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渠道论文,机制论文,财政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0;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7-0066-11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国家干预理论基础并日益广泛用于政策实践后，财政货币政策成为政府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欧洲货币联盟运行，财政当局与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货币当局呈现划分宏观调控权力的显著趋势，但宏观政策理论研究日益注意到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机制以及产出和物价绩效的重要性。梳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构建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尽可能逼近经济现实的经济结构。考察刻画财政货币政策当局行为模式的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的交互作用渠道机制、评价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后的宏观经济绩效，符合宏观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审视我国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切换过程，可以发现，伴随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两次外部冲击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呈现出官方口径的积极、稳健→中性、积极→稳健、适度审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等配合方式的多次转型调整，本质上，这提出科学准确评价财政货币政策的产出和物价效应的客观要求，从而具有指导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设计实践的现实意涵和指向。应该注意到，我国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以及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对于我国经济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不符合Leeper[1]的“积极”含义，而关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更是缺乏基本的一致性共识。因此，本文经验估计我国非线性前瞻货币政策规则，以及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和允许暂时赤字的平衡预算两种相竞争的财政规则，将代际交叠结构融入存在名义刚性、资本积累、投资调整成本和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货币模型，从微观视角捕捉跨代财富效应，比较分析两种财政政策规则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制定的作用，进而考察公共债务和资产价格动态学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二、融合代际交叠和资本积累的DSGE模型 (一)有限寿命消费者最优化选择 本文的需求方以不存在跨代遗产动机的随机离散时间形式描述，并被扩展到包括选择内生劳动供给和货币持有。前瞻经济行为人偏好相同，在每期面临相同的不变出生/死亡概率λ∈(0，1)。总人口被标准化为1，因此。每期都有规模为λ的人口出生/死亡。当s≤t时，t期出生的世代规模为
。因为死亡概率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s期出生的行为人的预期寿命范围被给定为
。λ→0时，预期寿命1/λ→∞，行为人无限寿命。因为不存在跨代利他主义，并且寿命不确定，因此，本文假定存在完美竞争的人寿保险市场，保险企业利润为零。 1.个人最优化问题
从表1中可以看出，若
≠0，则规则存在利率平滑(惯性)。表1报告的被估计参数结果显示，
统计量是0.505，除通货膨胀偏离相关系数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外，其他各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中，
=0.743，因而利率规则中存在显著的利率惯性，领先两期的预期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关于利率偏离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04和-0.008。滞后一期通货膨胀偏离以及同期产出缺口两者的平方项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15和0.066。为形成比较进而考察稳健性，本文借鉴可以相互比较的泰勒规则既有研究。假定标准前瞻非惯性泰勒规则为
，并选用卞志村[2]的估计值。标准泰勒规则为
，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可以求解，而平衡预算规则下无解。 (四)财政当局
1.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 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假定财政政策的实施遵循如下税收反馈规则：
其中，
是财政政策参数。该识别将捕捉财政政策的结构性部分的债务稳定动机[3]以及反映财政政策的周期性部分的产出稳定性动机。 2.平衡预算规则 平衡预算规则允许暂时的赤字或盈余。Schmitt-Grohé和Uribe[4]认为，该财政规则比预算逐期平衡要求更接近现实。名义财政赤字
被定义为政府支出加政府债券的利息支付减去税收收入，带入政府流量预算约束得到
。 融合产出稳定性动机和平滑因素，假定财政政策刻画为真实赤字的反馈规则形式：
(五)市场出清 要素和产品市场均衡，因此，
，其中，
是不考虑国际经济因素的总需求，
