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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问题突出地摆到我们面前。“八荣八耻”，语言表述，简洁清楚，一目了然。但其中蕴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却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非常复杂。为了深刻理解和真正认识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任务，需要注意处理好其中一系列辩证关系。
一、荣与耻的关系
这是学习“八荣八耻”，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最主要的一对关系。
“荣”与“耻”，是对立的两极。每个“荣耻”，一褒一贬，一取一舍，语言工整，是非分明。每个“荣耻”，都是一个尺度，从根本上界定了社会生活中的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的界限。每个“荣耻”，又是一对红绿灯，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鼓励，什么该抵制；什么该提倡，什么该摒弃。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根本上就是要分清“荣”与“耻”的界限。不要把“荣”当“耻”，也不要把“耻”当“荣”。一个人，如果颠倒了“荣耻”，就会失去自律，放纵自己去干那些不应该干的事情。一个社会，如果颠倒了“荣耻”，就会失去他律，鼓励所有的人去干那些不应该干的事情。这样的倒错现象如果不加遏制，将是十分可怕的。所以，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必须首先处理好“荣”与“耻”的关系，明荣知耻，分清是非，筑起最起码的道德防线。
进一步探究，每个“荣耻”的后面都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对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新课题，包括已经发生的种种“荣耻”倒错现象，需要做具体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在旗帜鲜明地倡导“八荣八耻”的时候，必须对“荣”与“耻”的内涵和界限进行非常仔细深入的研究，争取把现代社会出现的很多新问题逐步说清楚。既要解决“荣耻”倒错的问题，也要防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二、高与低的关系
有人认为，“八荣八耻”是最起码的道理，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应该懂，现在我们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学习贯彻，标准是不是太低了？
对这样的疑虑，要辩证分析。从字面上来看，“八荣八耻”的道理很简单，标准不算太高，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提倡和实行。但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这些标准很多人并没有达到呢？而这些没有达到的人，恰恰不是幼儿园的孩子，而是成熟老练的大人呢？可见这些标准并不简单。而且，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我们的社会在每个“荣耻”方面都做到了，没有偷了，没有抢了，没有贪污了，没有奢靡了，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理想社会，人类已经追求了几千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可见，这样的标准并不低，至少不那么简单。
再从具体内容来看，每一个“荣耻”的标准，既可以说是很低的，又可以说是很高的。高与低之间有很大的伸缩空间。比如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是起码的标准。但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也会遇到严峻的挑战，真正做到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能不能真正坚守爱国的底线，需要有一种“慎独”的精神，爱国就并不是那么低的标准了。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还有一个处理好“八荣八耻”与先进性标准的关系问题。“八荣八耻”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要求。共产党员既是社会的成员，又是“两个先锋队”的成员。除了实践“八荣八耻”的要求外，共产党员还应该朝着更高的标准努力，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特别是其中的八项义务和八项权利。履行好“八荣八耻”，应该是对共产党员起码的要求。如果连“八荣八耻”的要求都做不到，其他先进性的标准就根本谈不上了。当然，共产党员在实践“八荣八耻”的要求方面，不仅要符合最低的标准，而且还应该做得更好，向更高的标准看齐，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
三、大与小的关系
荣辱观的建设是一项大任务，是一个大工程。“八荣八耻”具有较高的抽象概括性，是一些大的比较概括的要求。要把它们落到实处，需要运用各种手段，采用各种方式，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人们共同来参与。有关方面在组织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也要着眼于全局，采取一些大的举措，努力解决一些大的带普遍性的问题。
但大和小是相对的。大的要求、大的任务，往往需要由小的事情来组成。特别是道德建设，它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过程，不是靠搞一个运动，喊几句口号就能做到的。从人们的行为养成来说，一种好的作风、好的习惯，要通过长期的、在很多细节方面的培养磨练，才能形成。所以，要把“八荣八耻”的要求落到实处，必须注意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做起，从细节上培养公民的习惯。
比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怎样服务人民？既有大的任务，需要做好大的事情，又有小的事情，需要做好小的工作。治国理政，就是大事。党和国家按照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国家治理好了，从根本上提高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这就抓住了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和根本。但在抓住大事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小事。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往往是一些琐碎的小事。这些事在干部眼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具体的一人、一家来说，也许就是天大的事情。所以，胡锦涛同志要求我们关注老百姓最直接、最实际、最具体的利益问题。领导干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对大与小的辩证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只抓小的，忘了大的，但也不能抓了大的，丢了小的。
