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
刘 儒， 刘 江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 要］ 进入21 世纪，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已基本销声匿迹。然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日渐式微，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降临，计划经济的论调再一次粉墨登场。有人认为，大数据为新的计划经济提供了最重要的途径，似乎在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可以复活。事实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或许可对传统商业模式和社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但鉴于大数据的技术和应用水平有限，且受制于市场机制缺失、资源稀缺性、个体特殊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以及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传统计划经济中信息不完全、激励不直接的问题依然存在，计划经济的盲目性问题仍无法完全避免，计划经济不可能因大数据卷土重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必须始终坚持。
［关键词］ 计划经济；大数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 世纪人类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最大成就在于最终证明完全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性。因此，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在人类迈向21 世纪时几近销声匿迹。然而，伴随2008 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的日渐式微，尤其是新科技革命催生的大数据时代的降临，计划经济的观点和论调再次粉墨登场。有人认为，虽然“苏联计划经济失败，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1]，因为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手中掌握的数据（将）使过去看不见的手得以看见”[1]。有人甚至预言，依托大数据技术，“2030 年计划经济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1]。学术界也有人声称，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可以弥补传统计划经济面临的经济信息获取困难、数据处理能力不足以及时滞性等缺陷[2]，[3]，进而使计划经济在理论上获得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样的效率。大数据时代所孕育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处理功能的变革与飞跃可否彻底消解因信息的非完全性所导致的盲目性，进而复活计划经济？这是一个亟待商榷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与文献梳理：时隐时现的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政府（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问题是经济学长期争论的问题。18 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日渐壮大，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孕育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稳定性与和谐性。经济行为主体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自发地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同时满足以及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不必要的，如果强行干预反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政府只需要发挥通过制定规则保证市场有效、规范运行的“守夜人”职责。
由于广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酒店员工工资水平跟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导致许多酒店员工和广西本地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流向广东等发达地区，广西酒店留不住人才，招工难的情况普遍存在，十分不利于广西酒店业的长远发展。
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习近平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27]等，为我们提供了深厚沃土、丰厚滋养和坚实底蕴。在北师大考察时明确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28]从民族精神到时代价值、从经典诗词到经典散文，这些经典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教育方式方法，习近平强调加大宣传力度的重要性，并突出学校教育的作用[29]。
如前文所述，“信息”或“符号”是传播行为和翻译活动共有的最基本要素，二者的共同本质是信息的处理和交流。因此，从传播学视角总结企业外宣翻译原则，需要围绕信息的传播效果展开探讨。具体地说，企业外宣翻译应实现信息守恒原则和信息效度原则的辩证统一。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正在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与变革。对社会经济而言，大数据可以减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人类勾画未来数字化、透明化的新经济模式空间。美国学者里夫金指出，依托信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社会中经济信息、能源、物流、商品将实现充分共享，工作效率、社会生产力将得到极大提高，他预言新的协同共享经济模式将摆脱市场的束缚。我国商界和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大数据可以弥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性，使计划经济在未来又一次成为可能。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过去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不足，计划当局无法依据有限的信息数据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更无法及时应对社会中不断出现的经济变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经济信息的掌控能力不断增强，市场中无形的手将被人们掌握，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计划经济的时代[2]，[3]，[15]。在那个时代，大数据将对社会经济中生产、消费等环节的数字化信息进行采集，借助高性能计算、云计算等方式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并对全社会经济中各个环节进行精准的预测，高效的计划式的资源配置将变得可行。
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深重的经济危机使得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诘难[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迅速发展。从1928 年到1937 年，苏联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5 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有西方经济学者指出，此次“危机代表着资本主义和自由的私营企业的整个制度的瓦解。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从当时苏联所采用的计划经济里寻找未来的预兆”[10]1054。
