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绅论文,近代论文,阶层论文,化与论文,基层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动中，尤其是在新学堂取代科举制度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封建统治社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由此，他们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超越传统的同时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同时，分化了的士绅阶层的流向和行为方式，又对传统乡村政权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一
与“卧碑”戒律下谋取地方权力的传统绅士阶层的拘谨行为不同，分化了的绅士阶层是在新的“自由”、“民权”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公然谋取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的。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而且也由此形成了公民权利观念。因而，在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引导下，通过地方自治来扩充士绅的参政权，便成为20世纪初年分化士绅最热中的活动。地方自治是分化绅士们摆脱封建专制控制，获得对于地方社会控制权利的最好形式。专制皇权统治必须是无上权威和绝对臣服的统一，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皇权却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了。积极投身于地方自治活动的士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尤其在培养专门自治人才的“自治所”中，士绅们以速成的教育方式，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教育。
在分化中形成的“绅商”或具有双重学历的“新绅士”，逐渐在社会变动中组成一股新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内而资政院，外而谘议局”（注：胡思敬：《退庐疏稿》卷2，第35页。）， 由乡居走向公开合法的政治大舞台，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不过，斗争本身已不再是传统的官绅之争，而是披染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色彩。在清末，从事地方经济、学堂、新政以及自治和咨议局活动的主体，都是具有传统功名身分的士绅。然而，这种士绅很多属于正在分化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已不是纯粹的旧式士绅了。在各地谘议局议员中，不乏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由于议员在登记出身背景时相对注重于传统功名，常常略去新知教育学历，因此很难准确统计接受新学教育的议员数字。据可查资料统计，留学出身的议员约有近百人，在国内法政或经世学堂毕业者不足50人。显然，这样的数字是极不准确的，因为仅在河南省谘议局96名议员中，有新知者就占三分之一。（注：张朋园：《清季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分析》，《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 编， 第366页。）在各省议长、副议长出身背景的统计中，可以查知有20 人是留学生或新学堂毕业生（同时兼有传统功名），他们占总人数63名的近三分之一（注：参见《时报》，宣统元年11月8日，《中外日报》， 宣统元年11月9日。）。 广东谘议局中94名议员虽然全部都是拥有举贡生员或进士身分的绅士，但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新的转化，其中有24人经营商业，20人从事近代文化教育事业，10人属于传统团练局的绅董。他们大多数不是旧式耕读之家的乡居绅士，大多数并不直接经营土地；很多人都有新的职业和经济来源，94%居住在城镇（注：贺跃夫：《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 期。）清末谘议局是资产阶级立宪派聚集的营垒，而谘议局成员的主体又是士绅阶层。分化中的士绅阶层，相当一部分毅然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士绅阶层在封建社会统治的历史中，向来是皇权政治牢靠的社会基础。然而，20世纪初年绅士阶层的剧烈分化，则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失去基础支撑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厦，将在它衰世末年的风雨飘摇中随时坍塌。悠悠岁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改变一切固有的事物。在1851年太平天国的强烈震撼中，各地绅士以办理团练的方式，成就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所应成就的事业，合力扼挽了清王朝既倾的狂澜。然而，当1911年第二个辛亥年再度出现时，面对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暴，分化的绅士们非但不能汇聚在清王朝的龙旗下，反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共同把清王朝送入死亡的谷底。以谘议局为中心的各省绅士，大多数在革命爆发后纷纷加入革命行动。湖北谘议局首先响应，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榕、夏寿康，议员阮毓崧、沈维周、刘赓藻等都在革命军政府中担任了要职。此外，湖南绅士谭延闿、浙江绅士汤寿潜、四川绅士蒲殿俊均担任了军政府都督。曾经对清政府一直持妥协态度的苏绅张謇，也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积极为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而努力。他在请辞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电中，一方面对清廷倍加指责，一方面明白揭示自己的共和主张：
……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以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人民救护矿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人心决去，大事可知。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四川绅士蒲殿俊也是在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决心舍弃对于清王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而转向革命的。他在愤激之余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注：粟戡时：《湖南反匪追记》。）
由于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地方绅士在革命爆发后的表现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不管起义光复的具体形式如何光怪陆离，“所有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带有明显地方文化倾向的士绅、地方行政官员和地方军事首领掌握着这次斗争的大部分领导权。”（注：孙立平：《辛亥革命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全国15 个省成功地实行光复而脱离了清王朝统治，其中鄂、晋、陕、湘、黔的政权很快就被地方士绅所掌握。贵州独立后军政府的第一次安民告示，也是盖用的由士绅组成的谘议局的关防。皖、浙、赣、苏、桂、粤、闽、川、鲁9省， 则是由地方士绅、地方行政和军事官员宣布独立的，行政权力基本控制在士绅手中。在各州县的独立活动中，地方士绅们的作用更为明显。有些新士绅力量较强的地区，基本上是由士绅们自动聚议宣告光复，脱离清朝统治，并由士绅组成军政府，如浙江的镇海、新登、温州、象山、建德，江苏的松江、嘉定、太仓、江阴、高邮等地（注：见有关各县方志。）。有些地区则是士绅们主动请兵帮助光复，组成军政府的，如川沙县、吴江县等（注：《川沙县志》卷23，故实志；《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278页。）。有些则是士绅接受革命党人的指示或接受军政府委派，回当地发起光复活动的。事实上，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就把各州县光复的重任主要寄托在士绅身上。如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首以安定地方，革除陋习为务。“其时各属旅省士绅，纷纷呈请回籍，倡办团练，以保卫地方治安。军政府曲循其请，派赴各属，尤以军各部委派者为多。”（注：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第68页。）在新组成的地方政府中，士绅们也占有一定地位。因而，地方士绅阶层不仅仅是革命光复的主角，也是各地光复的最大获益者。
历史是无情的。曾经是王朝精心培育出来的士绅们，在封建末代王朝的风烛残年之际，毫无眷恋地推进了它的灭亡进程。20世纪的社会变革的力度，加速了士绅阶层分化的历史进程，统治者孜孜以求的专制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心、世风、观念，乃至社会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之大，变化之迅，影响之深，对一意固守的统治阶级来说，尤其刻骨铭心。当维系士绅与封建国家关系纽带的科举制度废除后，面对遍地新兴的近代学堂，顽绅冥士们也曾哀吟：“书院去久矣，才人信当年。”这种怀念往古的思绪，眷恋旧物的喟叹，不过是历史车轮翻飞过后的回声颤音，它毕竟不能阻挡时代的步伐，也无法挽回士绅阶层由分化走向消亡的历史进程。
