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微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伏尔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欧洲过去曾推动一代历史前进的伟大文学家和戏剧家，我们介绍、研究最少的，当推法国著名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当歌德读了中国剧本《赵氏孤儿》，曾为之激动不已，发出惊叹：“我们的祖先刚刚走出森林的时候，谁知道在遥远东方的中国，竟已出现了这样杰出的戏剧作品。”而把中国戏剧首先介绍到欧罗巴大地的，便是这位伏尔泰。历史上还鲜有如此的不公平。也许，正是由于我们的先人与这位巨人的光辉思想擦肩而过，很少获益，当时那思想文化的长河里，才失去了几道闪光的冲浪，使一些污泥浊水流淌了许久才干涸。
伏尔泰堪称世界名榜上的法国文学家、戏剧家和学者，他以国王的顾问、贫民的保护者等诸多身份，辛勤地劳动了六十年。他的杰出思想把欧洲从中古桎梏思想与制度的泥沼中拖了出来，伏尔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正义之声，对人间的不平之事、顽固腐朽的思想、贵族特权以及宗教狂热进行了无情地口诛笔伐，战绩辉煌，以至于今天的人们把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大放异彩的时期，称为“伏尔泰时代”。
法国伟大浪漫主义作家维克托·雨果，曾把伏尔泰的去世，比作“一颗巨星的陨落”，他热忱地赞颂：“他是永生的，他离开人世时已年登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最艰巨也最伟大的责任，那就是培养良知，教化人类。……在他弥留之际，一方面，他受到同时代人和后世子孙的欢呼赞美；另一方面，象其他曾经和旧时代搏斗过的人一样，那对他怀着深仇大恨的旧时代也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叫骂声。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的原名叫阿鲁艾，二十岁以后采用伏尔泰这个名字，这大概是因为在学校时人们给他起的绰号叫“伏尔泰先生”（法文意为“执拗先生”）。他的父亲是巴黎一位殷实的公证人，送他进了优秀的耶稣教会学校“路易十四学院”。后来，父亲又坚持要他学法律，并且，还要花钱给他捐个“御用律师”的资格。伏尔泰却说：“我要不花分文，为自己谋得位置！”伏尔泰所生活的八十四个年头，经历了到达极点的专制时期和刚刚吐露一线晨曦的革命年代。他诞生时，路易十四尚在王位；他去世时，路易十六已经戴上了王冠。他的襁褓中映照着王朝盛世的余辉，他的灵柩则投射着从大深渊里透出的最初光芒。
翻开法国的历史，可以看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去世后留下的是一个“由精雅、奢华的锦幔遮盖着的烂摊子，直到路易十六，都是既荒唐又昏庸的皇帝，凡尔赛宫沉溺于淫糜挥霍，整个法国陷入了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当路易十四那庄严帝国的幻影消失之后，一度受到尊崇的公民道德，渐渐变成了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社会的沉沦也造成不少诗人、小说家、喜剧作家的堕落。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题材上，他们都围绕着女人打转，表现出极度的轻薄和放荡，绘画风格细腻、淫亵、浮华，这类被称之为“洛可可”的艺术风靡一时。
表面上看来，一切似乎都有自由，然而，只有一种东西没有自由，那就是思想。法国建立了相当周密严苛的检查制度，这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也许体现了一个法则：越是在产生思想的地方，控制思想交流活动则越加严酷。反之，也就越是产生具有优进性的思想。当时的法国不仅查禁了国内的大量出版物，而且还在边境设卡严格查控进口书籍。更为可怕的是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凡作品被判为可耻有害者，其作者与出版者皆应以死罪论处。”无独有偶，当时中国清朝皇帝不也是在“兴滥狱”和大设“文字狱”吗？这决不是历史上最早的“扫黄”法律，所谓的“可耻有害”，正与其本身含义相反。当雅致也满足不了贵族的口味时，应运而生的是津津乐道地刻画疯狂糜烂肉欲的作品，而这条法律恰恰没有把这类东西划入“可耻有害”之例。所谓的“可耻”即是指不恭朝廷；“有害”是指不驯于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
