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Z12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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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代文学作品总汇于一书的断代文学全集的纂辑，肇始于明末，至清代因《全唐诗》、《全唐文》等书的问世，引起学界广泛重视。近代以降，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间，中国学者对此类著作的编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出版或编纂中的著作已知达四十种以上，所涉几乎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体作品。可以相信，此类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文史研究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此类著作编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共同问题也应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
一
汇聚多人作品的文学总集在东晋出现，后以萧统（501—531）《文选》影响最大。除各种中小选本外，有两类著作受其影响尤为明显：其一为《文苑英华》这样上承《文选》的大型总集，收罗丰备而不重遴择；其二是姚铉（968—1020）《唐文粹》那样的断代综合选本，综摄一代而能反映各体作品的成就，其后吕祖谦（1137—1181）编《宋文鉴》、苏天爵（1294—1352）《元文类》，皆属此类，明清两代尤多。本文所说的断代文学全集，与前述选本虽皆属总集，但编纂旨趣则完全不同，即求不作选择地收罗一代作品，尽可能全备地汇聚于一书。今知此类书最早的纂辑者是明嘉靖间编成《古诗纪》156卷[1] 的冯惟讷（1513—1572）， 沿其体例而续有所成的则为隆庆至万历初年编成《唐诗纪》初盛唐部分170卷[2] 的黄德水和吴琯。万历、崇祯年间胡震亨（1569—1645）编成《唐音统签》1033卷①，首次完成有唐一代诗歌的汇辑。胡氏同时人茅元仪所编的《全唐诗》1200卷，可能是最早以“全”字领摄一代作品的著作，可惜在战乱中失亡，仅有《凡例》存于其文集中②，可略知其编例。清初钱谦益（1582—1664）、季振宜（1630—？）还曾从事唐诗的汇辑，并编成717卷进呈，仅有稿本和清写本存留③，但当时并未流布。 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书的号称钦定的《全唐诗》900卷④，尽管这部大书如现代学者揭示的那样，仅仅靠十名在籍翰林在扬州用一年多时间匆忙成书，除为数不多的增补改移外，几乎全靠《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二书拼接成编。即便如此，这部书毕竟完成了唐诗的总汇，并以其特殊的权威向世人展示了唐一代诗歌的面貌，使此后的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至今不废。
清人虽推重《全唐诗》，但继而作者仅有康熙间郭元釪编《全金诗增补中州集》72卷[3]、乾隆间李调元（1734—1802）所辑《全五代诗》100卷[4]、 嘉庆间徐松（1781—1848）等辑《全唐文》1000卷[5]，以及严可均（1762—1843）以个人之力编成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6]。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继作者大多以个人力量从事纂辑，较著名的有丁福保（1874—1952）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54卷[7]、唐圭璋（1901—1990）编《全宋词》⑤、逯钦立（1911—1973）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35卷[8]、林大椿辑《唐五代词》[9] 等。20世纪80年代，因国内政局稳定，政府重视，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得以展开大项目的集体课题，获得充裕的经费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支持的“七全一海”项目，个人从事研究和编纂者亦有可观的成绩。至今已知整理出版或编纂成书的此类著作，达到四十多种，收录时间上起先秦两汉，下迄有清，所涉文体亦包括诗、文、赋、词、小说、散曲、戏曲等各类作品，确可说是洋洋大观、包罗群有。
