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史学论文,前刘师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路向而言，经学研究一直处在中心的地位，史学研究则 相对次之。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学术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出现了经 学边缘化与史学中心化的趋势(注：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 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页302至341。)。清季所谓“史界革命”便是这一变化的重要体现。无论是方法与材料 ，还是内容与体例，新史学都与旧史学有显著不同。在史学的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学大 师刘师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
关于晚清“史界革命”的研究，各国学术界早已有不少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著作一向以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曾作 出重要贡献的刘师培，甚少探讨。这种偏狭的视野，不仅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而且 对充分总结史学经验也是极为不利的。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刘师培本人的经历有 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看到，因而也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 如此，我们应该对刘师培的新史学作一番澄清的工作。
刘师培在清季史学演进时期，对新史学的探索，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 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革新，这是他通过改造小学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系史学内容、体 例等的创新，这主要是他通过尝试新史学著作的撰写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不打算泛论 刘师培一生治史的整体面貌，而讨论范围侧重于如上所提的两个问题，从而论述刘氏早 期对新史学的贡献。
一 小学的改造与治史方法的革新：新的“以字诠史”法
清代学术以经史考证为中坚，而小学被视为治经治史之初阶。凡属史学大家，必先通 小学，如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皆主张“用汉儒家法以治史”(注：支伟成：《清代 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页399。)，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注：参阅 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山左金石志序》，《潜研堂集》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页415至416；阮元：《释门》，《研经室集》1集卷1，中华书局，1993年， 页31至33。)。刘师培也有类似的认识。1907年他在《字诠自序》一文中说：
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小戴·礼运》历举饮食、宫室诸端，由 后溯前，以昭递嬗。吾谓：政俗迁移，礼制损益，夏殷而上，书缺有间，欲阐发厥隐， 惟恃文字：察所从之形，一也；穷最先之训，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假借之故， 三也……此均文字之裨于考史者也……若斯之属，咸为诠史之资(注：刘师培：《字诠 自序》，《左庵集》卷4，中国书店，1993年据北京隆福寺修绠堂版影印本，页17b至19 b。)。
转年他又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里指出：
察来之用，首贵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 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注：刘师培：《论中土 文字有益于世界》，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民国2 3年宁武南氏校印25年印成本，页1ab。《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
由这样的认识出发，刘氏做过不少“以字诠史”的工作。他解释说：“师培幼治许书 ，援斯例以溯字源，觉政俗、体(似当作“礼”-引者)制诸端，其寓于字形、字义中者 ，恒克昭然若揭。(注：刘师培：《字诠自序》，《左庵集》卷4，页19b。)”例如，他 通过《说文》“禾部”诸字的研究，来分析古代财产和所有观念的产生(注：刘氏《论 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云：“有田渔时代之字；有游牧时代之字；有农耕时代之字…… 若农耕时代之字，则为类至繁。案：《说文》禾部称字下云，铨也，从禾，
声。又 谓诸程品，皆从禾……据此而足证度量权衡视始于农耕时代，而度量权衡之用，则皆有 称谷而兴，此农耕时代之字也。又案：积字，从禾，从责；利字，从禾，从刀，私字又 训为禾，足证耕稼未兴，民无私蓄，至耕稼既兴以后而产业之界始严，此从禾之字所由 日多也。”刘氏据此得出一结论，即古代社会“进化之理，舍六书何以征之哉?”见《 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页8ab。)。再如，他根据同书“女部”诸字的研究 ，来论证上古母系社会的存在(注：刘氏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中说：“草 昧之初，婚礼未兴，男女之防未严，夫妇之名未立，故血胤相续，咸以女见，而不以男 ，母统之兴，先于父统……今观中土文字，女生为姓，得姓之字，均从女形。姚、姬、 姜、赢，斯其最著。则古为女统，益以有证。”刘氏认为，中土文字，顾形思义，“可 以穷原始社会之形”，也“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见《遗书》第46册 ，《左庵外集》卷6，页1b至3a。)。从研究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刘氏从小学入手研究 古史，藉此表达其对晚清社会大变革关注的用心。
