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文化思想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16(2000)03-0068-06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早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几次越洋留学，后来又长期在党内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具有深厚扎实的文化理论功底。张闻天对党的文化发展作过许多思考，有过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对当时党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有重要指导作用，就是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闻天的文化思想是其思想理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五四时期，张闻天是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缺少这样一场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正如他在《社会问题》中所说，“象中国辛亥革命去掉了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还是那腐败已极的士大夫”[1]。他指出，如果不打破“旧有‘思想系统’Idea-System，那么尽管纷乱，尽管今天提倡科学，明天提倡民主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由这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他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1]很显然，张闻天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强有力武器。因此，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的19岁的他，面对社会与家庭的封建束缚和压迫，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一道，对封建迷信复古思潮进行口诛笔伐的战斗，向着中国落后封建文化传统猛烈攻击。在五四运动以后的5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抨击旧制度、宣传新思想的文章，翻译和评介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及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呼声的文学作品。
张闻天重视文化建设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他在翻译介绍德国米勒莱尔博士的《文化与幸福》时提出：“人类只有用文化才能达到他的理想，而且我们的能力应该完全集中在这一个目的上。就是那些没有这种希望的人，在文化的工作中也可找到人生所供给的最高的满足。”
经过一段社会和人生理想的探求，张闻天在实际斗争中深切体验到“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不能彻底推翻反动势力的时候，就抱着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于1925年在上海五卅反帝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党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1年2月学成回国。1931年和1938年张闻天两次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长期负责党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在当时延安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张闻天是公认的文化问题方面的专家。从1940年到1941年，张闻天除在文协代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外，还专门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文化问题的重要指示：《发展文化运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从中反映出了张闻天在文化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在这些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张闻天始终重视文化工作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如在《发展文化运动》中，他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应对发展文化运动总是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同时他还强调“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3]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他指出：“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党应当经过文化运动来宣传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要通过“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方面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3]
针对革命战争年代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的实际情况，张闻天在1933年《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就把根据地文化教育列为革命政府的基本政纲之一，批评那种“为了战争应该取消文化教育”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不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与政治水平，使他们能够运用各种科学，技术及管理的工具，苏维埃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的。”[1]1941年张闻天在纪念五五学习节时再次强调，要提高学习质量，“首先应该把文化水平提高”[3]。因此他特别要求“在所有干部学习中与干部学校中，以后应增设文化课”[3]。作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对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主管外交工作，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视党的文化工作，重视文化知识，重视人才。他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打倒了三大敌人，今天还要打倒一个“没有文化”[4]。1958年党在严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情况下，开始提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促使张闻天对文化问题的深思。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发言”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但是，发言指出的“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3]很显然，科学技术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闻天的上述发言实际上是向全党提出了当时抓经济工作中严重缺乏文化知识的严峻问题。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庐山发言”而遭打击后，张闻天仍在逆境中孜孜以求，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1年9月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必须使人们能够掌握经济规律，掌握生产技术，并且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劳动态度，很健康的身体。国家的文化、教育职能，就是为此服务的。”“上层建筑的文化思想领域，也必须动员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文化教育应为经济服务，经济又把文化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在文章的最后，他明确地把提高文化作为待研究的问题，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行”[3]。
1962年，张闻天认真研读了《列宁全集》等32、33卷，重点读了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对文化建设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要为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奠定经济基础，“提高文化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在当时的俄国首先就是要扫除文盲，“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解决，那末谈新经济政策是很可笑的”[5]张闻天在读列宁这些论述时感到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他在《列宁全集》第33卷上批注“‘文化任务’是同建设经济的任务同时提出来的”[4]，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与文化建设并举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目前在不少干部中，由于对党的基本路线存在着片面性认识，认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物质文明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暂时放一放也没有问题。这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文化工作思想观点，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害的。由于轻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由于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导致一些人出现严重腐败现象，一些地方出现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现象，这些都是广大干部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如果任由这些现象继续发展，将会削弱我们党的凝聚力。事实上，没有全民族文化的提高，经济稳定持久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赶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现代水平了。
二、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
辛亥革命失败后，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与维护封建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旧文化展开激烈交锋。这场交锋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五四时期，张闻天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思想备感忧虑，感叹说：“唉！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寄吗？”[6]他坚信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他断定，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根本上打破中国人底固有意欲，固有的思想系统”。因此，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大力提倡发展新文化。