二
以下试分时代和文体，介绍各类断代全集的编修出版情况，并略作评骘。
唐前诗歌，冯惟讷首作采摭，《古诗纪》网罗丰备，功不可没。因其成书较早，缺漏自所不免，又难免明人风习，不注出处，滥误较多。冯舒作《诗纪匡谬》订其误失，杨守敬作《古诗存目》补其缺漏，皆可称冯书诤臣。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曾擅称一时，但仅据冯书略作删改，吸收《匡谬》之说，据《文馆词林》稍作补遗，总体成就并不高。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仍以冯书为基础，但于宋前群书采摭几尽，于敦煌遗书、海外遗书、石刻方志、佛道二藏亦颇留心搜寻，逐首注明各书引录情况，详加校勘，编次亦颇费斟酌。此书问世后获得广泛好评，多次获奖，确非过誉。不足处是仍沿存了若干冯书误收的作品，小传稍弱，部分用书版本未称最善，辑诗时去取较严，失收作品仍复不少。
唐前文，严可均编为《全上古三代先秦两汉三国六朝文》。据说严氏因未获许预编《全唐文》（当指未参加扬州内府刊刻《全唐文》的校勘工作）而发愤编为此书，书成而无力印行，至光绪年间始行世。严书采辑丰博，不弃残句，又逐篇注明所出，编修质量大优于《全唐文》。严书细节出入，今人王利器为《传世藏书》校点此书时，有较详校订。严氏身后一个半世纪，唐前新出文献极为可观。中华书局于十多年前约请四川大学罗国威为此书补遗，已交稿多年，据说从甲骨、金文、汉简、石刻中广为搜辑。北京大学费振刚等编《全汉赋》[10]，校勘颇精，但增补并不多。山东大学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11] 则试图网罗汉一代文献， 所收不以一体为限，颇为特殊。
《全唐诗》兼取胡、季二书，匆遽成书而得成规模，虽影响巨大，但不注所出，缺漏讹误十分严重。最早为其补遗的日人市河世宁（1739—1820）据日本文献补录345则编为《全唐诗逸》3卷⑥。我国学者王重民（1903—1975）利用敦煌遗书，孙望（1912—1990）、童养年利用四部群书和石刻方志，分别辑录唐人逸诗，合编为《全唐诗外编》[12]。后陈尚君又加补辑，并删订前书，重编为《全唐诗补编》[13]，共存逸诗6300多首。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校》[14] 出版，尚可补唐逸诗近千首。重修《全唐诗》之议，1956年由李嘉言提出，至90年代初获实际展开。新书拟广采遗佚，备征善本，剔除伪误，甄别重出，详记异文，划一体例，已完成初盛唐部分。
《全唐文》成于朴学既盛时期，主事者又颇具学识，在搜罗遗佚、录文校订、小传编次诸方面，均优于《全唐诗》。不注所出则两书相同。清末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⑦，补唐文逾三千篇。近代以来，唐文献尤多新发现，尤以敦煌遗书和石刻为大宗。近年补录唐文的著作，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15] 和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6] 六册，均以石刻为主，敦煌遗文亦已有多种校录，但尚无全面录补单文者。即出的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则广采群书而成，与前二书体例不同。90年代初陕西学者曾倡修《新编全唐五代文》，至今未见出版。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17] 已开始出书，尚未得见。
唐人小说，近年先后出版了王汝涛《全唐小说》[18] 和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19]。前书取资不广，考订粗疏，未能称善；后书在作者归属、成书考订和录文校勘方面，有较高的学术追求，但于小说的界定，则取现代学者对小说的认识，根据小说情节曲折等因素来决定取舍，区分正编和外编，在一定程度上近于选本了。
