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在“文革”后的人生际遇及政治参与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际遇论文,文革论文,政治论文,人生论文,钱三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家参与政治，是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和极端重要性，将一大批科学家网罗进国家体制，以实现其“科学为人民服务”的宏愿。钱三强就是这批科学家中的一员。他在新中国初期科学事业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关键点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钱三强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仰；在“文革”结束后，钱三强迎来了其人生的第二个灿烂时期。目前，学界对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关系，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而对钱三强晚年的人生际遇和社会政治活动方面的研究，还有可探讨的余地。实际上，对杰出科学家晚年政治参与活动的探讨，是当代人物研究应当着力开拓的一个新领域，它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杰出科学家的完整人生。本文在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新出《钱三强年谱长编》，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一、与中国科学院院长人选的际遇
钱三强的政治生涯一直是笔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一直有个疑问：“文革”后，身为副院长的钱三强主管中科院科研业务卓有成效，威望颇高，但在职务上，他为何未能更进一步，或是当上中科院院长，或是调到其他部门做一“正职”？要知道，“文革”后很多老一辈科学家都身担要职，甚至当年钱三强推荐的一些优秀科学家的职务后来都不在他之下，比如朱光亚、邓稼先等。笔者曾就这个敏感的问题向曾任钱三强秘书的葛能全先生求教，葛先生笑言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①。事实上，钱三强在政治上有过更进一步的机会，并且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有过不同寻常的际遇。
1.与中国科学院院长职位失之交臂
“文革”后，钱三强迎来了其事业上的春天：1977年9月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成员，1978年3月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郭沫若为院长，副院长依次还有方毅、李昌、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实、严济慈、华罗庚等。6月郭沫若去世，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副院长的方毅继任院长。由于方毅已是国家领导人，作为过渡暂时担任中科院院长是可以的，但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从那时起，物色中科院院长人选的工作就已开始。按照惯常逻辑，院长人选一般应在副院长中产生，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李昌是抓党务的干部，不是科学家，不适合院长人选。
周培源是钱三强的老师，生于1902年，此时已近80岁，不太适合院长人选。
童第周也生于1902年，因年龄原因，同样不适合院长人选。实际上，童第周于次年3月病逝。
胡克实1921年5月生，较为年轻，但与李昌一样，主要抓行政事务，不是科学家出身，不适合院长人选。
严济慈也是钱三强的老师，1900年生，同样因年龄原因不适合院长人选。
华罗庚于1910年生，比钱三强大3岁，时年68岁，且身体不太好，亦非担任院长最合适的人选。
而钱三强生于1913年，是科学院领导层最年轻的科学家，工作能力强而且经验丰富，应该说是最有竞争力的院长人选。并且，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退休制度并未建立，在科技队伍青黄不接而又急于恢复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情况下，由老科学家挂帅推动科技发展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此，尽管当时科学院领导层后备干部人选还有卢嘉锡、严东生等，但基于上述原因，钱三强仍是最有竞争力的院长人选。
就业务分工而言，钱三强主管科研业务，这是科学院的核心工作；1979年初，又负责恢复学部活动和筹备增选学部委员工作，这亦是当时科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实际上，“文革”后首次召开的第四次学部大会与中国科学院领导层的更换是一起进行的。这些，都为他进一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无形中做了准备。
我们的上述推断，实际上也是高层的考虑。幸得葛能全先生多方找寻，得到了当时中科院党组推荐钱三强任中科院院长的最有力证据，即1980年11月30日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就科学院人事问题致方毅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在这次院部小型座谈会的过程中，了解到严东生同志和其他三位同志(冯德培、李薰、叶笃正)都只能抽出一半或稍多一点时间到院工作，而且除李薰同志外，其他三位明年都有安排好出国讲学或作研究工作。卢嘉锡同志不久前也和我亲自恳谈了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几位有威望的科学家是愿意做院的领导工作的，但最近期间全部脱产还不可能。因此，从现实情况出发，院长可能还是选三强了，下一届可再考虑卢或严(东生)。”同日，方毅在李昌信的首页批示：“人事问题再面(商)量一下。”［葛能全2013，页545］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作为中科院的党组书记，李昌对该院的人事安排是有着通盘考虑的，他提出让钱三强做中科院院长，理由也是恰当的。从方毅的批示来看，他们两人应该就中科院人事问题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商谈。从后面的发展来看，二人商量的结果，应该就是定钱三强为中科院院长人选。不出意外，这个决定将在1981年5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学部大会上宣布。
