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发表的《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一文中，主张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提出研究文学本质有四个向度，探讨文学本质有六大文论学理系统。它们既拥有自身所属的理论领域、层面的自洽性和合理性，又可能由于随意超越自身所辖的理论的边界和范围暴露出自身的悖谬性和片面性。它们的关系是一种间性关系，是一种有机的集合性和构成性的存在，恰似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式的联合体。只有倡导和运用整体性的宏观辩证的综合思维方式，才能有利于取长补短，发挥各种文艺观念的综合优势，实现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和复合性的价值和功能。
一 树立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
理论思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和缺少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是思想家们对人们的长期的实践活动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体验进行推理和抽象的产物。这种理论概括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对象世界。没有正确的理论，不会有正确的实践和运动。思想和理念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潮乃至文艺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导引作用。非本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消解对本质的僵化的教条的背时的理解是有意义的，但也不能以此为口实反对理论和理论研究本身。认为本质即现象或肯定现象即本质都是同样荒谬的。对现象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本质的研究，正是对现象的本质研究，才能提升对现象的理解，而只有被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同理，对本质的研究也不能取代对现象的研究，对现象的研究可以不断揭开本质的新生面，因此，经验的、实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是永远需要的。理论的泛化和过剩现象是存在的，但问题的主导方面则是学术的失语和理论的贫血。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理论、规律和信仰的消解，反本质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对理论的抵制，已经营造了一种盲目又自信的消解理论的氛围。一些学者充了当理论的爆破手的角色，使文艺理论的疆土，变成荒原、瓦砾与废墟，造成理论叙述的平面化和分散化。设置错乱的迷宫，使文艺研究的随意性和或然性大行其道。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自戕运动。
不讲道理的路是行不通的。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用小道理取代大道理，把小道理说成大道理，或者只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用大道理压抑和吃掉小道理，都是不妥当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同样要解决研究小道理和大道理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思维和解构思维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各种领域中的具体的方面、层次、关系和过程是永远不会终止的。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现当代文论，从不同视域对文艺的局部研究，十分细腻而精深，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片面而深刻的真理”具有局部的合理性，但多半停留在语言层面，具有分散化、表面化和浅层化的特征。一些西方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营造成的小道理说成大道理。他们的学术思想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变幻，花样翻新，像“万花筒”那样，使青年们头晕目眩，六神无主。无主导的多元酿成既繁荣又纷乱的局面。需要理解和把握各种合理的学术观点在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点，努力把这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有机地系统化，依据它们学理上的内在联系，置放到一个宏大有序的理论框架之中，加以综合与创新是中国当代学术界面临的任务。
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应当和文艺学的思维建构和价值建构联系起来。文艺学的知识建构主要是文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建构。研究文艺学主要有两种思维方式，除分析思维方式之外，还有综合思维方式。只有运用整体的综合思维方式，对文学进行宏观的系统研究，才便于把握对象的全貌。这好比艺术家作画，既要有精美的细部，更要有宏伟的构图。我们之所以要运用综合思维方式，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作这研究主体头脑中的“思想具体”和“思想整体”，都不过是对客体的“具体总体”的能动反映①。分析思维把握对象的“具体”和“多样”，综合思维却能把握对象的“具体总体”和“多样性的统一”。我们可以运用这种大视域的综合思维着眼于对象的整体和全局，对分析思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整合，经过梳理、筛选、辩证取舍，优化组合，对有益的学术资源加以重塑和提升，实现总体性的理论创新。综合创新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置身于新世纪的文艺理论界，面对20世纪以来以分析思维取胜的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灿烂辉煌的学术成果，应当有一些学者放眼和有志于运用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对文学进行宏观的、综合的、辩证的、多维的、跨学科的、全景式的研究，尽可能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如果说，20世纪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时代，那么，新世纪则可能是或必然是或有必要是逐步走向新的综合的时代。运用综合思维，深入研究分析思维取得的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的思想内涵、逻辑联系和间性关系，探讨各种文艺观念所包含着的道理之间的道理，形成各种道理之间的思想体系，建构文艺学的知识系统，以实现文艺学理论创新的系统工程。
二 强化和优化文艺学宏观研究
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进行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的路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和多渠道的。
