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社论文,群体论文,传统论文,领导论文,国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1-0083-11
领导群体在社团组织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负责引导社团成员设立目标，并带领成员去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他们的整体素质是社团组织发展的保证：前瞻能力决定了社团组织的发展方向，行政才能决定了社团组织实现目标的程度。社团组织领导层的正常更替对其发展极为关键，这不仅是社团组织民主化程度的表征，也是吸引年轻人进入领导层、为组织发展储备人才的程序。同样，领导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对社团组织各项事业的开展与实施也相当重要。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原名科学社，1914年6月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人倡议创建，1918年回迁国内，1960年在上海宣告解散。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科学社团，其事业的扩展及遭遇的困境，除广阔的社会历史因素外，与其领导群体密切相关。本文以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理事会（注：1922年第二次改组前，中国科学社领导层是董事会，改组后为理事会。为与此后的董事会相区分，这里将1922年前的董事会也称理事会。）成员的更替及其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为例，分析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在社团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理事会的组建与成员变迁
1915年出版的《科学》第1卷第1期公布科学社理事会由会长任鸿隽、书记赵元任、会计秉志和胡明复、周仁组成。这是为发刊杂志而成立的股份公司时期的理事会，没有章程予以合法化。（注：关于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的变迁，参阅拙文《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变迁与中国科学组织机构体制化》，载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7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公布章程，规定理事会7人组成，任期2年，连选连任；由全体社员直选，司选委员会负责选举并在年会上报告结果，每年10月1日交接。1916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年会选举产生了首届理事会，投票表决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4人为两年理事，周仁、竺可桢、钱天鹤3人为一年理事，以后每年以3人、4人间或换届。
翌年修改章程，议决理事会由11人组成。1918年留任理事仅3人，新选理事8人，投票表决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唐钺、孙洪芬任期两年，其后每年以5人、6人间选。1922年第二次改组，理事会人数不变，新成立董事会为名誉机构。1931年年会讨论决定理事会增至15人，总干事为常任理事，1932年当选理事9人，孙洪芬和竺可桢任期1年，其后每年改选7人。
到1936年，中国科学社年年举行年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正常进行。抗战爆发后，年会不能如期举行，理事会的换届随之亦成问题。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的更替，1937年前的历届换届选举具有连续性与代表性。因此，下面的分析以1937年前历届理事会成员为对象，其更替的具体情况如表一。
表一 中国科学社1916-1936年理事会成员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社各次年会记事或报告。
注：×很快为杨孝述所代替；××代替去世的胡明复为任期1年理事。
1916-1936年先后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周仁、竺可桢、邹秉文、王琎、胡刚复、杨铨、翁文灏、胡先骕、丁文江、杨孝述、孙洪芬、过探先、钱天鹤、李协、郑宗海、金邦正、李四光、唐钺、孙昌克、裘维裕、李垕身、张准、王伯秋、叶企孙、高君珊、钱宝琮、胡庶华、伍连德、丁绪宝、马君武、胡适、秦汾、严济慈等共37人当选为理事。第一届理事中竺可桢和钱天鹤不是发起人，他们的当选是积极参加社务活动的结果。9位发起人中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已经回国，留在康乃尔大学的6人，《科学》编辑部部长杨铨没有当选。
第二届邹秉文代替钱天鹤，仅一人之变。第三届理事增为11人，前两届当选的8人中秉志落选，新增4人唐钺、孙洪芬、孙昌克和过探先。1919年在杭州召开的第四次年会,是在国内召开的首次年会，为扩大社会影响，需吸收新的成员进入领导层，新当选的杨铨、裘维裕、金邦正、李协、李垕身都是从未当选过的“新人”。这届理事会组成，发起人仅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与杨铨，李协是第一个非留美学生理事，他当时就职于南京河海工程学校。
