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能力建设：爱德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金会论文,中国论文,能力建设论文,启示论文,爱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基金会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外来词，至今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它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传统。为了日后上天堂，一些教徒向基督教堂捐献资金、物品或房屋以帮助穷人。教会成了这些财产的永久受托人，后来行业协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布了人类第一部慈善法，标志着基金会历史的开始。随后基金会在欧洲各国盛行，（注：中国科学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论文选》，第1-2页，内部资料。）并于18世纪传到北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金会迅速发展，出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世界闻名的基金会。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需要的不断增多以及基金会法律的完善，进一步刺激美国基金会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基金会的发展。
中国基金会的历史始于1981年，以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的成立为标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基金会迅速发展，截至1996年注册基金会共计1801家，其中全国性基金会71个。基金会在实施公益项目“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爱德项目”的过程中，既使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帮助，又把公益的概念传播开来，带动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中国基金会可以分为三类：政府发起、举办或支持的；民间团体发起、举办或支持的；企业或个人发起、举办或支持的。在现有的基金会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基金会属于第一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约三分之一属于第二类，爱德基金会属于这一类；而只有极少数的基金会属于第三类，如上海市建国公益基金会。
总部设在南京的爱德基金会是1985年由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发起，社会其他各界人士参与组成的非营利性、非宗教性的民间公益机构，宗旨是通过引进资金、人才、物资和技术促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农村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弱势人群，包括儿童、妇女、少数民族、老人、穷人、残疾人、失业者等服务。
经过近20年的努力，爱德基金会在外部环境并不理想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成为业内公认的优秀基金会。1985年成立时，爱德筹资的年资金总额为50多万元；到2002年，其年筹资总额已经增加到6000多万元。海外资助机构也从最初的5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300多个。现爱德每年开展的公益项目为150个左右，其项目资助金额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工作地域则从成立之初的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已扩展到现在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爱德成立初期开展的项目以教育项目为主，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逐步扩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农村发展、抗灾救灾及残疾人领域。1985年9月，爱德刚刚成立四个月后，就迎来了第一批22位来自外国的英语教师，爱德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爱德教师”项目。随后，爱德成立了聋哑儿童听力康复中心，支持宜兴修建响山红水电站，在全国各地进行防盲教育师资培训等。20世纪90年初期，爱德的项目迅速增加，在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减灾救灾、残疾人事业、孤儿救助、艾滋病预防与宣传、下岗职工再就业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政府、社会、业界及海外的高度赞赏，并多次获得国务院的表彰。
爱德公益项目的社会影响力所触及的范围、地域很广，无论是农村发展、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还是救灾重建和城市贫困方面，都对当地的社区发展和受益人群生活质量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爱德在项目的规模、范围、数量、质量和受益人群的数量方面，也是国内其他基金会无法比拟的。在过去的14年间，农村发展项目从江苏扩展到全国24个省市区的贫困地区，直接受益人口近200万人，涉及的项目几乎涵盖了农、林、牧、副、渔、沼气、饮水、农村适用技术培训、妇女培训、学龄儿童义务教育、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等。医疗卫生部在十一年中，仅乡村医生培训一项，就为西部十省区培训了30000多名村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的困难。防盲特教部的残疾人项目则遍及全国26个省市区，为残疾人，尤其是盲人提供了包括残疾预防、治疗、康复、教育和就业服务，仅受益盲校就多达到60多个，每年接受脱盲手术和眼病治疗的贫困病人超过100000人。社会福利部的孤残儿童关怀项目、教育部的外籍教师项目，也都是同类项目中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爱德不仅重视项目数量，而且重视培养、挖掘和提高社区及受益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避免创造新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另外，由于一向重视与当地政府、专业机构及社区的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共同协商、讨论、制定计划，分工协作，因此改善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增加了群众的参与机会，并对政府的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使政府的政策更符合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爱德的快速发展？笔者看来，爱德成立初期成功地筹集海外资金与它的基督教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但随着爱德的成长与发展，海外资助机构的原则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真正促成了爱德快速发展是爱德有效的决策管理、适宜的资源动员策略、严格的项目实施、良好的社会互动，以及持续的机构创新所产生的公信力。
