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泉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研究员论文,正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1—005—07
一 如何看待5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问：林先生，我们看到近年您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等重要文章，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们看到近20年来，学术思想异彩纷呈，许多新思想、新流派在大学生和青年史学工作者中有很大的影响。为总结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势，我们建立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研究》课题组。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今天她将如何面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回答时代提出的这些新问题呢？
林：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我们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我曾经用两句话概括新时期历史学的时代特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大家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第一是要肯定改革开放，不能回到50年代。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看对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作这样的要求不行，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二是我们不能完全跟着外国跑，照搬外国的东西。50年代照搬苏联的一套，政治方面的问题不讲，就学术方面说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志气，特别是历史学，有很长的发展史，不说实证层面，就是从理论架构或学派来说，也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有自己的学派。第三是许多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比如50年代以来，许多问题的学术讨论似乎都没有结果，仿佛这些问题都是白讨论了，有的人甚至说这些问题是“伪问题”。我是很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这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离开这些学术问题内在的发展规律来看问题。人文学科可能有些问题是没有最终的结论的，它需要不断地去认识，逐渐接近真理。
历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两个层次：一个是事实判断的层次，一个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事实判断的层次主要是作实证性的研究，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的问题，主要取决于你掌握材料的多少和材料的真伪。我不同意说有什么“资产阶级的考据学”，只能说有些学者的考据工作走上了繁琐考据的路子。考据学基本上是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不能给它贴上阶级的标签。同样，我也不同意“资产阶级的考古学”这种提法。不能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排斥西方学者的方法。但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就不同，在这个层面上，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同一个历史事件，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不仅如此，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一些涉及深层次和长时段的重大历史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会有意见分歧，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
关于价值判断，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歧，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的分歧，当然都不能说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同，要确定哪一种意见正确，有时需要相当长的研究过程。还有一个问题，价值判断之所以比较复杂，因为无论是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对他（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进行探讨。恩格斯说：“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恩格斯还谈到“恶”的历史作用问题。这些说法都包含着很深刻的思想，也说明价值判断不是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犯了不少错误，简单化，片面性，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这些问题都存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高等学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开展学术批判运动，搞“拔白旗，插红旗”，提出一些口号是很荒唐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不少史学工作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把农民起义的革命性和历史作用拔得很高。这种错误观点当然应该纠正。但是前些年流行一种说法，说是建国后的17年，历史研究把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种说法我不赞成。这样说的同志不知道有什么实证性的材料。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这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历史刊物没有几个，出版的历史著作也没有多少。把《历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等杂志拿来看一看，看是不是当时的历史研究就是农民战争问题。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著作也摆在那里，看是不是都是农民战争史的著作。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许多学科都在总结20世纪本学科的发展史。这个工作是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但一定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不能先有一个框框，也不应被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所左右。这些年史学界有一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西方有些很著名的学者也不赞同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都很尊重，而且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本世纪历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其他史学理论所能及。奇怪的是在我们这里，有些人连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几本，就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没有学术价值。
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要尊重研究者本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内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过去贬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贬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就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的讨论有缺点，可以批评，但不能全盘否定它的作用。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为后来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热门打下了基础，今天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局面，得益于50年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再如关于商代社会结构的讨论，现在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了。五六十年代郭老认为商代的劳动者都是奴隶，在当时很多人也是不同意的。但是郭老是第一个把甲骨文应用到商代社会结构研究的学者，他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中国的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阶级关系或所有制形态，都与欧洲有所不同，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作出了贡献。在总结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时，我想对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应该给予足够肯定的。
