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与增长：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也会反作用于生产。生产的成果和生产的方式分别决定了分配的对象和形式，因此生产始终优先于分配。这与古典经济学家分配优先于生产和“庸俗经济学家”生产和分配同等重要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马克思承认生产的优先性并不是为了否定分配的作用，他在肯定生产对分配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分配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从经济现实来看，中国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极大幅度地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造成了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降低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分配困境，而这一格局反过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因为收入分配的合理与否会影响企业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这一角度来看，理清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进而揭示其内在机理，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谈起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其对经济增长或是生产的影响，前提在于回答在这一分配过程中，参与分配的人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分配所得的多少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生产？因此，从人及其所处的生产关系着手是本文逻辑的出发点，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析基础。马克思强调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①。对于其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经济范畴的工人和资本家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因其所分别提供的劳动和资本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看罢了”②。应当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及其所持有的资源禀赋中去找收入分配的原因有极大的不同，马克思重在从制度层面分析社会成员追求自身利益时所处的生产关系结构，而这也决定了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不是着眼于个人，而是着眼于以社会经济结构所形成的阶级和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中价值的创造者，劳动者不仅创造了等同于工资的劳动力价值，还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在工资的名义下得到一部分产品。这部分产品体现着他的劳动中被我们叫做必要劳动的那个部分，也就是维持和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部分，而不管这种维持和再生产的条件是较贫乏的还是较富裕的，是较有利的还是较不利的”③。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则提出了个人消费品应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社会所有成员都可共同地占有社会的劳动成果，都可平等且完全地享有其所创造的一切价值。而对于这一价值的分配，马克思认为只能按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时间来决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④。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以劳动为尺度参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在此之前对总产品做必要的扣除，以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⑤。 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得澄清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并非说劳动也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社会财富的获得，除了应有劳动要素之外，还应有与此完全不相同且独立于劳动者所有的其他生产要素，诸如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等等。在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下，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依据揭示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并明确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层次，指出“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⑥。马克思更具体地指出，“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组成部分，不过是剩余价值因属于资本或属于土地所有权而区别开来的两个范畴，两个项目”⑦。也就是说，在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下，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级差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 对于不同收入分配方式所带来的分配结局，马克思直接地表达了其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分配公平观，并且预言，由于以劳动为尺度下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存在劳动的差别，因此这一制度在事实上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生产者之间所分个人消费品的不均等，从而会造成他们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具体来讲，首先，“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⑧，从而使不同的劳动者因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的不同而取得个人消费品的数额不同。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分配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从而不承认依靠大量占有资本和地产的剥削者阶级占有他人劳动这一特权。在这里，只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⑩。因此，它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讲，显然是一种进步。 除此之外，对于按要素分配的原则，马克思并未直接对其分配结局进行论述，只是间接地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指出，“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1)。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必然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或绝对的减少，于是，一方面是财富不断在资本家一方积累，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越来越扩大。因此，在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相对或绝对地下降。可见，不管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劳动者所获取的“不平等的权利”从来就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劳动者所获取的事实上的平等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出现过，这种“不平等权利”所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必将对社会再生产带来重要影响。 二、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传导机制的分析 客观地说，马克思并未在其论著中直接创立经济增长理论。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抓住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其创立的简单再生产理论与扩大再生产理论系统且科学地分析了社会总产品产量增长的条件，并且依据这些条件能够进一步从宏观上动态地预测经济增长实现均衡的条件以及在经济失衡以后所应制定的促增长之措施。因此，其理论对之后多部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里昂惕夫和冯·诺依曼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多马(12)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即是其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其核心在于回答社会总资本在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下所应满足的条件，即“社会总产品一方面在实物形式上如何补偿，另一方面在价值形式上如何补偿的问题”(13)。