二
爱德基金会的产生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应因中国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但由于爱德的基督教背景，爱德的生存环境一开始很不理想。因此爱德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机构的能力建设，通过与国内外的机构伙伴合作、不断地提升机构的治理能力、项目实施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社会互动能力和机构创新能力，并逐具特色：
选择自治化道路：中国基金会大约2/3具有官方色彩，成立初期依靠政府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策、工作网络、工作场所、甚至人员的工资、福利、住房以及行政办公经费开展工作，因此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这些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多数来自政府部门，或由政府部门任命或批准。由于来自于政府机关，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管理模式，他们仍然使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的管理和思维模式来管理基金会，忽视了基金会自身的规律。基金会的工作和目标通常围绕政府的工作目标进行。政府主管部门对基金会的运行干预较多，从机构的人事、财务、外事等诸多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爱德选择了自治化道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筹集资金（包括注册资金），爱德的收入构成中百分之百地来自社会的捐赠。经济上的独立成为爱德实行自治的基础。由于爱德经济上完全独立，对主管部门的依赖程度较低。爱德基金会的自治程度、独立决策能力远高于其他基金会。在章程的制定方面和高层人事权方面，爱德一直掌握着主动权的章程是由以基督教、教育和其他各界人士参与的董事会制定的，对秘书长提出的高层人员候选人予以考察和批准后，再报主管部门备案。因此爱德具有充分的民间性和自治性。在日常决策权方面，爱德在人员编制、职位分配、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筹资、外事活动方面从一开始就自行处理。
培育组织文化，增强创新能力：爱德形成了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5C”文化：真挚的爱心(Compassion)、无私的奉献(Commitment)、不断的进取(Competence)、真诚的合作(Cooperation)和良好的品德(Character)。
基督教教义中的精华是“博爱”，追求平等和公义。深切的同情心要求员工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挚友，还要爱世上所有的生命，视他人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爱人如己”。同情心是人们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基础，没有对弱势人群发自内心的同情，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行动；“奉献”要求员工将爱心付诸行动，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进取心”决定了员工的能力和工作态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是员工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动力。合作也是爱德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提倡的是无论宗教信仰异同、有无宗教信仰，只要热心公益事业，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政府机构、专业团体、个人，还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宗教团体、政党都是爱德潜在的合作伙伴。受益群体不仅仅是接受援助的对象，更是参与的主体，是合作中必不可少的一方。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要完全实现公益项目的目标是不可能的。爱德充分认识到自己肩上担负的公益使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清楚。由于社会风气滑坡，腐败之风猖獗。NPO界也不能幸免，不时听到有损公益机构形象的事情发生。因此，爱德严格要求员工清正廉洁，坚决抵制社会的不良风气，保持基金会的清正廉明、公正无私的形象。爱德的领导人在创立基金会的初期就充分地认识到自律对于机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机构的制度建设是机构进行自律的重要手段。因此制度建设贯穿了爱德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根据国家的规定和基金会发展的要求，爱德在成立初期就制定了诸如《财务管理条例》、《项目管理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等，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目前项目管理、资金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都建立了多项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爱德稳步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纵观爱德基金会的发展史，创新充满了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爱德的组织形式、机构的决策、资源的动员与管理、还是项目运作和管理、社会的互动以及机构的文化都体现了机构的创新。爱德至今仍然是中国唯一一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由宗教团体发起的民间组织。对于许多见证了爱德成长的人们来说，爱德能够生存并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一个奇迹。不断创新是爱德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善于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特别是项目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有效地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爱德成功的原因之一。社会的需要决定了机构对公益项目的选择，而社会的需要又在不断地变化，爱德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就要求爱德不断创新，无论是项目的范围和方式、还是项目的内容和管理。因此，创新是爱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德的筹资方式与众不同。它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国际联系、同时不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由海外基督教会、国际NGO和志愿团体进行集团式社会化筹资。爱德的注册资金和开始的活动资金从海外筹集。初期以海外基督教会的捐赠为主，逐渐到海外基督教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政府间的双边合作项目以及个人的捐赠相结合。来自港澳的资金今年有所增长。已占年均捐款的20%以上。欧洲的捐款占总捐款的60%。北美的捐款约占总额的20-30%。募集的资金不断增长。从1985的50万元到5400万元（1999年，最高年份），15年间翻了108倍。15年间共引进资金近4亿元人民币（不包括物资和人员费用），人均筹集资金1000万元，机构年均筹集资金2666万元。大部分时间，爱德无须亲自出面筹集资金。