以此为背景，信奉方法论个人主义（指主张从个人行为的角度解释经济现象）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就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能否有效进行资源配置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始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他在1920 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一文中指出，计划经济中生产要素市场的缺失将导致生产者无法对自然资源、劳动力与工业制成品的价值进行评估，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空缺使得其价值无从体现、比较，他进而得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者难以展开有效生产行为的结论。针对米塞斯的质疑，以泰勒、兰格等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早在20 纪初，巴罗尼在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价格模型已经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指明了方向。该模型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视为某种交换函数，计划经济借助该交换函数，在计算价格与成本相等的条件下，在既定的技术条件和生产分配原则下，通过求解一系列瓦尔拉斯方程计算出均衡价格。均衡价格一经算出，计划经济就可以进一步展开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后，奥地利经济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耶克又针对计划经济的效率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现代化大生产带来劳动分工的细化与社会需求的复杂化使收集和处理社会经济中的信息困难重重，而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不能正确反映经济的变化，以至于中央计划机关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必然导致集中管理的失败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计划代替个人需求的选择和个人选择工作机会的丧失，使经济失去基本动力，并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他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最终会造成经济的低效率。对此，兰格并不认同。他认为计划当局对整体经济的了解远远强于私人企业家，计划者通过一系列实验可以比竞争市场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均衡价格。因此，计划经济凭借自身的这种体制优势可以超过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兰格以巴罗尼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泰勒的“试错法”为基础提出著名的兰格模式，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构想。兰格模式旨在将市场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计划经济体系，在保留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在其它资源领域和生产资料领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生产资料的供求关系通过试错法调节经济运行。
第二，在大数据时代，市场机制的缺失使得计划经济的全社会信息假设仍然是空想。要通过计划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从而达到经济的一般均衡，必须首先获取消费者偏好、生产函数、资源稀缺程度等信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社会经济是静止或持续均衡的状态，那么上述信息的值就是固定的，其求解工作尚且可行。“但是这种情况跟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真实世界中改变是永恒的”[18]。以消费者偏好为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人们的生活需要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要求决没有一个什么极限，而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改善又会不断地刺激和创造出新的需要来。”[19]235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商品对人的边际效益都是递减的，而人们的需求却需要被不断地满足，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不断地寻找和尝试新的商品或消费方式。但是，大数据本身是建立在过去发生的历史上，所有的算法也是基于历史消费偏好设定的，这显然与我们的设想相矛盾。同样的，其他如生产函数、资源的稀缺程度等信息也是不断改变的。现实中要获取这些信息，只能借助市场机制。哈耶克指出，经济中哪些物品是稀缺物品，稀缺程度或价值程度如何，都是需要通过竞争去发掘的[20]181。正因为这些信息在市场竞争之外无从获取，所以我们需要将“竞争行为当成发掘这些东西（信息）所需的过程，若不诉诸竞争，则没有人会了解”[18]。大数据技术虽然在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方面有其作用，但缺乏市场机制，上述必要信息就无法预先获得，大数据时代的新计划经济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无从谈起。
第五，计划经济对个体的自主权和创造性的否定，与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格格不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数据搜集和处理的革命性飞跃同人类社会此前经历的科技革命一样，其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中的竞争带来的技术创新。现在，西方国家在大数据的核心技术方面仍然占据领先地位，大数据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算架构、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呈现等核心技术仍然基本上由西方国家主导和把持。这固然与西方国家强大经济实力和基础科研水平密不可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其深度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催生了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出现和发展。自新科技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革新与经济民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计划经济体制却无法适应这种快速的、民用为主的科技发展。有研究认为，前苏联之所以没有在新科技革命中取得成功，除了意识形态僵化，将新兴科技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之外，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计划经济思想将资源配置视为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下的计算与控制问题，否定了个体的创造性决策，也就否定了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第四，在大数据时代，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使得计划经济无法完全避免其盲目性。大数据时代可以复活计划经济的观点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受到某种必然规律支配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念认定，只要人们借助大数据技术认清了经济规律，就能精确预测并控制社会经济。但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经济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1921 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风险指已知其结果的概率分布函数的不确定性，或者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随机状态；不确定性是指不知其结果的概率分布函数，或不能以某种实际概率值表述可能产生结果的随机状态。通俗地讲，风险就是不能确定，但能够预测到的状态，如掷骰子，出现任何一面的机率都是六分之一，其概率是可知的；不确定性是指既不能确定也不能预测到的状态，如估计未来20 年人工智能将可以取代人脑，就是一种不确定的决策。我们可以想象不论数据量有多大，大数据技术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处理仪器，这个仪器的处理容量和上限都取决于设计者预先设定的各种可能，也就是对风险的预测。因此，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风险、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那么大数据或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实中不确定性并不是社会经济中的特例，而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经济活动中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企业家精神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大数据来讲已超出其设计的范围。因此，大数据在不确定性问题上无能为力。“不确定性是经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而不是由外部加给经济的，因此它不可能被消除，也不可能因为人们的知识增加而减少。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用计划的方法对社会经济进行完全的事前控制，再周密的计划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盲目性”[22]。