唐五代是词的形成时期，存世作品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并因此形成学者编录时的困难和分歧。林大椿《唐五代词》、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20] 用后世定型词作的尺度收录，取径较狭；任中敏（1897—1991）《敦煌曲校录》[21]、《敦煌歌辞总编》[22] 及饶宗颐《敦煌曲》[23] 兼取杂曲时调，取径较宽。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24] 兼采词评，但于诗词之分、词作出处及作品真伪等方面，出入较多。近期出版的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25] 据唐时词乐实际，分为正、副两编，在诗词严限、文献征始、录文可信及作品考订诸多方面，均较前此诸书更为精密审慎。
李调元《全五代诗》，主题部分已全收入《全唐诗》，略有增补，数量不大。五代仅五六十年，前后限过于短蹙，李氏成为一编，向晚唐、宋初任意延伸，又颇改词为诗，伪题作者，在清编诸书中最劣。
赵宋国脉绵久，文化鼎盛，存世作品众多，编录较难。较早成书的《全宋词》，唐圭璋承清末刊布词籍的余绪，广加搜罗，成300卷巨帙，于1940年印行。60 年代初，中华书局组织增订，王仲闻程功尤多，终成今通行本。《全宋词》在善本利用、零残网罗、互见甄别、小传编次诸方面，皆用思精深，堪称典范。此书出版35年来，较大端的发现仅有《诗渊》和《天机余锦》二书中的数百阕，零残可补者为数不多。此书采用的互见误收词的存目附考法，也颇堪师法。北京大学编成出版《全宋诗》72册[26]。四川大学《全宋文》[27] 也早已完成共180册，出版50册后因故中辍，已由诚成集团买断一次刊出。这两部大书的容量均约五倍于《全唐诗》、《全唐文》，在缺乏前人工作基础的条件下修编成帙，至为不易。两书体例、编次、取资、校订诸方面虽稍有可议处，微玷无妨大雅，二书无疑是中国学者近二十年间在古籍整理方面最有价值的建树之一。台湾学者张高评等同时拟编《全宋诗》，体例、取资都有不同的考虑，因故而中辍，海峡两岸的同题大书失去了互相参证的机会，十分可惜。
辽代诗文，迭经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粹》、黄仁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的累积，陈述辑成《全辽文》[28]，可称全备。因辽文存录不多，故于造经、造像题记之类仅存年月题名的文字，亦概予收录，可称变例。向南《辽代石刻文编》[29]，于陈书多可补文。
金诗存录，首功自应为元好问编《中州集》。郭元釪辑《全金诗》，谦称“增补《中州集》”，作者增出百余人，诗作亦近元书的三倍。除收录各家别集外，亦曾增辑佚诗，虽编次、考订较疏，已略成规模。近年薛兆瑞、郭明志辑《全金诗》[30]，作者复增180家，存诗达《中州集》的六倍，可称大备。 近期出版的山西大学编《全辽金诗》[31]，所存辽诗超过《全辽文》将近一倍，存金诗略少于薛、郭前书，则因于使金宋臣和入元作者去取较严。
金文在清张金吾《金文最》[32] 以后，尚无系统的辑存。金元词已经唐圭璋辑为《全金元词》[33]，其中道士所作者逾半，编例全同于《全宋词》，精审则稍逊。
元代诗文辑汇于90年代初分别展开。北京师范大学编《全元文》[34] 进展较快，至今已出15册。蔡美彪、陆峻岭承编的《全元诗》，至今尚未出版，据传工作已中止。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35] 被誉学林已久，其于群书中散曲作品的广搜博校，对明清南北曲集中散存令套作者的钩稽考索，均极具功力。近年新编有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36] 和徐征等《全元曲》[37]，前者较充分吸取了钱南扬、赵景深、隋树森等前辈学人对元代南北剧文的钩沉辑佚，校订颇为认真，后者则兼收戏、曲，附载本事、佚目、著录情况，有较详注释，不以搜辑取胜。凌景埏、谢伯阳辑有《全清散曲》[38]，谢伯阳辑有《全明散曲》[39]，大致完成了清末以前散曲的辑录。
《全明诗》[40] 和《全明文》[41] 几年前分别出版了3册和2册，所收均为明初有别集者，并分别有所补，尚未见无集而诗文散见群书的作者。清诗虽先后有郭绍虞、朱则杰提出要编，但恐不易进行。据最近的统计，存世清人别集总数即超过四万种，已接近唐人的存诗数[42]。
饶宗颐初编、张璋编订的《全明词》，听闻已交稿多年，只是至今尚未见印出。南京大学编《全清词》[43]，80年代中期已开始编修，征集到海内外所存词集数千种，十年前已完成顺康二朝词的整理，至今仅出二册，仅当顺康朝的四分之一，全书规模可以想见。
近年尚出有《宋诗话全编》[44] 和《明诗话全编》[45]，实为宋、明两代诗论资料的汇钞，与此处所述的断代全集有所不同。
三
