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走近马克思——’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巴黎论文,大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马克思大会”于1995年9月27日至9月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
这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一百年——回顾与探索”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它以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为契机， 由从属于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中心的《当代马克思》杂志率先发起，与法国的《思想》、《现时代》、《现实理性》、《先将来时》、《人与社会》、《新女权主义问题》、《政治生态学》、《托洛茨基手册》、《共产主义评论》、《M》杂志、 《政治评论》等十几个与马克思相关的刊物共同动议，并联系国际上近百家同类杂志和研究机构共同举办的。
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参加，与会者上千人，其中学者近五百人。从年龄结构看，参加者既有老人和老一代有声望的学者、研究和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当代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名学者和主要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萨米尔·阿明（“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拉比卡（法国“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等都出席了大会，他们有些人还提交了论文或作了专题报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赴会，并在会上为他主持编撰的12卷本的《马克思主义考据辞典》物色100名撰稿人。
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反响热烈，正如法国《人道报》新闻标题所示：“马克思引起了轰动”。《人道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对会议内容作了详尽报导。法国有影响的两个大报《世界报》、《解放报》，也史无前例地以整版篇幅对大会进行了报导。《世界报》的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它还对《当代马克思》杂志主编雅克·彼岱进行了专访，认为彼岱所力图建立的“现代社会的一般理论”，“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分析和社会契约的哲学中得到启示”。《解放报》则在“马克思没有死”的鲜明标题下声称：“这次成功的大会使我们得以测试马克思的现实性：它集结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公众，证明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
作为大会主要的组织者和发起人的雅克·彼岱兴奋地指出：“这次大会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众所周知，它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法国二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在欧洲也是规模空前的”。他称，如不身临其境，国外很难对大会作出准确报导。
他还提到，大会高举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一个胜利。欧洲不同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在校园里和社会上都没有美国那么高的声誉，举起这面旗帜会引起人们的惊讶。因此，主办者动议之初有些犹豫。然而举旗之后却不意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参加大会的各种政治倾向、不同学派的人都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主办者声称，高举这面旗帜的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结合起来，与现代社会的其他文化要素结合起来。
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个要素、一个部分。比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借鉴了马克思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的和社会的分析。又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比尔·布迪厄提出，要从新的角度研究劳动和资本主义的新的阶级关系。他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和资本的理论与当代现实相结合，从新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资本”的新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也可以形成经济上的差异与鸿沟，造成阶级差别。再如，在经济学领域法国出现的“调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更是密切相关。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尔·博卡拉的“体系调节理论”为例，它认为现代社会不仅是以市场形式出发形成的，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想象的，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即让社会调节的形式形成的，这种形式就是计划，以及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形成的社会。“调节理论”不同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古典学派只从市场一个范式去分析问题，“调节理论”认为人们的经济关系是通过制度来实现的，它从组织、计划和市场两个范式去分析问题；古典学派强调以“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手段去调节经济关系，“调节理论”则主张通过制度把组织、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去调节经济关系。同时，“调节理论”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调节理论”不主张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分开，进行单纯的、孤立的研究，而是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把经济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这些情况说明，强调作为一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化因素的结合，是使大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主办者认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也有助于生态、女权等现实问题的解决，可以使人们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进行讨论，拥有一个共同的批判工具。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它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
雅克·彼岱还具体地阐述了这次大会产生的背景。他认为，这个前所未有的大会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新情况下产生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新情况即：第一，苏联的垮台，冷战的结束，使原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不复存在，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阵营。人们在思索：为什么建设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会瓦解；第二，与苏联垮台的同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对中国抱有希望，但对其前途又感到不可捉摸；第三，资本主义在新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已经不是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批判的那个原来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世界的两极化发展和世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运动应运而生。为了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新的批判，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有力的工具。
他还指出，除了广泛的历史背景之外，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运动的兴起也有左翼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1989苏东事变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其一，70年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从属于一些政治团体或政党，如共产党。在苏东等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由官方支持的。苏东解体之后，许多政党削弱甚至不存在了，因此，大量学者和教学研究人员脱离了政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研究中心和各种小组，出版自己的刊物。这些研究部门一般从属于大学或科研机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以政治为依托的研究转向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在新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随着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消失和削弱，原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同一机构工作，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政治上的界限消失了。大家在交流中寻找共同点，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寻求真理，可以说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
其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走向深化，而不是走向低潮。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从马克思——葛兰西——拉布里奥拉——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这一传统线索。苏东剧变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更多，与现实结合得更紧密，现实感更强。他们甚至重新反思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而转向现实是这一反思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新特点，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
