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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 （1999）04—0036—06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法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有“社会主义推销员”之称。拉法格的论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宗教、文艺、美学等诸多领域，在文艺与美学方面发表了诸多创见，主要包括：
一、不是文学产生历史时代，而是社会关系中某些重大变革影响着文学的变化。
根据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拉法格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作了如下说明：
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他强调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环境，强调要从经济环境里去寻找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以此为思想基础，他提出文学批评应当成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的一种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
拉法格对法国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历史有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驳斥了雨果所提出的“时代是按诗人自己的形象所组成”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及它们所关心问题的范围，决定着它们的思想状况和艺术创作根本任务的解决。不仅仅是文艺作品的内容，而且它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创作语言也受历史时代特点的制约。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拉法格尽管不恰当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庸俗经济唯物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学者攻击唯物史观时所说的那样，要求对每一种社会现象作出直接的经济上的说明。他所强调的是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根植”于一定的经济环境，强调要从经济环境中寻找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由此，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文学思潮的文学史家，这在他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方面表现得犹为突出。
浪漫主义在法国是从19世纪初发端的，经过20年代的浪漫主义运动，到雨果时获得了全面胜利。有关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和胜利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法国古典主义者曾将它作为“从外国输入的、野蛮而丑陋的妖孽”而加以诅咒和反对，不少文学史家也对这种文学现象感到困惑。拉法格明确指出，法国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他对“创立了法兰西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的三部作品——《阿达拉》、《基督教精华》、《勒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指出其轰动效应在于夏多布里昂确实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群众的“心理”和“激情”，“在小小一册书中，在文学的形式中，包藏了那一时期的心理状况的主要特点。”（注：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21页。）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把夏多布里昂的小说《勒内》看作是“整整一世代人们的、充满诗意的自传。”（注：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9页。）他还说， 从来没有过一部作品比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更及时、更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更适合时代的风尚了：“真的，如果不在思想上体验那些欢迎夏多布里昂初期浪漫主义作品的男男女女的情感和狂热，如果不追究那些男女在何种社会气氛中活动，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那样热烈地接受这些作品。”（注：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89页。）
拉法格进而揭露了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这个由夏多布里昂创立，到1830年才建立“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著名原则的文学思潮，也是一种“阶级文学”。这个结论是浪漫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但却是事实。因为浪漫主义从来不曾放弃对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作家是钉住在他的社会环境上的；无论他怎样搞，他不能从周围的世界中逃出去，也不能和周围的世界隔绝；不能不受周围世界的影响，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不论回溯过去，或冲向未来，采取这个或那个方向，他不会比他那时代的条件所容许的范围走得更远。”（注：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35页。）这是因为，作家的思想、人物、语言、文学形式，只能由他同时代的人们提供给他。拉法格对浪漫主义根源的研究，是他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的一种研究”的一次实践，在这个研究中，尽管其对作家的某些责难有失公允，但其立场、方法无疑是正确的。拉法格对浪漫主义研究所作出的某些结论，正是在大量翻阅从共和3年到共和12 年的出版物（包括小说、诗歌、剧本、哲学著作、期刊、报纸）和弄清“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演变”（注：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89页。）的基础上得出的。