简而言之，刘师培对小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就是肯定“以字诠史”的可行性、必要 性和重要性。不过刘氏的“以字诠史”主张，并不是对清初以来小学与史学关系论断的 简单认同。其以字诠史方法继承了以往的成果，但在释史内容的选择上，较之乾嘉诸儒 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可“补段、桂诸家之缺”(注：刘师培：《字酃自序》，《左 庵集》卷4，页19b。)。除此而外，刘氏以字诠史方法的形成，还有其社会学与历史比 较语言学等方面的西学新知背景(注：参见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 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7月，页40至65。此外，在刘氏学术中 ，“社会学”通常是一广泛的概念，用以泛指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
“小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不同时期，各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有清一代为 小学的黄金时代。身处小学发展最后阶段的刘师培，通观历代小学的总成绩，得出一个 概括性的界说。我们从而可以了解小学的内部知识体系。他以小学为文字、音韵、训诂 的总称。在《正名偶论》一文里，他指出：“今观古今小学书，析为三类：一曰训诂之 学；二曰文字偏旁之学；三曰音韵之学。(注：《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 正名偶论》，页1b。刘氏的小学观大抵继承了谢启昆的学说，参阅谢启昆：《小学考序 》，《小学考》，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页5至6。)”关于其具体内容，他接着 说：“盖以训诂、文字、音韵三类为小学正宗。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 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注：《遗书》第4 6册，《左庵外集》卷6，《正名偶论》，页1b。)”在刘氏看来，文字、音韵、训诂之 学就是“小学正宗”。其间的关系并不是三足鼎立的分门，而是三位一体的体系。他认 为“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起于字形既造之后也”，因此治小学者必需“先考字音，继 考字形，继考字义。(注：《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正名偶论》，页2a。 )”这是刘氏侧重小学的知识结构来阐述其内在法则的，大概与清代小学的基本纲领相 符。
更重要的是清代小学与经史学考证之关系。小学本与经古文学息息相关，在汉代，小 学因经古文学而创立；到清代，小学倚经史考证而鼎盛(注：见胡奇光：《中国小学史 》，页229至230。)。清代小学的这种外部知识关系颇能说明刘师培以字诠史的动机和 方向之由来。
嘉庆以后，经史考证本身已无多大发展的余地，逐渐走向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加上， 清朝统治步入衰运，内忧外患迭起，社会动荡不已。所以汉学被时人大加指责，认为其 于“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小学不得不稍作变通，其探讨对象，由此 及彼，触类旁通，逐渐带动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其中，有些学者从小学入手推究残存在 古文字里的上古社会文化之痕迹，扬州大儒阮元就是一个显例。
阮氏远承宋代金石学的遗绪，异常珍视商周钟鼎文在考古资料上的比重，他说，如“ 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其理由为：
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 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文，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 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注：阮元：《商周铜器说上》，《研 经室集》3集卷3，页632至633。)。
就阮氏持论看，商周钟鼎铭文的学术价值比之“九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可用它 来“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且“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有可补《说文》所未及 者”(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研经室集》3集卷3，页637。)，并可 以直接进入“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的古人世界。当时与阮氏同好者孙星衍亦提出 ：“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 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注：孙星 衍：《答袁简斋前辈书》，《问字堂集》卷4，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页89。)”阮、 孙二氏治学目的相当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他们借文字训诂之学探求古代 文化的内容，其深度和广度均未能达到很成熟的地步(注：参见阮元：《释黻》、《释 矢》等诸篇，《研经室集》1集卷1。)，但对上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其中显然 可见，清代经学考证的极盛导致了金石学的复兴，而后者又加强了小学对经史考证的实 用功能。直到晚清，孙诒让更加推拓了阮氏的金石学。