历史与钱三强开了个玩笑。就在1981年初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钱三强生病了，而且是较为严重的心脏病，这个病惊动了中央，关于他的工作安排自然也就随之改变。
1980年12月，钱三强作为团长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赴美考察。在美考察期间，钱三强已经感觉身体不适。回国后，不时胸闷，睡眠也不好，遂于1981年1月11日到北京医院进行心电图录相检查，发现冠状动脉供血不足。1月15日，住北京医院复查，心电图形表现为急性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即住院治疗。1月19日，北京医院向中国科学院、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呈送了“病情报告”：“钱三强同志，心电图检查发现急性心内膜下心肌梗塞于本月15日住院。入院后血压曾偏低，仍有心律不齐，室性期前收缩，但尚无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如心肌梗塞继续扩大，或出现严重并发症，即有可能随时发生危险。”［葛能全2013，页543］
李昌于当天看到此报告，随即批示“将三强同志病情报方毅同志。”［葛能全2013，页543］此时已是1月下旬，离学部大会召开仅剩3个多月的时间，钱三强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适不适合担任中科院院长，要不要更换院长人选，这些问题都要尽快搞清楚并确定下来。为此，3月，方毅前往北京医院向主治医生了解钱三强的病况，询问是否还能承受正常工作负担。医生如实告知：心肌梗塞非同一般病症，即使出院了亦不可过度劳累，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最好不再离京出差外地，更不要出国，或者坐飞机……［葛能全2013，页545］有了医生的这些话，便可预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了。
从李昌对钱三强病情的高度重视，到方毅亲自前往北京医院了解情况，我们可以确定，钱三强应当是内定的中科院院长人选。然而，无情的疾病改变了这一决定。1981年5月20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卢嘉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依次为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叶笃正。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院长职位失之交臂。李佩珊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由于健康原因，1981年以后，三强同志很少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工作”［李佩珊1992］。由此可以确定，健康原因已经使钱三强开始从中科院的一线领导退居二线了。
2.推荐周光召
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钱三强在推荐人才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就有他推荐周光召的事例。在1980年代，周光召顺利当选中央委员、中科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也与钱三强的推荐密不可分。
“文革”后，对于德才兼备的优秀物理学家周光召，钱三强给予了特别关注。从1980年初我国主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开始，钱三强就力推周光召。1980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参加广州粒子物理会的海内外学者。宴会席间，当邓小平询问我国粒子物理领域的人才情况和研究水平时，杨振宁和李政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提出要见一见这些优秀人才，钱三强立刻从宴席中找来周光召等几位，并逐一向邓小平作简单情况介绍。在介绍周光召时，钱三强说：“他50年代在苏联和国内作出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可算是国内新一代理论物理方面的佼佼者。”李政道接着插话：“他不仅在国内同行中是佼佼者，包括我们在内在所从事的粒子物理理论领域，他也是佼佼者。”邓小平听后欣喜，站起身和周光召等中国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握手，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葛能全2013，页779］
邓小平的好心情带到了第二天的高层会议上。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政军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到培养专门人才时，他说：“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专门人才，但是，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人才呢？不是，……前几天，在广州开了个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个消息很值得高兴，我们的粒子物理理论水平，大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相当先进的水平，而且有一批由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取得了成就的年轻人，只是人数比一些先进国家少得多。”［邓小平1994，页264-265］
这段话表明，邓小平对广州粒子物理会的召开是满意的，当然，他最感欣慰的还是我国科学界还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无疑，经过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的引荐和评价，邓小平对周光召是有印象的。这一点的特殊重要性在1982年便显现出来。
广州粒子物理会后，周光召迎来了事业发展的快速上升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同年9月，应邀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1981年9月，赴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总之，在学术上，周光召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酝酿之中，周光召的人生轨迹也将因此次会议而改变。
