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贸易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纵向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了产品的内部，我们将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参见Arndt,1997 and 1998）。产品内贸易不同于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重新活跃起来，不但在量上构成为国际贸易显著增长的原因，而且成为国际贸易流向与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根据Feenstra与Hanson（1997）的计算，美国进口投入品占总中间投入品购买量的比例从1979年的8.6％上升到了1990年的13.9％，Hummels等（2001）对1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及爱尔兰、韩国、中国台湾与墨西哥四个市场经济体国家与地区的测算表明，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加工后再出口的纵向专业化贸易额占这些国家1990年出口的21％，1970～1990年出口增长的30％。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环节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使其国内部分产业的就业与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受到一定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与贸易发展战略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目前这一领域吸引了西方许多杰出的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从贸易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已大量出现，投入品贸易目前已成为西方国际贸易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一、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决定
Jones（2000）、Arndt（1997，1998，1999）与Hummels等（1997，1998，2001）都在分析中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在技术上能否分离是产品内分工的前提，因而产品内分工在产业间所呈现的差异就比较明显，一般机械产品、运输产品、电子产品表现出较高的分离性，而化工、冶金则相对较低。促使产品内分工跨越国界的生产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增加、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通用性的生产（即所谓“one size fits all”,Jones,2000）三个方面，从而可以使跨国公司保留核心技术而将制造与售后服务等生产环节迁移出去。在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分离的前提下，Jones与Arndt等人认为，贸易成本与生产协调成本的下降使生产过程跨越国界成为现实。导致贸易成本下降的因素有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协定等，而运输技术与工具的改进则使运输成本下降，信息交流技术的提高则使跨区域的生产管理协调成本下降。
从不同的生产工序、生产环节以及零部件的生产来考察，投入要素的密集度是不一样的，西方学者一般都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解释产品内贸易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
Jones（2000）、Findlay与Jones（2001）对李嘉图模型进行改造， 建立了一个扩大的李嘉图模型，利用经典的比较优势来解释投入品贸易。李嘉图模型是2 ×2×1模型，即2个国家2种商品1种要素，经扩大后一种商品由单一要素劳动力生产，另一种商品由劳动力与资本或投入品生产，劳动力在国内产业间流动，资本或投入品可以跨越国界在同一产业内流动，假定资源禀赋差异使A国的投入品价格低于B国的投入品价格，但A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B国，如果没有投入品贸易，只要B 国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小于投入品的价格差异，产品将由A国生产，但如果存在投入品贸易，将形成世界市场均衡的投入品价格，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优势成为决定生产模式与贸易模式的惟一基础，产品将由B国生产。
Deardorff（2001）也运用李嘉图模型进行了相关分析， 他将比较优势通过单位商品的价格与劳动投入量比率来表示，一个开放的小国依其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是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接受者，在劳动生产率不变且产品生产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的条件下，中间投入品的市场价格成为决定生产与贸易模式的主要条件，如果中间投入品价格较低，该国就将这一阶段的生产放到国外，如果较高，该国就专业化生产投入品，如果适中，就将上下阶段合在国内一起生产。
Deardorff（2001）、Arndt（1999）、Jones（2000）等人利用H—O模型对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决定进行了相似的分析，假定产品Ⅱ的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产品Ⅱa与Ⅱb两个阶段，Ⅱa为资本密集型产品，Ⅱb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Ⅱ的要素密集度由中间产品Ⅱa与Ⅱb的要素密集度加权平均而得，如果一国的资源禀赋为资本密集型的，该国将专业化生产中间产品Ⅱa，放弃产品Ⅱ与中间产品Ⅱb的生产，将Ⅱb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中间产品Ⅱa与Ⅱb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