以上简略回顾了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历史进程，和至今为止各历史时期各体作品全书的编修出版情况。这些断代全书为学者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本文献，省却了众多学者广检古籍的劳顿，确实是功德无量的传世之著，有关学者为此而付出的辛劳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这些全书的问世将带动相关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也是可以预期的。这几年宋代文学研究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全宋诗》、《全宋文》的问世。与这些全书配套的作者、篇名乃至于诗句逐句索引，也已陆续编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的逐字索引早已制成光盘，广为流布，且已上网，为学者利用各书提供了莫大便捷。可以相信，此类著作必将对21世纪的汉学研究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断代全集的编纂，是程功钜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学界对其期望殷切，希望一旦成书就应让学者能非常信任地加以引用，因而也常以较高而近乎严苛的学术标准来评判这些著作。已出的各书程度不等地遭到一些批评诘难，做出具体订正的更多。这些批评和订正无疑都是客观有据的，并非苛责。但也应指出，囊括一代文献的断代全书的编修，所涉作者和典籍皆成千上万，在成于众手又缺乏索引的情况下，有一些出入不当是不可避免的，以专治一人一书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大书，显然有失公允。我很赞赏一位大书主编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书错误百出，其实还远不止，即便说错误万出也不过分，但我们毕竟把全书编出来了。”希望严厉的批评者能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予以体谅和宽恕。当然，为使读者能放心地引用，指出存在的缺失也很有必要。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搜辑全备。全备在任何一种书中，都只能是相对的。追求“几于无一字一句之或遗矣”[46]，只能是编修者力求达到的目标。《全唐诗》编成后不久，朱彝尊即指出有缺收，至今已补出六千多首，但据作者所知，近年在明刊《锦绣万花谷别集》、清钞本《类要》、宋刊本《庐山记》、日本伏见宫存《杂钞》、韩国奎章阁存《名贤夹注十钞诗》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唐诗可补，敦煌写卷和《道藏》中也颇有孑存。唐圭璋辑《全宋词》、隋树森辑《全元散曲》，成书后均数作订补。宋词的零篇补遗，如清钞本《西清诗话》卷中蔡京词数首，郑侠《西塘集》卷六《复李君实知县》中有其《西江月》一阕，为数很有限。但有些书因用书、体例或过于求精而造成的大端缺漏，则颇应注意。《全汉赋》未用《文馆词林》，王粲《七释》残篇未能补足全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因囿于后世铭归文之说，未能备录汉代镜铭中的大量七言诗；又求录诗可信，忽弃了许多唐前志怪中的诗篇，又未列“先唐诗”以存时代难定之作；《道藏》虽曾征及，失收者仍多达数百首，则因当时道书年代判定尚缺系统研究所致；常见书失用如《十万卷楼丛书》本皎然《诗式》之类，则属失诸眉睫了。《全宋诗》因涉书过于繁难，方志仅以《宋诗纪事》等书已用者为限，于佛道书亦未充分利用，故缺漏尤多；而全书之末无小说志怪所收诗、无名氏诗及歌谣谶谚等类，则似因另拟编副编之故。上述诸端，可补数量较大。
（二）注明出处。胡震亨、季振宜辑录唐诗时，沿明末学风，于文献来源仅做部分说明，未作全面交代。康熙开馆时，诸臣迫于期程，无力备考出处，为求划一体例，将胡、季二书的原有出处大多删落，最遭后学讥弹。《全唐文》虽成于乾嘉朴学鼎盛时期，仍不交代文献依据，故其编修质量终逊于严可均的《全文》。近代以来编修诸书，对此大致已有共识，一般均说明文献凭依，以便读者覆按原书。但同注出处，也有高下之分。一是所据文献是否为最早最可信的记载。就此点来说，两种《全唐五代词》的学术追求显然存有较大的差异。二是能否备录作品在较早文献中的引录情况，并出校异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元散曲》于此较为优胜。此点可资考察作品在一段时期内的流布影响情况，显示别本异文的变化轨迹，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相关资料。如王之涣《凉州词》，笔者为《全唐诗》撰稿时通校了唐宋典籍中引录此诗的近二十种文本，理清了几处主要异文的文本情况，习常成诵的“春风不度”在早期绝大多数文本中均作“春光不度”，尤堪注意。