1982年下半年，也即是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在一次中央人事安排小组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要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选一批知识界、科学界的代表进中央委员会，进中央领导班子，改变现有的领导结构。中国科学院至少可提供3-4个人选。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作为中央人事安排小组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李昌回到科学院后，立即将此消息告诉了钱三强，并让钱三强负责推荐物理领域的人选。钱三强敏锐地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经过慎重考虑，他向李昌推荐了周光召。李昌即向胡耀邦做了汇报，并对周光召做了评价，认为以周光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合适的。邓小平也是了解他的——这就是广州粒子物理会的影响。就这样，周光召进入了中央的视野。
而此时的周光召并不在国内，对此事更是毫不知情。钱三强在做了推荐之后，立即指示秘书葛能全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急电我驻美机构通知在美国的周光召尽速回国。接驻美机构电告周在日内瓦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后，又命葛能全急电我驻日内瓦办事处转告周务必立即回国［葛能全2013，页591］。钱三强亲自修改电文，并加进一句暗示的话：“北京市党代会已经开过了……”此时已是8月。接到电文的周光召满怀疑惑地回国。在面晤钱三强之前，他带着疑问来到葛能全的办公室，葛能全告知其事情原委。当周光召提出“用人事先也不找本人商量”的问题时，葛告之曰：“我认为，提拔人是不需要商量的。”［葛能全访谈录］
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周光召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紧接着，钱三强为周光召的发展进一步铺路搭桥。在钱三强的力主下，周光召于1982年底在中国物理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随后，钱三强辞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一职，建议由周光召担任，这样，周光召就可以参与到中科院领导层面的工作。1984年，钱三强又辞去中科院副院长的职务，并向中科院党组建议由周光召接任。同年4月，周光召当选中科院副院长。这样，周光召的发展之路清晰可见，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只是时间问题。1987年1月22日，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同年荣任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
诚如葛能全先生所言，从1950年代起，钱三强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关键岗位推荐了众多优秀人才。事后证明，所有推荐都是极为成功的。钱三强推荐的这些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周光召自然也不例外。考察钱三强荐人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事业发展需要为重，注重在实践中考察人，看重人才的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推荐到最恰当的岗位上去，勇于让年轻人脱颖而出。这大概可以看作是钱三强的用人、荐人之道。
二、建言中南海
“文革”以后，除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特别顾问(1984年后)的职务与头衔之外，钱三强还有两个政治身份。第一，他于1980年3月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1987年连任，并于1990年与钱学森一起被选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第二，从1983年起，他开始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于1988年连任。出于对国家发展的关心和职业习惯，钱三强非常关心国家改革发展动向，他积极动员科技界老一辈科学家的力量，就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或政策，通过向国家领导人写信等方式，与中央高层互动，建言献策，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为推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新出《钱三强年谱长编》的记载和口述史料，按时间顺序梳理出由钱三强个人或是钱三强参与的一些重要的向中央的建议。
1.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课
1980年3月，时隔22年之久的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会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他说“我代表中央书记处正式向在座的科学家报名，准备邀请你们中的一些同志当我们的老师。”［葛能全2013，页524］
不久，中央书记处拟定请科学家讲课的计划方案，其中第一讲是综合性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讲，让领导人较为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全貌。首讲引人注目，讲课质量关系到后续讲座的开展，因此对首讲人选的确定，中央书记处和中国科协是动脑筋了的。最后，这个首讲的任务交给钱三强了。
钱三强本来就对科学技术史感兴趣，笔者曾就此话题做过专题论述［黄庆桥、关增建2012］。对于此次讲课内容，他请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仓孝和、许良英、李佩珊、杜石然几位科学史专家作为合作者，分工撰写，集体讨论，由主讲人最后定稿。［葛能全2013，页529］
7月24日，钱三强在中南海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作题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的首场科学技术讲座。胡耀邦、万里、谷牧、方毅、余秋里、韦国清、彭冲、陈慕华、姬鹏飞、杨静仁等领导人出席听讲。这次讲座很成功，钱三强讲到的很多话题都引起了领导人的极大兴趣，整个讲座持续了近3个小时。但当时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次讲课进行过多的宣传，只是新华社编发了钱三强讲课的消息通稿，《半月谈》刊发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听课侧记》一文，对当天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记述。
