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复兴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实用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用主义曾于20世纪初到4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所扮演的这种主角被以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所取代。实用主义进入低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然而从这时起，实用主义复兴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容，令实用主义传统得以复原并获得新的激励力量”（R.J.伯恩斯坦语）。同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实用主义又一次兴盛起来，显示出其新的特点。作为西方大国思想的最典型形态之一，这一复兴现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深思。
一、复兴运动之聚成
本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已开始暴露出其教条、学究气、狭隘等弱点。正是在这时，一直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W.V.O.奎因， 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重要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1951年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尖锐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表达了转向赞成实用主义的强烈倾向。他断然宣告：“一旦抛弃了这两个教条，就会打破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就会转向实用主义。”接着他又进一步明确表示“赞成一种更加彻底的实用主义。”（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9页。）在逻辑实证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之时，奎因从这一阵营内部竟然严厉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并公开说“赞成”实用主义，这无疑是一大惊人之举，表明奎因思想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甚至称这篇论文“树立了一块哲学史上的里程碑”（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 作为哈佛大学已颇有名望的教授和研究员，奎因对实用主义的褒扬和推崇，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奎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可以被看作是首先把实用主义推向复兴之路的关键之作。
然而，仅靠奎因一人之力，实用主义的复兴显然孤掌难鸣。60、70年代以来有两位哲学新秀登上了当代美国哲学舞台，他们是在哈佛大学执教的H.普特南（1926— ）和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执教的R.罗蒂（1931— ）。普特南从科学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进一步深入研究詹姆斯、皮尔士、奎因的思想，尤其是把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普氏因学术成就卓著而赢得与奎因齐名的声望，被誉为“一位思想深刻、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 ）。罗蒂则在詹姆斯，尤其是杜威的影响下，用实用主义精神写出引起很大反响的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对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批判，使罗蒂意识到实用主义的独有的魅力，并决心皈依实用主义。罗蒂高度评价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对人类精神生活所作出的最杰出贡献”，并把杜威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 315、341、277、307页。）普特南因在哈佛大学开设“詹姆斯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课程而奠定了他在复兴实用主义进程中的历史地位。1976年普特南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1979年罗蒂就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他们阐发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他们显赫的学术地位，使得他们在促成实用主义复兴局面形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除了奎因、普特南、罗蒂外，对实用主义复兴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工作、起了作用的，还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如D.H.戴维森、R.J.伯恩斯坦、I.哈金、C.韦斯特、J.麦克德米特、J.E. 史密斯等人。戴维森是当代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是语言哲学中“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他的学术成就被罗蒂看作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整体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 307页。），而他关于拥有真理就拥有实在的论断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新形式。（注：罗蒂，《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载于利波尔编《真理与解释》，1988年英文版，第345页。 ）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的伯恩斯坦明确认识到实用主义复兴的必然性，洞察出“当代哲学的种种倾向中体现的辩证法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灼见”。伯氏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揭示当代分析哲学观点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他还希望通过克服他所说的“笛卡儿式的焦虑”（即对固定的限制措施的寻求），来超越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假想的对立，并倡导一种“有立场的多元论”，进而承认所有研究的可错性以及视界和解释的多样性。在他看来，这些观点代表了“美国哲学传统的主要特征”。麦克德米特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展现了实用主义与时代精神的关联。史密斯以一种全景的方式揭示了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哈金以实用主义作参照重新探讨了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中的问题。