其三，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从过去的独立研究开始转向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眼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某一个学科的研究，而应当从整体上去把握。有些问题在表面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内部却有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大会按传统学科分为若干个专题小组，但是讨论的内容却是跨学科的。政治学、经济学、宗教、社会学（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生态学（包括生态主义）等各个专题都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事实上，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也迫使人们求助于可以从整体上跨学科研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新左派评论》（英）、《论据》（德）、《马克思主义批判》（意）、《马克思反思》（英）等著名刊物，其内容表明它们都是以“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与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是欧美有影响的刊物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他们也给大会带来了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使大会成为跨学科交流的场所，也为今后提供了跨学科交流的可能性。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作为新的物质手段，促进了学者之间的广泛交流。
在雅克·彼岱看来，所有这一切表明，这次大会得以召开并非心血来潮、空穴来风，它表现了人们对当代世界热点问题的极大关注，是马克思主义潜流的涌现，是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运动发展的产物，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会议总共四天的议程中，大会组织了7次全体会议和42 个小组专题讨论。与会者对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根据代表们向会议提交的170 篇论文和会议的讨论内容，大会可概括为三个主题：一、从历史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总结和回顾；二、从当代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研究；三、从未来角度对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展望。
第一个主题的讨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对马克思主义史的回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和对一些马克思主义传统问题的探讨。例如会议议程上42个小组专题讨论中的第一个专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马克思主义史方面的专题还有“历史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二十世纪历次革命”、“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总结”、“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等，另有大会报告“本世纪马克思主义总结”。理论方面的研究专题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与伦理学”、“马克思与经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等。传统问题的专题则有“民族、种族、阶级”、“南北关系”、“工人阶级”、“劳动”等。
第二个主题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重点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历史总结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这方面的讨论专题、大会报告和论文有：“马克思和现实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1989年剧变”、“现实马克思主义”、“中苏比较：恰当性与不恰当性”、“马克思以前和马克思以后的乌托邦”、“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新社会运动”、“关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等等。另外，当代问题的理论方面还包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述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主要的专题论文有：“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调节理论”、“实践派理论”、“解放神学的哲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面临世界化挑战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三个主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大会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主要讨论专题和论文有：“资本主义，我们时代可以超越的地平线”、“二十一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的选择”、“社会主义的选择”、“社会主义概念的更新”、“社会主义诸新模式”，等等。
大会围绕人们共同关注的当代社会重大问题形成了若干讨论热点，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和进展。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
首先，从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理论看，他认为只有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无非是市场的普遍化。与会者认为，实际上市场要比资本主义的概念范围宽泛得多。市场在历史上早于资本主义出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事实上，如果取消市场，改为“纯计划”指导社会经济，也不一定就导致社会主义。“纯计划”也会带来问题，比如：它的制定者同样也是特权的拥有者，这同样会造成阶级差别，从而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危险已经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失败所证实。
其次，马克思对市场的认识关系到他对社会主义定义的理解，他认为只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牵涉到所有制问题，也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所有制，在于是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化与它的生产资料的非社会化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是其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就是要在生产力社会化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形式取代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因此，只有“剥夺剥夺者”，取消私有制，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达到社会主义。
与会者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应当是实现经济关系领域和政治关系中的自由和平等，并通过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的关系实现社会生活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有效、和谐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实行所有制的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追求的经济、政治平等和自由是目的，而不是形式。所有制只是一种形式，关键要看其实质内容。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取消什么所有制，而在于取消私有制产生的差别和对立，我们不能局限于形式，而是要思考怎样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所有制的形式可以改变，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坚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对“社会主义新模式”进行了各种探讨。
“社会主义新模式”基于经济政治平等自由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这些模式包括“市场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不拒绝市场经济，同时用计划来弥补市场的各种缺陷。
法共中央委员、《出路》杂志主编、著名经济学家保尔·博卡拉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看法。他指出，“信息革命”是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作为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信息革命”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而是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发展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革命；也不仅仅是延续几个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另一种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的革命。信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在市场的平等交换中，实物一经变换，让渡者就不再拥有；而信息让渡之后仍可共享。因此，信息的费用可以分担。这种分担与合作的方式已超出了市场规则，本身就是一种混合的经济方式，是对市场的一种矫正。信息革命更强调分担与合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他还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的“混合经济”，产生了“两个结合”：一是市场和“分担与合作”的结合，即一方面利用市场，一方面以不完全按市场方式进行的“分担与合作”来矫正市场的消极影响；二是资本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即“信息革命”在降低生产费用、提高利润率的同时造成了大量失业，纯粹的资本效益、甚至国家计划、宏观管理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靠社会效益将自己创造的价值转化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价值，通过发展非经济、非市场的社会部门扩大就业，解决失业问题。
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与非商品经济混合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实现“六种结合”，即公有制（或称“社会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的结合；市场和“分担与合作”的结合；资本效益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的结合；本国的生产和国际生产的结合；代议制民主、代表民主、多元民主和劳动者与公民的直接民主的结合；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合。