Hanson and Slaughter（2004）利用美国跨国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跨国公司的纵向生产网络中（vertical production network）影响子公司进口中间投入品用于生产加工再出口的因素，他们发现产品内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与贸易成本、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东道国的收入税率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跨国公司的纵向生产网络主要通过纵向FDI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要素价格差异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这与横向FDI以投资代替贸易正好相反。 他们的研究还表明，纵向生产网络与东道国的政策与特征也相关，东道国出口加工区的鼓励政策对进口投入品需求具有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却与产品内贸易负相关，因为市场规模大对该区域内实行一体化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二、产品内贸易效应分析
Deardorff（2001）认为， 由于产品内分工的生产方式更好地发挥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一定能增加相关国家以及世界的产量与价值。对于一个开放的大国而言，由于其供给的增加能改变市场价格，降低贸易条件，从而可能不利于国家福利的改进，因而商品需求量的大小将起重要作用，如果需求量很大，则尽管贸易条件变得不利，该国福利也不会受损。以H—O模型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即使在获益于生产全球化的国家，部分要素所有者也可能受损，并且由于中间投入品的可贸易性，相当于增加了要素价格均等化集合的相对“大小”，因此产品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起促进作用。
Arndt（1997，1998，1999）的分析表明，对发达国家而言， 将劳动力密集型的进口竞争产业外包给劳动力禀赋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自己保留资本密集型的生产阶段，由于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因而提高了最终产品的竞争力，当外包促进了劳动力稀缺国家与劳动力丰富国家的产品内部专业化分工时，产量与贸易量都将增加，从而提高双方的就业与工资。据此他认为这种分工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福利。并且对一个大国来说，由于资源从出口产业流向了进口竞争产业，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
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与经济增长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要素收入的影响而实现的。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关国内收入分配的分析主要有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特定要素模型等，这些模型主要是分析产业之间、产品之间贸易的要素含量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对同一产品内部中间投入品贸易与分配之间关系的分析，并且都假定劳动是同质的，是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而在产品内分工中，所涉及到的上下游生产环节与零部件所使用的劳动力素质是不同的，技术劳动力如同特定要素一样，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特点，因而专门用于研究与开发、关键性零部件的生产，而非技术劳动力一般不可能转移到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生产中去，因而劳动力是有差异的，流动是受限制的，相反资金等要素却是可以流动的。
基于这一特点，对处于不同国家之间产品内分工的认识，不能仅用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来认识，而需要用技术密集型的差异来认识，而技术密集型的差异一般可由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的差异来体现，因而将生产环节分为技术劳动力密集型、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就更符合产品内分工的一般涵义。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是有技术缺陷的，其分析工具需要改进。Feenstra等（2003）采用新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与以上学者不同的结论。
Feenstra等的分析是这样的，假定存在三种生产要素，非技术劳动力L，技术劳动力H，资本K，产品生产分为三种活动，其一，生产非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Y[,1]，一般指工厂的生产活动；其二，生产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Y[,2]，一般指研发活动或营销管理等；其三，将两种投入品组装生产最终产品Y；三种生产活动都可以在本国国内进行，也可以分离出去，但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Y[,1]的生产可以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外国进行，然后作为投入品进口用以生产Y。由于国外劳动力成本便宜，美国进口Y[,1]且专业化生产Y[,2]， 通过贸易所得与专业化分工所得，生产水平与福利水平肯定能得到提高。
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下降是如何影响本国劳动力收入的呢？假定L的报酬率以w表示，H的报酬率以q表示，K的报酬率以r表示，最终产品价格为P，成本为C，各要素在总成本中所占份额为θ，在竞争均衡下，通过推导得到：