为此，马克思对产品进行了十分巧妙的分类，即从实物形式的角度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两个部类，而在价值形式上则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进一步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其中，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下社会剩余产品仅用于消费而非积累，生产在维持原有规模上重复进行，因而可以看作宏观经济的零增长；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下的生产则在社会总资本循环运动中不断扩大规模，因而可以看作宏观经济的正增长。 从内涵上看，简单再生产由于是没有资本积累从而生产规模不发生变化的再生产，因而其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是：第一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之和，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第二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之和，则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此时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品价值可以分别表示为
：
而扩大再生产由于是发生资本积累从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因此其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则是：第一部类全部产品价值之和，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第二部类全部产品价值之和，则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此时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品价值也可以表示为：
上述两式中，
分别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积累率。不同于单个部类的产品，整个国民经济所有产品的价值总和y可以表示为：
对于上式，总产出式中所构成的不变资本为存量形式，不符合现行国民经济统计中国内生产总值流量的属性，因此若将上式相关变量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范围内的话，则只能将可变资本及其追加额、剩余价值消费额计算在内。之所以这样处理，更重要的是因为从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一国收入也只能在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而其所形成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则分别体现在和之中。因此，我们在上式基础上进一步将国民收入表示成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的形式： Y=V+ΔV+(1-α)M (7) 为能更直接地反映技术进步和收入分配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我们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形成的资本有机构成表示为θ(=C/V)，用以测度技术进步的程度；而将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比形成的剩余价值率表示为φ(=M/V)，用以表征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经计算整理后，国民收入公式如下：
进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RV(=V/Y)可以表示为：
从上式可知，在其他可变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占比主要受到了技术水平、剩余价值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或者收入分配比例)三个变量的影响，而这三个变量又是影响总产出的主要因素，见第(8)式。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对这三个中介变量来进行传导的。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求导计算进一步分析收入分配对技术进步、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结果如下：
首先，从第(10)式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求导计算可知，技术进步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同向变化关系，即是说技术水平将随着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提高，国民收入中倾向于劳动要素的分配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对于这一结果，曼德尔(14)认为，倾向于劳动要素的分配会降低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利润率，而利润率的降低则进一步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因而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不利于技术进步。与此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一方面，外生制度变量所带来的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会激励资本家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追求技术进步，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改变利润份额占比下降所带来的困境，并且资本家的创新绝不会终结，其对利润的追求会“刺激资本家采用日益翻新的小改进，使他雇佣的工人的劳动时间高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15)。资本家的这一创新行为不仅提高了社会的技术水平，还由此进一步带来了工人劳动报酬的增长。另一方面，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会显著地增加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后者所带来的更高购买力则是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言，“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6)。同时，马克思在批判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蒲鲁东的观点时也指出了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17)。因此，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既激励了资本家的技术创新，又扩大了工人本身的消费需求，两者都促进了技术进步。 其次，从第(11)式剩余价值积累率对劳动份额的求导计算可知，剩余价值积累率与劳动报酬份额也具有同向变化关系，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积累率将随着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提高，国民收入中倾向于劳动要素的分配反而促进了剩余价值积累率的提高。这一结论与我们分析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促进了技术进步的原理是吻合的，即是说，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一方面将激励资本家追求更多的技术创新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利润，另一方面则迫使资本家积累而非消费更多的剩余价值以从事更多的生产投资，通过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获取更多的利润。与资本收入占比相对下降也将带来创新投资减少的“收入效应”相比，其带来剩余价值积累率提高或者说创新投资增加的“替代效应”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反而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积累。应当说明的是，这一由劳动报酬提高对资本家所带来的“倒逼”作用并未反映也并非凸显资本家的“仁慈”，而是表明在劳动力卖方市场逐渐形成并使劳动力工资不得不上涨的情况下，资本所有者只能通过积累和创新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一理论与当今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从而也与劳动力市场买卖双方地位发生巨大改变的各国经济现实极为吻合。 最后，从第(12)式剩余价值率对劳动份额的求导计算可知，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取决于积累率与技术进步的比值关系。从数值上看，当α＞θ/(1+θ)时，剩余价值率与劳动份额具有同向变化关系，剩余价值率随着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提高；反之，当α＜θ/(1+θ)时，剩余价值率与劳动报酬份额则具有反向变化关系，即剩余价值率随着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反而下降。