一般来说，谈论较多的是实用主义的复兴，而“新实用主义”则是实用主义复兴的一种重要结果或形态。有些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分为左翼（罗蒂为代表）和右翼（普特南为代表）。罗森塔尔把“古典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复兴”、“新实用主义”加以区别，重点指明新实用主义（如罗蒂）虽然深受古典实用主义的影响，因而它的某些创见也与其关系甚密，但“其创见所依据的问题和替换物的总构架却与实用主义特有的构架全然不同；在前者中所有存在的哲学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哲学立场，在后者中却变成了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注：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载于《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53、55、55～60页。 ）英国实用主义研究者苏珊·哈克把实用主义区分为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如奎因、普特南）、革命的实用主义（如罗蒂）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一派（如伯恩斯坦）。在哈克看来，实用主义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贡献是在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传统内作出的：除奎因、普特南以外，还有F.P.兰姆塞对信念的行为主义研究，N.R.汉森对科学发现的混合模态三段论逻辑思想的辩护，W.塞拉斯对解释一致性概念的呼吁，G.哈曼对导致最佳解释的推论的呼吁，K.阿佩尔认为需要把对实用主义维度进行的解释作为塔尔斯基真理语义论的补充，N.莱肖尔对成功标准的研究和对认知方法的改进，B.亚丁对科学进步的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社会政治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罗蒂把实用主义推向社会和文化一类部门，在政治、文学批评以及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以F.兰特瑞恰、W.沙文、D.沙林、S.菲什、S.沃林、M.沃尔兹、B.巴伯以及J.斯托特等人为代表的复兴实用主义的思潮。正是这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这一思想丰富、观点各异、影响深广的实用主义复兴运动。
在此新局面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实用主义的复兴盛况和前景。美国罗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S.B.罗森塔尔明确指出：“今天，实用主义重又时髦起来，事实上是太过于时髦了。”（注：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载于《哲学译丛》1989年第5 期第54、53、55、55～60页。）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编纂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集，对他们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读者们则对这些思想家的思路之开阔与研究范围之广博而深感惊讶，而政府也开始提供基金来出版皮尔士、詹姆斯及杜威等人的更完整的著作集。由于实用主义复兴，它已开始在当今美国哲学领域内发挥重大的独立作用，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实用主义能以一种独特新颖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探讨包括人生问题在内的哲学问题，而这一新途径又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哲学意义。所有这一切均标志着实用主义“将成为未来的哲学”（注：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载于《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53、 55、55～60页。）。
二、复兴原因之探讨
实用主义复兴的原因，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问题。对推动这一复兴起过一定作用的J.E.史密斯、C.韦斯特和R.J. 伯恩斯坦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1 ）行动的性质以及它与思维和认知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对现代科技文化的批判中，自然科学和人文价值的关系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些问题正是实用主义作过论述或关注的焦点。（2 ）实用主义对经验的改造，使它和当代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密切相关，从而获得一种现代感，而传统哲学的形象受到普遍怀疑，哲学的先验概念受到诘难，使得人们热衷于探究知识与权力、认识与控制、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3）实用主义复兴与新近的现代和后现代争论的问题有关。 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消解、对本质主义的摧毁和对二元论的抛弃，还有对人类权利的强调以及根据伦理观念来改造社会等级制度的做法，都与实用主义观点相似，从而激起人们对它的浓厚兴趣。（注：参见史密斯，1978年英文版，《意图与思想》，第9～10页；维斯特，1989年英文版， 《英国哲学的逃避》，第3～4页。）而关注人的尊严、幸福和生活的意义，正是复兴实用主义精神的关键所在。
罗蒂谈到实用主义复兴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不仅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各种问题及其思维方式，而且指出了哲学改革的方向，即彻底否定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传统，跳出形而上学问题的陷阱，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真理。在他看来，杜威强调理论要从属于实践，应当追问和探讨的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其意图旨在帮助绝大多数人达到最大幸福。所以，罗蒂不仅把杜威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加以赞扬，而且更进一步指明他的思想更深刻和更持久的魅力：“哲学家们总是想提出新的观点。说英语的哲学家们往往在他们的思想源泉干枯的时候，希望从欧洲大陆那里找到一些新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过的。”（注：罗蒂，1982年英文版，《实用主义的后果》，第76页。）虽然罗蒂对实用主义思想的解释和评价有偏激和绝对化之虞，但他所强调和发挥的某些实用主义精神，确是启迪人们复兴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因。
从美国学者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和评论来看，还有促使它复兴的某些更深层的原因。
（1）尊重个人、勇于开拓、强调行动、讲求实效、 倡导民主和科学，是19世纪以来美国迅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精神和突出特点。实用主义正是适应这种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特点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正由于实用主义充分体现了“美国精神”，是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在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在失去主导地位之后也并未真正衰落下去。有一段较长时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虽不复存在，但它“已融合于智力研究的正常的和习惯的实践和行动之中”，它的某些积极的提示已传播到当前的理智生活中或为“人们随意采用的实践”。（注：参见美国《哲学百科全书》“实用主义”条目，1972年版。）这就是说，实用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已深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实用主义是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本土哲学，因而它集中体现了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特点。因此，它也易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需求。这是实用主义得以复兴的根本原因之一。
