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以色列高科技生态位耦合创新模式研究
刘可然1,3，何 铮1,2，杨雨曦3，陈晓娟1,2，林 曦4
(1. 电子科技大学 以色列研究中心；2.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3. 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4.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 成都 610016)
摘 要：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视角，探讨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内在机理。运用理论演绎和实例分析方法，分析中以生态位耦合创新4种基本合作模式的特点及相关风险，并对中以典型合作项目双方创新“态”和“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耦合模式选择建立在对合作双方创新“态”和“势”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其依赖方式和关系强弱受合作绩效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模式间的转换。
关键词： 创新生态系统；高科技产业；生态位；耦合创新模式；中以科技合作
0 引言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以色列被誉为“创新的国度”，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集中体现高科技创新创业精神的国家[1]。以色列近20年共诞生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且集中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研究领域，仅800多万人的以色列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数排名世界第三[2]。随着2017年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3]，特别是在当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核心技术围堵情境下，我国与以色列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创新成为一个新突破口。由于以色列在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生物技术及信息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我国在这些领域又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中以之间如何开展科技创新合作以实现价值共创就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与以色列高科技领域间的创新合作。例如，李政和于凡修[4]探讨了中以创新合作对我国东北地区转型升级的重要性；阮项[5]对上海地区与以色列科技创新合作策略进行了探析；祁欣等[2]、陈谢晟[6]研究了中以高科技领域经贸合作，特别是中国企业赴以色列投资问题及对策；胡海鹏等[7]分析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政策及其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借鉴作用。从现有文献看，目前中以创新合作研究才刚刚起步，且仅仅停留在对两国创新合作的现象描述、问题及策略分析等层面，相关理论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中以之间创新合作机制和机理的探讨较少。
本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角度，对中以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合作机理和合作模式进行理论探讨，并根据现有中以高科技合作实例对所提模式进行深入解析，旨在为提高中以创新创业合作绩效提供相应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首先，对创新生态系统及生态位理论进行回顾，从创新“态”和“势”关系出发探讨两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合作机理，并比较中以高科技创新不同阶段两国创新“势”的高低；其次，提出中以生态位耦合创新合作的4种基本模式；最后，针对现有中以合作项目，从中选择典型项目，比较分析不同合作模式具体创新“态”、创新“势”及其模式选择机理，并对不同合作模式特点、优势和运营风险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这些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轨道交通行业的飞速发展,缓解了交通拥堵的压力,随之而来的机车车辆运行安全与舒适问题得到广泛关注。我国国家标准局与铁道部制订了 GB/T 5599—1985《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通过对车辆运行中测点速度,加速度,位移,以及轮轨力,应变等多种振动信号的采集与处理,得到运行车辆的稳定性与平稳性指标,作为判定车辆在不同速度等级下安全性与舒适性的依据。
1 创新生态系统与生态位
创新生态系统源于Moore[8]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其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相互依赖且占据不同生态位的组织所构成的经济联合体[9]。基于生态学视角从研究商业扩及研究创新，国内学者黄鲁成[10]2003年就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了区域技术创新系统，而创新生态系统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政府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2004年所作的报告[11]。
从表3东莞中以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项目分析可以看出，以色列拥有世界领先的水处理技术，使得以方在技术方面的创新“势”高于中方，但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决定了中方创新“势”主要体现在市场优势方面。这种来自创新产业化不同阶段的高度互补性使得纵向紧密耦合模式成为首选，这种模式由于合作方都有资本投入，因此中以双方均会高度重视，从而有助于双方构建信任、投入所需资源并加强后续管理。根据本文提出的创新合作机理，该合作如果能够顺利进行，将对中以双方未来的创新“态”产生以下影响：中方可提升水处理能力，促进对相关技术的重视和研发，实现产业转型发展，为提高技术创新“势”打下基础；以方则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为占据更大的生态位空间提供了可能，由此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阶段合作模式选择。如果此阶段合作绩效不能达到双方预期，下阶段合作就可能终止，或者由纵向紧密耦合模式转变为纵向松散耦合模式。目前，该模式实施初期均是在国家、省、市等政府层面扶持助推下，促成中以双方企业合作搭建实体平台，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创新。在实施中后期，不断有新合作项目入驻或衍生，使得创新进一步扩散，创新文化及氛围得以夯实，最终实现自下而上的创新，由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创新“态”并逐步提升中方在未来合作中的创新“势”。