两天后，钱三强的讲稿《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首先在《红旗》杂志全文刊出，《光明日报》等作了转载，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首印10万册，一时畅销全国。这对于振奋科技界的精神和鼓舞士气，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等，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此后，钱三强应邀在北京、天津、安徽等地就此主题作报告，受到普遍欢迎。
2.最早建议建立中国工程院
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工程技术的作用得到了更多更大的体现。在这一背景下，仅有以侧重基础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已显不够，国家和社会的巨大需求，使得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工程技术的最高学术机构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着丰富的大科学工程管理经验的钱三强，就是最早向国家呼吁此事的有识之士之一。
1986年春，时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的钱三强在出席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时，与科技界委员就有关工程技术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国家最高工程技术机构，以促使我国工程技术事业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在本次会议上上，钱三强“与茅以升、侯祥麟、罗沛霖、徐驰、李苏、顾毓瑔等(共83人)联合署名提案《关于工程技术工作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呼吁重视工程技术工作，提高工程技术和工程师的地位和影响，建议建立国家最高工程技术的学术机构(即后来成立的中国工程院)。”［葛能全2013，页664］这份建议书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界最早呼吁提高工程技术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建立国家最高工程技术学术机构的建议之一。
其实，重视并发挥工程技术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是钱三强的一贯思想，至少从1950年代领导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钱三强就十分重视科学发展与工程技术的结合。杨桢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对此有过深刻阐述，他说：“很多追忆钱先生的报告，都提到他作为实验物理学家却能十分重视理论工作这一特点。然而，很少有人提到，钱先生曾一再强调实验物理领域中物理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他在实践中，尤其是考察了列宁格勒的物理工程研究所成功地培养了大量近代物理工作者的情况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我国尖端科学脱离了早期的‘手工业’方式，达到高度现代化，在这点上钱先生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杨桢1994］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钱三强主张建立国家最高工程技术学术机构是他一贯思想的延续与实践。
3.就发展微电子事业向中央提出建议
众所周知，微电子技术是随着集成电路，尤其是超大型规模集成电路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尽管文革之前我国在此领域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到了1980年代，面对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微电子行业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在此情况下，国家高层开始谋划如何发展我国的微电子行业。
钱三强与我国电子技术的发展有着极深的渊源。19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发展电子学，成立了由陈芳允负责的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而此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也有一个核电子学小组，但只有五六人，力量比较薄弱。钱三强想借助电子学所的筹备来促进两方面共同发展，他请求科学院领导把电子学所筹备处先合并到近代物理所，他的这一要求和建议得到批准。［钱三强、朱洪元1994，页139］后来的发展表明，在钱三强的主持下，不仅陈芳允领导的电子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于1956年独立建所，而且近代物理所核电子学也得到了发展，实现了钱三强最初的“双赢”设想。对此，陈芳允对钱三强心存感激，并有详细的追忆文字。［陈芳允2001，页231］
正是这种渊源，使钱三强对我国微电子行业的发展十分关心。1986年5月底6月初，他和王守武、林兰英、沈华生、陈肇博、黄敞联名写信给赵紫阳和国务委员张劲夫，对我国“七五”期间发展微电子事业提出建议。6月10日，国务院信访局致函六人称，“建议”已刊登《信访简报》报送中央领导同志。［葛能全2013，页668］
4.就“农业改革和粮食问题”上书中央
1980年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粮食供求失衡问题显现出来，农业与粮食问题受到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1987年4月14日，根据李昌的建议，钱三强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名义，主持“粮食与社会问题座谈会”，农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学者20余人出席座谈会，讨论中国的粮食问题［葛能全2013，页685］。在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12月1日，钱三强和李昌、于光远、石山、卢良恕、李宝桓联名上书赵紫阳并中央政治局常委(抄送中央书记处、万里、田纪云、陈云、薄一波、宋任穷、李铁映、宋平)，提出《关于深入改革农业和粮食管理体制的建议》。在该建议书中，他们提出了发展农业一靠政府、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四靠管理的论点，分析了现有粮食生产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端，并就农业体制改革和粮食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六点具体建议。［葛能全2013，页699］
