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6-0144-05
“先锋”、“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这些有着内在关联，常常又被交替使用的词汇，其实又有着某种相对特定的意旨。“先锋”就是走在前面的人，它被看作是任何现代主义的先驱者。但“先锋”在短短的一个时期过后就会退却，由人皆熟悉的东西所同化，这个东西就是“现代”。当“现代”不再是稀奇古怪的事物，而或多或少与熟悉的全景图相关联时，我们说“现代”便成了“现代主义”的一部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又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术语，现代性意指现在，相对于某一历史的过去。如果就它具有某种属性而言，可以说它是静止的，已经达到这点或那点；[1](P1)但它本质上又是运动的，意味着一个“开始”的过程。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概念则表达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现在就是一个持续的更新过程。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等至今仍然流行的关键词，一方面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现代性不再能从别的时代获取标准，而只能自己为自己制定规范。”[2]这里揭示了现代性一种内在的时间意识，即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线性时间观，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其指向是“未来”的时间观念，这与传统的循环轮回的时间意识是相悖反的。这种以目的论为终极价值指涉的现代性时间观，虽然始于欧洲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过程，但在更早的基督教教义中，就已经蕴含着了。正如热尔马诺·帕塔罗所说：“对圣经传统来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意义本质上存在于未来之中，因此，整个时间直线的重心基本上是向前移动的。”[3](P246)这种宗教思想在化入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各个知识价值体系之后，不仅成了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甚至还构成了历史现实本身。当“现代”、“现代主义”、“现代性”等词汇在17世纪流行或被广泛运用之后，随之现代意识便产生了，并进而产生了现代方案。就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现代方案，即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首先是在西方，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必须要有一些思想和制度前提。……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关于未来的观念。”[4]由此还构筑起了一系列所谓“新/旧”、“现代/传统”、“进步/保守”、“未来/现在/过去”等等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尺。未来的就一定比现在、比过去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理想图”。这种历时进化的“现代意识”(事实上是“未来意识”)几乎成了现代人普遍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整个现代主义理论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5](P132)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叙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建立在普遍的理性优越性基础上的。人们考辨现代性问题，往往将文艺复兴作为相对确定的起点。所谓认识你自己，即是彰显主体和自我。当然这种现代性理念的真正形成则与笛卡尔和康德哲学相关。黑格尔在评价笛卡尔哲学的意义时曾这样说：“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6](P63)“我思故我在”，可以说第一次确立了主体的人的地位。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一个思考着的理性自我成了人的主要标志，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观念从此也便确立下来。理性主体使人一跃而成为宇宙的主宰、万物的精华和尺度。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更是秉持着理性主体的知识和智性之光照亮前程，启迪并引领人们走出黑暗、蒙昧与遮蔽，走向更加光明、进步的未来新世界的。所以，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样认为：“它是指人走出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则是指：“如无他人的指引，则无能力使用自己的理智。这种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如无他人的指引则缺乏决心和勇气去使用理智。Sapereaude!要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7](P217)由此看来，正是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进一步奠定了现代性的理性基石。