（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大型总集编纂，用书数量巨大，于有别集传世者尚注意广求异本，其他古籍常随得随用，未能讲求史源，未能广征别本。如季振宜编唐诗时，散见作品以《唐诗纪事》为基础，另据他书增补，这一格局后为《全唐诗》所沿承。《唐诗纪事》成书于南宋初，确保存了不少唐诗文献，但就今来看，其中十之七八的作品均能找到更早出处。再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录陈代徐德言夫妇“破镜重圆”二诗，注出“《本事诗》一、《御览》三十、《万花谷后》十五引《古今诗话》、《诗纪》百六”，应说已很充分，但细究仍可讲求。《本事诗》虽为世人熟知此事的最早出典，但存世文献中则以唐玄宗时韦述《两京新记》卷三为最早，稍早于《本事诗》的还有李伉《独异志》；《古今诗话》是袭用《本事诗》，今见征引以《诗话总龟》卷二三所引为较早。再如拙辑《全唐诗补编》录崔致远逸诗，有七律数首录自今人论文，后见韩人编《崔文昌侯选集》始知源出《东文选》，近年奎章阁藏《名贤夹注十钞诗》为世所知[47]，更知《东文选》的所本。可知用书务求初源，要做到很不易。用书务求善本、原本、足本，今人亦常忽略。近代以来大量影印古籍，从《四部丛刊》到《四库全书》，虽给学人极大便利，但其中许多文本并不很好。如《古今岁时杂咏》，四库本缺误较多，《全宋诗》似未用较好的明钞本。《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是唐诗学者的常用书，通行的《四部丛刊》影明本很差，脱误既多，前者且经后人重编，已失原书面貌。前者最善者应为莫友芝藏宋刊二卷本，后者则以武进费氏影宋本为善。残本与足本的选择，也可举一例。北宋陈舜俞《庐山记》，清代所传为三卷本。民初日本高山寺钞五卷本出，罗振玉据以印入《吉石庵丛书》，世人始知清传三卷本仅为原书的前二卷。笔者曾据五卷本补录唐诗二十多首。近年获见日本内阁文库存宋刊本，知钞本颇有残缺错页，可补订前失者颇多。
（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古人作品流播广泛，作者原作面貌经不同途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歧互异文。断代全书有责任溯本清源地理清原作与流布异本的先后关系，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文本和丰富的线索。这虽是许多总集努力希望达到的目标，要做到则很难。如李白《蜀道难》，宋本《李太白文集》和《河岳英灵集》即有很大不同，敦煌残卷又别具异文，取舍较为不易。史源单一的文本，处理起来也未必简单。《珠英集》仅有敦煌遗书二残卷，写本辨识则有很大的不同。胡皓《奉使松府》，王重民《补全唐诗》录作《奉使□府》，今人或补“林”字，或补“杜”字，皆未允。嵩山石淙石刻存久视元年（700年）武后君臣十七人《夏日游石淙》诗，石刻尚完好地保存于石淙河北壁，但明清所传拓本及录文均不甚佳，《全唐诗》所存颇多缺误。原石各人诗题均作《七言侍游应制》，系承武后诗题而言，《全唐诗》录同一组诗，诗题则有《石淙》、《嵩山石淙侍宴应制》（苏味道）、《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阎朝隐）等不同的诗题。近年洛阳文博学者亲检原石，发现石刻原文与传本文字差异多达三十多处[48]。虽说录文准确只能相对做到，但要接近准确，除了备征出处、广罗典籍、务用善本外，在史源追寻、文本辨识、分歧定夺方面，也颇费斟酌。异文处理，前人有底本式和定本式的校勘方法，一般取一即可。全书量大事繁，但能存底本面貌，备载异文，不轻作定夺，由读者判定，也就可以了。