一般来说，考求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是凭借书面文献和地下文物，而文字考释只是提 供必要的佐证。然而，如果进到连孔子也叹息“文献不足”的夏商以前领域，就得借助 于词源的分析和古文字的考释了。“从语言文字上探索古代文化，这条航道是阮元开辟 的”(注：胡奇光：《中国小学史》，页305至页306。)。直到清末，乾嘉朴学的殿军孙 诒让不惟继承阮氏金石学而加以发扬光大，而且坚持阮氏以铭文证经辨史的具体方法。 孙氏尝言：“盖古文废于秦，籀缺于汉，逮魏、晋而益毁。学者欲窥三代遗迹，舍金文 ，奚取哉!(注：孙诒让：《古籀拾遗叙》，《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中华书局，1989 年，页1。)”由此可知，孙氏治学门路一遵阮氏学术旧统，诚为阮学宗传。但由于孙氏 当时能够见到前人所未见的新出资料，因而其学术规模和成果均有后来居上之势。其著 《古籀拾遗》(1888年)，“用象形古字来考证古代文物制度，每每鲜明若画”(注：周 予同：《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集(增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版，页787。)。其所著《古籀余论》(1903年)、《契文举 例》(1904年)、《名原》(1905年)等书则已经合用“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 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注：孙诒让：《叙录》，《名原》，张謇书端本， 页2a。此时，孙氏视野很广，既不仅研究中国古文字，而且也留意国外古文字。)，探 寻古文字的历史演变，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孙氏在此一领域上的总成绩确是“析之可 以考一字之历史；合之可以徵社会之演化”(注：这是唐兰先生的评语，引自周予同： 《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集(增本)》，页784至785。)。阮 元至孙诒让的这类研究最清楚地显示出清末小学进展的主线。尤其孙氏治小学的宗旨便 构成了刘师培以字诠史方法的旧学基础。
从阮元至孙诒让相传的经史考证的治学基调里，清楚地显示出小学一门在清代学术演 变的全程中陆续不断地推广自己的外部知识关系。不过，从清代汉学的整个知识结构看 ，小学的外部关系不管如何扩大，也难以脱离经史考证的藩篱，还是局促于其知识体系 之内。小学的这种外在定局，从嘉道以后诸儒反汉学的言论和经今文学者对小学的抨击 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反证。
清代中期以还，国力衰退，吏治败坏，财政匮乏，内乱此伏彼起。同时，外患又接踵 而来，英国等西方列强交相入侵，然而嘉道年间，汉学一统天下的气势尚未完全消散， 高明之士仍然趋之若鹜，专治古学，不问时事。因此，一些学者立足于宋学和经今文学 ，严厉申斥汉学为与现实问题完全脱节的无用之学。作为治经治史法门的小学，亦自然 成为受到猛烈批评的一个焦点。当时，方东树为桐城派姚门四弟子之一，又是最坚定的 宋学卫道士。方氏以宋学的眼光指责经史考证为“乱经畔道”之学。他说：“历观(汉 学—引者)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说， 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 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序 例》，《仪卫轩文集》，《汉学商兑》，光绪辛卯鼎冬重雕本，页1b。)”方氏是从分 析经学考证的知识结构着手，非难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注：方东树： 《<汉学商兑>后序》，《仪卫轩文集》卷4，《序》，页4a。)，而小学也因之受到一种 消极的影响。
到了晚清经今文学复兴，又有所谓“革郑、许而崇博士”的复古运动。廖平、康有为 等今文大师相继集中攻击经古文学的治学法宝小学。廖氏在经学二变时期(1887-1897) 之代表作《古学考》一书中，先对小学创始人刘歆发难，说：“今古之分，师说训诂亦 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 ，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 得不多用训诂……训诂则望文生义，铢称寸量，多乖实义。(注：廖平：《古学考》， 台北，开明书店，民国58年台1版，页41至42。)”廖氏又就“通经致用”的角度，诊断 乾嘉以来经学考证的脉搏，直以“无济实用”排斥小学。其论点为：
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综 大纲，略小节，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读经、读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劝学篇》 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实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 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注：廖平：《知圣篇》，蒙默编校：《(中国现代学术 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58。)。