相比创新生态系统提出时间，生态位概念很早就在生物学中被广泛应用，它最早由自然生态学家Johnson于1910年提出。生态位是指物种或群落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影响力[21]，它以物种在系统中的位置为特征，反映了其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功能作用以及与环境条件间的适宜性关系[22]。物种生态位包含“态”和“势”两个属性。其中，“态”是指物种由于过去生长发育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所形成的当前状态；“势”是指物种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物种并非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积极构建扩充自身生态位，这种反作用力使得物种与其环境共同演进，并促使整个生态群落进化[23]。因此，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是各异质性创新主体不断提升自身生态位创新“态”的必然结果。
2 基于生态位的创新合作机理
“苏州模式”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小微企业融资这一世界性难题可以找到解决方案，这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关键在于银行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再辅之以信息技术手段，就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加优化的金融市场机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图1 基于生态位的创新合作机理
从表2可以看出，横向紧密耦合模式已日益成为很多项目的选择，如广州黄埔智能产业园、成都以色列孵化器、特拉维夫中以联合孵化器EASTMAKERS项目等。其中，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从表3可以看出，中方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强，经验积累较少的“态”决定了中方创新“势”不及以方，但中方由于政策层面及社会资本优势而形成的影响力，使得双方选择了横向紧密耦合模式，中以两所大学合作办学成为现实。以色列对教育长期持续的高投入以及其独特的培养方法对于其成为创新创业强国具有关键作用，因此该合作项目对提高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具有一定示范效应，这种创新“态”的改变将影响未来我国创新“势”；对以方而言，也能够扩大其教育及文化影响力，强化自身在创新人才教育领域的创新“势”。
3 中国- 以色列高科技创新合作模式
纵向紧密耦合模式具有以下特点：项目合作双方处于技术创新进程不同阶段，合作互补性强且耦合程度高，由于存在实质性的资金或技术投入，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双方相互依赖、交互性强，一般而言其物质流(人力资本、实物资本)、能量流(知识技术、金融)、信息流(政策、市场信息)等流动量大且流动频繁。
根据以上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态位思想提出创新“态”和创新“势”两个概念。其中，创新“态”代表过去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与内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积累形成的当前创新状态；而创新“势”是指创新合作中的影响力或谈判力，是一个相对概念。当前，创新“态”决定合作中创新“势”的高低，表现为合作过程中的影响力或谈判力。创新“势”高的一方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议价能力强、谈判优势明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具体合作模式选择，进而影响合作过程中的具体管理方式、方法以及合作绩效。这种合作绩效反过来又作用于合作参与方的创新“态”，从而影响后续创新合作意愿等，最终形成一个闭环创新合作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我们调查发现有较多考生(也有一些老师)习惯于用“迁移放电模型”分析电解问题,这就落入了分析思路的误区。实质上,电解时外电源是决定性因素,接通外电源后首先发生电极反应,是电极反应的结果影响着离子迁移,应该用“放电迁移模型”来分析电解问题。当然,有些情况下,用上述两种思路分析会得出相同结果,但有时结果会不一样,实验证明“放电迁移模型”对电解问题有更强的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
表1 中国-以色列创新指数报告部分指标排名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
横向紧密耦合模式强调在创新进程同一阶段展开，合作双方是具有相同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并且有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这种深层次合作使得双方具有低独立性和强交互性。其中，共建实体是横向紧密耦合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类型包括大学、联合实验室、创新中心、孵化器等。依托这些实体平台，双方教育机构、技术研究机构及企业在创新人才联合培养、高技术联合研发或技术联合转化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度紧密合作。
5.选人用人的导向性。竞争的实质是参与干部德能勤绩综合素质的比较。在竞争性选拔过程中，干部的升降去留完全以本人的德才、政绩和民意为依据。这就教育、引导和激励干部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廉洁自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胜，从而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由于以色列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浓厚，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整个社会对创业失败的高宽容度以及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等，使得以色列创新创业成效卓越。因此，在双方创新合作中，以色列在人才培养、创新构想、技术研究、开发及保护等阶段的创新“势”明显高于我国，即以方在技术创新进程前半段(图2虚线之前)拥有相对优势地位，具有较强的谈判力。而在技术创新进程后半段(图2虚线之后)，即产品试制、量产和进入市场等阶段，以色列囿于其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以及制造工业不足，新技术转化及产业化需要依赖国际合作完成，而我国在高科技制造和市场领域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即中方的创新“势”明显高于以色列。因此，中以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进行的纵向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生态位优势，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而在技术创新相同阶段进行横向合作，可通过优势叠加提升双方在更大范围和领域的合作，实现各自生态位空间扩充。