1920年郑宗海加盟，但很快自动辞去。郑宗海是第一个非科学技术理事。1921年王琎、胡刚复、张准、王伯秋新当选，他们都是南京高师教师，王伯秋是第二个社会科学出身的理事。1922年丁文江成为新生力量，他是国内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学界名流，是第二个非留美出身理事。1923年秦汾成为理事会新成员，他乃当时数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1924年胡先骕成为新理事，此前他已就任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植物部主任。1925年翁文灏加盟，他是地质学界的权威，留学比利时。1926-1927年没有新面孔出现，1928年叶企孙成为新鲜血液。1929年没有新人物出现，1930年高君珊、钱宝琮新当选，高君珊在中国科学社设立了很有影响的高女士奖金。1931年杨孝述真正当选，此时他已经是中国科学社的总管——总干事。1932年理事会扩大后，新人只增添了一位胡庶华，1933年增添李四光，1934年来了丁绪宝和伍连德，丁绪宝是第一位在国内大学毕业再留学当选理事者，可作为理事会中第二代科学家代表。1935年新增胡适与马君武，胡适是第四位非科学技术理事；1936年严济慈当选，他是第一代理事培养的学生。
可见，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成员一直处于变动中，特别是回国之初，曾大量吸收国内人才。但后来没有继续保持这一“法宝”，从总体上看，成员更替并不频繁。
二 理事会成员更替与民主化进程
将表一处理为表二。1916-1936年共21届理事会，将少数一年期理事算作一届即两年，按章程应当选129人次，实际当选总人数为37人，平均每人当选届数为3.5，每届两年，也就是说平均
表二 1916-1936年间理事担任届次统计表
任期为7年。在分析的21年中，平均每位理事的任期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一个学术社团而言，应该说更换频率并不快。具体分析，有“马太效应”存在。这些理事中，当选届数相差极大，有17人是一次当选，也就是说他们或任期2年或任期1年，而另20人占据了112次机会，平均每人任期达11.2年。具体分析一次当选的17人，大多数是当选一次后就从领导层消失，只有叶企孙、严济慈、丁绪宝等人是成绩优秀的年轻人，新进入领导层。从总体上看，这些一次当选者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并不具大作用。有4人当选过2次，2人当选过3次，3人当选过4次。当选5次及5次以上的有11人，他们共占据了86次机会，平均每人任期达15.6年，中国科学社领导权大部分时间由他们掌握。
9位发起人除章元善外，其余都当选过理事，共54人次，占总人次42%；任鸿隽、赵元任、秉志、周仁、胡明复、杨铨等6人当选49人次，占总人次的38%，平均每人当选时间为16.3年。如果胡明复、过探先、杨铨等不是过早去世，他们当选的人次会占更大的比例。据杨铨讲，1923年杭州年会时，他与任鸿隽、胡明复有感于中国科学社精神的逐渐退化，理事选举他们三人年年榜上有名，为了振兴社务、注入生机，需大量吸收新鲜血液，他们表示不再担任理事，将机会留给新人。（注：杨铨：《我所认识的胡明复》，《科学》第13卷第6号“胡明复博士纪念号”第837-838页。）但在当次年会上，杨铨再次当选理事，任鸿隽、胡明复是前任理事未到期，1924年到期后仍然继续当选。
中国科学社理事的选举应该说有相当严格的程序，由专门的司选委员负责选举，章程专章规定司选委员的权力与义务，也出现过由于选举出现问题而结果作废的情况。1926年当选司选委员为叶企孙、宋梧生及褚民谊，负责次年理事选举。在翌年年会上，叶企孙以此次理事选举，一是参选人数不足，二是他对选举结果没有表示同意，按照章程司选委员3人中只要1人不同意，选举无效的规定，要求此次理事选举作废。与会代表同意重新选举。这在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记事》，《科学》第12卷第11期。）后来重新选举结果如下：竺可桢80票、杨铨74票、胡刚复67票、翁文灏58票、过探先53票、赵元任52票、王琎41票、李熙谋37票、何鲁28票、朱经农27票、李石曾25票、张乃燕25票、姜立夫20票、唐钺19票、朱少屏18票、李四光16票、饶毓泰15票、钟荣光14票、吴宪13票、丁西林10票、金湘帆10票、段育华9票、郭任远9票、熊庆来5票。应选理事6人，因留任理事胡明复逝世，故多选一人补为一年理事。按得票多少竺可桢、杨铨、胡刚复、翁文灏、过探先、赵元任当选两年理事，王琎补缺胡明复。（注：《中国科学社记事：本届理事选举结果》，《科学》第12卷第11期。）可见理事选举竞争相当激烈，没有当选的姜立夫、李四光、饶毓泰、吴宪等是各科学门类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他们4人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李石曾、张乃燕、郭任远、熊庆来、何鲁、丁西林、钟荣光、朱经农等也是学界名流。
