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信札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札论文,沈葆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有些艺术品拍卖会上，沈葆桢信札时有出现。 沈葆桢（1820 —1879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为洋务运动时期能当大任者之一。其大任，主要是总理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总理船政期间，是有成效的，主要有四：一是从国外引进不少先进科技与近代化物质，二是使近代化的福州船政局初具规模，三是培养出一批新型船政人材，四是造船15艘，其中洋匠帮造12艘， 自造3艘，费时约计9年。 尽管这些船的质量与数量及造船速度与当时先进国家比，都不如人意，但毕竟是迈出了中国造船事业近代化的第一步，改变了以往使用帆篷舟楫的更为落后的状况。况由旧悟新， 由熟生巧， 1875年1月12日，沈葆桢在《复议海洋水师片》中， 支持丁日昌建造大兵轮之倡议，认为其所提海上争衡、百号艇船不敌一号大兵轮船，“诚确论也”。临终口中喃喃有词，犹是议购铁甲船之事。可见其为中国海军近代化所付出的心血。
此外，当日本入侵台湾，沈葆桢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份亲赴台湾，不辞辛劳，调兵布防，并发表颇有发愤为雄之慨的御外议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入侵者的侵略气焰。在他两江总督任内，罹患重病，仍抱病主持两江地区军务、吏治、盐漕、河海、洋务、饷需诸政，据史料记载，“无一不苦心焦思，殚力筹办”，至死方休，且逝时，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
上文提及，一代名士何绍基，虽看破官场“浮云”，然对为官的沈葆桢却评价很高，称其“官声清过两江水”。何绍基没有评错。
二
沈葆桢一生，社交面颇宽，发出的应酬交友信札，不在少数。
他与曾国藩有信札来往，曾国藩曾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曾国藩这番话，不为无因。沈葆桢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多年来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自言“见义即为，无所退避”。办船政学堂时，他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训练海军时，他则力主先“训之礼义，以生其忠君爱国之心”，后“练其技能以壮敌忾同仇之志”。曾国藩、沈葆桢所说的“义”或“义理”、“礼义”，既指社会仪礼典章制度，又是指人伦关系，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董仲舒从“君臣父子”延伸出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即理学家所说之“理”。理学开创者、更以一篇《爱莲说》著称于世的周敦颐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这是儒家学说核心与精髓，为不可侵犯之神圣秩序。沈葆桢长期来逐渐形成的儒家“义理”思想，是他忠勤地效力于清王朝原因之一。
他与左宗棠有信札来往，左宗棠曾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并向清廷一再疏言，福州船政局之总理，“非葆桢莫能任”。
他与李鸿章有信札来往，李鸿章曾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都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未及发，钦服莫名”。
他与郭嵩焘有信札往来，曾高度评价郭嵩焘“学问经济十倍于臣，人人知之，而忠爱盹挚之忱，尤臣久所佩服。日来虚已，苦心以讲求洋务，所见益深”。
他与丁日昌有信札往来，对丁日昌也有高度评价，称其“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
可见，沈葆桢不仅属于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且在洋务派中具有多边关系。
三
沈葆桢与林则徐关系密切。他系林则徐之甥，又为其婿，也有信札往来。
沈葆桢与林则徐都强调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中学”为“体”。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侵略震撼清王朝统治时，林则徐积极抵御外敌入侵；沈葆桢为遏制日本侵台气焰，也竭尽全力。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又当洪秀全起义震撼清王朝统治时，林则徐接到清廷令其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的任命后，尽管在家卧病已久，体质虚弱，闻命即行，乘坐卧舆，星夜兼程，仍表现出一种积极态势，他双手没沾太平军鲜血，实由其沿途积受风霜，病躯憔悴，医药俱绝而病逝的缘故；沈葆桢则将其未竟使命，付诸实践。
沈葆桢与林则徐都主张“师夷长技”。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沈葆桢强调学习西方制器之工和进取精神，说“外国可法之事无多，而制器之工，实臻神妙。其人非有聪明绝异之质，但此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见难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师”。