（2）当实用主义处于低潮时，它能适应新情况， 积极且善于吸收、结合、同化其他哲学流派的长处以丰富、完善、改进自身，这是它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一代的实用主义著名代表人物I.刘易斯（1883—1964）对数理逻辑研究深感兴趣， 吸收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观点，提出了“概念论的实用主义”。随后，C.莫里斯的“科学经验主义”、P.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A.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等也都表现出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融和的鲜明特点。而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以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更显示出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的浓重倾向。值得一提的是，罗蒂还表现出向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解释学、解构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文学文化靠拢和结合的趋势。这种情况表明，上述著名哲学家虽然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过多否定传统哲学（尤其是罗蒂）的倾向，但他们广泛吸取当代哲学流派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以修正、改进、丰富自己的思想，无疑有助于当代诸哲学流派的融和沟通，同时也促进了实用主义的复兴。
（3）S.罗森塔尔在谈到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时较多地论及实用主义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最典型的美国哲学运动，它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深刻洞见，对人的丰富复杂的经验作出了许多独特分析，因而它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一切使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当代哲学，一种高度成熟而完备的哲学体系”。它能够“依据其独特的角度来处理几乎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对许多由来已久的典型问题提供极有独创性的解答。”（注：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载于《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53、55、55～60页。）不过， 罗森塔尔重点关注的是实用主义大师著作中的“共同精神”。据此，罗森塔尔断言，实用主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领域，开辟了崭新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途径，从而远远摆脱了传统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些最核心的观点和独特作用才是促使实用主义复兴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复兴之特点
罗蒂曾把自己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概括为三点：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区分、以对话为界的人道主义文学文化。普特南认为实用主义有四个特征：（1）反怀疑论。实用主义主张， 怀疑需要证明正如信仰需要证明一样；（2）可错论。实用主义者主张， 绝不会有一种形而上学的保证可以告诉我们某某信念将不需要修正。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可错论者又是反怀疑论者，这也许是美国实用主义独特的见识；（3 ）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存在根本二分的主张；（4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中实践优先的主张。”（注：普特南，1994年英文版，《词与生活》，第152页。 ）在另一处地方，普特南又提出了自皮尔士以来一直坚持的五个相关的实用主义主张：（1）在日常环境下， 在是否人们所作出的陈述是有根据的问题上，通常是有事实可言的。（2）一个陈述是不是有根据， 不取决于其他大多数文化同伴也这样认为。（3 ）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规范和标准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时间中演变。（4 ）我们的规范和标准总是反映了我们的兴趣和价值。（5 ）我们关于一切事物的规范和标准都是可以改变的。存在着更好的和更糟的规范和标准。 （注：普特南， 1994年英文版，《词与生活》，第21页。）普特南相信罗蒂一定会拒绝这些原则（主张），但罗蒂却认为自己在主要方面同普特南仍是一致的，并从普氏著作中摘录出他“衷心赞同的五个观点”，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坚持当事人（agent）观点的至上性。 罗森塔尔在概述实用主义哲学最核心主张时列举了12个主要观点，如排斥近代的二元论，主张一种真正的经验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奉行多元论等。（注：S.罗森塔尔， 《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载于《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53、55、55～60页。 ）从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对实用主义的概括阐述来看，一方面，其中显露出一些接近相似或较为共同一致的倾向，如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反二元区分、反基础主义等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实用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对实用主义的理解阐明和发挥又不尽相同，表现出种种重大差异和特色。1908年A.O.洛夫乔伊曾把实用主义区分为大约13种形式，而席勒甚至说过，有多少使实用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实用主义。事实表明，同古典实用主义相比，今天实用主义复兴中的多样化特点更加鲜明、突出。就上述两方面而言，实用主义复兴具有四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第一，反二元论。奎因首先起来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二元区分。对这一教条的否弃，被看作是奎因否定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分裂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而且正如韦斯特所说，“奎因对于分析／综合的抛弃……符合詹姆斯和杜威的反二元论精神。”（注：维斯特，
1989 年英文版，《美国人逃避哲学（AmericanEvasion of Philosophy）》，第185页。）德国著名哲学家W. 施太格缪勒充分看到奎因对分析—综合两分法进行批判的意义：“奎因对分析—综合两分法的拒斥是他最著名、最常被引用和讨论的具有破坏性的论题之一”。奎因的批判的精彩部分就是它证明两分法的代表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常常使用的策略是“循环的”，是“在原地转圈子”。（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
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一书中提出“内在实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打破传统的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即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二分法）对人们“思想的桎梏”（注：普特南，1988年，《理性、真理与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序言”第1页；266页。）。他详细讨论实用主义的指称学说，就是为了说明客观性只能是“人的客观性”，真理与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密切相关，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普氏在其代表作《词与生活》一书中更进一步将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批判二元割裂的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融和的观点。所以普氏明确表示：“正如我们不得不抛弃绝对的‘约定／事实’两分法一样，我们有相似的理由也不得不抛弃绝对的‘事实／价值’两分法。”（注：普特南，1990年英文版，《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28页。）普氏在论证二元论是“错误的”（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同时，又提出整体论和实在论互为前提， 将真理、整体论和实在论完满地统一起来。这可以看作是对实用主义的完善和发展。