如果一个专制的国家建立了严苛的检查制度，戏剧必然成为检查的重点。任何统治者，都从利弊的角度给予戏剧特别的关注，这是戏剧之外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从未获得的“殊荣”，不仅整场演出，连一个人物、一句台词都要品味一番，以鉴别是否有不全统治者利益的“异味”。当时的法国，在戏剧方面有专门官吏，在剧场中负责取缔、查禁一类的事物。为一切有思想的人随时敞开的是巴士底狱之门，伏尔泰一生中几次有幸饱尝其铁窗风味。
但是，历史的脚步不会在巴士底狱的阴影前停住，思想也不会被凡尔赛宫里的人们永远禁锢。正如一些学者们指出：法国进步的社会思潮一直在奔流不息。文艺复兴运动所点燃的人文主义之火在欧洲从未熄灭，加上十七世纪连那些出没于宫廷的古典主义者们也呼吁过理性的力量，并且由于出现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种囿于自身主观的理性社会关系中推广开去的一种趋势和要求，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海峡对面的英国，革命后的政治文化气氛如一阵阵海风呼啸吹来。吸引和萌动着法国大批有志之士的思想脉冲，物质创造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必然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发生深刻变化，牛顿和其他科学家对世界所做出的新解释、新探索，对法国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切“以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等人民斗争为背景，组合成了一种莫名而又巨大的潜在力量，始而凝聚，继而奔突，如渴骥奔泉，如骏马注坡，直有摧枯拉朽之势。”终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这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动荡，受到伏尔泰的影响比当时任何的政论家要大得多，尽管他本人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从未鼓吹过使用暴力，而是赞成改革；主张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做和平的改进。但他高呼着“自由”，宣称“法律之外别无依据”。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酝酿革命是有巨大作用的。特别是在大革命爆发之前那轻薄无聊、凄迷忧郁、几乎令人窒息至死的年代里，伏尔泰独自一人面对宫廷、贵族和资本的联合力量，面对那股毫无意识的强力——群盲；面对那些无恶不做的官吏——他们俯就于国王之前，凌驾于人民之上；面对那些教士，他们则是宗教狂，成了邪恶而伪善的混体。当时的伏尔泰独自一人向社会的一切邪恶力量宣战，向这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并与之博斗。他的武器是什么呢？惟有轻如微风重若霹雳的一支笔！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魄力和信心，这正是一位思想巨人的素质品格和力量之所在。
让真理来代替迷信，让正义来代替偏私，让平等来代替强权，让人权来代替压迫，这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必然会推举出自己的代表者。而这些代表者则认为要实现上述一系列社会改革，第一步必须以一个思想文化运动来照亮人们被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蒙昧的头脑。因此，他们不畏艰险地奔走着，发起了启蒙运动。此时，用笔做武器赢得了胜利的伏尔泰，又有了几位成为启蒙运动中坚的战友：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个星河灿烂的时代出现了。