不同点在于，林则徐“师夷长技”，停留在纸面与口头上，这是由于，打算照老样子统治中国的封建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缘故。沈葆桢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咸丰帝奕詝将奕诉、文祥等洋务派拟定的洋务救国方针定为国策、在奕詝死后慈禧基本是按奕詝生前所定方针治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议论付诸实践。
可见，沈葆桢是林则徐“中体西用”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运用者。沈葆桢与林则徐关系，从一侧面反映了洋务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之关系。
四
沈葆桢与宋晋交往的舞台上有和谐之音乐，也有冲突的舞步。
宋晋（1802—1874年），字锡蕃，号雪帆，江苏溧阳人，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史稿》称“王茂荫屡进谠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
从“中学为体”思想出发，宋晋支持沈葆桢，曾疏言沈葆桢能担当镇压太平军的重任。从抵制“西学为用”思想出发，宋晋又曾激烈地反对过沈葆桢。1871年他上疏清廷要求即时裁撤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事宜，再次挑起晚清统治集团内部大争议。沈葆桢据理力争，强调造船事业不特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对宋晋言论也作激切反驳，清廷明确支持沈葆桢，这场争议遂告段落。
沈葆桢与宋晋关系，从一侧面反映了洋务派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关系。
五
沈葆桢与洪仁玕也有关系，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1864年11月间，沈葆桢作为江西巡抚，督军俘获洪仁玕，并奉旨将其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尽管如此，沈葆桢与洪仁玕仍有共同性。
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佼佼者。1859年，他向洪秀全条陈《资政新篇》，提倡学习先进国家“邦法”与“技艺”，试图依照资本主义模式，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发展近代化的铁路、轮船、邮政、开矿、银行、保险等事业，受到容闳等先进人物的赞赏。容闳称其“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与洪仁玕相比，沈葆桢不免逊色，主要在于他坚持“中体”，反对资本主义“邦法”。对西方国家“技艺”却主张认真学习，热衷发展中国近代化的轮船事业，这点与洪仁玕有相通处。也就是说，沈葆桢虽杀了洪仁玕，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着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洪秀全起义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为洋务派提供了逐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且随着西方“技艺”学习深入，随着近代化物质大量引进，必然会出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也必然要冲破封建的僵化了的母体。沈葆桢、洋务派、洋务运动进步性，在于此。
沈葆桢与洪仁玕关系，从一侧面反映了洋务派与洪秀全起义派的关系。
六
沈葆桢与严复关系的媒介是福州船政学堂。
沈葆桢就任总理船政大臣伊始，就很重视船政人材的培养，多次强调“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船厂原议设学堂两所，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合共六所，实力讲求西学制造之方与驾驶之法。沈葆桢力催洋匠认真教导中国学生学习驾驶，建造教练船使学生初试风涛，致使学生航海驾驶技术迅速提高。《万年青》号驶赴天津验收时，船上舵工、水手及管理机器各式人员皆为中国人。
不仅如此，沈葆桢还认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为此他又拟挑选学有根柢的学生到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到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他深信如此“必事半而功倍”。在他病逝前一个月，他还上奏清廷，强调“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既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要求清廷饬下海关将军、福建督抚臣、船政大臣，查照以前出洋章程，接续择才派赴英法就学，收深造之功，取多用宏事，“俾人材蒸蒸日盛，无俟藉资外助，缓急有以自谋，大局幸甚。”严复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国深造，得以成材的。
严复因父死家境贫寒，1866年报考福州船政学堂。所作文章为深葆桢欣赏，录取第一。在学堂学了五年，所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卒业大考皆为优等。未几，即派上建威帆船为练习生，游历各海口。扬武军舰落成后，又上此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口岸。
