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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看来不仅是“病”了，简直要“疯”了！
你看，一群评论家抡起大棒，朝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头上投去；一些江郎才尽的作家，也挤进评论行列，对已有定评的文学大师信口雌黄。一时间，文坛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煞是热闹。
本来，这种杂耍式的玩闹，完全不值得我们一顾。但文坛的这种内讧，却让大众迷惑难解，还以为文艺评论就是这个样子的。评论固然需要尖锐，需要一针见血，不能四平八稳，不能温吞水，但也不能尖刻，苛求，更不能刻薄，恶意中伤，谩骂攻讦。这样，只能使本已沦落的评论更加雪上加霜！为以正视听，正本清源，我们不妨用点时间，来剖析一下这些所谓的“评论”，并对真正的评论做一些评说。
一、这样的评论，哼！
短短半年间，评论界真的在对当代中国文学进行一场“暴动”和“颠覆”：先是《十作家批判书》出笼，要“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继之，是众多评论家集中声讨余秋雨，于是有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余秋雨批判》；王朔也不甘寂寞，在文坛讨伐声中挺枪而出，把矛头指向鲁迅、老舍以及金庸等；学院里教授也耐不住冷落，干脆为整个20世纪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各写下一份“悼词”。由“点”及“线”以至整个20世纪文艺的“面”，让这些评论家的如椽大笔，一扫而空。文艺界内外为之瞠目结舌，读者大众们则因之争相传阅。评论仿佛一夜间就空前“繁荣”起来，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热点。
这些评论中当然有一些不错的，不能一概而论。但上述所列评论的主导倾向，却隐含着令人不安的东西在。我们先不妨来透视一下其所谓的“策略”，就可深知这些所谓的评论的真面目。
谁名望高就“灭”谁。那些企图一夜成名的无名小卒，或已有一定名声又怕失落的中小名人，想要让自己成为观众注目的焦点，最佳的办法，就是将攻击的锋芒直指那些声名远播的人们。因此，鲁迅、老舍、钱钟书、汪曾祺、王蒙、贾平凹、梁晓声、北岛、苏童、余秋雨、金庸、王朔、王小波等，有幸“入选”。研究这份名单很有意思，这当然是些名人，但并不是所有当代有名的人都“入选”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知道还有许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逊于这份名单中的人。所以，所选的一定是为现今大众所熟知的名人，否则这“批评”的影响面就要大打折扣。其实，向权威挑战不仅正当，而且完全必要。但有一个怎样挑战的问题：是力图与权威站同一思想层面去批评，还是向权威身上泼一盆污水？这不仅是批评品格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人格的问题。难道能砍大树的人，自己就能变成大树吗？
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鲁迅因为有原配，因为曾“彷徨”，于是在某些批评家眼中，人格就有了大污点，甚至还不如萨特。就算鲁迅、郭沫若等都有人格缺陷，但他们更有人格伟大的地方，怎么就视而不见呢？极而言之，就算他们的人格都有问题，难道整个20世纪全部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就都可以一笔抹杀吗？余秋雨“文革”参加过写作班子，余心有隐痛，顾左右而言他。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要允许人家有一个反思的过程，有一个增长勇气面对自身历史的过程。即使暂时达不到各位新锐的要求，也并不影响对他今日作品的评价。何必要老揪着过去的旧帐不放呢？
故做惊人之论。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个《台湾时报》和新加波《联合早报》的传闻，就可以成为批评家攻击余秋雨的“口实”：“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这样给余秋雨脸上抹点白，然后就指称他是小丑，让他在大众面前出丑，又让余秋雨逃过了真正的“浩劫”。余秋雨散文的真正问题，不是取媚大众，不是掉书袋，不是有硬伤，而是假借古喻今之名，宣泄文人雅士的没落情怀，毫不触及当今现实的民生疾苦，更未对余文伪传统面具后面矫饰民族文化的阴暗而忽略民族文化的生机以切肤刻骨的批评，这才是要害。这样的批评，不能让余秋雨有任何反思，反让他“着急跳墙”，有何益哉？！贾平凹无非写了本《废都》，批评家用得着就指着人家说：“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人家即便真的肾亏，能写出《浮躁》、《鸡凹窝人家》、《高老庄》等，又何妨？何况谁考证过庄之蝶就是贾平凹？搞批评的人难道要和普遍百姓一样认为作品的人物就是作者的原封不动的翻版？即便如此，你也只宜去分析作品的得失，而无需拿作者的私生活乃至隐私去招徕顾客。诚然，作品多少都会是作者的自叙状。但经过改装和升华，作品的形象与作者的生活决不是一一对应的。这应该是文学理论常识，作为批评家怎能如此看作品呢？贾平凹作品的真正问题，与余秋雨接近，有些方面更甚之，就是以对传统的把玩，以至陶醉其中，而忽略了我们民族传统中的劣根性及其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活。当然，贾余之间还有差别，余只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贾还是较深地体悟到了中华民族之魂，只不过较多地是从消极方面去参透罢了。所以，余是假古董，贾却不“假”，是真古典也。不去读懂他们的作品，把握住他们作品的精髓，就妄加评议，并且用一些刺耳扎眼的词句去招徕看客，实在是批评的末流。