（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古人作品的传误依托，是非常普通的现象，且致误作伪的情状原委纷繁复杂，有些已很难究诘。若举其大端，则有四类：一为传误互见，即甲某之作在流传中误为乙作；二为伪作，历代名家都有被假冒的作品；三为依托，如吕洞宾其人未必实有，而宋、元、明、清皆有依托其名之作；四为虚构，最显著的即为志怪小说中的仙鬼妖异之作。传误既可能发生于同时代人之间，也可能隔数代而致误，文体之间也可能交误。大型全书要提供可信文本，对这些互见误伪之作务必作出逐一的考订，以确定归属，说明误传原因。唐圭璋作《宋词互见考》[49]、拙作《〈全唐诗〉误收诗考》[50]、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51]，皆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佟培基《全唐诗重出举正》[52] 将互见重出诗归纳为22种类型，前举拙文将《全唐诗》中的非唐五代人诗作归为10类，对其他各代全书均具有示例的意义。《全宋词》采用存目附考的体例，即于互见传误之作，是者存录，加附按交代误传情况，误者删去，在存目表中记录传误书证，并加考证裁定归属，异代传误者则另附作品。就互见误收作品的处理来说，《全宋词》最为妥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考按仅存于一方，不利于互检。《全宋诗》继承了《全宋词》的善例，但似未贯穿始终。作品的传误依托是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作为以保存一代文献为职责的断代全书，不应轻率删弃这些伪作，也不应不作说明地照录伪作，《全宋词》的互见存按法无疑最为稳当。当然，处置中应有所区别，考订归属应有确证，疑伪难断者不妨存疑，也宜注意把握。
（六）限定收录范围。此点看似简单，实极为繁复，试分别述之。甲、空间范围，一般应以中国疆域内之作品为限，古今疆域变化较大者，不妨从宽收录。周边各国汉语作品应区别对待，不必兼收，但外国人在华所作，中国典籍中保存的外人文字，则不妨兼取。乙、时间范围，各书都有专门的限定，麻烦的是易代之际人物及其作品，各书宽严出入较大。唐前各书，大致以人物最终仕历或主要经历确定时代归属，《全宋词》则以宋亡时已年满二十而入元未仕高官者皆作宋人收入。于易代前后作品，《全唐诗》于隋唐之际作者则兼取备收，于五代入宋则一般仅收入宋前作品，《全宋诗》则宽以取之，凡入宋以后、宋亡以前有作品流传者，均全收之。虽各有原则，且应容有重复，大要则为易代前后作品各有归属方为妥善。有出入者，一为十国降主入宋后作品前后都不收，二为拘于遗民之说而将大量作于元代的诗词收入宋编，三是易代前已亡或易代后无事迹可考者，易代后全书仍予收存大量作品。至如《全明诗》收录明开国时已死多年的王冕，不收明初尚存活数年的杨维桢，则是很特殊的例子。丙、语言范围。辽、金、元三代有不少民族文字作品，有的附存，有的不取，亦不划一。丁、单文与专著的区别。收录文章的全集，所收应以单文为限，不取专著。严可均《全文》收录了数十种汉魏佚书的辑本，颇有价值，但于例并不妥当。《全唐文》不收皇甫松《大隐赋》，可能因《新唐书·艺文志》收此为一卷，而忽略了其仅为单文。至于已佚专著中具有单文特征的论序传记，如《全唐文》朱敬则、刘秩、黄璞、牛希济下所收诸文，可确定为《十代兴亡论》、《政典》、《闽川名士传》、《理源》等已佚专书中的一部分，录出当然是有必要的。在此应附带说到，近代以来，甲骨、金文、汉简及敦煌西域契约文书，已各成专学，分别有大的结纂，除少数特例外，补全文者一般可不必采及。戊、文体限定。所涉又有多端。诗文之间，牵涉到铭、赞、颂等韵文的归属。后出的文体分类虽难将诸体属文，但汉镜铭多属每句押韵的七言诗，唐镜铭亦多七言绝句，其他类诗的例子也颇多。诗体又涉释道偈颂章咒。《唐音统签》于释道作品收入《庚签》，《全唐诗·凡例》斥为“本为歌诗之流”[53] 而删去，连王梵志诗亦全部不收，所屡实为有碍教化而非关辨体。唐宋禅僧所作偈颂的诗律化已为今人所共识，《道藏》诗歌的鉴定，难处是年代判定，宋以前各书可补者亟多，“章咒”不足以概其全貌。文章则涉成文与否、原文及史传改写的区别，以及仅存事主祈愿的供养、造像题记、仅存敕目及任免的告敕可否视为文章等。诗词之间，涉及大量的过渡期作品和后世改诗为词的作品。近出的中华版《全唐五代词》提出了一系列取舍的标准，又分正、副编分别编录，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可进一步斟酌处仍复不少。词曲之间，有牵连但为数不太多。近年颇有志编录小说笔记者，因小说观念古今变化实在太大，很难确定明显界限，人为决定的取舍原则不免使全编变成了选本，费力而很难讨好。
（七）作者小传及作品考按。断代全集大多以作者立目，简明而可信的作者小传，对编次全书及读者了解作品都极重要。此点各书大致能做到，其中传记能说明文献依据更胜，能将作者事迹据存世文献无大挂漏讹误地全面扼要表述者尤胜。有著作或别集存世者，应说明其著作流传存逸状况，据别集整理者，更应说明版本源流及整理所据版本。就以上诸端来说，《全宋诗》小传编例较佳。此外，凡录自史传、笔记、诗话等书中诗词而原书记载写作本事者，录作品时应连带摘录本事。所涉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时，应加考按以介绍前说，举证辨析。
