认为酷姿态确实有一些本质特征，“在其所有的表达中，可以看到三种核心性格的特别组合，即自恋情结、不经意的嘲讽以及享乐主义”。令人不解的是，他们还认为，酷姿态已经成为“晚期消费资本主义的主流伦理”。我们来逐一讨论这三个特征。首先是自恋情结。在叛逆文化中，自视甚高、个人风格与进攻性举止也许说明叛逆者本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炫耀。巴黎的存在主义者们一身黑装，优雅地衔着高卢卷烟吞云吐雾，尽可能地刻意表现反资产阶级的特立独行，当然是酷的典型。如萨特所言，他们是在不真切的世界中被判享受自由的一群人。然而，有些绝不装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这些问题却过分热心，也就算不上酷了。“酷”的第二个特征，不经意的嘲讽允为恰当的姿态，也就是对制度除了厌恶之外还抱有一种不在乎的态度：“随便怎样”，加上冷嘲与伪装的漠不关心。朋克及其追随者代表了嘲讽姿态的极端分支。第三，既然无能为力，你就尽管开心度日。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使用非法毒品等曾经是颠覆“正统”的可靠做法。有些人后来洗手不干了，但是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嬉皮士搞周末聚会出游，是如今享乐主义大潮的先导——其中一部分如未成年少女和年轻的成年女性，极其桀骜不驯，醉酒狂欢，这也是酷。Pountain与Robins探讨了酷融入主流的历史及相关的争论。他们总结道：“酷也许曾经是叛逆的表达，但现在确实已经不再如此。”关于当代酷文化的最深刻的研究见于Thomas Frank的专著《酷的征服》[15]，来自他的博士研究。弗兰克的特别意义在于，他不仅知道自己在文化研究中的位置，也知道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位置。他的另一本专著《上帝之下的统一市场》进一步发展了“酷”的论点，认为文化研究已经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合谋。在《酷的征服》一书的开始，弗兰克[15]x已经声明：
我的主题可以说是当今的热点之一，但我的方法在许多人看来却显得古旧。酷的征服研究文化的生产而非文化的接受，关于权力而非抵抗。本书并不探讨消费者的逃避行为，除非这样的行为经过广告经理与男装生产商的观察；本书也不理会民众对大规模文化的抵抗是否有效，这样或那样的符号是否被借用、被回避或被颠覆。文化的接受确实是一个迷人的话题，但我希望读者可以原谅我把这样的主题留给别人来做。关于这个主题，已经研究得太多了，同时在我看来，我们难免会顾此失彼，忽视乃至完全省略大规模文化的创造者们所做的同样迷人的事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快乐以及颠覆性的力量，一如生猛的消费者。
弗兰克的写作语境是美国的“文化战争”，而不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其关注重心在于管理理论和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革命”。正因为这样，他说明，文化研究与消费资本主义的合谋实际上可以回溯到文化研究实际开始之前。这一观点特别具有破坏力，因为它甚至取消了文化研究可以用新奇的观念影响市场的说法。消费文化研究只是吸收了市场的观念，并又将之兜售给市场产业。
弗兰克挑战20世纪60年代的保守神话，将之当做一切邪恶、道德堕落与社会腐败的根源。可是，那个有争议的年代却见证了美国工商业界的繁荣，尽管也许没有看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延续，而是将之改头换面。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无疑是存在文化差异的，但是在物质追求方面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鸿沟，也就是说，双方对工商业界的权力都感兴趣。比起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差异，贫富差异更为显眼。
回顾以往，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叛逆青年就是美国工商业的救星，而不是掘墓人。弗兰克[15]4指出，“叛逆青年成为工商业的文化模范，不仅可以用于推广具体的商品，也可用于传播信息革命的普遍生活理念。”
Peter Biskind在研究“电影小子们”的作用时，偶尔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他们来自上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拯救了好莱坞电影业。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彼得·方达(Peter Fonda)、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鲍勃·拉斐尔森(Bob Rafelson)、伯特·施耐德(Bert Schneider)，这些美国的导演和演员原本是危险的叛逆者，但是他们在好莱坞实现了成功的酷翻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利润。我们看到，在世纪之交，霍珀在一个电视广告中出演了一位中年企业经理，开着一辆高级轿车，把他自己年轻时骑摩托狂飙的照片烧掉。这位年轻人就是1969年反主流文化电影《开心骑士》的主角，所谓“生而狂野”者。
还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文化意义的反转，从反主流文化而来，直到获得主流霸权的默许。实际上，主流霸权并不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破坏性。那些一直被认为属于叛逆文化的符号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政府收编，最典型的是，被那些在一定意义上仍然主张社会民主的政府收编。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就推行这样的政策。一次民主党大会上，不幸的戈尔被推选为克林顿的接任者，参与2000年的总统竞选。会议中，克林顿吹起萨克斯助兴，好似一位老练的摇滚明星；相形之下，戈尔却只有一脸实干家的木讷。
1997年当选的英国托尼·布莱尔新工党政府，努力推广“酷不列颠”的观念，吹捧娱乐界特别是流行音乐界的明星和有名的激进人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跟着一起热闹了好几个月，可是一旦政府要把这些人定性为“无业人员”，并决定削减付给他们的津贴，他们纷纷作鸟兽散，放弃了对“酷不列颠”观念的支持。政府为此也颇为尴尬，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这个观念了。John Harris[16]详细叙述了这个历史片段，颇具洞察力。