对文艺理论的“国学”、“西学”和“马学”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从宏观视域，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通称为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和马列文论的中国化所取得的成果和所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三大理论资源进行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当代形态，即对建构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的文艺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对文艺理论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被称为现当代西方具有统领作用的两大社会文化思潮。学者们在阐释这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候，往往只注重它们之间的矛盾、对峙与冲突，很少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实上，这两大社会文化思潮之间既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互补的一面。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社会文化思潮进行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推动两者走向新的融合，追寻形成科学的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科学主义之路径，对建构蕴含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文艺理论是颇为有益的。
对文艺理论的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对文艺理论的科学研究和对文艺理论的诗学研究，是历史形成的文艺理论研究的两大派系。前者侧重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强调文学与真的关系，纳入科学范畴，后者重视文学与情的联系，归入诗学领域。实质上，真与情是不能分割的。文艺理论作为科学形态要遵循事理逻辑，作为诗学形态要遵循情感逻辑。这两种逻辑是互激、互补、互动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和诗性是既悖立，又统一的，研究文艺理论作为科学的诗学特征和探讨文艺理论作为诗学的科学本质，促进文艺理论的思性和和诗性的融通，对建构思性和诗性相统一的文艺理论是完全必要的。
对文艺理论的人学理论和神学理论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从神学视域研究文艺理论是不重视的。对神学和宗教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往往强调其虚幻性，甚至欺骗性的一面。实际上，神学和宗教对善待世俗，教化人生和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调解作用，神学多半是从神化和幻化的角度表达对人生的感悟。神学一定程度上是披着神学外衣的人学。我们没有权力冷落而负有责任关爱千千万万那些笃信佛祖、上帝和真主的善男信女们。探讨神学的文艺理论，并对人学的文艺理论和神学的文艺理论进行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有利于吸纳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扩大文艺理论的学术空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信仰。
对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通常被理解为主要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同时又可以理解为是共生的关系存在，呈现出历时态和共时态交织互动的复杂形态。它们之间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功能是大异其趣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从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看，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强调主客体的统一性，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想企图脱离客体性张扬主体性，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昭示和宣布了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死亡；从它们的思想倾向和思想结构看，现实主义有理性、有理想、有信仰，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非理性、非理想、非信仰，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反理性、反理想、反信仰；从它们对现实的态度看，现实主义通过对与之不相协调的现实的揭露、抨击和批判，有肯定，有追求，现代主义多半表现为一味地反判现实，流露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情绪，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现实和思想传统不予鉴别和分析，主要采取否定、消解和颠覆的态度。中国的当代学人应当根据本土的国情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当代中国的国情制约着当代中国的文情。我们应当以前瞻性和开放性的眼光，关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同时采取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文化策略，应当更加强调发展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努力构建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艺理论的思想体系。
对文学的“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从“社会”、“作者”、“文本”和“读者”多方面地理解创作、作品、理论和思潮是有益的，能够体现出一种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思维方式。但不能认为上述各种“中心”完全是后者取代和替换前者的关系。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打倒一个的关系。有人说，“社会”、“作者”、“文本”和“读者”都死了。实际上，它们都活着。一种合作和对话的主体性，使它们共存着生命。各种“中心”所关注的因素和据之创造出来的理论，对自身所阐释的领域来说，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文本中心论”所宣扬的各种论述语言形式符号的理论对深化和细化对作品的体认是有价值的。如果把文本孤立起来，隔断它与社会、作者和读者的联系则无异于“釜底抽薪”。实际上，社会因素、作者因素和读者因素都参与了作品的创造，或一度创造，或二度创造。对文艺观念的“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进行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有助于全方位地探讨各种“中心”之间的合力关系，有利于更加完整地论证文艺观念的系统特性，构建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思想体系。