此后，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新兴科技与计划经济结合的声音虽然偶有出现[14]，但最终都淹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实践证明，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确与计划经济降低信息成本、获取海量信息的需求相吻合，但其并不足以成为转变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计划经济体制中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和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与新科技革命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与发展环境显然格格不入，因此尝试通过新兴科技消除经济盲目性以至于复活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烽火台下，废校场上，四拨人马四向而立。为了体现公道，决斗双方皆避开阳光。风云八虎一方朝南，秦铁崖一方朝北，老太医、乔十二郎等观战之人朝西。乔十二郎出门，照例涂黑额头面颊，一来为掩盖真面目，二来为遮住额头伤疤。乔十二郎一方的队列后有座高高的土墩，那是旧时的检阅台，其上坐着一位重要人物，乃决战见证人，长城大侠魏长安。魏长安须发皆白，然雄风犹在，在北方乃至中原武林威望极高。以上三方都没什么异常，令人狐疑的是，背朝太阳的一方，居然是一队骑兵，乔十二郎数了数，有三十二骑。骑兵身后，停着一顶装饰华贵的马车。
无独有偶，20 世纪70 年代，智利阿连德政府实行了著名的赛博协同计划，旨在为智利的社会主义化提供一种管理国有经济的方法。赛博协同计划建立在可行性系统模型、神经网络方法等创新性技术的基础上，包含了使用赛博网（Cybernet）支持国有企业与位于圣地亚哥政府之间信息传输与接收的电传机网络。在赛博协同计划中，将生产信息灌入统计模型软件（Cyberstride）就可以实时监测企业中各项生产指标。政府可以基于这些生产信息，只要通过经济模拟软件对经济决策和产量的影响进行预测。同时，管理者可以在一个复杂的操作间（Opsroom）监测相关的经济数据指标，制定应急响应策略，并可以通过电传网络将建议和指示传送给企业和工厂。该计划在当时一度展现出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不久的军事政变后，赛博协同计划随着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一同被终止。
二、计划经济不可能因大数据卷土重来
21 世纪人类迎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和飞跃，突出表现为所谓大数据和云计算。相较传统的信息数据，大数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数据量特别巨大且增长迅速。IDC（国际数据公司）的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已经达到16.1ZB，到2025 年全球的数据量更将增长到10 倍达到惊人的163ZB。（2）数据类型更加多样。相较以往结构化的数据而言，大数据可以获取大量视频、图片和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3）数据获取途径及来源更加丰富。大数据可以借助智能手机、智能传感器、卫星定位系统、可穿戴设备、射频识别设备等进行数据捕获，数据来源囊括电子交易、移动通讯、电子社交、视频音频、工程、互联网等领域。大数据技术包含对大数据进行的采集、存储、处理、挖掘、可视化等手段。现在通常所谈的大数据分析、大数据预测指建立在数据挖掘之上的，使用算法或模型进行的分析、模拟和预测。
进入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频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引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两级分化进行深入剖析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过渡性。恩格斯指出：“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4]216马克思则明确指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5]109他还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6]142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描述了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某些具体特点：“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5]364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源在于其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当时人类所处的工业化的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深入探讨未来理想社会在资源配置方面可能存在的困难。他们只是预见性认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7]96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取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8]660。在当时看来，资源配置是依靠日常经验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这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艰难探索埋下了伏笔。
这种大数据时代的新计划经济观点是否可行？依托大数据技术，计划经济存在的信息不完全、激励不直接等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其能否足以应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本文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或可对传统商业模式和社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表示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变成为可能。
第一，在大数据时代，受制于技术和应用水平，所谓全社会经济深度的数字化与透明化难以实现。大数据尽管实现了信息的所谓巨量化，但其涵盖信息数据的广度和深度仍然非常有限。大数据目前涉及领域主要包括电商、金融、医疗、生物、市政等，应用方式主要限于历史数据基础上对特定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其可在把握客户需求、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及业务决策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例如：书籍销售电商可以根据客户过去的浏览、购买历史，为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新书推送；股票分析公司通过对过去数十年的股票数据进行汇总，建立预测模型，对股票走势做出推测。不过，这些显然与理想中全社会深度的数据化、透明化相去甚远。即使在这些领域中的应用，大数据也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在数据分析方面，与传统较小的数据集的分析相比，大数据的分析往往较浅；在数据质量方面，大数据的获取通常“数据丢失量巨大”[16]，且“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16]；在数据样本的来源方面，微博、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的数据来源并不代表社会整体，从这些数据获得的结果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在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的专业研究中很多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偏差，甚至有学者称“大部分已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是假的”[17]。此外，很多对于经济决策有重要意义的数据也难以通过大数据准确获得。
兰格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兰格模式却仍受到批评。哈耶克指出：“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知道人们在这种计划中所能够动用的资源总和，因此对这些资源不可能进行集中控制。”[11]96就连巴罗尼本人也指出，其一般均衡理论所必要的信息条件若“不利用市场体系，这些条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看得见的手，注定要明显劣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12]。这种“有条件”的计划模式，在信息技术尚不完备的20 世纪上半叶，终究没能获得广泛而普遍的认可。
第三，在大数据时代，资源稀缺性问题、个体特殊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依然存在，计划经济无法实现有效激励。传统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激励制度不同程度的存在静态、僵化、无针对性等问题。大数据的出现可以对市场中企业层面激励制度进行优化。具体而言，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生产者生活、工作数据的挖掘可以有效把握其动态需求，全面准确地对生产者进行综合评价，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和科学的工作计划。但在计划经济中，激励机制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假设个体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却要完成基于集体利益制定的计划，且其生产活动始终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完全发挥生产潜力，生产总在可能性边界进行”[21]。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有个体因为生存和发展需要，对经济资源进行占有和支配使用的特殊需求势必无法同时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必然导致不同个体间的利益冲突。在大数据时代，生产力发展虽然会推动社会物质财富进一步丰富，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也会以更大的程度增长。因此，只要大数据时代资源稀缺性问题依然存在，个体特殊利益动机形成的内在驱动机制与有效激励的矛盾就无法解决。