应当说，这些条件下变量的细微取值对我们的分析并无太大的指示意义，若将其足够放大，则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在剩余价值积累率足够高的情况下，资本家将利用所积累的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将为其带来相对于可变资本(或者劳动报酬)更高的剩余价值，此时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反而激励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与我们从第(10)和(11)式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反之，当剩余价值积累率不足时，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将不利于资本家相对利润的增长。因此，只要满足积累率足够高的条件，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对工人和资本家都是有利的。这一结论在经济现实中往往体现为：对于盈利能力有限从而难以做到自身资本积累以及难以从金融市场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而言，劳动报酬的上升必将增加其经营困难，其可持续性发展必将受到制约；而对于具备较强盈利能力和信贷能力的企业而言，提高劳动报酬不仅能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还能进一步提高其经营利润，因而劳动和资本能够实现“双赢”的局面。这一结论对中国的启示在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更应发挥大企业和强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先锋带动作用。 三、中国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从上述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来看，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技术进步、剩余价值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三个中介变量来进行传导的。实际上，劳动报酬份额对技术进步和剩余价值积累率的影响即已涵盖了其对剩余价值率的作用，因为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的下降，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所带来的“替代效应”不仅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还促进其资本积累，从而通过扩大社会资本再生产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说来，剩余价值率是技术进步和剩余价值积累率的一个衍生性变量，而我们也就只以技术进步和剩余价值积累率两个变量作为分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为此，我们选择中国及其各省市1990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首先分析劳动报酬及其占比的动态变化，利用VAR模型检验劳动报酬份额影响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劳动报酬与经济增长率的数量关系。 首先，中国劳动报酬总量上不断扩大，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有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劳动报酬总量上从9985.63亿元逐年扩大到2012年的262864.06亿元，年均增长11494.47亿元，增速虽低于经济增长率0.18个百分点，但仍有16.38%的水平，因而具有较快的扩张速度，见图1；在相对量上，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虽也出现了部分年份的上升，但总体上仍呈下降的趋势，其值从1990年的53.49%下降到2012年的50.65%，2007年甚至下降到42.26%的最低水平，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维持在65%-68%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应当看到，在所考察的样本范围内，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经历了1990年-1992年由53.49%下降到45.14%、1998年-2007年由50.66%下降到42.26%以及2009年-2011年由49.96%下降到49.53%的三个相对较为明显的下降阶段。对于这几个时期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及总体上占比偏低的解释，我们认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可能是影响这一比值的重要因素。从劳动力供给数量来看，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短时期内的供过于求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的降低，且这一局面将一直持续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完全的情况下，因此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型及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直是左右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这一解释与1990年-1992年及1998年-2007年劳动力供给突发增长的现实极为吻合。从劳动力供给质量来看，由于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较为有限，知识、技术和信息的缺乏使其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同样也只能获得较为低廉的劳动报酬，这一现状虽然提高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却“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图1 1990年-2012年中国劳动报酬及其占比的动态演变 注：图中左纵坐标对应劳动报酬，右纵坐标对应劳动报酬占比；数据资料根据199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次，劳动报酬占比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均具有正向的冲击效应，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与我们在机理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给定劳动报酬份额一个正向冲击后，技术进步在第1期也将因此受到一个正向的冲击，之后虽然在第2期至第4期受到负面影响，但第5期后均稳定在正向的冲击效应中，见图2(a)，表明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能够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对于资本积累而言，给定劳动份额一个正向冲击后，资本积累将在后续时期里受到连续的正向冲击，见图2(b)，表明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物质资本积累，“替代效应”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于劳动报酬份额提高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更应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做如下理解：一方面，劳动报酬增加及其占比的提高能够带来其需求的扩大，特别是，能够带来其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的增加，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高的回报率，所以从长远来看将促进其人力资本的积累，既包括自身技术培训的获取，又包括后代更好及更多教育机会的提供，这都将带来其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增加及其占比的提高能够增加劳动者的储蓄，从而在信贷市场完善的情况下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信贷资金，这对中国物质资本的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获得至关重要。应当说明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具有长期性或滞后性；就短期而言，劳动报酬份额提高在带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必将带来消费水平的下降，由于后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却具有即时性。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劳动报酬份额提高短期而言将抑制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却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图2(c)所示，给定劳动报酬份额一个正向冲击，经济增长将在第1至第5期受到负面冲击，之后则开始受到正面影响，这一冲击结果与我们的上述分析极为一致。