对文艺理论几种最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念，诸如反映论、主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的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这几种最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念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断深化的，但不是相互取代的。在尊重客体存在和主体创造的前提下，在自己所隶属的理论框架的位置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反映论层面看，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包括对对象的逻辑反映和情感反映，永远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基础，没有对真理的认知和真情的体验，主体的创造将失去源头，实践目标和价值取向将陷入盲目状态，文学本体将近流于虚诞。从主体论层面看，创作主体必须通过实践，这样那样地反映社会生活，以认知和体验为依据，做出相应的价值选择，实现文学本体的构建。从实践论的层面看，实践作为主体的创造活动，首先通过反映形成文学作品的观念形态，然后再转化为物化形态，体现与反映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形成以实践论为依托的文学本体论。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作为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的反映的源泉是社会生活，对形成文学本体具有第一位和第一性的重要意义，其它各种形态的本体论，包括主体本体论、实践本体论、价值本体论，以至语言形式符号本体论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实际上只是辅助和补充意义上的重要意义。任何一种本体论，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如果随意超越自身的理论界限，可能会流于荒谬。如果客体论脱离了主体论，或主体论拒斥客体论，或实践论脱离反映论，或价值论超越了反映论、主体论和实践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冲淡和消解文学的本体论意义。
狄德罗认为，美是关系。从引申的意义上说，真理也是关系。文学所面对的几大关系是：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与之相对应，实际上已经形成具有巨大影响的几大文艺理论学派，即文艺理论的社会历史学派、人学学派、审美学派、文化学派、文本主义学派或形式主义学派。
注重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强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文学现象，对解释文学的根源、内容、性质、价值、功能和演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切学科都可以并已经归入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 只有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精神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历史结构里、历史条件下、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彻底和最科学的解析。20世纪以来，现当代西方文论对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从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深化和细化了对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的研究，但同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封闭的孤立的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欧美“文化转向”后，文化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包括大众文化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关涉到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作为精英的人和作为大众的人的关系，关涉到对主要是文本形态的社会历史的改写和重塑，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为了重新构建文学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研究和借鉴文化学派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是有益的。
上述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中，审美学派的观点处于强势地位。新时期以来，在“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大潮的席卷之下，当代中国文坛强调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文学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启蒙作用。80年代末，随着带有先锋派特征的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兴起，“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审美学派的初步形成。选择从审美视域研究文学，作为对片面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片面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对庸俗社会学、直观反映论和在极左思潮主宰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反叛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审美学派的文学理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揭开了中国当代文坛的新局面。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任何学术观点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和界限。90年代后，审美学派的思想结构和走向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除少数人文知识分子坚守带有理想主义特征的人文精神外，主要表现为陷入“唯审美化”、“纯审美化”和“俗审美化”的误区。从抵制庸俗社会学、直观反映论和带有极左思潮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到笼统地反对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厌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加分析地消解一切主流意识形态。有的学者把排斥社会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纯审美”视为主宰和衡量一切的标准，主张“过审美的筛子”，出现了“作家排行榜”事件和“重写文学史运动”，冷落、贬抑、排斥了一些曾经发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的革命文艺作品。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根源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素养，把审美标准绝对化和最大化，不是从“美学观点”与“史学观点”的结合上评价作家作品，而是脱离“史学观点”单纯孤立地强调“美学观点”，特别表现为以“唯审美”、“纯审美”和“俗审美”的尺度来衡量和裁判作家和作品。审美中心主义和审美至上主义由于不适度地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有意识无意识地诱发出一批批推诿社会职责，放弃历史使命，拒绝表现当今中国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作品。这些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伦理道德情操，往往在极端的个体化和欲望化的生理层面上打旋。近30年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已经和正在使当代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并没有产生宏大的史诗般的精品杰作。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最新的美学原则”宣言式地主张文学创作“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诗应该写潜意识的冲动”，“表现世界，是为了表现自己”，断然地把自我与时代和社会现实割裂和封闭起来。新世纪初出现的具有大众文化性质的泛审美主义的“最新美学原则”则强调追求感官刺激，祈盼从欲望的释放中忘却与融化理想和信仰。这种与文艺的宗旨“对着干”的简单的思维方式，借口因为曾出现过庸俗社会学、庸俗政治学和压抑个性的弊病，便割断文学与时代、历史、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走向纯粹的审美化和极端的个体化。