（八）编次有序。历代总集有分体、分类、编年、以作者先后为序多种类型，从《全唐诗》以后的断代全集，一般均以作者立目，但在先后次序上，则颇有不同。《唐音统签》标举四唐说，但界定不甚明确，《全唐诗》不取四唐是对的，但在编次上首帝后诸王公主，次列郊庙乐章及乐府诗歌，臣工以世次先后，又次列闺媛、僧道、仙鬼等诗，一书中有作者身份、世次先后及诗体三种编次方法，焉能不乱。近代以来的全书，大多采用以作者世次先后为序，不再区别作者身份，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在世次排列上，则有生年为序和卒年为序两种。生年为序可显示作者的年齿先后，生年不可考者则可参其及第或初仕年岁、亲友年寿来决定，不足处是古人生平可考知者人数远少于卒年可知者。逯钦立承杨守敬之说，采用以卒年为序排列，拙辑《全唐诗补编》亦沿之。卒年不可确知者可参作者的生平最后活动，其长处是大多可得到妥善排列，编排上较易显示作品的时代变化，不足处是常易出现世次混乱。两种排列各有长短，很难优劣。每一作者下作品的排列，《唐诗纪》、《唐音统签》皆承明末风习，不循原集次第而改以诗体为序，《全唐诗》大多沿而不改。《全宋文》大体沿《文选》以来的文体排列先后，分体而不循原集。于此我似更赞同《全宋诗》的做法，凡以别集为底本整理的部分，一律保存别集原编的先后次第。这一做法的最大优点，是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先后排列所包含的作品间丰富信息，如北宋诸集中诗，分古近体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写作的次第，对学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写作动机，是极重要的线索。至于从群书中散辑得的作品，可按体编排，也可按出处先后排列，循一即可。
以上八端，是断代全书编修中必然碰到的重大问题，略叙所见，未必允当，希望藉此指出前人工作中的通例和缺失，以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利用上述诸书时，充分了解存在缺憾的类型及形成的原因，以引起必要的警觉。
四
历代文学全书的陆续编修出版，再加上便捷的检索手段，必然深刻影响新世纪的汉学各学科的研究，前文已有所述及。可以相信，正在续修中的若干部大书，也将继续进行，新的选题还会不断出现，已成书的全编也可能出现新的整理本，后出转精在古籍研究整理中是非常普遍的规律，今后在这方面取得更可观的成就当是可以预期的。
对于今后断代全书的编修及相关研究，有一些感触，说不上展望。只是希望提出以期引起学人足够的关注。
（一）清代较早编成的几部大书，特别是《全唐诗》、《全唐文》，当然也可包括严可均《全文》，早已不适合现代学术的要求，应该重做。此点已提出多年，且均提出较高的学术目标，只是至今尚未有成就。笔者参加了新编《全唐五代诗》凡例、细则和样稿的写定，并承接了该书初盛唐部分稿件的撰写和审定，深感已有旧编的后出之书，应达到很高的学术追求，才有取代旧编，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而欲臻于此境，从文献普查、善本选用、异文备校、疑伪辨订、体例划一乃至编排校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忽。没有一批真正的学力相当的志同道合者，是很难完成的。听闻《新编全唐文》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书，对在不长的时间内编修成书深感钦佩，并衷心期望不是追求商业效应的匆促成编。
（二）断代全书虽是聚集文献有裨学术的一种著作方式，但并非对任何时代、任何文体都适用。明清以降诗文虽亦有学者倡导或着手编修，但对两代留存作品的总量和编修的难度，似均未提出充分的估计。明代别集存世超过五千种，清人别集超过四万种，且其中存诗数千首上万首的并非个别情况，单篇诗文将是多大的数量，从《全唐诗》的情况来说，无集传世作者的作品约占全书五分之二，人数则为有集作者的十五至二十倍，以此类推，明清两代散见诗文及作者应是多大的数量，也就不难想见了。就目前情况来说，明清两代首先应做别集丛刊的影印刊布工作，今后有条件时再做进一步的考虑。文体界定无法作出明确限定的作品，如小说、笔记，也不宜结集全编。诗文词曲的文体限定一般情况下还较清楚，但当做全部文献清理时，已碰到大量难以定夺的情况。戏剧、话本或章回小说之类还较易甄别。传统的文言笔记小说，古人在书目分类中已不易统一归属，今人要逐条编出全书，很难确定原则，与前述各体应分别对待。