此处，廖氏评价乾嘉汉学时所采用的标准，虽然远远超过了纯学术的范围，但是如果 就清末中国面临的巨大政治、社会危机看，即不得不承认其为一针见血之论。另一位今 文大师康有为的小学观与廖氏持论非常契合。康氏认为：“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 ，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自是六经微言大义 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注：康有为：《伪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 5年，页98。)”康氏甚至援引西方言语学的研究成果做旁证(注：康有为：《伪经考》 ，页90至91。)，以证实小学的罪状。廖康二人欲彻底摧破小学之论，对古文经学的法 宝——小学造成严重的打击，以致孙诒让有“世变方亟，兹学几绝”之叹息(注：孙诒 让：《叙录》，《名原》，页2a。)。从廖、康二人反经古文学的言论中不难看出，阮 、孙等少数汉学家虽然对小学的不足有所弥补，但已不能重现旧观。清末小学的外部知 识关系还是完全局限于经史考证范围内，确实有更进一步革新的必要(注：参见周予同 ：《经今古文学》，中华书局，1957年，页31。)，而刘师培恰好是当时能够担负此项 重任之人。
刘师培作为晚清经古文学界的一位巨人，自然最熟悉清代小学演变的脉动。对刘氏来 说，廖、康二人对小学的断罪实为当头一棒的突袭，所以他不只反击经今文学的理论， 同时也仰承阮元至孙诒让的遗绪，给小学开辟一条新路。刘氏认为，小学并非今文大师 所谓的“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它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他在《古政原始论》中倡言 ：
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二曰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 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 三曰器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 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注：《遗书》第19册，《古政原始论》，《总叙》，页1ab。)
这一段文字对于了解刘氏改造小学的动机、方向和“以字诠史”的形成极为重要。
一、这里最能透露出刘氏想极力回击经今文学派挑战的心理。他之所以如此持论，是 针对康氏《孔子改制考》而发的。康氏可谓当时经今文派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代言人，他 在这部书里提出了“上古茫昧无稽考”的观点(注：见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姜义 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至9。)。而刘氏则深信透过 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以社会进化论的定例检视之，即可以探寻“古代 人群之情况”。因此，他严厉地反问：“孰谓考古者之无徵哉!(注：《遗书》第19册， 《古政原始论》，《总叙》，页3a。)”
二、刘氏明确指出，小学具有解释社会问题的功能。要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 所以形成当今困境的根源——古政及古代人群之情况。而小学正好可以为解释当前课题 之所由来提供一条门路——通过观察汉字偏旁，“足窥治化之浅深”。故治小学，必有 助于察来彰往。这就是小学的实用性所在。
三、从刘氏所言可以看到，他改造小学的主要方向之一是“以字诠史”。刘氏此辩虽 然甚有道理，不过仅当面回击康、廖二公等今文学派对小学的袭扰，还是远远不够的。 就小学本身的知识结构而言，其间尚多必需进行具体改善之处。基于此，刘氏不独企图 发前人所未发的传统小学之微，(注：这项学术成绩以《小学发微》、《小学发微补》 为代表。刘氏早期的论著题名用“发微”字样者特多，在《两汉学术发微论》一文中， 他释题云：“发微者，就汉儒精确之论而宣究其理耳。”见《遗书》第15册，《两汉学 术发微论》，《总序》，页1b。)同时也尝试将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西学新知灌注到 其血脉之中。不仅如此，刘氏更进一步把启蒙思想隐藏于小学研究里，(注：刘氏在《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里，用社会学的眼光治小学，且将批判君主专制、尊重女 权等启蒙思想注入到其间。参见《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论小学与社会 学之关系》，页1a、页2a至3b、页11a、页13a。)赋予其强烈的时代精神。这些不独成 为刘氏以字诠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构成他小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后，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学术意义，即刘氏顺着清代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去接受社会 学说，交汇成以字诠史的方法。他说：“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 情况”；“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前者是承接阮、孙两先生的小学旧统而来 ；后者则借以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加强小学对古史的解释功能。换句话说，刘氏先 继承阮、孙的治学方法，再运用社会学说的定例，以期把小学与社会学两相互释。这就 是刘氏之所以能“以字诠史”的旧学根源所在。
二 新史学著作撰写的初步尝试及其成就
刘氏对新史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其成果主要有《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 历史教科书(全三册)》，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编辑乡土志序例》等论著。其中又 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最重要。