该式表明，当美国将Y[,1]的生产活动转移出去后， 非技术劳动力的收益率相对于技术劳动力的收益率下降。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不可能只有两种，而是存在多种投入品，从生产过程来理解，Feenstra将其理解为连续的（当然不连续也是可以的），技术密集性可以依次递减（从美国到外国），也就是说，美国的非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在发展中国家却是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生产过程的转移对外国来说是增加了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因而相对增加了对技术劳动力需求，从而相对增加了外国的技术劳动力的收益率，因此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结果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本国，技术劳动力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力的收益率都将得到提高，收入差距将扩大。
很显然，在以H—O模型为基础对收入分配进行的分析中，一般只能得出本国某种要素的相对收入增加（减少），外国的则减少（增加），两者是相对的，要素价格是有均等化趋势的。而技术劳动力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力的收益率在两个国家都增加这样的结论只有在以投入品为分析对象的贸易模型中才能得出，这是Feenstra等对贸易理论做出的新贡献，这一结论在美国、日本、德国、墨西哥以及中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能得到验证。
三、产品内分工组织方式研究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主要存在两种生产组织方式，一是跨国公司通过FDI 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再由母公司向子公司购买中间投入品；二是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向东道国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前者是纵向一体化，贸易是公司内贸易，后者是纵向非一体化，贸易是企业间的贸易，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没有解释纵向生产组织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足以解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而产业组织理论与契约理论的结合却提供了产品内分工的生产组织方式与贸易的解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代表着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最新方向。
已有的研究一般都从实际出发，假定最终产品生产者位于北方发达国家，其生产需要投入中间投入品，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可能在北方，也可能在南方发展中国家，北方企业与南方企业在技术、信息、劳动力成本上存在高低差异。中间投入品可能有特定性要求，也可能只是一般投入品，特定性要求需要在生产中进行特定投资，使资产成为专用性资产，产品成为专用投入品。而一般投入品中只需要在特定地点的市场购买（spot market）。特定性要求越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越紧密，甚至可能成为双向惟一的配比关系。特定投资的发生是不可完全观察的，因而契约的签订与执行是不完全的，特定投资的大小又受企业原有的配比能力与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搜寻与配比问题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基本问题。Spencer（2005）按研究的方法与问题将已有的成果分为5类，下面我们按此分类进行介绍。
（一）运用产权与激励方法分析一体化与外包的两相抉择
产权模型分析认为，特定投资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剩余，恰当的产权安排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因不完全契约所产生的投资扭曲，从而使剩余最大化。Antràs（2003）将产权分析融入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分析显示，当最终产品生产者对投入品生产的成本贡献较大时，由最终产品生产者控制剩余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组织是相对有效的，这类成本投入包括特定工具与设备的提供、资本融资等，相反，如果这类贡献较小，则外包将是有效的生产组织，因此，如果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组织选择主要偏向于一体化。贸易主要是公司内贸易，美国的贸易分类也说明，资本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如化学产品主要是公司内贸易，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则主要从公司外部进口。Antràs与Helpman（2004）建立了一个以总部服务（headquarter services）为基础的组织选择模型，最终产品生产者向投入品生产者提供总部服务，生产组织的选择依总部服务的重要性而定，总部服务的重要性依产业部门而存在差异，在总部服务密集的部门，产权分析表明纵向一体化可以促进最终产品生产者提供总部服务，反之，外包将成为可以激励投入品生产者的组织而被偏爱。如果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由于寻求或建立一个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存在固定组织成本，且在南方国家大于北方国家，一体化组织大于外包，但南方国家边际成本相对低，因此对于最终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一般会选择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在南方国家生产，次高者会选择在南方国家外包，再次者会选择在北方国家外包，生产率水平最低者则退出市场。Antràs（2005）采用动态的一般均衡的南北贸易模型，用以分析投入品生产中不完全契约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进而将高技术投入融入产权分析使之成为选择产品内分工组织的重要依据，在该模型中，北方国家企业将高技术投入品（如研发投入）与低技术投入品（如组装与制造）相结合而进行生产，由于南方国家契约不完全而形成产品生命周期贸易，低技术投入品最初在契约完备的北方国家生产，然后转移到工资低的南方国家，其转移首先通过FDI，然后通过外包。