该建议书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赵紫阳首先做出批语：“请纪云、润生同志阅。此系一重要建议，并涉及机构设置，可否组织一些同志研究一下其利弊和可行性。”［葛能全2013，页700］
12月15日，杜润生受委托将六人的建议书分送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员参阅并请准备意见，参加座谈讨论。次年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受中央委托召开“关于深入改革农业和粮食管理体制建议座谈会”。钱三强等应邀出席座谈会，并作了发言。这次上书及其后续工作，对于推动1980年代后期中央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0年8月15日，在江泽民主持的在中南海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作为特邀代表，钱三强又就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型农村问题作了发言［葛能全2013，页744］。该发言随后被收录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的《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和对策》一书之中［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1991］，在国家科技战略的酝酿与制定中发挥了作用。
5.就国家核电事业发展上书中央领导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在核弹技术已经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发展核电开始进入国家视野。改革开放后，面对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发展核电开始进入到实施阶段，秦山、大亚湾核电站相继开始建设。然而，一直到1980年代末，核电事业发展缓慢，且无长远发展规划。这种状况引起了包括钱三强在内的老一辈核能人的忧虑。1990年2月28日，钱三强和李觉、姜圣阶、王淦昌联名上书江泽民、李鹏，就如何把发展我国核电事业提出建议。该信写到：“如何把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纳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规划之中，切切实实地进行研究和落实，使它能为解决下一世纪中国能源问题作出积极贡献。这样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是业务部门，特别是在当前资金平衡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所难以考虑的。……更使我们担忧的是，近期如不利用已有的核科技队伍，通过核电工程培养新人，到‘八五’后期，就会出现人才断层，将丧失发展核电的良机……我们建议：一、发展核电一定要有战略决心和长远打算，及早制定我国核电发展中长规划……二、尽快落实核电发展资金，建立稳定的核电建设资金渠道。”［葛能全2013，页735-736］
从此信可以看出，钱三强等既指出了发展核电的战略意义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又为国家核电事业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此信实事求是，内容中肯，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3月26日，江泽民就钱三强、李觉、姜圣阶、王淦昌四人联名信给李鹏写批语：“李鹏同志：此信来了多时，由于忙于召开六中全会和去朝鲜未能及时转给你，可否请批转有关部门研究，然后给这四位专家一个回复。”［葛能全2013，页739］4月30日，李鹏亲自就此信给四人回信，阐述国家核电事业发展规划，并对四人的建议表示感谢［葛能全2013，页739］。由此可见，这封信在国家发展核电的决策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6.就中断10年之久的增选学部委员问题上书国务院总理
钱三强与中国学部委员制度的创建和发展渊源极深。1953年由钱三强任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访苏代表团带回来的关于苏联发展科学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科学界实行院士制度。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中国选择了实行学部委员制度，而第一次学部委员的遴选工作正是在时任中科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的钱三强的具体组织下进行的。“文革”之后，于1980年再次增选学部委员，这次增选也是在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钱三强对学部委员制度既有很深的感情，又对这一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之后，从此便中断了10年。10年内不增选学部委员，带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到1980年代末，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科技界普遍对此反应强烈［王扬宗2005］。在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钱三强再次为增选学部委员并完善学部委员制度发挥了作用。
1990年5月7日，钱三强就科技界普遍关心的已中断10年之久的增选学部委员问题，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吁请重视。信中写到：“我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给您写这封信，反映科技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人才断层不仅表现在中层，还表现在高层，例如代表我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也面临这种状况。从多方面情况考虑，目前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增选学部委员是比较可行的。……大家都认为应立即着手增选学部委员，使其年轻化，是当务之急。……增选学部委员不仅有迫切需要和普遍要求，而且也完全具备条件……”［葛能全2013，页740］