图2 劳动报酬占比对各经济变量的脉冲效应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199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技术进步变量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专利申请授权总量为替代指标(18)，资本积累变量以张军等(19)计算的物质资本存量为基础，剔除价格因素后进一步更新计算而得；经济增长变量即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最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U”形曲线关系。从1990年-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来看，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U”形的动态变化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将随之下降；随后劳动报酬份额增至某一时点后，经济增长率将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提高，见图3。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除了北京、上海、辽宁、重庆和宁夏五省市之外，其他各省市劳动报酬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在58%-30%左右的下降区间，各省市经济增长率均呈上升趋势；与此不同的是，在85%-58%左右的下降区间，经济增长率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取决于前者所处的下降区间。这一结果与我们在脉冲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其出现的原因也可类似归结为：中国各省市招商引资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为各地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资本，由于工业部门资本回报率偏高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现实使得各地均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趋势，这一结果一方面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减少，从而即时性地抑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促使居民增加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前者为社会投资积累了大量的信贷资本，从而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后者则不断地为社会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从而提升了社会的创新水平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对于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净效应，我们认为劳动报酬份额所处水平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在较低的下降区间，劳动报酬主要用于储蓄而非消费，其份额的下降虽然缩减了社会的消费需求，但其幅度相对有限，且它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投资需求的扩张，后者所带来的高速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在较高的下降区间，劳动报酬则主要用于消费而非储蓄，其份额的下降则将极大幅度地缩减社会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所受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因此经济增长在消费减少的冲击下出现了下滑的现象。
图3 1990年-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下中国劳动报酬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关系 注：图中横坐标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RV，纵坐标为经济增长率RGDP；数据来源：根据199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从上述分析可知，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改变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消费直接影响着生产，产品在市场上能否转化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能否流通和周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实现，“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20)。因此，消费需求的变化直接决定着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规模，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消费也通过资本积累间接地影响着生产，消费越多，积累就越少，反之则反。马克思在揭示两者的关系时指出：“社会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21)因此，消费需求的变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对于中国而言，劳动报酬份额相对偏低导致了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后者无论是对产品创新还是生产扩大，都将带来负面效应，这将进一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构建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增强社会的消费力。 四、结论与启示 生产优先于分配，但分配又将反作用于生产。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着手，我们发现不管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劳动者所获取的“不平等的权利”从来都存在，而这种“不平等权利”所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必将对社会生产带来影响。以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演绎，发现分配将通过技术进步、剩余价值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三个因素对再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国民收入中倾向于劳动要素的分配将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其对剩余价值率的作用则取决于剩余价值积累率与技术进步的比值关系。一般而言，只要满足剩余价值积累率足够高的条件，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对居民和企业都极为有利。 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虽然劳动报酬的总量在不断扩大，但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脉冲结果发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均具有正向的冲击效应，也就是说，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这对于重构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极为重要。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报酬份额之间具有“U”形曲线关系，即在劳动报酬占比较低阶段，经济增长率将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而提高；在劳动报酬占比较高阶段，经济增长率则将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而提高。我们认为，不同的劳动报酬份额水平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上述结论的启示在于：培育居民的消费需求，以重构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进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培训不仅是提高劳动者知识技能从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保证，更是提升社会科技水平从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因此，应以教育培训作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还有利于弘扬社会公正从而激发工作热情，因此，应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设置一定的收入层次，使有能力和奋进的劳动者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激励。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3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30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7页。 (12)Domar E.D.,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2,1952,pp.479-495. (13)吴易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 (14)[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4-75页。 (15)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3页。 (18)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19)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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