如果翻开启蒙主义者们的代表论著，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意见并不统一，龃龉和争执也时常可见，但他们进取的总方向大体一致，才得已发动“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非正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思想本身的力量，深入浅出的宣传方式，加上渊博知识的夺目光彩，使他们的思想和声音遐迩可闻，由法国传播欧洲。最根本和重要的是：他们所论，是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要遇到的切实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所言，都诉诸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领域，不能不引起人们动情，于是，他们汇成的思想激流必然超越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可以说，从文艺复兴时代源发的反封建浪潮，至此已形成狂涛巨澜，向欧洲封建主义的垣垒猛烈冲击。
仅从戏剧来看，启蒙主义时期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毋庸置疑，启蒙主义者一般都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古典主义的僵固刻板的原则。但是，尚不如他们的思想那样激进，足以“发动一场战争”。伏尔泰温和地指出：“任何方面都要逐字逐句地学步古人，是一个可笑的错误。”“一大堆无用的法则只会限制这些伟大人物的发展。”其后一些启蒙主义者做了较透彻的论述：古代英雄悲剧展现出一种现代文明中所稀有的奇怪和丑恶。观众面对谋杀、乱伦、弑杀等等诸般灾祸和罪行，不会有真实的感动，洒泪往往是勉强的。”相信宿命论，会降低人的价值；因为这是剥夺他的个人自由；而失去了个人自由，在他的行动中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假使人类都奴隶似地服从了前人制定的迷惑人的、狭隘的清规戒律，他们还能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进步吗？”但是，这个时期启蒙主义者的大多数，尚未对古典主义戏剧持根本否定的态度，一些人甚至还是古典主义戏剧的热烈爱好者。
十八世纪初，尽管古典主义戏剧已不如从前盛炽，但戏剧家的队伍仍不乏古典主义大师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如古雷毕庸之模仿拉辛，列牙尔和勒隆日追随莫里哀。伏尔泰本人在悲剧创作中，也以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他佩服与古典主义戏剧原则相矛盾的莎士比亚剧作，并且亲自翻译和推荐给法国人民，但比之拉辛等人的剧作，则又恶其“粗野”，甚至把莎翁的名剧说成“野蛮”，“连法国和意大利最低层的观众也忍受不了。”他自己也写了几部悲剧，在形式上遵循“三一律”。可见，任何思想独立和强大的人，在社会转型期也难免自我矛盾，存在不谐调。
当时的法国，市民戏剧已有坚强的理论支持，也有一些可贵的实践。但是为什么仍旧未能根本取代古典主义戏剧呢？这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政治目标和文艺形式有时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同期置后现象。一些著名的戏剧理论史家分析道：“正是启蒙主义的革命意向，使古典主义戏剧多留存一些时候。”既然整个法国社会的合理性都需要怀疑、都需改造，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应被否定，至少它不适应新的启蒙宣传。但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却渐渐认识到，仅仅停留在启蒙阶段，并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按着市民的意愿写出来的讽刺贵族的戏剧，并没能使贵族们因羞愧而悔改，道德说教已归于毫无用途。事情已到了必须消灭贵族的地步，但一涉及到血与火的搏斗，英雄主义和公民美德就成了革命者一种必须的精神武器，而古典主义陈旧破烂的武器库中有的是这种东西，更何况就戏剧本身来说，剑戟血泪比平庸的讽喻更适合作为材料。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对共和国政体时代的英雄人物的迷恋，又促使对整个古代生活的兴趣活跃起来了。摹仿古代便成了一种风气。在那个时候，法国所有艺术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正是这种风气，由于资产阶级戏剧的内容象资产阶级本身一样平庸，而使人们减低了对于资产阶级戏剧的兴趣，而且把古典主义悲剧的死亡推迟了好久。”