在分析雨果及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根源时，他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流派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资产阶级思潮的产物。浪漫主义与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联系，恰好确证了事物与对事物的反映相统一的原理，这确证了文艺与社会关系的总和相统一的原理。革命后的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在浪漫主义中得到了出色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表达是资产阶级利益在文艺领域的反映。拉法格在总结了上述现象之后认为，这恰好证明浪漫主义与社会进步是矛盾的。拉法格确信，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他同时又指出：“作家只能从他自己的时代找到观点、人物、语言和艺术形式。这是因为，诗人生活在人的漩涡之中，受到社会普遍而巨大的影响，他能够懂得和再现人们的感受，掌握自己时代的思想和语言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源于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生活。”（注：哈·尼·莫姆江，张大翔等译：《拉法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279页。 ）拉法格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并运用这一原理来分析浪漫主义的起源，指出它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资产阶级思潮的产物，这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此为出发点，他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强调文艺的阶级属性，这也是十分合理的。但他没有意识到，某些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可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克服自己阶级的狭隘利益，站在它们之上，猜测到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一事实。忽视这一点，也就很难理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这样一些文学巨匠的创作。仅仅以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理解他们的文艺创作的意义，必然会把美学问题庸俗化、简单化。在审美的范畴内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意义和作用的过度强调，必然使拉法格忽视了文学艺术家创作中的全人类因素。
拉法格还以1789年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把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推到了前台，这些新阶层将旧贵族文学丢到了台下这一事例，说明评价美学问题时的“客观主义”是站不住脚的，“超政治的”纯艺术观也毫无根据，“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同样具有虚假和片面性。他说：“刚刚在1830年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著名口号的浪漫主义，尽管其口号被高蹈派诗人在第二帝国时期贯彻到创作中，但仍然表明自己是阶级的艺术……与自己的口号相左，浪漫主义作家从未超脱政治和社会斗争，他们始终站在攫取革命果实的资产阶级一边。”（注：哈·尼·莫姆江，张大翔等译：《拉法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281页。）这里，拉法格显然没有认真地把夏多布里昂、 诺瓦里斯与海涅、拜伦、雨果的思想与创作区别开来，因此又显得缺少辩证色彩。恩格斯曾告诫人们，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于科学研究，必须采取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拉法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浪漫主义文学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虽未必都很准确，但它确实是批判地审查和掌握了浪漫主义的“历史资料”，正确地回答了这股思潮产生的原因。
二、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
拉法格对19世纪后25年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广为流行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自然主义只描写现象的表面，当然不能启迪深刻的思想和对现实、现实的“迫切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的严肃认识。他认为自然主义排除认真的判断和概括，导致艺术家的思想，类似于照相的底片。自然主义的代表们总是标榜自己在最精确、最直接地反映事物方面做出了功绩。拉法格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中，抓住了这一思潮在认识论上的致命缺陷，即它只能抓住链条的个别零散的环节，而无力揭示诸环节的内在联系，因而无法完成从现象到本质的过渡，达到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拉法格主要通过左拉的作品来评价自然主义的。
拉法格高度评价左拉深入分析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意图，和他对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利益的追求，他认为仅是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愿望，就使左拉成了一名革命家，跻身于19世纪文学杰出代表的行列。他指出，当左拉才华横溢时，他有足够的勇气深入重大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事件。他曾力图描写各种经济结构对现代人类的影响。他对《太太们的幸福》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这部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展示出联合起来的资产者的残酷行径，他们聚敛起百万家财，垄断行业，在自己的雇员——掌柜、伙计和女店员中煽动起情欲和斗争。同样，他对左拉的《萌芽》评价也颇高，因为小说再现了工人触目惊心的苦难和资本家贪婪地攫取超额利润，垄断资本是个逞威作福的“怪物”，把人们引向罢工、搏斗和犯罪。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与美学家，拉法格在对自然主义特别是左拉的评论中，十分重视文学的自身规律和特质，这是十分可贵的。19世纪末，法国文坛上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很多，“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创造者，这个人在诗歌方面，那个人在小说方面，个个都自命为一种流派的领袖；个个在自己心目中都以为与众不同到这种程度，简直把自己放在和那些可尊敬的同行有天渊之别的地方。”（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1页。 ）但“历史将要在当代各‘流派’的‘领袖’们的绝对缺乏想象这点上，看出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这些“领袖们”抽掉了曾经是1830 年的浪漫主义的动人之处的青春活力的幻想，提供给人们的只能是一种“沉闷恶俗的塾师文学”。
拉法格把左拉、巴尔扎克的作品以及19世纪末那些自封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学“大师”们的文艺实践放在一起，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比较研究，批判资产阶级文学“大师”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和主观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和艺术虚构的现实根源。某些“大师”的作品“……他们的人物并不给人以有生命、有血肉的真实人物的印象。他们和我们的生存漠不相关，他们不谈烦扰我们心神的利害关系，他们既不被我们的那些幻想所支持，也不被我们的那些嗜欲所苦恼。他们就像砻糠充塞的傀儡一般，作家牵动他们身上的线，使他们按照情节的发展和所要求的效果而活动。”（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4～325页。）在拉法格看来，艺术虚构如果完全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那么作品中的人物就只能变成没有生命力的“砻糠充塞的傀儡”，他们扮演的不过是“神明的角色”。他认为：“左拉竭力从小说中摒斥这种魔术，在这点上他是值得称道的；他至少试图从他的那些人物身上褫夺一部分万能权力，而将他们的行为和先决的原因联系起来；有时甚至使人物失去自由意志，使之屈服于双重的从属性，一种是内在的和生理的从属性，另一种是外部的和社会的从属性。”