有的地方抓荣辱观建设，立足于从小处做起，把“八荣八耻”教育细化到100个细节，倡议市民从细节做起、从自己做起，做知荣明耻的新市民。这种做法好像很小很细，但坚持下去，就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小事做好了，大事就有了基础。光停留在大处，说大话，说空话，不做实事小事，大事就不可能做好。
四、老与新的关系
荣辱观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荣辱观。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当时留下的烙印，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逐渐被淘汰。但也有不少基本的东西，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不断积淀下来，长期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带给了中华文明以新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需要继承传统的文明精华，又要赋之以崭新的时代内涵；既要鼓励思想观念的不断创新，又要保持正确的方向和规范，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伴随着铿锵前行的时代步伐，创立和形成新型的、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所以，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处理好老与新，也就是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引领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风尚，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前进升华。
比如，“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一直倡导和坚持的美德。但马克思主义又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劳动的本质和历史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倡导在劳动问题上的荣辱观，既要继承中国人民历来就有的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又要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劳动在创造世界、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坚决反对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行为。
在劳动的范围和形式上，更要与时俱进。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脑力劳动就不算劳动，所以，知识分子都要到农村去，像农民一样挖土、挑水，经受劳动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朝越来越科学的方向发展。今天我们讲以辛勤劳动为荣，决不是要再回到过去，要大家单纯从事体力劳动。而是要全面理解和执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充分认识现代劳动的多样性，既热爱和尊重体力劳动，也热爱和尊重脑力劳动。既热爱和尊重简单劳动，也热爱和尊重复杂劳动。要鼓励人们投入各种形式的劳动，在劳动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五、知与行的关系
知行统一，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理论上揭示的真理，思想上信服的观点，道德上确认的规范，在行动上就要能够具体地遵循它、奉行它、实践它。知及时地转化为行，行进一步促进知。知，一定要落实到行。行，一定要与知吻合。知与行内在统一，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决不能相互脱节，知行不一。用中国的老话，叫做“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所以，做人的一个重要准则是：“言必信，行必果。”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并不存在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关键是做不做、行不行。在实际生活中，知行不一的现象比较严重，令人忧虑。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王怀忠等腐败分子，一边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一边却在会议上、电视上大讲反腐败的重要性。这种知行不一的现象，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如果任其发展蔓延，非常容易使人们怀疑领导干部的言行，进而怀疑党和政府的言行，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和执政基础。
所以，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既要讲清道理，更要付诸实践，真正在行动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既要解决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更要解决做不做、行不行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管理，大力倡导知行统一的作风，反对言行不一的表现。凡是懂得的道理，就要实行它。凡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凡是做出的承诺，就一定要兑现，不能落空。只有把知与行统一起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六、硬与软的关系
荣辱观，属于道德建设的范畴。道德，就其规范的性质和特点来说，是一种软约束。尽管是软约束，但道德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中华民族历来强调道德的力量和道德的作用。
但长期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治理国家，光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维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必须重视发挥和运用法制的力量。法制，就其规范的性质和特点来说，是一种硬约束。
硬约束与软约束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既必须有健全的道德精神，用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又必须严格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用法律来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软约束侧重于解决人的思想观念问题，硬约束则用外部的强制力量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所以，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同时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和方式的作用。