现在有人把历史分期问题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扯在一起，似乎历史分期问题谈不清楚，证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没有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高度，这就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只有考察它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在1849年曾经列举过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以后他和恩格斯又了解到在古代社会之前，还有一个原始社会阶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按顺序经历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何时形成，何时瓦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得不到共识，通过讨论也可以把对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引向深入。如果因为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就认为这种问题没有学术意义，那么人文学科中许多长期意见不一、聚讼纷纭的问题是不是也都可以看作没有学术意义，都应该停止研究和讨论呢？我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变化。当然，有的学者主张不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用其他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特征来命名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尊重学者们自己的选择。但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你不能否定了这个理论，又宣称你还是唯物史观的信奉者。你也不能认定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才科学，唯物史观根本不科学。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见解，包括历史分期问题，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谁都不能自封只有自己的意见掌握了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不断地科研实践的检验，最终总可以看得出谁的意见比较正确。
二 学术思想上应该百家争鸣，治学方法上应该多方面探索
问：现在我们看到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的主张的，在研究的方法和领域上也有很多新的倾向，比如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化史热”、“社会史热”，此外还有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等方面的探索。对这样一种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林：在史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上，应该开展百家争鸣。有人主张按照西方的理论、方法发展史学，有人认为只有回到乾嘉史学才是正宗，我看都无妨让其保留各自的意见。我是赞成在我们国家，历史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我对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成绩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很尊敬。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见解，可以相互切磋和开展批评，但不要去划分谁是左谁是右，那没有什么好处。“左”、右是个政治概念，不要轻易来判断学术问题。建国以后，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把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提到政治层面上来，这种做法对历史学破坏最大。50年代初期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展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都可以展开讨论。反右派以后就不行了，经过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右倾思想，学术讨论不仅变成了学术批判，而且变成了政治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剩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的大批判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对于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很有利的。但什么事情都怕片面性。现在不会有人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见解乱扣帽子、上纲上线了。可是严肃的、深刻的学术评论和正常的学术批评似乎也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了。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不应该拒绝学术批评，而应该是欢迎学术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这是一件好事情，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弥补我们知识结构的不足。但任何一种引进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如果完全不顾中国的史学传统（包括实证史学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另起炉灶去构筑自己的所谓新体系，只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比如80年代对系统论等“三论”讨论得很热烈，似乎它将给中国史学界开创一个新局面。“三论”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方法，我们在研究中是可以采用的，但指望通过“三论”来使历史学发生根本变化也是不可能的。在“三论”热一开始时我就曾经说过，它恐怕只开花而不结果。实际上两三年以后，也就“凉”下来，在学术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重视的成果。有两三篇文章就想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只要是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可以吸收，包括像“三论”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比较起来，我对法国年鉴学派更感兴趣一些。它的长时段的理论，整体性的理论，以及对社会生活史的关注，都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从某种意义说来，年鉴学派的有些理论和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比较接近的。年鉴学派的掌门人，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又应该看到，从基本理论说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又有根本的区别。总之，我认为对外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我们第一是不要思想僵化，不要固步自封，要有个开放的心态；第二是自己要有个主心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要有坚定的信念。有人说，学术研究不能搞民族主义，我说民族特色与民族主义根本是两回事。经济的全球化不能要求意识形态也全球化，不能用世界主义来代替民族特色。不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情况所作的一些论述，我们也不能一概当作普遍原理来剪裁中国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提倡百家争鸣。比如可以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应用这个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时，又存在一些什么缺点和失误？今天这个理论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等等。又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步入近代的历程为什么步履这样艰难？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道路上究竟有没有区别？这些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其实都是不能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应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与平和的心态来继续讨论。有人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出结论，没有用处。这种轻视史学理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不重视理论，史学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怎样理解历史的多样性、特殊性、统一性，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只靠分散的和零碎的实证研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社会史、文化史、心理史学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历史研究的生长点，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化史、社会史、心理史学的研究中怎样作到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历史实际，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模式和概念。社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社会史还是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该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以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出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解放后，我们缺乏对文化史总体作宏观的研究，也缺乏对社会下层文化的研究。但作为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史、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成果还是很多的，也不能笼统地说解放后文化史研究被取消了。
第二个问题，上述这些学科情况也不一样，如心理史学在西方也不是主流。它可以是个专门的学派，有人专门进行研究也可以，也应该尊重，但心理史学毕竟不能摆到和社会史、文化史同样的重要地位来看。我总是强调历史要靠实证，离开实证不足以说明问题。心理的东西有些是很玄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就有争论，你还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说明历史，这样行吗？可以有少部分人搞，说它有很大的功能我表示怀疑。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