（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325页。）这里，拉法格所肯定的左拉小说中“值得称道”之处以及他评价作品的“双重的从属性”，都反映了他坚决反对文学创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拉法格对左拉的《金钱》大加赞赏，“因为他给我们描写的，是被交易所的投机生意搞得经常处在发烧一般的紧张和奋亢状态中的环境，以及这种投机生意搞得神经错乱的那些人。金钱在它的流转中，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过程和一切现象。……金钱成了人类一切行动的主要原动力……”（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尽管拉法格并不赞同左拉的“生理学”或“病理学”的创作观点，但是从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看，左拉毕竟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尤其是《金钱》等作品，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及其金钱关系的深刻揭露，因此他的自然主义是包含着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因素的。拉法格指出：“左拉的小说是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的，他对这些事件作了诗意的安排。”（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这是拉法格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拉法格在《左拉的〈金钱〉》一文中，对左拉的自然主义和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了具体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也写了人物的“生理的必要性”，但巴尔扎克的描写没有脱离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他通过对左拉与巴尔扎克的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拉法格指出现实主义文学应当在真实地再现现实关系的社会环境中去塑造人物的性格，这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拉法格充分肯定了左拉的创作成就：
左拉和巴尔扎克之所以不同，还在于作为左拉作品的特色，由他首先引入到小说中的一种新的表征，这就是他和别的现代小说家相形之下有了无可否认的优越性。……左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拉法格并不欣赏左拉笔下人物的“生理的必要性”，但又公允地肯定左拉小说中的“一种新的表征”。他具体地分析了左拉与巴尔扎克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特征，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上半叶，那时巨大的资本在法国还刚刚开始集中，而左拉所处的时代则是19世纪的下半叶，这时法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社会上已出现巨大的经济机体。左拉的时代，生存斗争具有与巴尔扎克时代不同的性质。这个社会的独特之处就是“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拉法格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作家、作品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因此他认为在表现垄断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必要性”方面，左拉的《金钱》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拉法格高度评价了左拉小说表现这种“社会必要性”的社会价值，在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时，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大胆的事业，作了这样的事业，已经足够使左拉成为一个革新者，并且使他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他还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辩证地指出：“《金钱》所描写的世界是不美的；可是人们不能像责备巴尔扎克那样责备左拉，就是说‘把丑恶弄得更丑恶了’。在这儿，现实比左拉的一切龌龊和粗俚的描写更为令人作呕。现实超过最令人憎恶的图画。”（注：《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4 ～355页。 ）拉法格在赞赏左拉小说的现实意义以及左拉对小说发展所作的这一重大贡献时，他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特征，即作家应有勇气去接触和反映社会上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
拉法格既看到了左拉表现社会巨大事件方面对当代小说的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又看到了他由于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人物是间接材料的产品。左拉的观察方法使得他不能在事件的主要发展方面去深入，不能追究事件的原因，不能抓住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复杂性，妨碍了他更深刻地去反映生活的本质。拉法格主张现实主义作家应像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等那样观察和感受生活，拉法格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对自然主义作出系统评价的人。恩格斯在1891年4月30日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 曾说到拉法格是写左拉评论的“最合适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0页。）这也是革命导师对拉法格的中肯评价。
应当指出的是，拉法格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有其根据的，可问题在于，对社会现象的典型的自然主义态度，主要是诸如《黛莱斯·拉甘》、《玛德莱娜·菲拉》等左拉早期作品的特征。尽管在左拉的晚期作品中仍可见到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子，但笼统地把左拉的创作归于自然主义是不恰当的。拉法格在文中几乎要求左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现实，这又是极不恰当的，也违背了他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向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提出过他们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无法承担的任务，而是始终坚持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拉法格却违背了这个原则。他在赞赏左拉把资本主义关系作为艺术研究和再现对象的意图之后，又指责左拉没能深刻地、创造性地解决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对左拉文学遗产进行分析批评的科学水平。
应该指出，拉法格在批评左拉主张纯客观地再现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时，强调作家应当像巴尔扎克那样是个深刻的思想家，把自己的机智和思想财富赋予他笔下的人物，这本来无可非议，但他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理解却是停留在作家是否通过人物发表哲学议论方面，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他赞扬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对记者、政客、艺术家以及妓女之间所进行的关于社会、风俗和政治方面滔滔不绝的议论，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批评左拉“惯常很少发议论”，并认为“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这显然有悖于恩格斯所说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的艺术规律，这显然是偏颇的。