上述的分析和论述是有道理的，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过程还会十分漫长，启蒙主义的戏剧就处于这个更迭过程当中，朱墨之间，亦赤亦黑。但是，它绝不再是依然故我，原封不动的古典主义戏剧了，革命的人们在文艺领域一度显得保守，拿来以前现成的东西权做武器应急之用是免不了的。他们借古典主义悲剧的名，在形式上化入了新的革命内容，“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也并不完全违背一定的历史法则。
伏尔泰写的几部悲剧，在形式上基本是古典主义的，也不违背“三一律”。我们更应看重的是他的悲剧创作有比较明显的启蒙目的，特别是包含着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所没有的，也根本不会有的新的激情、新的思想，因其具有革命的性质，必然对当时的法国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715年，法国刚刚脱离长达72 年的路易十四统治， 伏尔泰虽然才21岁，已经看不惯那禁止言论及信仰自由，卖官鬻爵、贵族与僧侣免纳苛税的特权等等黑暗社会现实，写出了一生中第一部戏《俄狄浦斯》，那时他正担任法院书记，很希望能通过这部戏成为作家。
为了使《俄狄浦斯》通过当局的检查，得到上演的机会，伏尔泰直叩最高执政者的大门，他请求摄政王利昂公爵菲力普给予此人在贵族当中还算是个心胸开阔者，喜欢与文人交游，由于他的推荐，《俄狄浦斯》的上演得到了批准。
然而，作为启蒙主义者的伏尔泰，却在这个戏上演之前，受到了他反对的专制政权的头一遭打击，使他尝到了文化专制的滋味。起初，他相信只有允许思想自由交流才能出现真理，所以，他虽然身受王室的照顾，依然匿名写小册子，攻击施政的弊端，而且，他的攻击是毫不留情，文字犀利而力透纸背，竟然揭露和抨击了摄政王本人放荡的私生活。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所容，把他送进了巴士底狱蹲了十一个月。这是他受到反动政权的启蒙教育。当他出狱时，正好赶上去看《俄狄浦斯》的首场演出。这出戏对专制虐政讽刺得淋漓尽致，打破了法国国家剧院的票房记录，也使他出了一口气。24岁的伏尔泰就此名闻天下。
伏尔泰以戏剧家的身份活跃在法国的社交场上。他身高不过一百六十公分（低于他身后出世的那位伟人拿破仑），瘦骨嶙峋，面如刀削，谈不上是美男子，但他穿上翠绿的外套，头戴蓬松的假发，周旋于各古堡的沙龙之间，以其锋利、机智的口才，敏锐深刻的思想赢得了社会名流的崇拜。他的风度和魅力搅乱了法国的上层社会，和特权阶级的一些人物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伏尔泰视贵族如粪土，对于他们的挑衅给予毫不留情的回击。有一次，他在剧场看戏，罗昂骑士——法国最显赫家族的子孙，闯到他面前，嘲笑地说：“阿鲁艾先生？伏尔泰先生？你到底姓什么？”
“伏尔泰！”他响亮地回答：“我是我家族的始祖，你是你家族的末代！”
几天之后，伏尔泰遭到六个手持木棍的暴徒袭击，罗昂就在旁边看着。伏尔泰虽然负伤，但仍提出和罗昂决斗。贵族是不和平民决斗的，可这回是个例外，罗昂面对的是伏尔泰勇敢的挑战，如果他拒绝决斗，要受到全巴黎的嘲笑。最后，罗昂家族利用权势，设法让当局拘捕了伏尔泰，再次把他送进了巴士底狱，才避免了这位民主斗士将带来的威胁和耻辱。强权者的专制暴力手段，再次使这位启蒙主义者身受了一次革命的启蒙。
出狱后，伏尔泰流亡到了英国，受到了英国当局最有影响最有地位的社会贤达们的礼遇和款待，从此，开始了整整三年的侨居生活。他成了第一个能操流利英语的法国作家，也是第一个把莎翁的戏剧作品译成外文介绍给英国以外的人。伏尔泰以创作的收入来应付生活，他的叙事长诗《享利咏》描写十六世纪法国新徒领袖享利所遭受的迫害，赚了一千五百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巨款。
