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世纪之交沉重的文化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世纪之交论文,课题论文,自觉论文,沉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可谓曲折而漫长。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文化自觉苦苦探求。然而，时至今日，文化不自觉仍然是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觉。
一、文化自觉百年回省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显露出来了，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对手面前失去抵御能力，几千年历史中足以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丢失了“夷夏之大防”的效用，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这种情况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比较中西文化优劣短长，逐步从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中走出，开始以西方为参照系，寻求中国的出路，但对绝大多数国民和统治者来说，显然没有这样的认识，“中央大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文化义和团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不自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由于它没有经历西欧式启蒙运动，人民没有真正觉醒，因而辛亥革命的理想未能实现。它的思想启蒙的任务是在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自觉的里程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为“扫除蒙昧，启发民智”，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文化展开了猛烈批判。只可惜五四启蒙运动后来中断了，历史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先驱者们来不及检点自己的思想。于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不足成为迄今为止聚讼不已的文化课题，对它的评价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正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成为其后中国文化自觉不可回避的历史话题，它的经验和教训，成就与不足，都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滋养着民族文化的机体。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传统文化带有偏激特点的激烈批判，更加激发起另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拥护和偏爱，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使一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转而开始试图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找走向民族振兴之路的良方。于是文化保守主义盛极一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主张在捍卫中国固有文化的前提下对东西文化进行调和折衷，其用心可谓良苦，并且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民族主义旗帜高扬的时代要求，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历史证明，文化保守主义仍然没有解决好中西文化之间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种文化不自觉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助益。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在致力于寻求民族振兴之路的同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为我们指出了正确方向。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未能循着这一正确方向走下去，从而导致文化的单一和萧条。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文化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文化热。这次文化热包括西方文化热和传统文化热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介绍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后者主要是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儒学的现代转换。文化热中，确实曾出现过摆脱传统文化和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潮。
然而，进入90年代，中国文化思潮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的历史动向。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悄然兴起，传统文化开始全面复兴。其表现是国学研究成为学界时尚，国学大师们的著作被大量挖掘再版，风靡全国；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共识；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急剧膨胀，等等。尤其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带动了“说不”系列风行全国，一时间掀起一股“说不”热潮。面对这股热潮，有人认为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也有人将其视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是“明确而狂热地宣扬极端民族主义”（陈晓明：《回归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认识的迥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正说明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化自觉仍任重而道远，知识分子应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
二、警惕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全面勃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化自尊的需求，因而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泛的民众认同感。它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的同时，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页），尤其是狭隘的（或极端的）民族主义，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胡适在批评3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时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纵观1840年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我们长期未能脱离胡适所说的前两种初级形态。今天，我们已进入胡适所说的“最艰难的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的阶段，民族主义是这一过程始终需要高扬的旗帜。但不可否认，近几年，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存在一些值得警觉的现象：
如打着弘扬“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旗号，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带有封闭排外及简单自保的文化部落主义。这是狭隘民族主义在新时期的翻版（吴晓群：《世纪之交的文化思索》，《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在每一件引进的外来事物上，都加上“我们古已有之”的标签，仍然是一些人乐此不疲的事情。有人对外来的名词或术语及文化产品极为敏感。当生活中这些东西多起来的时候，或有人为几部外国电影叫好时，他们就会痛心地疾呼：我们受到了强势文化的侵略。我们对“殖民文化”的侵蚀保持应有的警惕很有必要，但千万不可走向全面拒斥西方文化的极端心态。
又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成功，并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求西方文化的出路。同时，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出了“中国威胁论”，并鼓动“遏制”中国。对此多数国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但也有一些人失去了理智的思考，他们没有冷静地检讨中国在当前国际格局中应占据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以及从战略上实际考虑在未来应起到的作用，而是进入了非理智的空间。有人接受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将重新兴起，并成为未来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完成“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目标（参见何家栋：《文化不自觉的典型文本——评盛洪〈为万世开太平〉》，《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还有人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试图以农业文明的本质精神来重构现代中国社会。
上面这些充满浓厚民族主义情感的观点，乍听起来确令国人久遭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以舒展；然而，理智思考之后，又顿生疑念：中国果真强大了吗？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吗？中国文化真能成为普度众生的良方吗？对这些问题很有认真回答之必要。
三、世纪末的文化自觉
反思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分析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们面对的现实仍然很沉重，我们的现代化之路仍然漫长而充满荆棘。
当今时代，世界全球化和各国民族情绪高涨两大趋势共同发展。尽管西方文化至今仍是强势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主要是西方化，西方化似有席卷全球之势；但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已经是注定地破产了。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保持本民族固有文化特点，已成为其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和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不能想象未来的世界文化会出现新的中心或主导。从目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未来的世界文化必将是所有文化体系的相互结合、融合或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文化之间难免有龃龉和冲突，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全球文化整合是必然的趋势和结果（参见方克立：《二十一世纪与东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世界各民族都将在保持自身文化特点的同时，对人类文化的整合、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至于各种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当然会有大有小；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文明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整合而成的几个大的文化群体（或文化集团），如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它们作出的贡献会更大一些。
中国文化重视和强调和谐、和平、和合，崇尚“协和万邦”、“厚德载物”，它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而这正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基础和现实依据。可以相信，随着人类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人文价值将越来越为人类所重视，中国古代圣贤、智者的思想和智慧将在人类共同解决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受到珍视和尊重。同时，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必须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认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合中的地位和作用，保持一种的平和冷静的文化心态，尤其不应忽视甚至忘记东方文化自身存在的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足和弱点。必须看到，尽管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文化自觉的历程，但我们仍面临着艰巨的文化自觉的任务。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艰巨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相信经过碰撞与磨合，中国文化将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为人类文明作出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