《中国历史教科书》写成于1905至1906年间，它吸收了刘氏1903年以来研究古史的主 要成果。全书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至殷商时期的历史，第二、三册则为西周史 的研究，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刘氏在这部书里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历 史，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不仅是刘氏本人探索新史学的成果的结晶，而 且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同为最能代表晚清新史学的初始之作。下面 即拟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主要依据，并辅以其他相关的刘氏论史著作，来讨论刘师 培在新史学建树方面的具体成果和意义。
首先，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民史”。刘氏认为，中国旧史“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 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注：《遗书》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 书》第1册，《凡例》，页1a。)”所以，史家要弥补旧史学的这些缺点而新修民史，就 必须着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变迁、政体变动、文化演变三项因素。如他在所著《黄帝纪 年说·附：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中郑重声明：“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 政体、三文化”。接着他又举出具体的事例：在中国民族的变迁方面，“记周避犬戎者 ，记异族战胜汉族之始也；记晋避五胡者，记异族入主中华之始也；记沙陀、金、元者 ，为异族僭位记也；记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为记汉族光复记也；记联军入北京 者，为汉族将受制于西人记也。”在政治制度之变化上，“夏禹即位，曷为记?为君主 世袭记也；商汤即位，曷为记?为诸侯革命记也；周民逐厉王，曷为记?为平民革命记也 ；秦始皇、陈涉，曷为记?为君权、民权之消长记也。”至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则“黄 帝时代，文化胚胎时代也；唐尧之时代，文明渐起时代也；周武时代，文治极盛之时代 也，故于其即位也，特记之。而孔子者，又集中中国学术之大成者也，故于其降生也， 亦记之。(注：《黄帝纪年说(附：大事表)》，黄子孙编辑：《黄帝魂》，上海，新中 华书社，民国3年再版，页4；《遗书》第54册，《左庵外集》卷14，《黄帝纪年说》， 页2b至3a。)”这种观点，刘氏后来将之体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里，因而该 书《凡例》表明，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重点便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 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五端(注：《遗书》第6 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b。)。刘氏该书不再以帝王为历史记 载的中心，即站在一般人民的立场，记述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学术文化等。这种以国 民为价值标准的历史记述最能说明晚清史学界在史学思考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
值得一提的是，刘氏注意到历代史官地位之递降和其对纂修史书的影响，从而也谋求 纂修民史的方案。在他看来，“书契以降，君权、史权互为消长……魏晋以下政府操监 督史臣之权……宋明以下史禁日严。及建虏入关，乃日以监谤”。于是，官修史书“大 抵出于佞臣之手，以委曲失真”。因此，史家欲为人民撰写新史信史，必须取材于野史 、笔记小说等私家著作。如此，“则信史之成，必有计日可待者。(注：无畏：《新史 篇》，《警钟日报》1904年(光绪30年)8月2号第1版，《征文》，页1478。)”
其次，大胆尝试新的史书体例。以《中国民族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部史书为 例，在编撰方式上，刘氏参酌中西史体的异同，采取“章节体”。中国旧史学的发展， 至清代中期，章学诚已认识到改进史书编纂方法，以利于反映历史演进大势的要求。他 的方案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注：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 学诚遗书》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据嘉业堂版影印本，页81。)。章氏对新史体的探 索，成为晚清史家学习西方史学而从事创新史著体裁的凭借。刘氏更进一步比较中西史 著体裁的异同，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 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注：《遗书》第69册 ，《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a。)”因此，刘氏把中国编年体和三通体 的特点糅和到新学的章节体叙述形式中。如《中国历史教科书》各科，“咸以时代区先 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注：《遗书》 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a。)”刘氏该书同夏曾佑《中国最 近中学历史教科书》(1904-1906)两部，均是近代初次成功地运用“章节体”的通史。 这种章节体的修史方式，因比旧体裁的史书容量大，系统性强，所以一直被沿用，至今 流行不衰。