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肄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严复除必修课考试屡列优等外，大量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的启蒙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卢梭的《民约论》、《忏悔录》，穆勒的《逻辑体系》、《论自由》，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等等，并随着他对英国社会考察日益深入，而使他逐步成为一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与沈葆桢的共性，都主张“师夷长技”。个性是，严复强调民主，反对专制；强调实行立宪政治，反对专制统治。早在英国期间，严复即与郭嵩焘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他对“西学”的解释是：“苟扼要而读，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是指科学；所说“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是指民主。他抨击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指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纠纷欺夺祸害，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设立“君”、“臣”等等来保护自己，“故曰：君臣之论，出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相当尖锐地抨击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说“体用者，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沈葆桢则竭力主张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封建专制统治。
由此可见，是沈葆桢的“中体西用”思想，促使其送走严复等优秀青年出洋深造。而留学归来的严复却转而猛烈抨击沈葆桢的“中体西用”观。沈葆桢与严复，有否信札往来，至今未有发见，但两人关系从一侧面反映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
七
信札，又称手札、书简、尺牍等，西晋即有。时陆机《平复贴》，具有较多的简牍笔致，为流传有绪的名家信札第一件，也为书法真迹第一件。此后信札，历代皆有传世。
信札、尤其是关系密切的亲友间往来信札，较之公开言论，更能反映书者真情实感，既具史料价值，又具艺术价值，历来受到藏家重视。
郑逸梅自称有藏札癖，“寸缣尺素，广事收罗”，曾集名家信札数百家，有《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书问世。
与郑逸梅相见频仍的彭谷声，月积年累，所得自宋司马光信札始，以及元、明、清、民国、历代信札十万通之数。其子彭长卿，收拾丛残，也有《名家书简百通》一书问世。
上海图书馆集汪康年藏师友信札七百余家、三千余通、出《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书、丁文江、赵丰田依据主体资料——梁启超与其师友间的来往信札七百余件、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为史家提供了研究汪康年、梁启超乃至晚清、民国社会极其珍贵的一手资料。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位藏札家，即吴式芬（1796—1856年），字子苾，号诵孙，山东海丰人，1835年进士，后为内阁学上，善书法。其“弱冠时即喜旧人尺牍，前明、国朝诸家所储甚多，四十年来经眼者以数万计”，在他晚年62岁时，将其毕生收藏清代包括顾炎武、黄宗羲、傅山、宋曹、王时敏、王鉴、邵弥、陈洪绶、肖云从、项圣谟、王铎、孙承泽、周亮工、梁清标、笪重光、朱耷、龚贤、查士标、程邃、王原祁、王翚、吴历、朱彝尊、高士奇、汪士慎、金农、丁敬、郑燮、袁枚、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钱沣、罗聘在内六百余家、七百三十余札，编成《昭代名人尺牍》一书石印问世，影响光泛、深远，遂有以后信札印本的风行，著名者有吴长瑛《清代名人手札》印本、裴景福等《明清名人尺牍墨宝》印本、谢行惠《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印本、龙伯坚《近代湘贤手札》印本及《董香光手札墨迹》印本、《王文敏手札墨迹》印本、《翁覃溪手札墨迹》印本、《刘石庵手札墨迹》印本、《陈曼生尺牍墨迹》印本、《翁松禅手札墨迹》印本、《袁忠节公遗札》印本等等，如雨后春笋，皆在其后而出。
信札，一般裱成册页观赏、收藏，以蝴蝶式为多，家藏《吴式芬等诸贤手牍》，为典型蝴蝶式册页装裱。也有裱成手卷的，张学良定远斋所藏祝允明、文征明、陈淳等诸家信札，皆为手卷装裱。吾友志浩君藏札两千余通，其书斋挂有翁同龢信札裱成的小立轴，也很雅致。
八
清代书法，以嘉、道划线，可分前后二个时期。嘉道前至清初，书界受董其昌影响及统治者提倡，盛行帖学，沿续明书“尚势”作风。嘉道之后，碑学大盛，尤其是北碑大盛。
清代书法，又有另外两种不同，即为官者一般擅写“馆阁体”，追求“乌方光”：用墨乌黑，结体方正，用笔光润，匀圆丰满，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此风益盛。在野文人，则更讲求笔墨情趣，书法史上称之为“尚趣”，当然也非一概而论。
沈葆桢工书，所工之书非书法家之法书，也乏在野文人的笔墨雅趣，仅属晚清著名清官的字、具有多边关系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字，其信札比对联写得随意、生动，二者文物价值皆超过艺术价值（志浩君以藏有沈葆桢信札为喜；藏家夏振寰老先生则以藏有沈复、沈葆桢、沈曾植“三沈”对联为乐）。间作小品山水，笔意苍劲，法度谨严，一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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