革命战争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央宣传部长，站在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并把这种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这一概括为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也充分体现了张闻天深厚的文化理论水平。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认为“大众的”即是“民主的”，而张闻天则把“民主的”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特征明确提了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党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深远思考；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活动。因为五四运动首先就是由于政治上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带来了文化上大众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张闻天对“民主的”理解非常深刻，也非常坚定。所以，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50天后，张闻天仍然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并坚持了他的上述文化思想观点。1941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对八路军作的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7]这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发表一年多，邓小平自然是知道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但他还是决定采用张闻天表述的文化思想。由此可见张闻天关于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论述在当时是得到大家肯定的。对当时各根据地党的文化建设自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仍然无法回避它的理论指导。
张闻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来，就始终坚信“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他认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3]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张闻天认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展了的科学”“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3]。即使在庐山发言后，张闻天在政治上遭到残酷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特点，就是马列主义是唯一统治的思想体系。所有各阶级各阶层都接受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3]张闻天的这一思想观点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思想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三、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闻天对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过初步思考。面对中西文化论争中全盘继承旧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观点，他提出新文化要坚持中西文化结合的原则，认为“切实的文化运动”，要“切切实实有系统的介绍西洋学说”，同时要求批判地接受、改造与发展“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2]。在《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一文中，他提出中华书局要做好三件事：一、整理国故；二、有系统地翻译欧美丛书；三、有系统地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整理工作要“多请真正有学问的人去分部的整理和编辑”。他特别提出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其人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显然，在这里，张闻天提出了在优化选择中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要“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包括张闻天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30年代，针对党在文艺战线上“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作为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作了尖锐且有说服力的批评，并提出了文艺建设有的根本方针，要求使“文艺大众化”，建立“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张闻天的这一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之际，张闻天进一步提出要求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加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他指出，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是有机的联系着的。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3]在另外一篇他代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发展文化的指示中，他指出：“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3]在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关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指导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发展，也指导了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文化运动的发展。
张闻天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的要求建设新文化，为党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文化为抗日服务，文化为民族解放服务，这是当时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新世纪，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也是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发展中还要“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主的”文化，这在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革命战争时期需要，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更需要。所以在后来党内民主受到严重破坏，张闻天本人也遭到残酷迫害时，他还一再强调“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民思想生活的活跃，科学文化的繁荣，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3]“科学的”文化，这是张闻天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一直强调的。这对革命战争或是建设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大众的”文化，张闻天主张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建设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早在30年代初张闻天在批评文艺战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时就提出来过。此后，张闻天始终强调文化建设要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39年他在《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中强调：“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我不赞成个别同志的意见。有人认为民众剧团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认为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如果只是模仿欧美，是不会有重大成绩的。”[3]今天，文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已经成为新世纪党的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
张闻天强调重视文化建设就要重视知识分子。1940年10月在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的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重要关键。”为此，他在指示中提出了13点要求，具体地规定了做好文化人与文化团体工作的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要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第二、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和充分自由；第三、应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第四、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第五、应采取一切方法来发表文化人的作品；第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干部。最后，张闻天特别强调，要“继续设法罗致与吸收大批文化人到我们根据地来。必须使我们的根据地不但能够让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才能的场所。”[3]一年后，在另一个党内指示中，张闻天再次强调“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3]张闻天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为党内指示，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推行，对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一大批国统区文化界知名人士奔赴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对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放后，特别是在庐山发言被贬官后，他仍然没忘记文化建设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问题。1962年他认真研读《列宁全集》第32、33卷时，看到列宁“应当将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论述，还作了批注“加强提高文化的工作，为此就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4]。回顾建国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几次失误，我们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卓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坚持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正确政策，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良好风尚。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党的文化事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张闻天无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强调，党要加强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要全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党应当从各方面领导和组织文化运动，帮助文化运动的发展。”[3]“我们要用全力去发展新文化。”[3]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已经被中国共产党79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结论。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更要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使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力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协调、繁荣地发展。
收稿日期：20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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