三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异、法律法规的完善性不够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目前中国基金会整体能力不强，包括自治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不强、人力资源匮乏、财务透明度不高、基金规模小等等。笔者认为，基金会要想在未来的中国社会扮演NPO龙头的作用，实现质的改变和飞跃，爱德的成功经验值得参考，认真审视自我，建立开放的管理机制，组织有效的机构学习，提高基金会的综合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增强官办民助基金会的自治性、提高基金会的治理能力：中国官办民助基金会在未来要加快民间化、社会化甚至国际化的进程，逐渐改变用传统的基金会管理模式（行政手段），不断创造出公众认可的公益品牌，减少对政府行政支持的依赖，逐渐提高筹资、项目运营和管理能力。如果抱着传统观念不放，继续运用行政手段治理机构甚至利用行政命令进行筹资，机构将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在中国，基金会董事会的职能十分有限。董事会成员多为某个领域有权威、有影响的人士，为机构的产生、拓展提供开道和保护作用。多数成员只参加一年一度甚至几年一次的董事会议，对机构的报告进行审议和表决，但对机构的日常运作不甚了解甚至了解很少，更不用说承担机构筹款、宣传和服务的义务。机构的领导权一般掌握在秘书长或理事长的手中。要想提高基金会治理能力，基金会董事会需要进行治理培训，以提高治理水平，明确职责，为机构的发展提供决策的保证。董事会构成应多元化，既要有政界（政策影响）、企业界（资金保证）、又要有媒体（公共宣传）和专业人士（专业支持）的参加，以便与社会各界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为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提高民办基金会自我发展能力：目前在中国社会比较有影响的基金会大多为官办民助基金会。中国民办基金会无论是在争取政府政策支持、舆论宣传方面，还是在社会筹资方面，都不如官办基金会。因此，民办基金会应该重视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社会的热点与难点，以高质量的公益项目扩大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争取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密切与媒体的关系，以便获得更广泛的资金、人力和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民办基金会应充分发挥规模小、灵活性强的特点，用于创新，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提高基金会公益项目运行的效率与效益：过去20年中，有一些基金会成功地开展了社会急需的公益服务，以“希望工程”声名最高。但大部分基金会运营公益项目的能力还不强。要想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基金会的公益项目应该按照科学性（根据公益事业发展的规律）、相关性（根据受益人群的需要，设计符合受益人群需要的公益项目）和有效性（用有限的资源提供最大化的优质的服务）的原则进行运行与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基金会的绩效，提升基金会的公信度，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
改变传统的人事制度，引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大多数基金会目前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仍以资历而非能力为标准，因此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具有公益心、创造性和使命感的年青人。只有引进以人为本的人才激励机制，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保证基金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进一步加强基金会自律，增加机构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资金是基金会开展公益服务的基础，而公众的支持是基金会的来源。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公益捐款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基金会必须适时地向捐助者和公众公布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建立财务审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和管理的透明度，提高机构的公信度，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爱德基金会很早就实行财务审计并向公众公布资金使用情况，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
建立行业认证制度，提高公信力：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基金会行业认证制度。它的缺失也导致了对基金会监督的不足，降低了基金会的信誉。目前一些基金会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已经开始进行NPO公信力建设及行业标准的研究，为建立NPO行业认证制度做前期准备工作。基金会应该成立基金会联合会以行使基金会专业认证的职能。通过行业认证，对基金会运行和管理进行专业评估和质量认证，强化基金会的行业监督，提高基金会运作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促进基金会的健康发展。
建立基金会支持体系：在欧美甚至香港、新加坡都建立了完善的基金会支持体系，为基金会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在中国仍是一片空白，只有为数极少的研究中心和信息中心为基金会和其他NPO提供技术支持。一些规模较大、运行良好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基会、爱德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运作本机构公益项目的同时也自觉地承担起了支持性机构的角色，包括为社区、基层NPO提供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等专业培训。但由于这类机构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NPO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急需建立NPO支持体系，为NPO提供培训、开展NPO的交流与和合作，培育和扶持新兴NPO、建立行业规范，推动NPO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