因此，工商业及其政治盟友通过收编化解，看起来最终赢得了对反文化叛逆者的战争。然而在弗兰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随着青年叛逆文化的涌现，美国工商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改造。反主流文化有必要将工商业涂抹为“铁板一块的坏家伙”，这也就是“标准的二元叙事”，但事实上，工商业总是紧紧跟随流行的观念，包括反主流文化的观念，并热切地打算参与其中。工商业非常乐于把叛逆意识形态融入企业的实践之中，在管理中“推行革命”。总之，弗兰克指出了“波西米亚文化风格从敌对到霸权的转变轨迹，赶新潮的嬉皮士口中的本土异化语言变成了广告商的用语”。
换个角度说，如果认为工商界只是吸收了反主流文化的符号，那也过于简单了。工商界的领袖欢迎文化挑战，因为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资本需求。这关系到与20世纪50年代的顺从文化决裂，那就是当时美国民众机器人般的生活方式。对此，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批评家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什么“组织人”，“单向度的人”，等等。实际上，“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顺从文化、消费主义、陈腐的大规模生产文化，有关这些的讨论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元素”[15]11。弗兰克[15]14还发现，“谈论美国的普通市郊民众对文化革命的热情，就不能将60年代的意义抛在一边。”从那以后，趋向酷资本主义的大转变，反主流文化与工商企业的联姻，就已经度过了美国社会高离婚率的时期，得到了一致认可。
弗兰克[15]18-19指出，美国的文化研究受到了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强烈影响，不由自主地只看到酷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
今天的企业意识一概而论地宣称，工商业已经取代了国家、宗教以及我们国民生活中所有的独立文化。有意思的是，许多学者还依然认为，研究工商业是愚蠢之举。不管文化研究掌握了怎样精细入微的阅读和强有力的宣传，其从业人员往往将研究严格局限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几乎完全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文化生产过程。
这正是伯明翰风格的文化研究所走的路径——指向消费领域的斗争、“抗拒”与“差异”的表达。用弗兰克的话来说，这就“犯了一个关系重大的战略性错误”。
弗兰克的文化分析独树一帜，他阅读管理文献，挖掘美国企业与酷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情况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担忧。当时一种新兴的主要管理方式就是“市场切分”，精细地区分品位与生活方式的范畴，把差异看得很严重，强调异质性而不是大众化的同质性。对于这样的管理学派来说，消费者的主体性成了关注的焦点，而这也成了大部分文化研究的焦点。消费者就是追逐潮流的“嬉皮士”——如今这是一个奇异的称谓，甚至已经不酷了，但从前可是工商业酷话语的领跑者。
尽管在弗兰克叙述的故事中，上述语言已经问世好长时间，但有些时候几乎处于休眠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归来，叫得更响亮，也更持久。以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反主流文化到头来还加入了中产阶级与美国企业的发展走向。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嬉皮消费主义新种群的巩固，就如一台文化永动机，由于厌恶假冒，不满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压抑，驱动着不断加速的消费的车轮”。[15]31
今天的工商界据说是“战战兢兢的”(Ridderstr
le与Nordstr
m)。年轻消费者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已经被对酷商品的向往所取代，代价是自我剥削，比如，有些女孩子就陷入了毒害性市场营销的复杂诡计而难以自拔(Quart)。面对这种现象，文化干扰者如Kalle Lasn大声疾呼，“美国不要酷”。
结论：为了公众利益的多维分析与文化批判
不用说，文化研究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过去四五十年文化和社会的变动。然而，文化研究的任务不仅只是反映时代，而且是要分析时代。霍尔曾经这么做过，著作中时常展现真知灼见。他的追随者们做遇合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案例，特别是那些只关注消费实践的案例，一般并不很成功。他们往往忽视了生产，不过，最近有迹象表明，生产的政治重新得到重视，比如说，有人关注许多从事“创意产业”的年轻人的恶劣工作条件(McRobbie)。
进一步说，文化研究还需要引入多维分析(Kellner)。为了理解现存文化的本体复杂性，我们需要考察文化循环的不同节点。英国公开大学“做文化研究”的模式明确了五个节点：消费、身份认同、生产、再现与调节，这些节点互相作用(du Gay et al.)。这种文化研究模式至关重要，不过在实践中，很难顾及文化循环的每一环节。在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必须有分工和一系列的专长，这样原则上才能达到相互支持的理想状态。
最后，研究的动机应该是什么？为什么不选择为公众利益而进行文化批判？不进行批判就背离了文化研究的责任。现实呼唤批判。文化研究在其各种政治化形态中，为边缘化的从属群体发出声音，这么做当然是正确的。文化研究需要一个更开阔的“公众利益”概念，以表达这些关切。但是我们要记住，这可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Greg Philo与David Miller质疑文化和传媒研究的目的，他们发现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批判简直就是令人震惊的政治逃避，与现实的文化政治完全不相干。
自从文化研究本身受控于新自由主义及其“酷”再现，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在霸权方面更为复杂的表述已经变成明日黄花，不再时兴了。不过，无论如何界定公众利益，文化研究应该有助于公众利益，并为之进行批判性论争，而不应让酷资本主义为其确立议程。我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收场白。
注释：
①原文发表于Cultural Politics，2006，2(2)：137-158；收入Jìm McGuigan，Cultural Analysis，London：SAGE，2010，pp.141-158。中文译自文集，经原文作者授权翻译。
标签：文化论文; 消费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霍尔论文; 伯明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