（三）元以前的断代文学全书的编修，不要太久当可大多完成。这一求全求备的文献研究方式，今后应更多地转入各代著作的系统研究整理工作中。传世的历代公私书目，加上清代以来编修的各种补史艺文志，历代著作总况已粗具端倪。希望有学者出来，依仿章宗源、姚振宗两家《隋书经籍志考证》和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体例，做断代全部著作的系统考察，对各书的著述始末、内容体例、著录流传及存逸状况，均能弄清楚。存者应指出完残状态及传本优劣，并逐渐整理成定本；佚者应指示遗文存留状况，并尽可能地整理成编。近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后编制了先秦、两汉及魏晋全部存世文献的检索系统，能逐字逐句地从各种不同需求角度加以检索，这一工作必将带来语言文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变化。山东大学近亦开始出版《两汉全书》。相信宋元以前著述的系统辑考，将是很有意义的。
（四）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对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也已带来巨大的变革。断代全书的检索光盘已有多种制作完成，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检索系统产生。《全唐诗》成书后，许多学者发现错误不少，苦于无法检索，只能凭偶然的发现予以订正，且散在群书，无法汇总，同一考订，今人也不免经常重复。希望新编的大型总集，如《全宋文》、《全宋诗》，能尽快出版可供检索的电子版图书。检索光盘的推出，便利于学者发现并订正各书之中及各书交叉存在的各种缺误，而现在电子文本或检索光盘的制作改动，均极为方便。制作主持者如能充分吸取学者对各书的补遗、考订的成果，改变以往文本工具书机械索引的习惯，就能使各书逐渐地趋于完善，让读者便捷地得到全备而可靠的文献。
［收稿日期］2005—02—28
注释：
① 胡震亨《唐音统签》一千三十三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刻本配钞本，此据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存转钞本。另《唐音戊签》二百一卷《余闰》六十四卷，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刻本；《唐音壬签》三十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
② 茅元仪《全唐诗凡例》，转录自清郑元庆（1660—？）《湖录经籍考》卷六，12—14页（《吴兴丛书》本）。
③ 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影印本）；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钞本，详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刊《文史》第8辑； 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钞本，详佟培基《〈全唐诗〉工作底本探秘》，刊《文史》第43辑。
④ 彭定求等《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月排印本。
⑤ 唐圭璋《全宋词》，1940年长沙刻本；又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965年6月。
⑥ 市河世宁《全唐诗逸》三卷，《知不足斋丛书》本；又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第25册附收。
⑦ 陆心源《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唐文续拾》十六卷，光绪间《潜园总集》本；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全唐文》第十一册附；另陈尚君校订本，收入《传世藏书》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排印本，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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