与此同时，刘氏也开始尝试新的学术史编写体例之建立。《周末学术史序》和《两汉 学术发微论》二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前篇把周末学术史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名学) 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 、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16类，加以分析 。其中，术数学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刑法等部门。该文宗旨在于分析 先秦诸子的义理，而不在考证诸子书，因其“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 注：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序》，《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1号(总第1期)，《学 篇》，商务本第1册，页70；《遗书》第14册，《周末学术史序》，页2a。)”后篇则借 用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的学理，发明两汉经学的内涵。刘氏在该两篇文章中采用西 方的学科分类和学术概念，重新研究古代学术史，进而也探索学术史的新体例。确如他 在前篇里特别注明的：“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指《周末学术史》-引者)之体，拟 以学科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注：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序》，《 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1号(总第1期)，《学篇》，商务本第1册，页70；《遗书》 第14册，《周末学术史序》，页2a。)”可见，刘氏所构想的学术史体例是不以人为中 心而以学科为中心的。这种新体例非常清楚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消息，即学术史已开始 走上了一条新路。
再次，提倡新方法、发掘新材料。为了建立新史学，必须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和治 史方法。关于这些问题，刘氏也提出独创一格的见解。他在《古政原论始论·总叙》中 ，主张运用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借以西方社会学所得出的定例检视之 ，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况”。其文为：
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
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文字未兴，史官未立，而《三坟》、《五典》复历久无征。间 有记载之书，又以语失雅驯，为缙绅先生所弗道。惟《世本》诸编，去古未远，虽记事 各殊，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其可考者一也。
二曰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 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予旧著《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本此义 者也)，此可考者二也。
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注：观近代金石书，可见)，考古家 珍如拱璧，此可考者三也(注：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 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 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注：刘光汉：《古政原始论》，《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4号 (总第4期)，《政篇》，商务本第1册，页411至412；《遗书》第18册，《古政原始论》 ，《总叙》，页1ab。)
刘氏此段文字里有两点最值得指出：第一，他意识到外来的新知与固有的材料两相参 证对古代史研究的进展很有意义。第二，他所谓的书籍、文字、器物这三种材料，如依 其来源和性质来再分，则将之可归纳为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二种。他虽然尚未明确提示 这两种资料互相释证的具体方法，但却已注意到其间颇具互补性，因此主张引进西方田 野考古学，发掘地下遗物资料。这两点见解均体现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而我们从 第二点可以看到日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
三 余论
就以上所言，刘氏早期的史学研究，从形式到内容皆充分展示出晚清新史学的一些主 要实绩。关于新史学的建树，刘氏何以能作出如此贡献?对此一问题，当然会有多种看 法，这里可以粗略言之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刘师培新史学颇具现实针对性。史家留心刘氏学术论著，便知他不甚善于描述 自己著作的现实动机和目的。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他在《凡例》中将学术上的 著作目的予以清楚地交待，而对其背后的现实动机却未提及。但这个疑问的解答可以从 他与夏曾佑的学术关系寻得一些线索。