罗蒂对二元论采取了更为坚定的批判立场。他首先确认，实用主义知识观消除了西方传统哲学“在沉思和行动、再现世界和应付世界之间所设置的对立”（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 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307页。），因此他断然否定了二元论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人们“从未接受笛卡儿……的一切项目的可分离性的‘明晰知觉’”。而根本问题在于，二元论对任何人类利益无丝毫重要性。“没有任何重要事物依赖于心身的区别”。不仅如此，一旦明了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问题不多不少正好是认识论的“特殊通道的问题”，二元论的问题就“失去了吸引力”。（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 315、341、277、307页。）
第二，反基础主义。在罗蒂和伯恩斯坦看来，西方传统哲学家“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渴望发现起初的、永恒的哲学基础，相信哲学同文化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是“基本的”，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理解知识的各种基础”。但是，在罗蒂看来，这种基础主义把认识的可靠性建立在非人的所谓客观基础上，认识成了一种根本排斥人的主动参与的东西，于是人也就逃避了责任，同时也把人本身变成了物。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再有责任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和语词、理论和词汇之间进行选择了”（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 三联书店， 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307页。）。 伯恩斯坦甚至谴责基础主义对超验的非历史的基础的要求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来自“将最终证明建立在不可证明之物上这种一般的荒谬性”。（注：伯恩斯坦，1983年英文版，《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第8页。）正因为这样，罗蒂断然否认任何形式的（认识论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基础。
对此，与罗蒂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普特南不仅充分肯定了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而且明确断言：“为存在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注：普特南，1990年英文版，《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19页。）罗蒂、普特南等人的反基础主义的可贵价值在于，它给予了追求知识“终极基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致命打击。他们对传统哲学所享有的基础或特权地位的拒斥和分析批判，无疑具有不少启发作用。然而，也应防止否弃几千年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以及对基础的适当运用。
第三，阐发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西方传统哲学的真理观是观念对“现实的准确再现”论，是理性为哲学之王的绝对真理观。奎因、普特南、罗蒂等人在否定传统的本质主义真理观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虽然他们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表述和重点，但基本精神和倾向是较一致的。
按照奎因没有教条的新经验论即逻辑实用主义，检验命题真假的标准不是经验的证实，而是经验的实用性。任何一个孤立命题是真还是假，必须从科学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综合地加以考虑。奎因把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看作是人工构造的工具，工具对于应付环境来说是无所谓真假的，只有有用或无用的不同，或者只有有效性程度的差别。所以，只有采用实用主义的“有用”或“有效”标准，才能确立他这种没有教条主义的新经验论。为此，他强调他“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作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的工具”。而在每个人修改自己被给予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自己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就是：“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3页。）在提出科学整体论时，奎因认为对科学整体各个命题进行调整、修正的标准并不是同经验的符合，而是根据实用的要求所作的选择。他认为：“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概念和语言的目的在于达到有效的交际和预测。这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73页。）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如何作出评判，也就是判断哪一种观点对还是错，奎因认为，这要看它们在对付经验中哪一种方便、实用。
普特南“内在实在论”的中心论点就是所谓“理想化的真理论”。在他看来，真理是某种合理的可接受性，更确切地说，真理是在理想的认识条件下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或者说，“真理不过是理念理性化的可接受性。”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进一步指出：“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the good）的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关于善的理论’不仅是纲领性的，而且它自身依赖于人类本性、社会、宇宙的假定（包括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假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和世界观的变化，我们必须（照此）一次又一次地不断修正我们关于善的理论”。(29)这里清楚地表明，真理与合理的可接受性密不可分，而合理性理论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评价。所以，这种真理观正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一种新的表达和发挥。不过，普氏所阐发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在科学理论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按照普氏的趋同实在论的观点，“成熟的”科学中的科学理论是典型的近似真理。在同一领域中，较新的理论比陈旧的理论更逼进真理，而后来的理论往往比先前的理论有所进步。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科学通过积累而增长。所以，“后来的理论必定包含先前在某些情况中的理论定律的近似真理”。（注：普特南，1978年英文版，《意义和道德科学》，第20页。）