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呈现的现代性形态，首先是以未来为标的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线性时间叙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接纳了进化论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又确立了启蒙现代性的叙事策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一时间成了这个时代最为张扬也最为进步的旗帜和社会，唯新是举，迭出新潮，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除旧布新、迎临新时代的浓浓气息和氛围。而在人们的意识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仅存在于一个获得解放了的自由和进步的未来世界之中。为此，人们自然也应顺着这潮流的方向，向着彼岸世界远渡而去，就如那些仿佛骑在这文明进步的潮头上指点迷津的西方人士所言，只要“不拂逆这潮头的动向，或至多也只须推波助澜一下”，中国人“便指日可以诞登彼岸”(潘光旦)。[8]这之后，中国社会不论向前的路遭遇过多少坎坷曲折，这种崇尚并坚信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便一直影响并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而现代性的另一内在层面——启蒙理性精神，则不仅在知识论的谱系中确立了人的意义、价值和主体性地位，而且秉持着知识与智慧之光为人们指引前程，并许诺给一个人人能够充分享有解放和自由的“在别处”的生活及世界。它把在人的解放中已经回到主体和自我的个人，与人民大叙述紧紧扭结交融在一起，在集体理性与宏大历史中彰显和确立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五四”时期即使极度张扬的诗人郭沫若的自我，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肌体上的一个部分。民族、阶级、群体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也是个人意识的必要内涵。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民族相对艰难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这是中国历史现代性主体和自我的一个特质。即使这种群体理性内质的人和自我，因为一种神圣意志的强化、牵制和遮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也失落甚至湮灭了。而作为时间叙事的现代性，却被一种狂迷的乌托邦想象和未来的寓言，彻底湮灭了脚下的大地，从而将人和世界悬置在一个彼岸王国里。
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时期文化及其文学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复归、矫正和重建，而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第一只报春的燕子或精神原型，其所承续或开启的现代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均具有某种经典和范式效应。朦胧诗的时间叙事，同样体现了现代性线性发展的未来意识，这在食指的《相信未来》一诗中表现得非常典型和充分。这首诗不仅是朦胧诗的开山作品之一，而且也是一代人心灵的徽记和象征。宋海泉的一段话很具代表性：“《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青春、幻灭、抗争和固执的希望，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情感。郭路生是他们的代言人。”[9](P238-239)“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他们的确像孩子一样，执着地相信未来。朦胧诗的历史叙事和意象修辞，都或隐或显地烙印下了这种时间意识的痕迹。北岛的《一切》凸显了虚无、毁灭、破碎的荒原景象，而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则企图在这片荒原之上耸立起一座未来希望的高峰，让四周的原野和群山都聚拢而来。舒婷诗歌的精神原动力即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未来意识之上的。她著名的诗句是：“理想使痛苦光辉”，她说“我已经意识到，被迫意识到，只有我的理想才是我的‘上帝’，它仲裁一切”。“我曾经渴望全心皈依，渴望这一生听人指引，得以明心见性。……我的痛苦来自我的理想，我的追求……/这就是我的十字架。”[10](P177)“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为了完成一篇寓言/为了服从一个理想……”“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那篇寓言/那个理想……”(《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这种指向未来的信息是很明确的。北岛是一位冷峻的启蒙理性主义者，他的怀疑和批判虽立足于现实，但其指向依然是一个未来理想的世界：“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11](P2)为此他追求着、寻找着：“我寻找着你/在一次次梦中/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我寻找海岸的潮汐/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结局或开始》)；“沿着鸽子的声音/我寻找着你……”(《迷途》)，他诗中的意象原型“海”，就是那个未来世界的象征。而《界线》中“我要到对岸去”的反复，则表达了欲从此岸抵达彼岸世界的渴望。他对现实的批判、怀疑和对抗，是以不在此处的他者世界为参照的，他甚至写出了《太阳城札记》，将自我、理想寄托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而顾城更是用诗、用理想和未来，去建造一个童话的天国，就如舒婷给顾城的诗所写的：“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未被污染的远方/出发”(《童话诗人》)，顾城就是这样一位向着远方和未来出发的童话诗人，也如他自己所说：“……我要用我的生命，自己和未来的微笑，……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12](P4)“最美的永远是明天——我们的明天。”[13](P55)明天、未来和理想，这些不在此在的时空图式、生存期待和人生幻象，几乎成了他们最内在的意识、信仰和心理驱动力，由此形成了他们诗歌艺术中基于时间层面的现代叙述和表现形式。