他认为，“六种结合”的核心是资本效益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效益标准不能放弃，可以继续沿用，但是必须以社会效益标准来进行补充。资本效益标准的基本规则是将利润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社会效益标准的基本规则却是以越来越大的、由信息带来的、可支配的附加价值用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法共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在企业中树立新的企业管理标准——社会效益标准，把资本利润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结合起来，兼顾效益与社会公平。
第二，关于正义与伦理
这个问题也涉及社会主义的定义。传统悠久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定义是指在经济上、政治上实现自由与平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与平等，是这次大会上人们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与会者认为，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尽管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温和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提出的正义理论对人们有借鉴意义。通常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把公平和效率作为平衡的两方面进行权衡，罗尔斯则兼顾双方的立场，认为：“不论经济体制如何行之有效，只要违背公正就应予以修正或废止”，又说“有时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不公正，应当容忍较小的不公正”。他试图协调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的矛盾。
与会者提出要以契约论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主要是指政治契约，认为人民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马克思的契约思想则主要是从经济关系入手的，他把契约关系从原先的政治领域引申到经济领域，要求从经济上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参照马克思、罗尔斯等人的观点，与会者主张的理论要点是把政治契约关系扩大到经济领域，即把政治契约关系引入经济领域，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被报刊称为“契约主义者”的雅克·彼岱认为，要将契约关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把中心性、集体性和个体性结合起来，在三者之间订约，即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中心之间、中心与个体之间全面建立契约关系。在他看来，经济上的宏观管理本身也是一种契约。
第三，关于“世界体系”理论
美国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会上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始便形成了政治中心，这种中心也是由市场所造成的。由于市场作用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发展快的国家形成政治中心，发展慢的国家成为外围，由此构成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关系。世界每个发展阶段上都有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从罗马帝国瓦解以后，世界发展的中心就不断转移，先转到意大利威尼斯，而后伦敦、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始终存在，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雅克·彼岱认为，马克思注重阶级分析，对民族关系注意不够。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拓宽了研究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他还指出，这一理论涉及到建立未来新的世界体系问题。人们必须承认，市场不是一种自然规律，而是一种规则，一种现代社会所遵循的、契约制定的规则。市场对于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当然，不能听任市场放任自流。但是市场造成的经济一体化、统一化，又为“全球化”建立了基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应当建立权威的中心，只有在权威的中心下，形成“全球国家”、“超级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警惕少数国家形成对多数国家的新的剥削关系，对多数国家进行统治和压迫。
第四，关于生态学问题
生态运动目前已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在德国，绿党的选举中已占有10%的选票。生态运动已成为“红”、“绿”两种政治运动结合的领域。
一些学者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的危机也空前广泛和深刻，并且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把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扩大到全球，从而使生态危机演变成全球性危机。拉比卡指出，由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趋势，当代生态运动也出现了普遍化、全球化、政治化的三大新特点。这使它更加成为左翼右翼各个政治派别和政党争夺的领域。虽然生态运动矛头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的，本身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按照它的逻辑，必然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运动打破了界限，使更多的人客观上集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其发展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
还有的学者批评了一些生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判。一些生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赞扬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因而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对生态造成了威胁。如提倡“政治生态学”的阿兰·利比茨认为，政治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主义和进步主义等方面有共同点，但是，二者在对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上互相抵触。马克思把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建立在以生产和生产者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其它学者则指出，这种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事实上，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学家。第一，他指出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通过劳动建立的。同时，他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追求超额利润，它的追求目标不是使用价值，而是纯粹意义上的利润。
基于此，与会者认为应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中研究生态学问题。他们还要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契约关系，即不仅把契约关系扩展到经济领域，而且要扩展到生态领域，建立严格的契约和制度，从而在契约的约束下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生态领域的契约不同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契约，它不仅包括我们这一代人与自然的契约，还包括我们与下一代人的契约，即一种潜在的契约。人与自然的契约关系是一种超时空的关系：从空间上说，污染无国界；从时间上说，它延续到后代和未来。事实上，我们无法与后代人建立契约，因为他们还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将无法生存。这也是一个伦理问题。至少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后代。
在探寻全球生态危机根源的过程中，另一些学者考察了马克思著作中对“进步”的二律背反的辩证分析，认为马克思本人对“进步论”是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沿着这一批判的方向继续前进。当今世界的好几个社会运动，如欧洲的生态运动等客观上正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现代化带来的破坏，并寻找现今工业文明的替代形式。
第五，关于阶级关系与知识分子
与会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探讨。学者们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结构的改变，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数量减少了，力量削弱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欧洲，仍然有少数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仍然有左派和右派，仍然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同时，工人阶级自身也已经走向知识化，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有了很大的不同。另外，知识分子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许多从事智力产业的知识分子现已成为雇佣劳动者，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工会领导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革命力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士中，除了从事社会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失业工人、大学生出现在会场上。为了不拒绝这一部分社会力量参加，大会免收了他们出席所应缴纳的会议费。
苏东剧变之后，当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对社会进行干预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离了政治团体，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但是，他们并没有脱离政治，而保持着对政治的关心，目的仍然是要进行政治变革。他们本人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因此不是以政治家的方式干预政治，而是以学者的方式介入政治生活。
知识分子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担负着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大众进行启蒙的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主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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