二
社会阶级的分化程度与社会变革的深度成正比关系。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分化，并不表现为个体分子本身的消灭，虽然作为整体的阶级、阶层在分化过程中必然归于消亡。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分化过程实际就是在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的重组中，旧有的阶级成员不断被新兴的阶级集团所接纳的过程。新兴的社会阶级对于分化阶级的接纳程度，又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变革的水平。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空间上主要局限在城市社区，近代化进程首先发生并主要在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商埠和内陆大城市中扩展，始终没有向传统的腹地——广阔的乡村社区——扩张传播，产生扩散效应，使近代化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整体进程。因而，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对峙的社会经济文化二元结构，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社会变革的不平衡性和低度性，不能不最终制约着士绅阶层的分化程度；而士绅阶层分化的不彻底，又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形成持久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绅士阶层具有相互转化和“接轨”的历史联系的新兴阶层，主要是新式工商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然而，这两个阶层产生的摇篮及其社会活动区域又集中于城市社区。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士绅阶层急剧衰退，社会精英集团已让位于新兴工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新式军人阶层。不过，士绅阶层的消亡和新兴社会力量的时代交替，以及由此引动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却主要发生于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区。在辽阔的农村社会，社会变迁速度的迟缓和社会结构分化的不足，迄未动摇士绅阶层居于统治地位的基本状况。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可以说是士绅的“自治社会”。士绅是乡村的主要功能因子，如保甲、里甲、乡约和自治、学会。近代化的低度发展和社会分化的不充分，未能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当然也不足以动摇士绅阶层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然而，从整体上作为一封建阶层的士绅集团的分化与消亡，却从质的方面影响了民国以后农村权力的基本素质。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日趋激化的矛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士绅阶层的分化造成了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近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城市化，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富有的士绅和地主在战乱和灾荒压迫下，纷纷向城市迁徙。随着城市近代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乡村士绅向城市的流动逐渐加剧，到科举制度废除后，举贡生员则被迫进入新式学堂（大都集中在城市），接受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学教育。教育制度的变革从三个方面对农村士绅阶层的流动方向形成重大影响：
1.从前分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的学校。
2.过去八股经义一类的教学科目变为近代学校中的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课程。
3.这些新式课程内容主要是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进入新学堂的士绅由于知识结构的更新，走向社会后，只能在工业化或近代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才能寻找到适合自身专业知识特点的职业和社会位置。
集中于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吸引着走向分化的一批批绅士世家的子弟，因为近代社会变迁之后，通都大邑较多地接受了西洋文化，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极大差异。大多数拥有新知的士绅分化为新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极为倾向都市化，不愿再回原本属于真正士绅们掌控的社区——故乡。据统计，从1893年到1949年，全国城镇人口每年平均增长10.6%；1935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全家离开原住地流向城市的，占流失人口的59%，而青年离家入城者占这一数字的65%（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第4卷第1期，第188页。）。
其次，士绅阶层的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作为社会中介力量的士绅阶层，在官、绅、民三层结构中，借助于科举制和等级制，成为社会流动的定向所在。士绅阶层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的官吏队伍提供后备力量，而且也持续不绝地吸纳平民阶层成员和士绅家族成员补充到士绅阶层中去。士绅阶层稳定的继替常规，保证着基层社区领导权有赖于绅士阶层。科举制度消亡后，“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注：许纪霖：《近代中国变迁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科学研究》， 1992年第3期。）在社会近代化和士绅阶层分化的作用下，“促使有才之士从内地的村镇流出，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注：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38页。）。士绅分子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留，使得一向把持乡村政权的绅士阶层失去了最基本的力量补充。由此，基层政治权力的真空状态，便被“劣绅”、“豪强”所掌控。民国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关系急剧恶化，社会骚动变乱迭起，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就是乡村政权力量的蜕化。
士绅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空间是农耕的田野，是充溢着泥土气息和传统伦理文化的乡野社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都市文明造成了士绅阶层前程命运的根本性变化，促使他们由封闭的农村社区大量地流向开放的都市社区。在近现代社会变迁中引起的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别面前，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开始脱离了与乡村的血脉关系，失却了传统士绅和百姓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早期知识分子和已经分化了的士绅们，近代化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但还不能立时塑制他们的文化心理，还不能根本斩断他们从心理上对传统农村社区的依恋。因而，第一代知识分子难免表现出心理回归的矛盾与彷徨：
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注：《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日～23日。）
“走向农村去”的急切呼唤，既不能改变乡村精英人才流失的困境，也不能挽救乡村政权日趋蜕化的趋势。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士绅阶层分化的不充分，一方面拖累着整个中国社会不能实现真正的富强民主的目标，一方面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冲突。民国以后，农村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关系恶化，农民与土豪劣绅矛盾尖锐激化。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受到重大挫折后，才在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才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打在广阔的农村社会中，才从农村政权的革命开始，奠定了走向胜利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