朦胧诗的启蒙现代性形态，在于把个人从宏大的叙事中解放出来，而回到一个有理性的社会个体，回到主体性，就如人们所认为的：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这种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去演绎什么，而在于以自我的理性思考为中心，充分发挥主观内在性，进而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这一思想形态在朦胧诗中最醒目的标识便是“表现自我”，正如顾城所说，这一“新的自我”，正是在主体沦落、人性荒芜的一片瓦砾之上诞生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过去的文艺、诗，一直在宣传另一种非我的‘我’，即自我取消、自我毁灭的‘我’。如‘我’在什么什么面前，是一粒砂子、一颗铺路石子、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总之，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会思考、怀疑、有七情六欲的人。如果硬说是，也就是个机器人，机器‘我’”。[14](P29)他们反对这种取消了个体存在而献身于宗教的美，他们坚信人的权力、意志、价值和一切正常要求，并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该作为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他们崇尚文艺复兴以来有关人的种种理念，尤其崇尚那种“大写的人”。在他们看来，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之上，人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在一个信仰已破灭的精神王国里，他们只有回到个人和一个理性自我。这种人的觉醒和个人的理性自觉，成了诗人写作的内在思想基础。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始终在沉思着的人，犹如罗丹手下的《思想者》，那双深邃的目光及手臂触及嘴唇的姿势，透露着苦思冥想的神态与极度沉痛的内心世界。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理性和沉思的时代，人的沦落、自我的迷失、信仰的破灭、民族的创伤和时代的困境，都需要一颗颗坚强的头颅重新擎起。这一代诗人义无反顾地承负了这一使命，并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人类、个人、民族和时代的存在及其关系。“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强大”，这是北岛以急迫峻切的心情所表现的对人的呼唤，呼唤一个平凡、正直而又有骨气的人回到现实中来，成为一个你或我，由此建立起他所理想的那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11](P2)舒婷更是呼唤：“人啊，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5](P21)她的《致橡树》、《神女峰》等诗，对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处境的揭示与思索，对个人人格独立性的确认和张扬，均能给人一种深刻的领悟和启示。舒婷是一位情感型女诗人，但她那种深厚而又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那份沉入生存处境后而产生的深沉的焦虑和思考，使她的诗透露着鲜明的理性光亮和主体性色彩。北岛的诗更具有一种经典的主体性形态和启蒙主义倾向。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言者，他的怀疑主义和社会批判指向，不仅是一种“祛魅”的过程，而且更以一种神圣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人们的生存之路。比如他的《一切》，全诗以极为沉痛和警策的声音宣谕了一代人传统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危机，由不相信到怀疑这“一切”，一股彻底的怀疑主义气息弥漫开来。正如艾略特的《荒原》所展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呈现的精神荒原一样，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交汇期的中国青年所遭受到的精神创伤及其危机，甚至不亚于艾略特时代的西方青年。北岛的作品正表达了这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主体意识，因而撼动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他的另一首《回答》，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精神因素。“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里不仅强烈地表达了那种怀疑主义思想，而且还以普罗米修斯拯救者的姿态和挑战者的形象，从“死者弯曲的倒影”中矗立起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如果你脚下已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与此同时，在挑战和摧毁现存世界的声音背后，诗人展现了一个未来世界的美好前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而顾城所展现的纯粹世界和童话王国，同样基于其主体性的觉醒和理性的彰显。他的《远与近》是对现实生存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感的思考和批判，从而向往纯粹的自然王国；而《弧线》同样批判了人世间被扭曲的灵魂，并表达了对自然美的赞美。在顾城看来，朦胧诗的主要特征，在于“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16](P34)这种主体性倾向和内在意识的自觉，使他们在面对自然世界时，呈现出一种主体优越性和自然事物的异化形态。因而他们笔下所呈现的艺术世界，无疑是按照他们主观的内在逻辑重新创造和安排的另一个世界。就如江河所说：“诗不是一面镜子。不是被动的反映。世界袒露给我们的东西，把它勾画下来，能对世界显示什么作用呢?……人对自然的历史，个人对社会的历史，从来就是能动的历史。……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渴望塑造。