不久，法王路易十五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允许伏尔泰回到了法国。岂不知伏尔泰是为争取民主自由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勇士，既不甘寂寞，也不会因为反动势力表面上的让步而当顺民。不久，他又和当局发生了冲突。事情是这样引发的：伏尔泰一直热爱的名演员阿德莲身患重病，抱病主演伏尔泰创作的悲剧，直至最后死在他的怀里。教会一向歧视戏剧界，警察竟把阿德莲的遗体秘密送往一处平民公墓草草埋掉。伏尔泰得知后极为愤怒，立即秉笔为阿德莲写了一首催人泪下的哀歌，而且，还借英国把一位著名的女演员隆重葬于西敏寺一事，大肆攻击法国当局。至此，他还不肯罢笔，又写了《旅英小简》，颂扬英国，认为无论在政府、宗教自由、法律、金融、科学和文学等任何方面，法国都远远不及英伦三岛。
《旅英小简》无异于对1734年的法国投下了一枚舆论炸弹，当局羞恼成怒，下令全部焚毁，并对伏尔泰发出逮捕状，要把他第三次投入巴士底狱。但是这回，屡遭迫害的伏尔泰事先有了准备，逃出了魔掌，避避居在香槟省内仰慕他的女友沙特雷女侯爵艾米莉的城堡中。
艾米莉本人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她不仅使伏尔泰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安排了舒适的条件，使他过上了潜心研究和专门著述的学者生活。伏尔泰每天早晨外出打猎，午后撰写历史巨著《路易十四的世纪》，并在女侯爵的影响下，写了《牛顿的原理》。到了晚间，朋友云集，他主持演出舞台剧，并且亲自扮演他剧中的角色。这是他一段熠熠生辉的美好而终生难忘的时光。
在伏尔泰之前，人们一向把历史视为上帝意旨在人世活动的纪录。伏尔泰却表明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历史是人创造的。欧洲大陆多数人认识：文明是从查理曼创造帝国开始，伏尔泰在《论世界通史》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文明”这个新概念，第一次包括了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在内，他无可非议地刷新了史学界的面貌。
女侯爵艾米莉出面为之活动，伏尔泰渐渐地摆脱了朝廷的控制。王室为了笼络他，邀他出任王室史官。但是，伏尔泰改变不了刚正不阿、出言耿直的本性，又和国王的势力产生了近距离的对立。于是，在1749年女侯爵去世后，伏尔泰又接受了普鲁士帝国大帝菲特烈的任命，做他的侍从。菲特烈热爱艺术，希望启蒙运动之风尽快吹入波茨坦沉闷而僵固的宫廷之中。但他贪得无厌，执政期间黩武好战，与伏尔泰一向口诛笔伐的暴君一样。菲特烈写诗叫伏尔泰修改，然后公诸于世。伏尔泰十分鄙视这种附庸风雅之举，说自己有如“为国王洗涤肮脏的内衣”。
矛盾日益加深，冲突势不可免。菲特烈创办了一个科学院，想胜过法兰西学院。该科学院院长发表了一篇荒唐的文章，鼓吹一些莫名其妙的实验工作，诸如解剖南美印第安活人的脑袋，以便发现理性思考的位置等等。不幸的是菲特烈本人也发表了小册子，为此人的科学权威性辩护。伏尔泰当然不会容忍让无知和愚蠢逞能，以此为契机，针锋相对地写了一个小册子，传诵各地。全欧洲的人都看得前仰后合，他本人也异常欣喜地说道：“我对上帝只有一句很短的祷告：“‘主啊，使我的敌人荒唐可笑吧！’上帝居然答应了。”
我们在此插述一笔：伏尔泰是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以辛辣揭露之笔，表达哲学见解和对社会的看法，字如珠矶，弹弹咬肉，脍炙人口，妙绝一时，堪称“著作最多、读者最多”，仅流传至今的就有一千五百万字之多。其中包括两封极为有趣的信。他留下了许多独具创造性的名言：“多财之累”、“常识并不常见”、“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该创造一个”。
伏尔泰的小册子又引发了效应，他离开了普鲁士宫廷，但他决不能再回巴黎了。法国路易十五对伏尔泰耿耿于怀，认为他既然曾为菲特烈服务，那就不可能再忠于法国国王。伏尔泰为了寻得求生之路，买下了佛内村的房产。此地离瑞士边境很近，以后他写的作品再触怒法国当局，就能很方便地溜到这个距日内瓦很近的美丽的山庄（现为伏尔泰纪念馆），这也是“狡兔三窟”之计。在佛内村，伏尔泰创办了模范镇与农场，介绍科学造林，输入养蚕技术，还招来一批受卡尔文新教迫害的日内瓦制表精工，开办了一家表厂，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和平共处。表厂的产品行销全欧，甚至卖给了俄国卡特琳娜女皇和土尔其国王。从共同生产和收益分配的角度来看，伏尔泰已产生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而且其实验性的工作要比傅立叶和圣西门早得多。