虽有如此严格的选举程序，但理事会成员的更替还是存在上述问题。中国科学社是以科学技术成员为主体的综合性社团，科学技术不比社会科学，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年轻人的事业。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华罗庚在剑桥大学的导师G·H·哈代曾说过，“任何数学家都永远不要忘记：数学，较之别的艺术或科学，更是年轻人的游戏”，“我还不知道有那一个重要的数学进展是由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创始的”。（注：《科学家的辩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英】西蒙·辛格著，薛密译《费马大定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4页。）在民国时期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个团聚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术社团领导层不能加快更换频度，将代代年青后进吸收入领导层，对其正常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作为中国化学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昭抡认为学会的领导人一定要常换常新，“常规的职务，象干事、编辑等，任期不妨略微长些。但是决定政策的会长、副会长和理事是应当常换新的分子。公共团体的同仁化，包办化，是中国许多公共团体的悲剧。一个人在一个团体作了十几年的职员，结果他自己厌倦了，别人也对这个团体失去了兴趣”。他举例说美国化学会会长每年换一位新的，连任很少，美国田径运动的发达也是因为新陈代谢快速的原因。加快学会领导层的更换步伐不仅可以使学会的发展充满活力，而且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后进的鼓励，“欣悦他们的成功，一反从前‘同行是冤家’的谬论，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注：曾昭抡：《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载《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曾昭抡的述说对中国科学社领导层有相当的针对性，中国科学社有“同仁化”、“包办化”的嫌疑。理事成员的更替存在上述不足，在最为重要的职务——社长上也有问题。1915-1936年就任社长情况：1915-1923年为任鸿隽，1923-1925年为丁文江，1925-1927年为翁文灏，1927-1930年为竺可桢，1930-1933年为王琎，1933-1936年为任鸿隽，1936年在第21届理事会议上翁文灏以6票当选为社长。发起9人中仅任鸿隽担任过社长，这说明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并不固步自封，特别是1918年从美国迁回国后，积极吸收新鲜血液，注意与国内其他科学人才联系，1922年丁文江当选为理事，并从1923年开始担任社长。此后中国地质科学的另一位领导人翁文灏也当选为社长。同时，从1923年丁文江当社长开始，任期基本为3年，似乎有一个较好的更换机制。
科学社团表现出与其他所有领域中的志愿社团相同的成员构成模式。其成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少数积极分子，一是不太积极的大多数人。“少数积极分子有最强烈的兴趣并占据大多数领导职位。但……科学组织中的最高职位几乎从不由那些仅在组织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充任。体现着科学的等级和价值的这些最高职位，习惯地通过成员的表决而作为优秀职业成就的象征，授予那些在组织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无论其是否非常积极地参与组织的事务。积极的参与……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别重要。……被自由的科学组织选为领导人乃是对于成就的一种正式承认，……”（注：伯纳德·巴伯著：《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第142-143页。）作为学术社团共性的这一特征在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中也有相应的体现，大多数理事是社务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也有例外留待下文分解。社长职务却没有完全给予最有名望的科学家：第二任社长丁文江，确实不是社务的积极参与者，而是当时科学成就最为突出者之一，后来相继担任的翁文灏和竺可桢也可以如是看待；但王琎、任鸿隽的当选可能就脱离了这一规律。最初任鸿隽作为发起人当选无可厚非，后来再次当选就说不过去了，王琎的当选自然是因积极参与社务而不是科研成就特出。上述已经形成的社长更替机制，也仅仅是表面现象，任鸿隽两次当选，翁文灏也是两次荣任，虽非连任，终究不出几副老面孔。
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更替分析表明，老一辈长久地占据着领导位置，在下面的年龄结构分析中表现更为充分。因此，1949年后中国科学社被指责为“老科学家多”、“有宗派性”。（注：樊洪业等：《黄宗甄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年）。）这不仅阻塞了后进者前进的道路，而且可能使他们舍弃该团体，另行组织或参加其他团体。由年青人创办并改组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其实，民国时期科学社团的民主化特别是在领导层的更替上，中国科学社所表露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据杨钟健回忆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开会，早年主持者为翁文灏先生。