“审美意识形态”是审美学派文艺理念的核心观点和学理支撑。“审美意识形态论”从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出发，力图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相融通，在审美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找契合点和平衡点，使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后，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审美意识形态，既可以保持文学的审美特性，又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范畴，既是审美的，又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具有感性与理性、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特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倡导者，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和学术探讨所表现出来的匠心和创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初建，学理阐释还显得不够严谨和坚实，还有待于提高学术思想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从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看，两者内涵的主导方面是很不相同的：审美是侧重于感性的，意识形态却是理性的，指国家和一定的族群、政治集团、社会势力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和它们的意志的集中体现；审美一般并不表现出直接的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却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负载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鲜明的强烈的利益关系、政治关系、权力关系、意志关系和带有指令性、系统性、牢固性的思想关系，以及具有统领作用的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导向关系。所有这些意向性关系都是审美所不能涵盖和充分体现的；任何事物都是既有差别性，又有共同性的，但表现出来的主导方面是有区别的，审美虽然具有差别性，但主要是以普同感为特征的，意识形态虽然具有人类的共通性，但问题的主导方面却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政治集团、社会族群之间的利益和政治倾向的差异性的概念，随意颠倒和易置两者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功能是不妥当的。怎样在充满差异、矛盾、冲突和对立的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寻求融合和统一之路，需要中介、桥梁和纽带，期待创立一种改造制作的学术机制。
情感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有的学者认为，文学以审美为特质，审美以情感为中心。这种表述，是把文学、审美和情感完全混同了。从相关学科的关系来说，文艺学毕竟不是美学和文艺美学，只注重探讨文艺中的美，缩小了文艺学研究的范围，混淆了两者的界限，这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把文艺学美学化和文艺美学化了。实际上，文学中不只是有审美，文学中也不只是有情感。文学中的思想情感是多样的复合结构。从情感自身说，尽管情感是文学的主要特征，但对文学中的情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情感作为一定的人的社会情感和一定的社会的人的情感负载着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和人的内容，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不是只停留在潜意识的生理和欲望层面。文学中的情感应当是一种富有时代感的，能体现社会文明和人的文化素养的高级情感。其次，文学中的情感非但不是排斥思想和意志的，反而与思想和意志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实际上，正如没有完全脱离情感的思想和意志一样，也不可能存在着完全脱离思想和意志的情感。康德对人的思想意识结构的“知”、“情”、“意”和“真”、“善”、“美”三分法，对分别和侧重探讨人的思想意识结构的某一方面是有价值的。这位哲学家的上述思想，已经雄霸学术界两个世纪。一些学者对管了他们多年的康德先生敬畏至深、崇拜至极，完全丧失了质疑和超越他的学术理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们把这位哲学家对人的思想结构的划分，当作不能怀疑的常规和不可触犯的律令，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分析思维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结构的切割和拆解同时掩盖和遮蔽了人的情感与人的思想和意志之间的内在的总体复合性和整体有机性。不应当在本来是密切联系着的人们的思想结构之间筑起壁垒森严的高墙深壑。事实上，人的情感、思想和意志的存在方式是共生互动的，是既统一又倾斜的关系。既可以沿用和传承传统的流行的以情感为中心的路径，把文学艺术理解为人的情感的表现；也可以在与情感的联系上，允许和提倡以认知、反映和思想为中心，恪守和发展“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的原则，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追求揭示时代精神、社会变革、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较大的思想深度，呼唤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也可以充满情感，以意志为中心，表现为达到预期的伟大目标而奋斗的信仰、毅力和勇气。中国古代早有“诗言志”之说。尼采的哲学和美学的理论与实践实质上都是主张以意志为中心的，他心目中的具有强力意志的人是美的，而那些孱弱的人却是丑陋不堪的。马克思认为，人的产品与外部客观世界所发生的关系实际上都是“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③。文艺创作和作品还可以综合表现人的情感、思想和意志的合力及协调互动，更加完整地表现真善美，展示人的情感、智慧和意志的完美融合，追求合艺术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和谐统一。以情感为中心，只是标示文学特质的主要模式，但不可视为具有强烈的禁锢性和排它性的唯一模式。如果忽视与脱离思想和意志，单纯孤立地强调情感的地位和作用，有可能诱发和导致文学创作加剧世俗的欲望化，忽视、抑制和降低文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道德水平。
三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生态与格局