道德与法制，也有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换。任何法律，都体现着某种价值标准，旨在引导社会朝着某种方向的秩序前进，所以，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建立在一定的价值标准之上，体现着社会对于善恶的评价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道德基础，甚至颠倒了善恶关系，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就可能成为“恶法”。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规范也可能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的力度。事实上，很多法律，都是先有道德规范，然后才制定出法律规范的。
所以，“八荣八耻”，虽是道德规范，但其中的道德要求，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成为我们现有各种法律的思想基础。有的已经转化为法律条文。如，民法是调整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重要法律。我们的民法通则特别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民和法人应当本着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对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利必须给予保护，等等。这些原则，都体现了道德上的价值取向及标准，是以一定的思想道德观念为基础制定的；而严格遵守这样的法律规范，又更有助于倡导积极的思想道德，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七、教与管的关系
加强荣辱观建设，既要加强教育，也要加强管理，特别是加强制度建设，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治党治国。
因为荣辱观主要是道德要求，所以必须进行思想和道德的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确立牢固的道德信念，做到道德自律。但道德自律的程度和可靠性是有限的。如果社会上有少数人不能做到自律，就会影响到那些实行自律的人，动摇自律人的信念和意志，使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自律。所以，要使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律的自觉性、坚定性，就必须加强对于所有成员的教育和管理，督促所有人实行自律。这就是他律。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才能长远有效地发挥作用。
教育与管理，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教育不行，但没有管理更不行。我们倡导“八荣八耻”，是教育。但光靠教育是不能长久的。关于“八荣八耻”的教育必须与按“八荣八耻”的要求实行严格的管理结合起来，才会有长期和牢固的成效。
管理的根本在于加强涉及“八荣八耻”的制度建设。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在健全和完善党的各方面制度上下工夫。同样，加强荣辱观建设，也必须在健全和完善各方面的制度上下工夫。比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以诚待人，光明磊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坚持守法经营，讲究诚信。坚决反对任何吹牛浮夸、弄虚作假的行为。这种要求，要进行教育，但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坚决打击和惩处那些不讲信义、见利忘义的行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加强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在整个社会倡导“八荣八耻”要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倡导“八荣八耻”，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管理，发挥制度的作用。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制度。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调整社会的机制、体制，理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用制度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八、奖与惩的关系
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把奖与惩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赏罚分明，奖惩分明。
奖惩分明，历来是治国、治军、治政必须坚持的起码原则。工作努力、品行端正、贡献突出的人，应该得到肯定和褒奖；工作马虎、品行不轨、一事无成的人，应该受到批评和惩处。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激励制度和机制，就能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奋发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反之，如果奖惩不明，甚至该奖的没奖，该惩的不惩，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大家就会向落后者看齐，互相攀比谁能投机取巧，谁能阿谀逢迎。结果，正气不能上升，邪气却日益蔓延，一个单位和地方的风气就会越来越坏。对党员和干部个人，我们当然要讲奉献，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能要求自己做每一件事都要得到回报。但作为整体的制度和机制，不能不讲公正，不能不讲赏罚奖惩。坚持公正和奖惩，一棵棵先进的小苗就会不断茁壮地生长起来，汇集成繁茂的林木。但如果没有公正和奖惩，就没有了先进性生长的环境和条件，即使有一些先进的小苗，最后也很可能会枯萎衰亡。
奖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干部人事制度上的择优汰劣。保持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在入口处就要严格把好关，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实现择优汰劣，坚决杜绝种种品行不端者、以权谋私者的混入。为此，要不断改进党员和干部的考察选拔机制，注重人品建设，切实把真正优秀、“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人才选拔出来。入党、提拔，不是简单的选一个人、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导向问题，即引导大家向哪一个方向努力的问题。选一个好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当好人；选一个坏人，就会冒出越来越多的坏人。所以，改进和完善入党、选拔的制度和机制，是保证共产党员素质和先进性的第一个关口，也是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