他显然有左右会场之极大力量，多数理事不过陪衬而已。不过，这时的国内风气，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团体，无不如此，也不能责怪少数人。事实上，就地质学会来讲，主持的人实是完全为发展此学会而努力的，并无其他杂念。近年以来，各种会务亦逐渐走向民主之途。”（注：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翁文灏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地位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匹敌的。其他社团组织在这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曾昭抡所说，成了“同仁化、包办化”、由某些人把持的机关。
作为模仿西方纯粹学术社团而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其领导群体的选举并没有真正体现民主精神与民主程序。这一现象的出现，自然与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有关。虽然留美学生们在美国时，曾实践民主精神与民主化程序，欲将之移植回国内，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器物，说“拿来”就“拿来”了。（注：关于留美学生在美国时的民主实践，参阅拙文《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的社团组织生活》，将刊载《学术月刊》。）中国科学社的章程规定理事可以连选连任，而不是国外同类社团组织通行的不得连任或任期不超过几届。也就是说，中国科学社章程为上述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法理基础。民国时期各种学术社团也普遍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董事是连选连任，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董事亦连选连任，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也是同一理路，只有中华学艺社规定董事连任不得超过两次。
作为一个学术社团，充分的开放性与民主化是其正常发展与成长的先决条件。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象中国科学社这类完全学习模仿西方而创建的纯学术性社团，在民主化方面应该走在前列，为中国其他方面的民主化起示范作用。上述现象的出现，正是行走在近代化道路上的中国学术体制化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性质，传统与现代、民主与把持、开放与封闭交织在一起。
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社团的民主化进程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其原因。领导群体的相对稳定，对维持社务或会务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对中国科学社而言，1918年回国之初，老社员不关心社务，没有新人入社，社务经费奇缺。这时，稳定的领导群体对维持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创始人等象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看护”，经多方努力而走出困境。问题是，当社团的发展走上正轨后，领导群体还保持如此之稳定就不利于社团的正常发展了。这样就存在一个悖论：开创人不关心社务，社团就可能瘫痪乃至解散，民国时期有许多开办之初生机勃勃的学术社团很快就销声匿迹，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开创人过分关注社务，将之看成自己的“禁脔”，同样会导致社团发展缺乏活力与后进。这一悖论的解决，既需要遵守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又需要研究、交流、评议等学术体制化的全面建立。
为进一步了解理事会成员更替所反映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成员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路径。
三 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上）
“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社会学涵义丰富而复杂。这里仅以理事会成员的籍贯、年龄、国内外求学经历、所学学科、社会角色、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等指标，构筑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力图对其更替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
表三 理事会成员社会角色、籍贯、出生时间及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