分别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 三、数据说明与校准 为考察模型框架的含义，本文围绕零通货膨胀计算均衡条件非随机稳态的对数线性形式。鉴于季度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动态模拟的理论和实证的适当性，除特别注明，本文采用的1999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1季度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GDP、政府财政支出和个人所得税收入使用中经网的季度和月度累计数据进行季度核算，部分以年度或月度频率可得统计数据采用特定的季节调整方法转换为季度频率。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数线性化本质相契合，变量数据被转换为对其稳态的偏离。除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外，所有变量都表示为对数形式。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序列都被处理为扣除各自样本的均值。 产出变量经当季度通货膨胀率处理为真实值并进行季节调整，本文使用HP滤子方法度量潜在产出并计算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使用CPI来度量，即用每季度所属三个月的月度频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数据(上年同月=100)”的算术平均得到居民消费价格季度指数，用以平减有关变量转换为真实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为通货膨胀率。稳态通货膨胀率用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来度量，各季度通货膨胀率偏离即为各季度通货膨胀率与稳态通货膨胀率之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名义利率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度量，即经由月度频率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以每季度所属三个月利率算术平均转换为季度数据。利率目标确定为样本期间中央银行控制的三个月期“金融机构法定定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计算利率偏离。以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货币和准货币”(M2)数据算术平均得到M2期末余额季度度量，稳态货币周转率用样本期间季度名义GDP与M2比率的均值(0.164)来计算。 政府支出、税收、国债、赤字变量以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用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和全国税收收入数据加总，以及国债期末余额和全国公共财政收支差额(赤字/盈余)数据均值衡量，并转换为剔除通货膨胀影响的真实数据。继而，除政府支出外，对余下三个变量均进行季节调整，使用HP滤波法计算各变量趋势值，并由此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偏离，考虑产出趋势后则可以计算稳态产出度量的真实政府支出和税收偏离。政府公共债务依据
在国债的基础上考虑M2转换为真实值，并依据
考虑产出趋势后计算偏离，以稳态产出单位度量的真实赤字
序列以当季真实赤字趋势与潜在产出比率衡量，国债利率参照周波[5]的计算方法，计算样本期间均值校准为稳态国债利率。 稳态政府债务与产出比b/Y校准为样本期间真实国债期末余额与产出比率的均值(0.570)。稳态公共支出、投资和消费与产出的比率G/Y、I/Y和C/Y校准为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不含国际收支因素的GDP支出法核算总额的比率(0.195、0.437和0.369)。基本盈余产出比校准为真实税收减政府支出差值与真实GDP比值的均值(-0.026)。总产出中的稳态消费、投资份额以及稳态政府债券与产出比率被设定为被观测样本均值(0.369、0.437和0.573)。使用货币总量M2，被观测到的年度货币周转率为0.164。稳态季度利率设定为0.544，年度死亡概率、年折旧率(δ)分别设定为0.007、0.100。将受约束于名义刚性的企业在两个连续季度之间保持价格固定的概率设定为0.750。将产出关于资本的弹性α、投资关于资产价格的弹性分别设定为0.600和1。
四、动态和随机模拟 本文基于我国真实宏观经济结构模型实施动态模拟实验，用以检验模型的适当性并进而研究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体地，考虑描述中央银行操控货币政策利率工具行为模式的货币政策规则，分别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和平衡预算规则相匹配，考察产出、消费、投资、资本、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政府支出、税收、赤字和政府债务等模型主要变量对两个备选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下正向政府支出单位冲击的反应。财政冲击规模被标准化为稳态产出的1％，本文在此基础上探究不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以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机制。 (一)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 先考虑与货币政策规则组合的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情形。如图1—图3所示，因为财政扩张的短期刺激经济活力效应，产出动态呈现出短期扩张性，继当期偏离稳态上涨12％后在第4个季度快速衰减至均衡状态：消费在当期偏离稳态上涨28％后在第6个季度衰减至均衡状态；投资在当期偏离稳态上涨3％后在第2个季度衰减至0.140％并继而在第13个季度恢复至正值稳态；以滞后一期负相关模式运行的政府支出，在-0.444的衰减参数作用下呈现负正交错模式并收敛至零稳态。因而，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的总需求角度考察，增加政府支出导致总需求增加，粘性价格下总需求增加又使得短期产出水平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与政府支出和投资同步增加相对应，资本形成继第1—3季度偏离稳态上涨0.100％以后在第10个季度后基本稳定在偏离稳态0.050％的水平。税收则在当期偏离稳态上涨1.950％后在第4个季度衰减至0.480％后。在第11个季度回到正值均衡状态，由此，财政扩张也导致政府债务在当期偏离稳态下降1.270％后在第11个季度实现由负到正偏离后，进而在第16个季度后稳定在0.010％的水平。 如图3所示，财政扩张带来的资产价格以及本文非常感兴趣的财富效应呈现类似的动态趋势。资产价格和财富效应在当期分别上涨3.200％和3.570％后出现衰减趋势，在第3个季度下降为-0.300％和-0.160％后进而在第4个季度达到最大负偏离-0.450％和-0.320％，此后两者开始反弹并渐进收敛于各自稳态，其中，资产价格收敛于-0.010％，而财富效应在第11个季度逆转为正偏离后进而收敛到0.090％。财政扩张引起的通货膨胀效应在当期偏离稳态上涨4.570％后在第5个季度衰减至均衡状态，而在货币政策规则之下，名义利率在当季度偏离稳态上涨0.150％后在第16个季度恢复至均衡。相比较而言，在第5个季度之前，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真实利率为负，而在第6-16个季度，真实利率为正。由此可知，总消费水平上涨来自两个方面的效应：其一，因为政府债务被当下活着的世代视为净财富，这会刺激总消费水平。其二，总消费水平取决于实际利率。在第5个季度之前真实利率为负促使消费增加并激发了投资水平上涨，并使得总产出在前4个季度呈现上涨趋势。