罗蒂对真理的看法似乎带有更多的主观性，甚至有时还有相对主义或否定的色彩。依据詹姆斯的说法，罗蒂把真理看作是“更适宜于我们去相信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307页。）据此罗蒂进一步认为，一切只是人的事情，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已经达到了真理，或什么时候一个人比以前更接近真理”。罗蒂是将实用主义的“真理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主张真正贯彻到底的人。在他看来，真理和价值观念密不可分，真理不可能与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无关。真理只能在语言文化内部产生，“这不是因为真理是相对的，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天钩可以把我们吊离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愿望，而达到某个较高的‘客观’立场”。（注：罗蒂，1992年，《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页。 ）与此相联系，罗氏又根据詹姆斯的说法指出：真理不是那种具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有些人希望真理具有一个本质，也希望知识或理性或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本质，还希望借此为发现更多的真理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按照詹氏的看法，“这样的希望是徒劳的。在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本质”。（注：罗蒂，1992年，《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46页。）这里表达了罗蒂关于真理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真理没有本质，也不可能用来指导一切。不仅如此，罗蒂还把真理降到次要地位。他明确表示：“人们说出事情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307页。）在后哲学文化中，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是善于成为人的人”。（注：罗蒂，1992年，《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5页。 ）不过，罗蒂对真理的过多否定，也使一些人看出其中的破绽，以至于实用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伯恩斯坦针对他指出：“追求真理与客观性不能同追求绝对混为一谈”。
第四，复兴的多样化格局。虽然在这一复兴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精神或倾向，但由于其代表人物、赞同者、同情者、研究者人数众多，观点各异，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景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有的人虽然不属于实用主义阵营之成员，但对实用主义却持一种高度的信任和崇敬态度，又有一些人虽属于复兴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但却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或远远超越实用主义的新构想，还有一些人从某一方面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对实用主义的复兴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切充分表明，实用主义复兴具有视野开阔、思想丰富、能容纳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新特点。
奎因曾持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是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但在实用主义影响下，他又“对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最根本、最尖锐和最内行的批判”。奎因既拒绝接受“实用主义”桂冠，更不愿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甚至他的科学主义本体论正是他与实用主义发生分歧之所在。然而他在摈弃逻辑实证主义教条又保留其严密性、精确性和程序化的长处时，又坚定地确信和极力推崇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所以他被称为逻辑实用主义或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出和阐发的非教条的经验主义（整体论的知识观）、相对性本体论许诺、自然主义行为主义语言观以及将实用主义与非经验主义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他对实用主义复兴起到重大开启作用的独特贡献。
60年代普特南是分析哲学中持科学实在论主张的著名哲学家，不久转向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70年代中期以后他提出“内在实在论”的主张，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具有人的面孔的实在论”，90年代中期又不再使用“内在实在论”这一概念而改用“实用主义实在论”。普氏接受“新实用主义”的称号，但他主张在哲学内部改造哲学，采取温和的态度，被称为实用主义复兴（或“新实用主义”）阵营中的右翼或改良派。普氏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渐渐转向并贯彻实用主义精神时，他还看到实用主义的狭隘性和理论缺陷，试图以分析哲学的细致、严密和精确之长处来克服古典实用主义的短处。他虽然是“许多很熟悉的实用主义学说的倡导人”，甚至被认为是复兴实用主义的英雄，但1995年他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表达了对实用主义以证实来说明真理的不满，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他甚至意识到不能再把狭隘的实用性作为合理性构想的根据。所以他试图把真理与整体论和实在论完满地统一起来。普氏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从而形成视野开阔、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的长处，被视为“可能是当代最能通观科学全貌的哲学家”。（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
然而，普氏的一个最引起激烈争议的论点是他对哲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评价。长期以来，许多人都倾向于以一种怀疑和绝望的态度将哲学不仅从科学生活中驱逐出去，而且也从精神生活中完全驱逐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普氏绝不为哲学仍有其特有的价值这样一种观点辩护，而是出人意料地提出这样一种论点：我们正经历着整个西方思想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振奋人心的、最有希望的、最重要的哲学时代。（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 商务印书馆， 第203、4、204、209、363、4、5页。）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立论。
在实用主义复兴中，罗蒂的观点最为激进，被称为这一复兴的左翼或革命派，是“新实用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蒂的新论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和普遍关注，是因为他通过揭示传统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的皇后、作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而享有的特权，通过否定传统哲学中认识论将心灵比作自然之镜的存在，来宣告传统哲学的“终结”。他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而现代分析哲学由于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哲学模式的支配，只是用语言分析代替了传统的认识论，只是改变了传统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问题的答案，所以它未经历从外部的批判就走上了自我消亡之路，“正经历着慢性自杀”。由于罗蒂对传统哲学以致分析哲学作了过多的否定，从而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和反驳，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应该看到，他的激进观点中不乏发人深省之处，他也曾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均无哲学‘日暮途穷之虞’”，（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 307页。）“事实上，我们将永远需要哲学家，但他们应当停止充当预言家或救世主，而只应成为评论家或顾问官”。（注：见英国《卫报》1992年3月5日“欧洲文化”版“It's the Real Thing”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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