这封信是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呈递李鹏的。李鹏在审阅此信后，于6月2日就增选学部委员问题，约请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和钱正英到中南海办公室听取情况汇报和商讨，研究决定以中科院名义向国务院写增选学部委员的报告正式报批［葛能全2013，页741］。9月26日，国务院第6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科院、国家科协联合上报的关于增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报告，批准此次在全国范围增选200名左右新的学部委员，并决定此后实行两年一次的正常增选学部委员制度［葛能全2013，页747］。由此，结束了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自改革开放启动后又停顿10年的状况，使学部工作走上了正常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三、结语
钱三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未必全归结于四人帮集团。实际上，早在1962年就出现了将钱三强调出二机部的声音，他还在二机部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1964年10月18日，也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三日，钱三强就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参加劳动，之后又长期不安排工作。而且，就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一年之后的1977年6月29日，中共二机部核心小组还向国务院、中央组织部上报《关于钱三强同志情况的报告及附件》，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党的领导下，钱三强同志在科技活动和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上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待党领导科学技术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错误地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报告接下去又说，钱三强在法国留学和回国后到解放时的一段时间，“与当时国民党驻法使馆及国民党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有过一段接触”。［葛能全2013，页422］言外之意，钱三强不但思想认识有问题，历史上也有不清白之处。这一报告原本是1974年10月14日上报国务院和中央组织部的，现在，二机部将这样的报告重新上报，而且专门附上了相应的证明材料，用意何在？令人费解。与此同时，钱三强却在中国科学院大显身手，甚至不久后还被纳入中科院院长人选范围加以考虑。两个单位对钱三强的评价反差如此之大，让人看了不禁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就要好得多，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文革”后，如何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如何进行包括科技体制在内的全方位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共高层一直在思考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高层广开言路，广纳谏言，尤其是善于听取有着丰富组织领导经验的社会各行业知名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智慧也正是钱三强能在其晚年频繁向中央上书的宏观政治环境。
就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而言，他们的人生经历了旧中国的衰败和新中国的独立自主，新旧社会的对比、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科技强国的崇高使命。尽管他们大多数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苦难，但痛定思痛的结果，使他们更加认同改革开放的治国之路。因此，爱国情怀和强国使命感可以看作是老一辈科学家在文革后积极参政议政的内在动力机制。他们也因此成为国家高层的“科技智囊”。就钱三强而言，杰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建国后丰富的科技组织管理经历、“文革”后特殊的社会地位和遇事不愿袖手旁观的耿直性格，促使他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条件不断地向中央高层建言献策。
需要指出的是，钱三强向中央领导的建言献策，完全是出于一种使命感的驱动，毫无名利动机。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每一次建言献策的内容，都做过深入研究。即便是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他也是在经过深入调研基础上才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没有脱离科技而空谈。这种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建言献策、发表言论的行为和做事风格是非常令人赞许和钦佩的，或许这也是钱三强一直为人称道的原因之一。在“名人”满天飞、“专家”跨领域大放厥词的现时代，钱三强的做法和精神，更显时代价值和启发意义。
致谢 衷心感谢葛能全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注释：
①葛能全先生原为钱三强秘书，跟随钱老达16年之久，对钱老了解极深。本文作者访谈葛先生所形成的口述史料“葛能全访谈录”，现藏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是本文的重要资料来源。
②第一次科协大会还是在1958年9月份召开的，钱三强在那次会议上当选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