图1 税收规则下政府支出1％冲击的产出等脉冲图
图2 税收规则下政府支出1％冲击的税收等脉冲图
图3 税收规则下政府支出1％冲击的财富等脉冲图 因而，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组合情况下，短期内，政府支出导致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形成和资产价格高于其初始稳态值而持续增长。这些扩张效应由暗含着真实利率累积下降的货币政策规则以及“非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扩大的关于总需求的财富效应所支撑，由此将导致均衡中，阻止真实政府债务爆炸所需的通货膨胀效应将非常高。 (二)平衡预算规则 考虑与货币政策规则组合的平衡预算规则情形。政府支出仍呈现负正交错模式收敛至零稳态。财政扩张后产出动态呈现震荡型收敛于稳态模式，财政冲击当期产出上涨，但此后经震荡下降到低于长期均衡并非常缓慢地返回到稳态，产生持续的负向效应；与产出动态类似，消费在当期偏离稳态上涨7.846％后，在第1—4季度，分别以-3.380％、1.320％、-0.850％和0.110％偏离稳态，并在第5个季度后以小于零的负偏离渐进收敛于零稳态，产生持续的负向效应；投资在当期偏离稳态下跌0.750％后，维持持续的负向效应，相对应地，资本形成则长期处于负偏离0.030％—0.040％之间，因此，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的总需求角度考察，财政扩张后，虽然当期产出上涨，但此后由于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呈现震荡型收敛于稳态模式的效应，其原因在于，增加政府支出导致总需求增加，粘性价格下总需求增加又使得当期产出水平上涨。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不同，平衡预算规则下，更高公共支出水平的财政扩张并没有导致税收收入立即以更大规模上涨，相反，税收呈现出当期偏离稳态下降1.353％后，在第1、2个季度正向偏离0.732％和0.718％，在第3、4个季度震荡负偏离0.208％和0.162％，继第5、6个季度为正和第7、8个季度为负震荡调整后，最终于第12个季度后维持0.010％的正偏离水平。而政府债务则呈现出当期下降1.242％并于第2个季度达到最大负值1.566％后缓慢收敛到-0.130％至-0.140％稳态。相较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平衡预算规则下的税收反应变得更加有力，强化了初始财政冲击关于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负向效应。 考察财政扩张之后的资产价格和财富效应可以发现，两者仍旧呈现类似的动态趋势：在当期分别负向偏离-0.730％和-0.770％，历经第1、2个季度负向偏离震荡调整后渐进收敛到各自稳态，其中，资产价格在第9个季度后变为正偏离并收敛于0.010％，而财富效应收敛于-0.040％水平。消费者因为负净财富效应，倾向于降低总消费水平。然而，总消费水平也取决于实际利率。受财政支出冲击，通货膨胀仅在当期和第2个季度偏离稳态上涨0.570％和0.056％，其他季度都以负值偏离维持持续的负向效应并渐进收敛于稳态。而货币政策规则之下，名义利率在当期偏离稳态上涨0.090％后渐进以渐低的正偏离向零稳态收敛，并在第7个季度后以负值偏离维持持续的负向效应。相比较而言，除当期和第2个季度外的前6个季度中，名义利率都高于通货膨胀率，真实利率为正，这使得消费急剧下降，而且也发挥了投资挤出效应。 概括而言，当前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呈现关于总需求的财富效应，并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交互作用：一方面，由于公共债务是当前活着的世代的净财富，因而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演进，借此影响通货膨胀动态学；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经由其关于名义利率的决策影响债务，因而应修正政府债务动态学。更具体地，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组合情况下，短期内，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由暗含着真实利率累积下降的货币政策规则以及“非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的财富效应所支撑，但通货膨胀效应将非常高。而平衡预算规则下的紧缩效应，则是负财富效应以及正真实利率抑制消费并挤出投资效应的综合反应，当然，通货膨胀代价相对较低。 比较而言，相对于平衡预算规则，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正产出效应虽然也相对较短，但能比平衡预算规则维持更长时间，而就通货膨胀效应而言，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通货膨胀效应更高。对于资产价格和财富效应而言，平衡预算规则下两者均为负。 五、宏观经济稳定性随机试验 (一)惯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本文用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动态模拟中的货币政策规则以及财政政策规则均存在惯性。Giannoni和Woodford[6]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发现，某些情况下惯性非常有用。但Muscatelli等[3]认为，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尤其是两者都高度惯性时将导致福利下降。由此，应在考虑货币政策规则惯性敏感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财政政策规则惯性的福利效应及其敏感性。 1.政府支出惯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将政府支出单变量自回归过程的参数
基准值-0.440反事实变动为-0.800、-0.600、-0.200、0.200、0.400、0.600和0.800，进而分别使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匹配，运行Dynanre程序并计算产出和通货膨胀序列方差，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4中可以看出，就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而言，变动政府支出惯性时，总体而言，平衡预算规则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都显著低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这意味着，平衡预算规则相较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相较于平衡预算规则呈现更大的敏感性。前者情况下，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随政府支出惯性增加同步上涨；而后者情况下，