既然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那么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都只是反映了文学本质的某一方面，层次、关系和过程。以文学的某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都是必要的，但进行理论概括所得出来的结论，均属文学的局部真理。这种文学的局部真理往往是片面而又深刻的。作为学者们的心智成果，理应视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加以珍惜和吸纳。全面的深刻的真理，总是由片面的深刻的真理构成的。不对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进行整体性的综合梳理和宏观研究，包容性更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是无法形成的。每一种文艺观念都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具有学术思想的合理性，一旦超越了自身的界限和适用范围，一定会走向偏执和荒谬。因此，对复杂的研究对象不要定于一尊。我们不禁这样提问，究竟谁是文学的尊神？是社会学？是人学？是文化学？还是美学？是这些学科的轮流执政，还是这些学科疆土的诸侯割据？欲使一门学科当尊神的想法和做法是行不通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经让社会学当“尊神”，绝对化后，产生庸俗社会学和庸俗政治学；曾经让人学当“尊神”，绝对化后，造成抽象的人性论和泛爱的人道主义；现在又有人主张“文学消亡论”，企图让文化学当“尊神”，实际上文化学是征服不了文艺学的；还有一些学者忽视与相关学科的有机联系，想把“审美”拥上文学“尊神”的宝座，定“审美”于一尊，搞“审美”的“大一统”。不管是以“审美”拒斥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内容、人学内容、文化内容，还是想方设法用“审美”将上述诸多因素“溶为一性”，或“合成一体”，都并不意味着会对文学中的多种因素的客观存在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把一个研究对象中的一种因素同相关的其它因素割裂开来，剥离、抽取和孤立出来，加以绝对化和最大化，提升为蕴涵一切、统摄一切的母概念，是有悖于事物存在和对事物的解释的多样性原则的。审美学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社会历史学派的观点、人学学派的观点和文化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运用整体的宏观辩证的综合思维方式，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对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多维的复杂事物，是不能“归为一统”的。不是“一统”比“系统”好，还是“系统”比“一统”好。“系统”中有“一统”的位置，但用“一统”去“统”“系统”，无异于让“审美”穿上“皇帝的新装”。实际上，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文化学和文艺审美学，谁也“统”不了谁，谁也吃不掉谁。文学是以审美为特征的，但从根源、内容、性质、功能和价值来说，社会历史的、人文的和文化的属性和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多元共生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发展文艺理论的和谐和有序的生态环境。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的生态和格局应当是一体、主导、多样的和谐有序的有机结构。这种学术秩序和学术结构，表现为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既然文学是一体的多维的复合结构，整体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原则就应当得到守护和尊重。
加强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建构宏观文艺学的思想体系，只是对进一步扩展文艺理论研究空间和研究思路的一种构想。尊重和吸纳“片面深刻的真理”，充分肯定分析思维和专门的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跨学科研究和专门的学科研究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多元共生不意味着可以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行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多中心主义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应当承认，文艺思想是有大道理、主道理和小道理之分的。虽然“沧海”不能脱离“一粟”，但总不能把“一粟”说成是“沧海”。面对构建富有战略意义的宏观文艺学这样一种巨大的学术工程，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理论学养还是显得不够渊博，需要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学者们应当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宏大的气度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观念方法和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与能力。唯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各种转向”，才能从整体和全局上把握，诸如分别强调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人、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种族、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心理、文学与性别、文学与语言、文学与身体之关系的各式各样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凡是有价值、有意义、有合理性或真理性的文艺观念，都拥有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力，都拥有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话语权力。凡是有生命力的思想，是不会消失的。它们总是以改变了的新形态仍然和继续“在场”。各种文艺观念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或至少不可能完全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互生、互动、互补和互释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应当是一种“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关系。不应当把对文学的理解和界说定为一尊，尤其应当防止和克服想以“一己之见”收编所有文论思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运用整体的综合的辩证思维，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的原则，通过逐步建构文艺学的综合思维和知识体系，创立大文艺学、宏观文艺学和战略文艺学的构想，作为一种倡导，或许带有一点文学想象和学术乌托邦的意味，但这种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分析思维所取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并非搞什么“大一统”。通过运用整体的综合思维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以期实现文艺理论的大发展和大创新，需要几代人的集体智慧，必然经历一个艰辛的、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天是终究会到来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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