夏氏长刘氏19岁。1903年前后，刘氏与夏氏之间曾有过直接的学术来往，讨论过有关 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此事见诸刘氏笔墨(注：刘氏在1903年写成的《攘书》中说：“钱 塘夏卿语余曰：上古时为游牧时代，民皆食肉衣皮。至尧舜时，始为耕稼时代，然上级 之民，仍肉食，下级之民，始粒食，故《书》言黎民阻饥”。可惜的是，因缺乏资料， 无法进一步考证刘、夏二先生来往的具体情形。刘文见《遗书》第18册，《攘书》，页 71a。)。其实，刘氏早期的史学论著中，多处有着夏氏的影子(注：参见《遗书》第14 册，《周末学术史序》，页33b至34a；第19册，《古政原始论》，页18b；第50册，《 左庵外集》卷10，《论古代人民以商武立国》，页8a；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1册，页41b。又见刘师培：《古今文考》，《左庵集》卷3，页16b至17a。)。尤其是夏 氏《中国社会之原》(1903-1904)和《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全3册)》(1904-1906) 对于刘氏史学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夏曾佑的古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甲午战争以后，夏氏由于“马关条约”激起 的屈辱感和危机感，认识到清代“其变已穷”，社会巨变“将在此百年间。③见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251至261。”前面已说过，夏氏 为了解释这场社会巨变的来去及其造因，认真探讨过中国历史，且追究国家、社会的起 源。在他看来，“中国政教，以先秦为一大关键。先秦以后，方有史册可凭；先秦以前 ，所传五帝、三王之道与事，但有教门之书，绝无国家之史。(注：引文见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页251。)”正因如此，夏氏重新研究古代史，写成《中国社会之原 》。该文在1903年6月至1904年2月的《新民丛报》上分四期连载。根据现存的资料，初 步可以肯定此文是《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初稿(注：别史：《中国社会之 原》，《新民从报》第46至48号合本(1904年2月)，《论著门》，《论说》，页1。夏氏 在该文开头处附记表明：“是书陆续编成，次第尚未排定，文体亦不一例，俟长编毕后 ，再行简练成书，今先刊其稿于此，读者谅之”。夏氏此处所谓“再行成书”便是《最 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这本史著的现实动机，夏氏《自叙》表明得最清楚 ：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虽然 ，有难言者，神州建国既古……洎乎今日……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 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是必 有一书焉(注：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叙》，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3年10版，页1。)。
显而易见，夏书“总以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民国商务 印书馆大学丛书本，页2。)。该书的这种现实动机对于刘氏早期的治史产生较大的影响 。刘氏既极娴熟先秦典籍，又受到夏氏引发，同感中国旧史“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 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注：《遗书》，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 书》第1册，《凡例》，页1a。)。因此，他从1903年起亦引经据典重新研究先秦史，进 而探寻中国的国家、社会、文明之起源。这些治史成果，后来完全纳入到《中国历史教 科书》里(注：参见《遗书》第14册，《周末学术史序》，页39ab；第18册，《古政原 论》；第46册，《左庵外集》卷6，《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社》、《国》等条 ，页2b至页7b；第50册，《左庵外集》卷10，《论古代人民以商武立国》，页8a；第69 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65册，《伦理教科书》第2册。)。可见，刘、夏二 氏的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针对性也使得刘、夏二部书同时能 成为代表晚清新史学的首次实践之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 书》各有千秋。就章节体的运用一端而言，夏书较之刘书具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夏书既 时间早，体裁又完整。然而从内容的安排来看，刘书刚好弥补了夏书的不足。夏书以文 化史观考察问题为特点，绝少谈及各时代的经济情况。刘书则用很大篇幅，论述古代的 经济生活、宫室衣服、财政田制等等。刘书的内容比夏书更上一层楼(注：关于刘书在 经济史方面弥补夏书的评价，参见桂遵义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下，江苏古籍出版 社，1989年，页224。)。
其二、刘氏新史学以中西交汇见长。刘氏仰承先业，精通经学，非常熟悉传统典籍。 尤其是史学考证本是刘门家学的一个分支(注：关于刘文淇的史学考证著作，见刘文淇 ：《项羽都江都考》，陈恒和辑：《扬州从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重印本 。又参见刘毓崧：《先考行略》，《通义堂文集》卷6，文物出版社，1984年据南林刘 氏求恕斋刊影印本，页68ab。)。刘氏自少也受到章学诚史学的熏陶，不仅持有“六经 皆史说”(注：见刘光汉：《国学发微》，《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1号(总第1期) ，《丛谈》，商务本第1册，页105。)，而且感知旧史学演变的脉动。到1903年以后， 他又痛感中国学术(包括史学)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推进学术发展，吸取“新 学固然是要紧”(注：光汉：《历史·学术》，《中国白话报》第9期(甲辰3月)，页18 。)。从此，刘氏次第阅读西方和日本的史学论著及社会科学书籍，吸收新知新识。他 随即持此判准，对传统史学的价值重新估量，进而也探索新史学的建树。如《中国历史 教科书》“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 编各科，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 以稍明。(注：《遗书》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凡例》，页1b。)”可见，刘氏新史学是中西学术交汇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