取值0.400发生临界变化，在-0.800—0.400之间，伴随产出缺口变动性微幅上涨，通货膨胀变动性不断下降，而在0.400—0.800之间，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性处于同步上涨趋势。 2.平衡预算规则赤字惯性 在完成改变政府支出惯性的宏观经济稳定敏感性的分析后，可以进一步考察政策规则惯性的敏感性。将
分别确定在-0.444、-0.800、0.200和0.800，继而改变平衡预算规则的赤字惯性
，考察宏观经济稳定效果。分析发现：其一，在各个政府支出惯性水平下，平衡预算规则下赤字惯性变动都呈现出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变化不大的惰性状态，这表明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对平衡预算规则的赤字惯性不敏感。其二，考察不同政府支出惯性水平影响发现，在负值范围内，随着
逐步增加，方差边界向左下方移动，这表明平衡预算规则下，在负值范围内提高政府支出规则惯性可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而在正值范围内，随着
逐步增加，方差边界向右上方移动，这表明平衡预算规则下，在正值范围内提高政府支出规则惯性可增加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 3.货币政策惯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本文保持政府支出惯性基准值-0.444不变并改变货币政策规则惯性，考察两种财政规则的宏观经济稳定效果。相比较而言，平衡预算规则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都显著低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因此，从稳定性角度看，平衡预算规则显著优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进一步地，保持-0.444的政府支出惯性基准值时，伴随货币政策规则惯性不断增加，两种财政政策规则下均呈现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同步上涨的态势。 4.同时变动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惯性时财政规则的敏感性分析 将
分别确定在-0.444、-0.800、0.200和0.800，在基准0.743的基础上分别以0.050和0.020间距改变货币政策惯性系数，进而考虑两种财政政策规则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效果。从图5—图6中可以看出，伴随政府支出惯性
由负而正增加，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也逐渐增加。有趣的是，
在0.743处存在逆转。如图5所示，在
分别取值-0.444、-0.800、0.200和0.800的情况下，当
在0.393—0.743范围内增加时，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递增；如图6所示，当
在0.743—0.893范围内增加时，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递减。 而在平衡预算规则下，
在负值范围内增加时，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都降低；而
在正值范围内增加时，宏观经济稳定性逆转，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都增强。在
由正而负的过程中，伴随着
超过基准值0.743递增，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同步增加趋势逆转，例如，
分别为-0.444、0.200和0.800时，
在0.763、0.743和0.823处出现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下降趋势。概括而言，变动政府支出惯性时，平衡预算规则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均显著低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这意味着，平衡预算规则相较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相较于平衡预算规则呈现更大的敏感性。在-0.444、-0.800、0.200和0.800等各政府支出惯性水平改变平衡预算规则的赤字惯性
时，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都呈现出变化不大的惰性状态，因而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对平衡预算规则的赤字惯性不敏感。
在负值范围内增加时，方差边界向左下方移动，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降低；
在正值范围内增加时，方差边界向右上方移动，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上涨。保持政府支出惯性基准值-0.444不变时，改变货币政策规则惯性，平衡预算规则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稳定性都显著优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且伴随货币政策规则惯性不断增加，两种财政政策规则下都呈现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同步上涨的态势。同时变动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惯性时，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伴随
由负而正增加，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也逐渐增加，但
在0.743处存在逆转：在小于0.743范围内增加时，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递增；在0.743—0.893范围内增加时，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递减。而在平衡预算规则下，
在负值范围内增加时，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都降低；