图2 中以创新合作不同阶段创新“势”的比较
由此，从创新合作方向和合作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创新合作模式分成纵向紧密耦合、纵向松散耦合、横向紧密耦合、横向松散耦合4种基本模式，如图3所示。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无论是纵向合作还是横向合作，其本质上都是两个创新生态系统的耦合。耦合原本是物理学概念，即不同系统间通过特定良性互动及相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动态联动过程[26]。耦合程度既可以是松散耦合即低耦合度，也可以是紧密耦合即高耦合度,不同程度耦合为系统内成员共生演化提供了条件[27]。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耦合程度高低主要依据中以双方在合作中是否有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或共同成立公司等条件确定。当中以双方合作是紧密耦合时，表明双方合作具有实质性的显著成果，有相应的资金、人力或技术投入，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相互关联和依赖关系较强，独立性较弱。相比而言，松散耦合中一般不存在较大规模的股权资金流，合作方具有高独立性，虽然也存在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而且可能其中某些方面的流量还很大，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约束，相互关联和依赖关系较弱。
图3 耦合创新合作的4种基本模式
由此可见，不同合作模式各有其优劣。虽然4种模式的特点和实施方式不同，但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基于不同时间、环境和前期合作绩效考核，中以双方都会在下一阶段作出相应调整，以决定是否采用相同或不同模式继续合作，从而体现出模式间的动态转换关系。
4 中以创新耦合模式实例分析
上文从生态位创新“态”和创新“势”角度探讨了创新合作机理，给出了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目前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具体项目为实例，界定其合作模式。在中国，中以合作重点区域包括常州、东莞、大连、广州、珠海、哈尔滨、成都、汕头等城市；在以色列，主要涵盖特拉维夫、海法、贝尔谢巴等城市。首先，列出重点城市中以合作概况、重点项目及其主要合作模式，如表2所示；其次，以典型项目为代表，重点对4种创新耦合模式特点、不同创新模式创新“态”和“势”的差异性、合作绩效对双方创新“态”、“势”的影响以及相关合作风险等进行深入探讨。表3比较了4种典型的中以创新合作模式中双方创新“态”、“势”、合作模式选择及合作后对创新“态”、“势”的影响。
1)在2%的坡度上，使用发动机制动可以将车速控制在60 km/h以内，使用液力缓速器可以将车速控制在大于18 km/h范围内。无论使用发动机制动还是液力缓速器都能保证车辆以国标规定一、二级公路速度稳定下坡。
表2 中以创新合作概况及模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对各城市(包括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实地调研及二手数据整理而成
表3 中以创新合作4种典型模式比较分析
4.1 纵向紧密耦合模式
以上从创新“态”和创新“势”概念出发，分析了两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合作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以色列高科技创新合作机理和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一般而言，科技创新产业化过程主要是知识生产、技术开发及商业化过程(曾国屏等，2013)，本文将其细分为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构想、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产品试制、产品量产及进入市场7个阶段[24]。根据图1 的机理分析，本文首先确定中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各自的创新“态”。本研究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为依据，提取报告中能够反映技术创新各阶段情况的相关指标，并对中以两国在相应指标中的排名数据进行对比[25]，见表1。
State analysis of mooring system based on discrete recursive method
由弗里斯公式可以看出，对于弱信号检测系统来说低噪声前置放大器的设计尤其重要。实际处理中，采用集成运放构建适应于不同场合的仪表放大器，是设计低噪声前置放大电路的重要方法。仪表放大电路是一种精密电压差分放大的电路结构，广泛应用于高精密测量的前端，具有共模抑制比高和输入阻抗高的低噪声性能[4]。常用仪表放大器有单运放、双运放及三运放3种方法构成。考虑到电路空间及可靠性的限制，电路设计采用单运放的方式，一级放大电路设计如图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纵向紧密耦合模式是目前中以创新合作项目主要采取的模式之一，具体体现为共建实体，实体类型包括孵化器(基地)、加速器、创新园及产业园(基地)等。目前，国内中以合作4个重点合作城市常州、东莞、广州、大连均是在高科技园区采用“园中园”形式设立中以合作园区。通过建立创新园、产业园或孵化器(基地)等实体开展合作，围绕以色列高新技术孵化、转移及产业化等主要合作目标，搭建中以高技术产业合作平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创新生态系统没有统一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诠释[12]。一般而言，依据系统层次可将其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级，具体包括微观层级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观层级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宏观层级国家创新生态系统[13]。结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指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联结，各异质性主体共生竞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以实现创新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复杂动态演进系统[14-18]。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改变环境，具有动态性、平衡性、可持续性等特征(梅亮等，2014；曾国屏等，2013)。不同层级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均可跨越区域，且兼具系统自身的边界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对内维护稳定有序以求生存，对外寻求创新扩散以求发展[19]。创新生态系统生存和发展演化过程既体现了创新生态系统物理边界的扩张[19]，又反映了各创新主体自身生态位变化情况[20]。