激励体制分析方法认为，激励是一种制度设计，用于引导管理者的投资与努力，当管理者的投资与努力难以被充分观察并且监督也是不完全时，管理者的懈怠是必然的，此时纵向一体化要优于外包，但外包的代理生产者需要对前期投入的成本负全责，很显然，程度上的差异会使一体化与外包之间存在一种平衡， Grossman 与Helpman（2004）采用激励的分析方法研究了这一平衡。对最终产品生产者而言， 在北方国家监督管理者的成本要低于南方，但南方国家有工资低的优势，结合生产率水平进行分析，均衡的状况是这样的：生产率水平最高的最终产品生产者选择在南方国家外包，次者在北方进行一体化生产，再次者在南方国家实行一体化，生产率水平最低者则在南方以转包的方式选择独立的生产供应商。中国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加工企业的组织形式决定着利益的分配与投入品贸易的流向，Feenstra与Hanson（2003）运用激励模型分析了当签订完全契约的加工合同时企业组织形式的决定。此时北方企业与加工企业管理者的收益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模型分析表明，将企业产权与投入品购置权集中于一方时，能使权力、收益及支出努力相对应，也就是说能使支出努力达到最大；当签订不完全契约的加工合同存在时，产权模型分析显示，可以通过产权控制解决由不完全契约产生的问题。当企业产权与投入品购置权由北方企业与加工企业管理者分别控制时，收益要比两权由一方控制时大，尤其是北方拥有产权，加工管理者拥有投入品购置权时，加工管理者的生产努力将达到最大，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组织形式最受投资者偏爱。
（二）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法说明市场厚度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
对于最终产品生产者与投入品生产者而言，搜寻合作者、建立配比关系、签订与执行对投入品生产进行投资的契约等都是交易成本，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是多样的，市场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所谓市场厚度是指最终产品生产者与中间投入品生产者的数量，数量多表示市场有厚度，市场越有厚度，说明配比性越强，投入品生产中需要的特定投资越低，因而交易成本就可能越低。一体化会降低市场厚度，因而将提高交易成本，特定投资能提高配比性，但也会提高交易成本，相应地也能提高利润。因此随着市场厚度的变化，一体化与外包的选择存在均衡的结果。
Grossman与Helpman（2002，2005）认为， 一体化与外包的均衡决定于两者的成本比较，一体化存在较高的固定成本与管理成本，外包存在交易成本，在其权衡比较纵向FDI与跨境外包的选择模型中， 由于投入品生产者与最终产品生产者对专有生产能力供给与需求的差距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基本因素，因而成为选择的重要分界线，这种差距越大，生产组织方式就越是趋向于采用纵向FDI 建立子公司实行一体化生产，反之则趋向于外包。而市场厚度是反映差距的重要依据，市场厚度越低，表明差距越大，组织选择会倾向于一体化。在大经济体与大产业中，市场厚度使外包更为可能，在劳动力丰富的南方国家，除存在工资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外，还会产生投入品生产的厚市场，从而提高其承接外包的水平。
（三）外包方式的选择
外包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购置特定投入品，二是在特定地点市场购买普通或标准的中间投入品，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要说明这一选择的平衡是内在地决定的。假定最终产品需要按固定比例使用一系列部件作为投入品，部件的生产因特定关系投资（RSI）的水平而形成不同的生产率，部件可以按生产率高低排序。某一生产率水平是特定投入品与普通投入品的分界线，而这一生产率水平是内生的，当RSI因经济因素（如最终产品生产规模变大时）而提高时，这一生产率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Qin and Spencer（2002）认为，由于RSI需要充分的信息，因而接近最终产品生产者能在信息的获取上具有优势，因此，RSI 水平较高的投入品一般都在北方国家生产，而普通或标准的投入品则主要在南方国家生产。Feenstra and Spencer（2005）列出了外包可能存在的四种方式，当生产率水平最高，需要RSI水平也高时，投入品的RSI及生产都在北方国家，生产率水平次之，则生产环节转移到南方国家，RSI仍保留在北方国家，生产率水平再次之，则RSI与生产环节都转移到南方国家，生产率水平最低者则作为一般部件在南方国家购买。
（四）制度因素对契约执行的影响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制度质量作为一个特定因素对比较优势、贸易量与贸易模式的影响正受到经济学家的日益关注。Grossman与Helpman（2005）明确提出，影响跨境外包交易成本的诸因素中，订立合同的环境差异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为法律法规的健全状况，直接关系到为建立特定关系而进行投资的契约的执行。Levehenko（2004）与Nunn（2005）也都将特定投入品贸易中的不完全契约与制度因素相结合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高能使一国契约密集型的产业出口增加，也就是说生产投入品的特定投资对契约执行的制度质量要求也较高。
（五）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进行的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表明，权力可以委托给代理者，也可以由委托者自己控制，授予谁取决于其安排能激发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能产生多大的获益，将权力给代理者主要是为了激发代理者获取信息的努力。Puga and Trefler（2002）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中分析了知识的改进及其对组织形式的影响，外包是为了激励代理者的努力，但如果知识改进后的收益全部由代理者获得，生产组织将由外包转向一体化。Marin and Verdier（2002，2003，2005）研究了代理向低层管理者倾斜的“扁层结构”。代理存在于三种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P组织或一体化的方法， 权力集中于委托方；A组织或外包的方法，权力委托给代理者；O组织，因代理产生的激励努力最小，只有单一的管理者，没有中间层。模型分析显示，当竞争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时，生产组织由P趋向A，从市场竞争对利润的影响来看，很大与很小的国家易于形成P组织，而持续的竞争与经济一体化都会引发外包的组织方式。 当考虑技术因素时，技术劳动力比例的提高，会使组织形式由P→A→O。