问：在您的文章中，说明20世纪前50年实证主义是史学的主流，在阐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刚才您的谈话中也几次涉及这一点。请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林：我在文章中讲20世纪前50年实证史学是主流，有的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究竟“实证史学”能不能概括为前50年的史学主流？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有人所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是因为前50年还有何炳松、战国策派等学术思潮，他们是受西方史学思潮影响的，不是实证主义史学。但是我是讲史学的主流。前50年，像鲁滨逊的“新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等，都已介绍到中国，但是没有多大影响。抗战时期胡绳等同志写文章批评战国策派，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关。战国策派在学术领域究竟有多大影响，我觉得不是很大。何炳松是有一定影响，但也不是很大。前50年，真正能与实证学派抗衡和争夺史学阵地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最初人数很少，但很有生命力和战斗力。实证学派是个笼统的称呼，总的说来，这个学派并不赞同唯物史观，但对它还是可以作具体分析。陈寅恪先生和陈垣先生治学就各有特色。胡适认为研究历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艺术，这个提法和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该说是有区别的。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受了胡适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承认搞不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但他在30年代就对唯物史观表示赞赏。还有吕思勉先生，在40年代也有同样的表示。吕先生治学广博，重视综合研究，他虽然以撰写通史和断代史为史学界所称道，但他的通史和断代史也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也很广博，他的著作既有专门的考证，也有义理的发挥。他和徐中舒先生解放后都在四川大学教书，我曾经有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说徐老是“汉学”的路数，蒙老是“宋学”的路数。这两位老先生，解放后都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影响。我上面讲了这些，是想说明：第一，对实证学派要作具体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治学路数、理论倾向、史学观念，并非同一个模式，而是有所不同甚至差别很大的。第二，实证学派中的胡适、傅斯年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与实证的治学方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证学派有些老专家，在解放前就表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倾慕或尊重，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更诚心诚意地表示要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与他们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拥护有关系，但也说明，他们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认识到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实证研究并没有矛盾。
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轻视史料，也不排斥实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比如郭老，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具体观点有些后来都修正了，但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郭老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功力，即便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是承认的。傅斯年他们所以推荐他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也就在这一点。
建国初期，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把胡适的阶级立场、政治思想和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不加区别地一锅煮地批判，效果并不一定好。现在有的人写文章对胡适推崇备至，甚至有些美化，我不赞成。胡适的政治态度自不用说，他反对唯物史观、鼓吹唯心史观的史学思想，解放前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批判他的这种思想是应该的。问题是他的治学方法不能说都是唯心的和错误的，这方面的批判显然就有简单化和片面性。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是误导一些青年同志不重视占有史料，把考据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包括实证性的基础工作。像郭老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难道可以简单地贴上马克思主义考据学的标签吗？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家，如果说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其优越性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他在研究工作中避免出现无谓的繁琐考据的偏向，通过实证研究可以从一些历史现象发现它深处和背后的历史内容和意义。郭沫若的研究是如此。解放后像于省吾、唐长孺、邓广铭等先生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又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著述也是如此。总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指的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1962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以论带史”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但“论从史出”的提法也含义模糊而不确切，我认为毛泽东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比较科学地表达了史料与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关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四 21世纪中国史学肯定会出“大师”
问：在此世纪交替之际，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都要对过去的世纪有所反思，并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未来。不知您对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想说一点什么？
林：最后我还要说一点，近些年有的人在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行时总喜欢说，建国50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史学大师，可见今不如昔，解放前还出了几个大师。我觉得不应该离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看这个问题。“大师”的标准是什么？这首先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承认前50年一些史学大师的学术功底和成就，是我们今天许多史学工作者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时代在发展，我们今天所要求于一个史学大师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成就，标准显然不能与过去一样。如果只是“克隆”几个过去的大师，学术也就谈不到发展了。今天时代要求我们学习的东西，比过去要多得多。就连小学生也是如此。今天的小学生能背诵的古诗文肯定比过去上蒙学的孩子少，但今天的小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信息量，比我们过去上小学的时代要多得多。缺少史学大师，并不等于今天史学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不如过去。用建国50年没有培养出史学大师来证明今不如昔、马克思主义不行，这是没有说服力的。还应该指出的是，解放前的旧中国虽然多灾多难，但是就一些史学大师来说，他们大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可以做学问。而我们建国50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像今天六七十岁的这代人，能够坐下来安心搞科研的时间有多少？不仅如此，“左”的政治和思想干扰，还影响了许多人不能很好继承过去优良的学术传统。长期的封闭环境，又使大家无法接触和吸收外国优秀的学术成果，更谈不到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但所有这些妨碍我们培养出史学大师的客观因素，都是“左”倾指导思想失误的消极后果，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并无必然的联系。
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今天学习、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大大改善，最重要的是没有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只要你有志于学问，就一定能够作出成绩来。我相信今天的中青年同志，一定会在学术上超过我们这一代，也许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不一定能看得见了，但21世纪的中国一定会出现一批名副其实的大师级的史学家，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师。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但不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为我们提供如何方便的工作条件，我认为马克思下面这段话还是不会过时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青年同志应该把马克思这段话作为毕生的座右铭，因为中国未来史学大师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问：您今天所谈的对我们启发很大。您所谈到的应正确看待5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您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寄托的期望，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和鞭策，可以预料21世纪，中国史学一定会有一个繁荣的局面。谢谢林先生！
1999年6月16日访谈于北京皂君庙中国社科院宿舍
收稿日期1999—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