在正值范围内增加时，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都增强。
图4 政府支出惯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图5
为0.393-0.743时变动政府支出的敏感性分析
图6
为0.743-0.893时变动政府支出的敏感性分析 (二)政策规则参数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为探究各种类型财政规则或财政货币政策不同组合的绩效，从随机数发生器抽取
有限信息序列集合的200个季度样本，计算对其反应的通货膨胀、产出、名义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标准差均值。 1.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 为探测政策参数变动的敏感性，联合改变捕捉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参数
和
以及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中的债务稳定和产出稳定动机参数
和
，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与保持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和货币政策规则的基准情况相比，保持
值不变但将
由0.153提高到0.953后，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波动性均提高，而利率波动性下降；保持
值不变但将
由0.003提高到0.008后，产出、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和利率波动性都大幅提高；
和
值分别提高到0.008和0.953后，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性小幅提高，而资产价格和利率波动性小幅下降。因此，从宏观经济稳定效应角度看，与提高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中真实税收关于政府债务反应的债务稳定动机参数相比，提高真实税收关于产出缺口反应的产出稳定动机参数将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且在提高产出稳定动机参数的同时提高债务稳定动机参数，会缓解提高前者所带来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效果。 考察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中关于债务和产出稳定动机参数的不同组合情况下货币政策规则参数的敏感性，可以发现：其一，保持基于债务的基准税收规则时，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波动性下降，利率波动性提高；提高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波动性提高，利率波动性下降；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波动性下降，利率波动性提高。因而，保持基于债务的基准税收规则时，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反应参数，有助于经济稳定；提高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将破坏经济稳定。其二，保持真实税收关于政府债务反应的债务稳定动机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真实税收关于产出缺口反应的产出稳定动机参数，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性都提高，而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下降，但针对货币政策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变动的波动幅度不大。其三，保持真实税收关于产出缺口反应的产出稳定动机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真实税收关于政府债务反应的债务稳定动机参数，产出、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和利率波动性均显著下降。其四，同时提高真实税收关于政府债务和产出缺口反应的债务和产出稳定动机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虽大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对于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变动相对不敏感。 2.平衡预算规则 保持平衡预算规则不变，提高货币政策产出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波动性提高，资产价格波动性下降；提高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下降；同时提高货币政策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提高。而在0.660至0.520以及-0.050至-0.270之间降低以稳态产出单位度量的真实赤字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参数，保持货币政策基准不变，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逐渐提高；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提高；提高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下降；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提高。相反，在0.660至0.700之间提高
值时，维持货币政策规则基准，四变量波动性都降低；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反应参数，系统不稳定；而提高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以及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产出、通货膨胀、利率和资产价格波动性都降低。由此，从宏观经济稳定角度衡量，维持货币政策规则基准的情况下，提高以稳态产出单位度量的真实赤字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参数有助于稳定，而从货币政策关于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角度看，在