他所建立的东西，自成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诗人无疑要争夺自己独特的位置，并且看到自己的征服。”[11](P23-24)由此可看出，他们在诗中极度张扬和凸显主体性或理性自我的特性，就如欧文·豪在论述现代主义文化时所说的那样：“在现代主义文化中，被观察到的事物，似乎总是处于被观察者吞没的边缘……”在初期，“它自称是自我膨胀，是物质和事物作为自我活力的一种超验的、放纵的扩张”，到了中期，“自我本身几乎成了世界的躯体”，而到了晚期，“便出现了自我尽情宣泄的局面”。因此说，“现代主义不断接近——有时甚至超越——唯我论的界限”。他还引述德国诗人贝恩的言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论点，贝恩说：“没有外部的真实，只有人的意识，从它自身的创造力中，重建新世界。”[17](P172)也就是说，一个艺术的世界，就是一个内在于自我意识的世界，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世界。
现代性不在场的时间叙事和主体性特质，必然内在于一种艺术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艺术的形式或修辞形态，可以概括地说成是象征性。正如杰姆逊所说：“现代主义的必然趋势是象征性，一方面涉及到某一具体的情形，另一方面又通过象征来反映更广泛的意义。”[5](P136)当然，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寻找和建立这些象征，由此去表达或隐指背后蕴藏的意义、事物和另一个世界。解决方法显然会有多种，比如，可以自己编造一个神话，使之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象征性；也可以运用寓言或梦的方式，寄予某种意义或理想的内涵；当然更大量的或许还是采用意象象征的方式，使一种事物的含义超越其自身，而指向另一个事物、意义或更广大的“他者”。朦胧诗显然是一种象征性的艺术，他们正是通过象征，既彰显主体性，又赋予某种超越此在的未来意识，从而去建构一个新世界的。这在杨炼的一段话中表达得很是充分，也最具代表性，他说：“我要创造一个与客观现实相对应的世界。诗不是临摹，而是通过具有强烈象征性的形象，完成诗人对自然、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加入。”[18]这不仅仅是宣言，而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就如前述所论及的，他们已经进入并且生活在了一个象征性的王国里。女诗人舒婷的第一本诗集名为《双桅船》，而船的意象也的确一再复现在她的抒写中，而成为一个象征体。当她的生存处境与理想出现较大的落差时，她便由此产生巨大的“沉沦的痛苦”和失落感，而搁浅在海滩上的“船”，这时必然地成了她自我和理念的替代物，而广阔无垠的大海，则是自由王国和理想世界的一种象征：“无垠的大海/纵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船》)杰姆逊在论及现代主义文学时，认为“桥”是其典型意象之一。“桥”本身不是一个地方，它只是连结两个不同的地方。因而，“桥”既是在两物之间，也是在一切之上，它唯一的意义在于它表示出一种“悬空感”。[5](P153)而在我看来，“桥”连结此岸，但其终极指向却在于彼岸，那种“悬空感”也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朦胧诗人有着类似的情结和意识原型，其典型意象倒不是“桥”而是“船”，它既涉及此岸，更指向彼岸，企图以此普渡人们到达理想的未来世界。但由“船”带来的“摇荡感”，则再现了现实生存和人生旅程的飘摇和险恶。“船”的象征意象不仅在舒婷的诗中一再复现，北岛最初的自编诗集名为《陌生的海滩》，自然内中也隐含着“船”的意象，而在《船票》、《红帆船》、《界限》、《港口的梦》等诗中，更是以“船”的意象隐喻着内在的愿望，渴望着能获得船票以到达海或对岸，进入理想的生存世界。事件或故事的描述和表达，是更广泛一些的指义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的叙事常常蕴含着某种道德的寓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故事或事件总是与一定的思想理念相联系。就如杰姆逊所说：“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5](P103)这实际上是广义象征性的一种方式。比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面上看似描述一个事件或一个含有寓意的故事，事实上它是以“钥匙丢失”这一象征性事件，表达理想的失落和寻找这一重大主题。梦是一种潜在的寓意故事或意象，朦胧诗人也常常乐于写梦甚至白日梦，因为它同样也是一种象征体，往往可以象征性地满足人们一种内在的愿望和意向。变形意象也是如此，这是西方现代主义著名的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的显著特征，也是他们乌托邦式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处于机器和成批生产的现代化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因此立体主义艺术“就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变形，以此表现新的时代中每一件物品都是崭新的，都能使人感兴趣。一件小的生活用品，用布莱克的诗句说，仿佛就是永恒本身，人类的未来”。[5](P133-134)朦胧诗人为了实现这种改变生活和存在的乌托邦幻想和主体性意向，也常常运用变形手法，就如江河所说：“……随着诗人潜意识的冲动，思想的锻造，现实被可怕地扭歪，梦想被鲜明地固定下来。”[11](P23)从而造成一种新奇和陌生化的效果以及理想存在的幻觉。由此可看出，这类修辞形态，其实正是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与主体性意向内在相应的一种形式，它们无疑是同构一体的。
收稿日期：2001-01-08
标签：现代性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主体性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朦胧诗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舒婷论文; 现代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