采用大众青睐的方式“煽情”。当代中国大众对政治都有着极浓的兴趣，差不多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治情结”；几千年的民族传统，又使中国大众特别注重人伦道德，常怀有强烈的道德义愤。若能勾起大众这两者中的一点，或者两者全勾起，一定能赢得大众的心。所以，这些评论家们便把被批名家历史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给翻腾出来。而丁玲，恰好两方面都能满足批评家取媚大众的企图，于是也成了重点攻击对象。你们怎么不去剖析张爱玲呢？我国国民还有一个“劣根性”，就是喜欢隐私、内幕乃至黑幕，尤其喜好在别人厮杀的时候看热闹。于是，昔日文坛的争斗内幕也给抖露出来。批评家的正业主要是评价作品得失，为了全面分析作品，当然要涉及作家生平和人生道路，但决不是发掘别人的隐私，揭露某事的黑幕。如此做，只能让人觉得此人心理阴暗。
如此这般，这样的批评怎会有坚定的立场，客观的标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连朱大可都失去了当初评点谢晋的坚决，对余秋雨俘获大众的成功策略和效应态度暧昧。那位“批判”王朔的批评者，让人实在搞不懂他是在批判，还是在讴歌和推崇，末了，还要向王朔和王朔小说迷们抛一个媚眼。
这样的评论，又怎能令作者和大众信服？只能使他们更加反感！
对于这样一些岂有此理的评论，我们也只好嗤之以鼻：哼！
二、媚俗，或是沽名，还是谋利？
文坛热热闹闹，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个更比一个狂，一个更赛一个狠。表面上热烈异常，似乎显示评论的繁荣。实质上更表征着评论的深刻危机，简直可以说，是一群评论家的“垂死挣扎”，是在传媒诱惑和市场压力双重挤压下的“最后一搏”。只是可惜挣扎和拼搏都未走对路子，比堂·吉诃德更滑稽和可笑。他们揭短、攻讦、伐讨、厮杀，似乎是想吸引大众的注意，引来大众的青睐。说穿了，就是为了向大众献媚。如果不是取媚“低俗”，而是取悦大众俗世，我倒觉得未尝不可。关键是，你能否真的让大众俗世愉悦，让他们欢乐，使他们感动，被他们接受。离开这些，你谈什么引导、提高，全是废话。只有先走进百姓的心中，才能影响他们的心灵。这是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的人们，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应该谨记的重要前提。
用这种批评的方式媚俗，看来是要大打折扣了。于是便剩下“沽名”了。以一种特异的方式，说些刺耳的话语，总还会引来一些注意的，至少在文艺界内会有一些关注的目光。有学者曾戏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席狂言天下闻”。古今中外倒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但如此“沽名”者，除非往后潜心钻研有所建树，鲜有真正对文化建设和积累有所贡献，对人们的智慧心灵有所启迪的。这不成了“虚名”？而且是暂时的，与“流星”无异。其实做“流星”还算好的呢，有些恐怕是“慧星”了，留下“恶名”，让人时常用做反面材料，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初杜甫曾痛斥当时轻率指摘初唐四杰的人们：“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评论家们，真应该慎思啊！
媚世不成，沽名受挫，看来这些批评家只能做书商的“雇佣劳动者”了，为他们挣钱增值奔忙，无意中堕为赢利的工具，岂不悲哉！
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一方面，旧有的评论话语和批评方法日见其绌，而新的有效方法和话语又未找到或不熟练，于是出现了评论的声音减弱乃至“失语”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迅速普及，它的发展繁荣亟需一些评论装点门面，这便有了媒体批评、广告评论等现象出现。表面的热闹背后，实际上晃动着金钱和人情的影子。一些尚有自尊的评论家不甘寂寞，心理失衡，也常常出以恶意的骂杀，试图夺回失去的话语权，重建昔日的荣耀。其实这与无聊的吹捧一样，均败坏了评论的声誉，损害了评论的价值。
三、真正的评论，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真正的评论，靠思想立足，以智慧闪光，在历史的长河中巍然屹立，否则，评论家无非是在制造一些“文字垃圾”。如果指望“文字垃圾”传世，给当代人以冲击，给后辈人以启迪，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我一直认为，历史和人民是最公正的，经过一定时间的岁月和一定空间范围的人们筛选过的东西，能留存的，绝大多数是有价值的；不该忘记的，迟早会浮出历史的海面。而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如还珠楼主，如张资平，他们的作品当初也盛极一时，洛阳纸贵。今天除了到文学史料中去翻寻，又还有几人知？不管有多少人在那里鼓噪，它们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作品是如此，评论也是如此。
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评论，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任何事情都有“技、艺、道”三个层面，文艺评论亦然。要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就必须在这三方面都能有所建树，有独到见地。
真正的评论，一方面与创作实践以及相关的社会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独到的思想，独特的见解，这两方面常常是相辅相成的。要牵住这两方面，评论家必须有宽广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坚定的立场，卓异的个性。古人云：“文如其人”，“气盛则言之高下与声之长短皆宜”，渗透着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的文字，无论是作品，还是评论，都肯定能给人以长久的启发与无穷的享受，并且真正在历史上长河中恒久留存，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