值变动的情况下，单独提高货币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具有降低波动性的效果，而单独提高货币政策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参数以及同时提高货币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参数，都具有提高波动性的效果，而且后者程度更高。 六、结论 本文构建的价格粘性和资本积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被用于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机制以及不同类型财政政策规则的效应，进而揭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的改进方向。 区别在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短期内，政府支出导致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和资产价格高于其初始稳态值而持续增长，扩张效应机制在于，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带来的真实利率累积下降以及“非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的正财富效应，当然，防止真实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通货膨胀效益非常高。而平衡预算规则下，产出、消费、资本、投资和资产价格震荡调整至负值稳态均衡，则是负财富效应以及正真实利率抑制消费并挤出投资效应的综合反应，而通货膨胀代价相对较低。因而，相对于平衡预算规则，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正产出效应虽然相对较短，但能比平衡预算规则维持更长时间；而就通货膨胀效应而言，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通货膨胀效应更高。对于资产价格和财富效应而言，平衡预算规则下两者均为负。上述结论可以回应长期尤其是2007-2009年以来热议的关于政府支出乘数的公共政策问题，从而对Cogan等[7]、Woodford[8]等老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范式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以及Davig和Leeper[9]在马尔科夫转换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的新凯恩斯框架内考察财政刺激问题形成互补关系。 本文基于我国实证估计的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和政策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发现：其一，平衡预算规则相较于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这在单独变动政府支出惯性、维持政府支出惯性不变而变动货币政策惯性以及同时变动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惯性的情况下都是稳健的。这实际上给出我国财政政策规则选择的政策指向，即虽然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能实现短期扩张，但要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稳定性为代价。因此，应以融合产出稳定性动机和平滑因素的平衡预算规则，替代真实税收对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稳定动机反应的债务税收规则。其二，平衡预算规则下，在负值范围内提高政府支出惯性水平，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都降低，在单独变动政府支出惯性以及同时变动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惯性时，上述结论都成立。遵循单变量自回归过程处理我国政府支出数据发现，将季度政府支出偏离以潜在水平衡量时，我国政府支出在每一年度都呈现前低后高态势，并在下一年度以远低于上年度第4个季度水平重复前低后高态势，从而使得政府支出自回归过程呈现高度负相关，因此，笔者基于此认为，我国应调整政府支出前低后高进而呈现较高负相关模式。其三，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 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0]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轻孰重的决策尺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明确规定，实际上也是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当局权衡促经济增长、稳通货膨胀目标的映照。因而，在促经济增长成为最迫切的宏观经济调控任务时，本文实证估计的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更适宜，而平衡预算规则则会在稳通货膨胀方面成为主导的财政规则。由此，在发挥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的短期扩张效应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为兼顾产出和通货膨胀稳定，若货币政策规则保持不变，则应提高真实税收关于政府债务反应的债务稳定动机参数。若保持基于债务的基准税收规则时，则应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缺口反应参数规模。而在平衡预算规则的情况下，若维持货币政策规则基准，则应提高以稳态产出单位度量的真实赤字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参数。无论保持还是改变基准平衡预算规则，匹配以单独提高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相较于单独提高货币政策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参数以及同时提高货币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参数，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性效果。概而言之，本文为Sims[11]最早注意到的如下思想提供了合理的微观理由：关于财政政策的实证研究必须将货币因素明确考虑在内。简而言之，不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财政政策关于宏观经济变量效应实证文献的结论就会受到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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