由于纵向紧密耦合模式一般会形成实体运作，因此除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外，其还将面临较大的跨文化冲突风险。由于中国与以色列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由此导致双方在思维逻辑、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上迥然不同，在合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各种文化冲突，从而直接影响合作绩效。特别是在合作初期，由于相互接触和需要共同决策的频率很高，这种跨文化冲突风险也就很高。当然，随着合作深入和时间的不断推移，文化冲突有可能呈下降趋势，这取决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良好的沟通能力、相互适应和学习能力，尤其是良好的沟通管理能力是跨文化风险控制的关键。此外，对于我国不同城市中以高科技合作园区，由于大多以技术转化为目标，所以应注意不同城市高技术发展的异质性，突出区域发展特色、避免重复引进，造成资源浪费。对于赴以投资，投资者应提前关注行业发展动态，明确投资意向，充分了解以方相关企业情况，以实现精准对接耦合，避免在没有充分了解和全面战略规划的前提下贸然采用纵向紧密耦合模式开展深度合作。
4.2 横向紧密耦合模式
从表1可以看出，以色列在人才培养、研究与开发、创新联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而我国在高科技产品生产制造及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优势。在中以创新“态”的基础上，图2给出了中以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双方创新“势”的比较。
不同创新合作模式在其合作过程中存在不同特点和风险，合作过程有效管理与否直接影响合作绩效，进而作用于各主体生态位的创新“态”。创新合作过程正是通过扩大或弥补自身所占据生态位的创新“态”，以占据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由此使得所处的创新生态系统得到不断演化和持续发展，这是双方开展创新合作的驱动力和目标所在。跨国科技创新合作本质上是不同区域(产业)生态系统间的互动联系，反映了系统间各异质性主体的互补和共赢，相互间合作方式和具体形式取决于合作方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所处生态位创新“态”和创新“势”的比较结果。
然而，该模式也面临较大的跨文化冲突风险，这与之前的纵向紧密耦合模式类似，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由于横向紧密耦合一般集中在技术创新前端，特别是人才培养或技术初期研发阶段，涉及阶段比较单一，因此相应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没有纵向紧密耦合模式大。这种合作可以为两国高科技创新提供新平台，从而加强双方理解和交流，为后续创新产业化奠定良好基础。
4.3 纵向松散耦合模式
在纵向松散耦合模式中，合作发生在技术创新进程不同阶段，中以双方合作紧密度较低，以搭建即时的非实体平台为载体促进合作方交流沟通，进而促进创新合作的达成，合作双方独立性高、交互频率较低。虽然该模式从资金投入和股权分配角度没有约束力，但其具有信息容量大、知识密集度高、涉及范围广等优势。如表2所列举的中以创新投资大会、中以生物科技之桥等项目均采用了纵向松散耦合模式。更进一步，从表3对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项目合作机理的分析可以看出，中以双方创新“态”的差异呈现互补性，而创新“势”类似于纵向紧密耦合模式中的情况，即中方政策、市场影响力强，以方技术影响力大，但由于还处于谈判合作初期，并未实现项目和市场精准对接，因此尚具备较大的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该类型合作项目为高新技术项目供给和需求搭建了桥梁，可以有效提高以方技术在中国市场转化的可能，降低中方企业对以方高新技术投资交易成本。另外，由于合作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低耦合度，也加快了异质性信息和知识的传递，可以使各方充分挖掘潜在合作机会，也为进一步向纵向紧密耦合模式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同于紧密耦合模式，纵向松散耦合模式虽然也面临跨文化风险，但其程度小很多。虽然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信息沟通交流，其形式简单、成本较低，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较大的资金风险和组织风险，一旦没有找到让中以双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合作主体感兴趣的后续创新合作方式或途径，就很有可能流于形式而不再具有存在价值。
4.4 横向松散耦合模式
横向松散耦合模式是指合作发生在技术创新进程的相同阶段，合作紧密度低，即合作双方保持低频率交互性和高独立性。采用此种模式的现有合作项目主要处于技术创新进程前半段，其表现形式包括成立相关研究中心或协会、举办创新合作相关研讨会及创新人才交流和培训会等。此种模式合作形式灵活多样、涉及面较广、信息量大，对于促进中以双方学术、教育或产业内部交流沟通，增进双方了解意义重大。如表3所示的第三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暨“中国—以色列创新创业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项目，中方已有大量创新创业研究，拥有丰富的国内信息资源，这样的创新“态”决定了中方拥有国内信息优势及开放包容的文化优势；以方丰富的国际创新教育及良好的文化氛围等创新“态”也决定了其国际信息优势及创新文化优势，双方相互的共享需求为横向松散耦合模式选择提供了可能。通过合作，可以极大程度上促进中以双方知识扩散、文化交流和创新合作，为实现各自创新生态位扩充创造更好的条件。
相对于紧密耦合模式，松散耦合模式具有形式简单灵活、成本较低的特点，但也导致其约束力较弱，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在实际运作中合作双方都可能出现从开始主动到后续积极性不高、投入不够等问题，从而导致合作随时中断，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有效机制保证项目的持续运行。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二种观点，他们对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心存顾虑，理由是高校图书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专业性，担心高校图书馆社会化后，服务师生、服务教学科研的职能被弱化.为此，他们通过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的案例分析，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还存在认知障碍、体制障碍、资源障碍和利益障碍等许多现实障碍，全面实现对外开放有较大难度.张丽平、郑琳进一步研究指出，高校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应持谨慎态度，对于多数高校图书馆来说，社会化服务要结合各自高校的性质、学科和专业特点，进行适度开放，目前应重点放在知识传承、文献传递、科技咨询和资源共享等四个方面[5].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4种基本耦合创新模式间也存在动态演化关系。例如，松散耦合与紧密耦合的相互转化，紧密耦合项目可以衍生出很多松散耦合项目，松散耦合项目也可能催生更多紧密耦合项目。例如，表2中所列的松散耦合项目“第一届中国-以色列创新创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既是前期成都以色列孵化器这一紧密耦合项目的产物，也为更多紧密耦合项目的产生提供了平台和机会。此外，如图3所示，在实际操作中，一个区域内的不同项目往往采用不同的合作模式，从而形成了混合模式，这在表2中特拉维夫、广州、珠海等城市的合作中均有所体现。