20 世纪60 年代，苏联信息技术学家格卢什科夫提出了通过计算机技术对全苏联的经济进行统计、计划和管理的“全国自动化系统”（俄文缩写OGAS），该系统旨在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须的经济信息收集和处理功能。按照设想，国家各个企业、工厂和所有个人的信息都会被收集在该系统之中。该系统通过命令和控制协议，自动对经济进行计算、模拟和优化。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以覆盖全境的电子网络为基础，进行系统地自我调节。同时通过位于莫斯科的超级电脑，对收集的巨量信息进行处理，协调各地域之间的发展。该计划甚至设想，当全国自动化系统实现全社会经济交易的数字化时，传统货币也将被虚拟货币所取代。然而，这一计划在实行中受到巨大阻力，苏联经济部认为OGAS 的出现会打破经济部和中央统计局之间的权利平衡并要剥离其一切与经济有关的功能，苏联中央计划局则认为系统的应用将导致超过100 万的统计技术员失业，军方也对该系统持反对态度。OGAS 最终在高层的利益斗争中被迫叫停。
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纷纷出现，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的巨大变化导致两大阵营的形成，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实施赶超战略，迅速发展民族经济几乎成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孕育和早期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兰格认为确定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数百万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和生产制造的能力已经具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计划部门可以借助计算机等新兴科技精确地计算全社会数百万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并向相应部门投入必要的资源进行生产。他在《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指出：“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过时了。实在可以把它看成是前电子时代的一种装置。”[13]183现在看来，兰格的设想仅仅将经济中资源配置的过程视为会计学意义上的数字计算问题，忽视了经济运行本质在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协调，特别是经济中每个当事人的利益博弈。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正确的指示器的缺乏使个体无法在相互协调行为的结构中确立自己应有的角色。
随后Cox等[10]对16例轻至中度哮喘患者进行了BT安全性和可行性非随机化临床试验，受试者分别于术后12周、1年、2年接受评估。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呼气流量峰值、无症状天数和气管反应性等均有明显改善，且持续两年。患者耐受良好，无明显不良反应。但该实验规模较小，没有纳入重度哮喘患者，且缺少对照组。
显然，由市场竞争催生的大数据必然会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和运行的稳定性，为人们进一步科学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有利条件，促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但大数据绝对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受制于所有制关系、经济成长阶段和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一厢情愿地认为大数据可以复活计划经济只不过是久已有之的技术决定论在当下的迷思和翻版。
何东脑子里马上出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孩子的婚礼，然后是他要进的八宝山。这都着的是哪门子急呵，进个八宝山还比赛？
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在20 世纪末已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基本淡出历史舞台。那些持大数据可以复活计划经济观点的论者将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原由简单地归咎于资源配置和激励的技术层面，乐观地认为，大数据时代到来使人类获得了对信息数据搜集、处理、分析、预测的巨大能力，造成计划经济失败的技术层面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计划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复活。事实上，计划经济所表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有效激励缺失以及与新兴信息科技格格不入等现象，根源在于计划经济完全信息假定、否定个人特殊利益、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以及忽视经济的不确定性等自身原因，而非仅仅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即使在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依然无法克服其固有缺陷。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式微并不意味着19 世纪那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会成为社会经济体制的必然选项。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鼓噪下，一系列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和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纷纷转向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然而，人们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贩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掀起的全球市场化浪潮并未给这些经济体带来快速经济恢复和增长，反而造成经济长期停滞、衰退，民族工业遭到严重削弱，经济主权和安全遭受极大风险。即使以美国、西欧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经济体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导致严重的经济金融化现象，致使金融泡沫急速膨胀，最终引致以全球经济衰退为代价的2008 年金融与经济危机。“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向全球宣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今，这个体系面临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23]XIV。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探索的基础上，既不固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蛊惑，误入所谓自律性市场经济的歧途，而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和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4]。不断整理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使国民经济取得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创造出炫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25]64。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完全可以预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过程中，有效地借助大数据，可以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创新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大数据时代，将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政府与市场将会相得益彰。因此，摒弃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惟其如此，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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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5－0152－06
［收稿日期］ 2018-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7AKS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资助项目：18JZD010
［作者简介］ 刘儒（1959-），男，陕西渭南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刘江（1987-），男，陕西铜川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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