三、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
以往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由于缺少历史感，往往鄙视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他们把群众的创作看成是缺少生命力的、廉价的和只能轰动一时、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低劣作品。拉法格彻底摒弃了这种观点。在他的文艺、美学著作中，有一个极为明确的思想，即不应当只把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成研究的对象，也应该研究那些虽然没有达到经典作品的水平，但在当时十分流行，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品。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作，恰恰是研究某一社会阶层的感情、情绪的特殊“指示表”。他认为，艺术作品既然在读者中获得了成功，那么即使它缺少艺术价值，也一定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唯物主义批评家在研究这种作品时，会在字里行间捕捉到当代人的感受。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家，他注意的首先是民歌对人民生活的忠实反映。拉法格称民歌是“现实生活的忠实回声”，民歌“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注：《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页。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高度肯定了民歌对于了解和研究人民的生活、历史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意义。
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中，就民间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价值作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民歌是一种“口头诗歌”、“口头文学”，最初它与音乐、舞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民歌“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的作品”。他指出“民歌主要是地方性的”，但民歌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并不排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歌的互相交流和影响。他认为从外国输入的题材，只有与采用者的气质和习惯相适合时，才会被接受、被利用。这说明一定民族的民歌总是和该民族的民族心理和生活习俗联系在一起。拉法格以“生活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歌的“类似性”，源于“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大同小异的进化阶段。”（注：《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页。）处在大同小异的进化阶段的不同民族，不论是“北方或南方的人，亚里安人或黑种人，当他们被同样的现象激动时，他们曾经用类似的歌唱、传说和礼俗，来表达所见的现象。”（注：《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0页。）这就科学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民族特征是在民族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离开了民族生活的土壤，就不可能把握民间文学的民族性特征。这一观点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拉法格还论述了民间文学的纯朴性、真实性和形式上的自由性特征，对今天我们研究民间文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拉法格根据民歌丰富的有说服力的材料，最终“回溯”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父权家庭的起源问题”，揭示了以父权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妇女们的悲惨命运。这本来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们可以和应当做到的，却由于他们不掌握唯物史观这个“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无法发现和认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实的历史内容。
拉法格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终于发现，以上奇怪的现象的答案就隐藏在那些民歌和礼俗本身之中。那些民歌和礼俗，仿佛是若干世纪以来埋藏在互相重叠的社会阶层的沉淀物底下的原始风俗的化石残片。拉法格认为，全面考察这些礼俗，把它们与现代野蛮人的风俗以及东方的圣书中所记载的古代民族的风俗加以比较就可以获得这些奇异礼俗的已经失去了的意义，同时给我们一个关于原始父权家庭的风俗的概念。从婚姻的民歌和礼俗中发现史学家们所不曾注意的原始父权家庭的起源，是拉法格的重要贡献。它和恩格斯从古希腊悲剧《奥列斯特》中发现人类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遗迹，研究方法上不谋而合。《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是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宝库中少有的一篇专门研究民歌的重要著作，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宝库，而且对我们今天以唯物史观研究民间文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来，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正确理解还是歪曲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恩格斯晚年为了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著作和通信。拉法格作为马恩经典作家的学生和战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在他的文论和美学论著中，唯物史观是一以贯之的红线。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艺术评论也还是限于“社会—历史”批评的范畴，但这其中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尽管他的个别结论有别于马恩经典作家，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却与革命导师完全一致。他的论著诚如梅林所说：“它们全部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注：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之《代序》，北京三联书店 1963年，第4页。）
收稿日期：199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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