对伏尔泰其人，雨果是这样评述的：“伏尔泰具有女性的温柔和英雄的怒火，他具有伟大的头脑和浩瀚无际的心胸。”“他战胜了封建君主、中古时代的法官和罗马的教士。他把黎民百姓提高到尊严的地位，加以教化、抚慰，播种文明……他承受一切威胁、辱骂、迫害、毁谤，还遭到了流放。但是他不屈不挠，坚定不移。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讽刺战胜专横，以嘲弄战胜宗教自命的一贯正确，以坚韧战胜顽固偏执，以真理战胜愚昧无知。”
“我刚才说到微笑，我要在这里停一停，微笑，这就是伏尔泰。”
是的，我们也要以停顿来强调一个事实：在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史上，久经世纪和永恒流传的，只有两个人的微笑：一个是达·芬奇用画笔创造的“蒙娜丽莎”，她的微笑有人说是永恒的，有人说是痴迷型神经病患者特有的，但无论如何是她特有的，有着人类说不尽的内涵，此即不朽。另一个就是伏尔泰，他的微笑是面对野蛮专制而嘲笑它的命运，同时，也给了后世以尊严的价值和未来的自信。可以说，这两者的微笑，都赋予了普通人以良知和人性的辉煌再现，成为人类寻找自我与人性差距的镜子。
正如中国的一句话：一切不朽的学问，大都出于淡泊名利的野老村夫之手。一向不为人所知的弹丸之地佛内村成了桃花源，伏尔泰在此孜孜不倦地工作，为著名的十七卷百科全书撰稿。也许这正如一位巨人站在艾格峰上注视着欧洲，伏尔泰仍旧关心时事，所以又同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展开了笔战。卢梭宣称有组织的社会败坏了原始的自然状态；伏尔泰则拥护理性与科学的进步。一切思维发达、思想丰富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好斗性，如果两者相遇，必然进行各种内容和形式的争论。人类不仅不应该为此感到不幸，相反，正是他们有差异的思想相互撞击迸出的火花，给黑暗王国带来了光明，缩短了社会进步的时间隧道。
年近七十岁，伏尔泰身患胃病、痛风症，发作严重时竟至昏厥。但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巨人自有其伟大的品格，他居然挺着病老身躯为卡拉出庭辩护。卡拉是土尔其人，被人诬告以新教的仪式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子。其实，他的儿子是因为受到宗教歧视，不能担任律师而自缢。经过秘密审判，卡拉受到车磔之刑惨死。卡拉的次子道纳请求伏尔泰为其父兄伸冤，并吁请当局从此废除这种惨绝人道的刑法。伏尔泰以无畏的英雄气概，毫无犹豫地应允：“我手无权杖，可是有笔！”
伏尔泰身为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主张的斗士，以惊人的勇气和热情，全力以赴地呼吁开明君主和有势力的朋友们踊跃捐款，并运用他的社会影响，成立了“卡拉委员会”，并写出了《论容忍》这篇热情奔放的文章，迫使当局于1765年3月开审，上诉法院做出了平反裁决， 撤消了土鲁斯法院的原判。这是整个法国社会激动人心的时刻。通过卡拉及其家人名声的恢复，伏尔泰体验和证明了舆论的力量。随之而来的，又有许多冤案请求伏尔泰为之昭雪，“他为西尔旺和蒙贝利而战，也为卡莱斯和拉巴利而战。”
伏尔泰在《粉碎一切不义行为！》的一贯口号下继续奋斗，他的胜利和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大大推进了法国司法制度的民主化。当他活到八十四岁时，人生暮年，渴望再见到一次巴黎。路易十六的内阁认为这位老人已无力再与当局为敌，同意他还乡。大名鼎鼎的伏尔泰终于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巴黎，回想起来，自己一生中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流落异国他乡，不能回到这个城市，不禁怆然泪下。1778年3月30日晚上， 法兰西国家剧院隆重上演一出悲剧《爱琳》，幕启之前，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进入包厢，全体观众起立欢呼：“伏尔泰万岁！伏尔泰万岁！”座无虚席的整个剧院被震动了，一位演员为写这出悲剧的老人戴上了桂冠。这位老戏剧家热泪盈眶地哽咽道：“你是要我在光荣中死去么？”