5 结论与启示
随着“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共建新阶段，中国—以色列高科技创新合作凸显出重要意义。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视角，探讨跨国高科技创新合作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中以双方在高技术创新产业化不同阶段的创新“态”和创新“势”，由此提出中以生态位耦合创新的4种基本模式，即纵向紧密耦合、横向紧密耦合、纵向松散耦合和横向松散耦合，并对目前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典型项目内在合作机理尤其是不同耦合模式选择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中以高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是基于双方目前不同的创新“态”和“势”所作出的共同选择，其中各方创新“态”决定了合作谈判中的创新“势”，而合作绩效将影响和改变下一阶段的创新“态”，由此为不同耦合模式间的转换提供了可能。
虽然目前中以高科技合作有诸多项目达成，但可以发现其中大多为平台项目，包括实体和非实体平台，平台建成及运作是为了促成更多创新合作子项目的衍生，因此项目合作需要形成机制化运作，在管理中亦需要做好风险管控。未来可进行纵向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更加深入地探索中以跨文化合作项目运作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全面创新战略的实施，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促使中以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高效可持续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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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ooperative Patter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s High -tech Industries :An Ecological Niche Coupling Perspective
Liu Keran1,3，He Zheng1,2, Yang Yuxi3, Chen Xiaojuan1,2，Lin Xi4
(1. Center for Israeli Studi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Chengdu 611731,China; 3. Sichuan Technical Exchange Center, Chengdu 610041;4. Science &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16, ,China)
Abstract ：From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ecological nich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high-tech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Israel. Using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case analysis approac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risks of four basic cooperation modes of niche-coupled innov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are analyzed, and the innovative "state" and "potential" of the typ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are compare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hoice of the coupling mode of Sino-Israeli high-tech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ve "state" and "potential" of both sides, and its dependence and relationship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sh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Key Words :Innovation Ecosystem; High-Tech Industry; Ecological Niche; Coupling Innovation Patterns; China and Israe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DOI ：10.6049/kjjbydc.201902040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SID)：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19)22-0020-07
收稿日期： 2019-05-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8YJA630035)；四川省软科学项目(2018ZR0170)
作者简介： 刘可然(1984-)，女，四川崇州人，电子科技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科技交流与管理；何铮(1969-),女，重庆人，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战略管理、区域经济；杨雨曦(1984-)，女，四川峨眉人，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科技交流与管理。本文通讯作者：何铮。
(责任编辑：王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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