四、对贸易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影响
以最终产品为界的国际分工是横向专业化分工，产品内分工则是纵向专业化分工，这两种分工的差异必然产生贸易政策的差异。Jones（2000）指出， 在传统贸易分析框架内只有一个市场，最优贸易政策是在贸易条件与贸易量之间平衡以实现最优的一种选择，当存在投入品贸易时，就产生了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两个互相联系的市场，对最终产品征税，将提高中间产品市场的出口收入，最优税的设置是在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之间的平衡。他以竞争为出发点研究了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不完全竞争为出发点研究了贸易厂商在预知产出市场可能的变动结果条件下在投入品市场的行动，并在这两个相联系的市场上寻求最优的均衡。
Jones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出发， 认为产品全球化生产将产品的生产环节细分并在国家之间形成分工，实质上是加深了劳动分工的程度，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宽”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专业化于某一生产环节、某一产品部件的生产，这将比专业化生产整个产品更易于发挥比较优势，降低工资—租金比率，提高产量与就业的水平。Arndt（1999）也提出，以实现工业化为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发挥劳动力成本便宜的比较优势与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产品的矛盾，但当工业产品可以进行内部专业化分工时，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生产工业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零部件而实现工业化的目标。Gereffi（1999）分析了产品内分工下产业升级的新路径。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路径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从简单的组装活动开始，利用不同工序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可以向上游溯升到复杂工序与零部件的贴牌（OEM）、设计代工（ODM）生产，向下游延伸到自有品牌的市场销售，这一方式为发展中国家从中汲取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位、方向及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总结
西方贸易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全面而丰硕的成果，分析比较他们取得的进展，其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将制度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起来并融入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贸易模型分析中，将投入品生产的生产率、资本密集度、总部服务、高技术投入品、体制运行质量等因素都作为投入要素，并运用要素的差异解释了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模式以及产品内分工的生产组织。从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特色来看，主要还是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但将原有贸易理论中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等视为需要解释的关键变量，对于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外包）的选择，产权分析将其视为对生产的贡献与剩余归属的均衡结果，激励模型分析将其视为特定投资扭曲与激励均衡的结果，委托代理分析将其视为控制与激发代理者努力相均衡的结果，交易成本分析将其视为交易成本与一体化管理成本均衡的结果，每种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促进产品内分工的因素以及使分工偏向外包或一体化（FDI）的因素。 由于将这些新变量融入了垄断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从而使模型更接近于复杂的现实，产品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比早先的“新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又前进了一步。展望其未来的方向，Spencer（2005）提出了几下几点：第一，原有模型分析一般都假定特定投资的补偿是一次性的，这与复杂的现实有较大的距离，在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内可以放松这一假定进行进一步研究；第二，由于外包对北方国家的影响，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政策（如限制外包的人才培训与流动）进行限制，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采取政策对一体化还是外包的选择进行干预，因而需要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对产品内分工组织的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如何在外包中保护他们的数据、信息等知识产权；第四，在理论与实证检验上进一步分析与验证市场厚度、体制、产品范围与种类序列对生产组织的影响。我们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应研究产品内分工的组织选择与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关系，寻求新的贸易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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