纵观人类历史，“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三个民族曾经用人的名字来总结和命名时代，使这个时代具有某一位特定人士的品格。这就是说，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某国元首来命名时代的先例。伏尔泰时代，这正是文明的最高标志，他比各国元首更高，是各派思想的元首。一个新的纪元以伏尔泰开始了，从此，人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一切被理性所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权和宝杖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成自由，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雨果又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两方面的进步是明确分开的。”
《爱琳》一剧成功上演两个月后，伟大的伏尔泰溘然长逝。又过了十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伏尔泰毕生奋斗反抗的政权垮台。法王路易十六和公然宣称“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骚莱尔皇后被押上了断头台。
任何伟人的思想并不因为他自身及他那个时代消失而不复存在，相反，愈显光辉。任何戏剧作品的价值，在于推动他所处的和身后的社会的进步。有些现代学者曾这样论述：“只是象他（伏尔泰）这样的忙人，写戏大多是急就章，古典主义的拘束既未摆脱，些许艺术革新的愿望也未能通过精细琢磨得以实现，因此，在戏剧史上他的地位并不高。”对照伏尔泰奋斗的一生和戏剧创作产生的效益，我们不能不说，这种结论过于武断、偏颇，甚至是对伏尔泰不够了解所致，既缺乏实际的根据又太富于个人的想象。
我们可以说，既然你承认了“对古典主义的态度比较强硬的狄德罗积极主张现实主义，热衷于和贵族情趣判然有别的市民戏剧，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承认了“在启蒙主义时期法国最有成就的戏剧家博马舍”，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两者的先导是伏尔泰，贯串他终生思想言行的最真正的意义，还在于其后——资产阶级市民戏剧“矫健行空之时，很快表现出充分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莎士比亚将取得最高的地位。”难道，这一切和伏尔泰能分得开吗？！
伏尔泰之后出现的法国喜剧大师博马舍深刻地指出：“如果戏剧是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图画，那么，它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兴趣，一定是与我们观察实际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真的内心兴趣、真实的关系，总是存在于人和人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人和帝王之间。”古典主义是以写帝国和英雄见长和著称的，和严肃戏剧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如果戏中人和我们之间没有某种关系，在舞台上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兴趣和道德感动力。”博马舍更加深刻地指出：“剧中人物那种吸引人的热情和力量，不来自他的命运，也不来自他的身份，而来自于他的性格深处。换言之，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也很可以挖掘出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来，它可以用迷人的色彩引起观众流泪，但其中又交织着动人的微笑。
难道，这微笑不正是伏尔泰的微笑所企盼和引发的微笑吗？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才公认伏尔泰是他们的思想导师，于1971年把他的遗体运回了巴黎，十万人执绋送葬，数十万人瞻仰了在“伟人祠”举行的国葬。
伏尔泰的墓碑上铭刻着“他教导我们如何获得自由！”他是光辉和不朽的，他的思想是一面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旗帜！
注：部分材料选自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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