资料来源：胡明复、秉志、周仁、竺可桢、邹秉文、唐钺、胡刚复、王琎、张准、丁文江、胡先骕、翁文灏、叶企孙、钱宝琮、李四光、伍连德、严济慈等17人主要参考《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1-6集（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孙洪芬、金邦正、李垕身、王伯秋、高君珊、杨孝述、丁绪宝、李协、郑宗海、胡庶华等10人主要参阅樊荫南编纂《当代中国名人录》，另外杨孝述还参见《上海市松江县志》；马君武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钱天鹤见《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秦汾见《中国数学会史料》（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任鸿隽见《任鸿隽年谱》〔《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第2、4期（1988年），第10卷第1、3期（1989年）〕；杨铨见《杨杏佛年谱》〔《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年）〕；裘维裕见张孟闻《悼念裘（次丰）维裕先生》（《科学》第32卷第6期）；胡庶华参阅《湖南历代人名词典》；过探先、孙昌克主要见杨家骆主编《民国名人图鉴》；胡适参见《民国人物词典》（包华德主编）；孙昌克还参见胡光麃《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由表三可以将理事会成员分为几类：一是长期关心社务的发展，因而长期担任理事，如任鸿隽、赵元任、竺可桢、王琎、秉志、周仁、胡刚复、杨铨、胡明复、翁文灏等；一是早期积极参加社务活动，后来不再关心社务，在领导层逐渐消失，以钱天鹤、邹秉文、金邦正、李垕身、张准等为代表；第三类是因在某些事件上对中国科学社贡献较大而当选为理事，但并不持久关心社务，因此担任理事仅“昙花一现”，以王伯秋、高君珊为代表；第四类是对有突出学术贡献者的奖励，以李四光为典型；还有一些纯粹社会名流如胡适、马君武、伍连德、胡庶华等。
从理事们的社会角色与学术成就可见，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集中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精英，有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奠基者与创始人，有语言学、哲学大师。当选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有赵元任、秉志、周仁、竺可桢、胡先骕、翁文灏、叶企孙、李四光、胡适、严济慈等10人。理事中也有一些科学推进工作者，如任鸿隽长期担任对中国科学影响很大的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总干事与董事，并短期就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总干事，四川大学校长等，杨铨在中央研究院的创建与规划方面，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理事成员还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工作者，例如胡刚复在物理学，王琎、张准在化学，胡明复在数学等，培养了大批后进青年。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欲囊括各学科人才的综合性学术社团，还有许多杰出才俊没有被纳入其领导层。
37名理事中江苏11人，当选次数共45人次；浙江7人，当选次数22人次；安徽4人，当选9人次；福建3人，当选11人次；四川2人，当选12人次；江西2人，当选11次；湖北2人，当选3人次；河南1人，当选8人次；陕西1人，当选3人次；广东1人，当选2人次；广西、湖南、马来西亚各1人，各当选1人次。据研究，近代各种人物地理分布，占据前4位的分别是江苏、浙江、广东、河北，其后是福建、湖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北等，排名或前或后。（注：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理事会人数以江苏、浙江为多，这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才分布具有同一性。但是，江苏平均每人当选4.1届次，浙江为3.1届次，无论是当选人次还是平均当选届次，江苏都远远高于浙江。考虑到仅江苏无锡就有4位理事当选17人次，可能有地域关系在起作用。广东籍人数之少与安徽籍人数之多，是理事群体地域分布的特色，而且这与中国科学社社员人数广东远远高于安徽也不统一。这样一个籍贯分布状况，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理事的当选与地域因素有显而易见的关系。
在已经知道出生时间的34人中，1885年以前出生的理事有伍连德、马君武、李协、秦汾4人，当选6人次；1886-1890年间出生的有胡庶华、任鸿隽、秉志、过探先、张准、金邦正、丁文江、王琎、翁文灏、杨孝述、李四光、李垕身、竺可桢共13人，共当选62人次，平均每人当选4.8次，高于平均的3.5次；1891-1895年出生的有赵元任、周仁、杨铨、胡刚复、胡明复、胡先骕、邹秉文、钱天鹤、唐钺、裘维裕、郑宗海、钱宝琮、丁绪宝、胡适共14人，共当选51人次，平均每人当选3.6次；1896-1900年仅有孙昌克、叶企孙2人，当选2人次，1901年出生1人，当选1次。从年龄结构来看，理事主要是由1886-1895年间出生的人担当，共有27人，当选113人次，其中以1886-1890年龄段更具有优势。1895年以后出生的人在理事中根本不占据地位，这充分说明年青人没有被吸收入中国科学社领导层。
其实，中国各门科学由于先期留学归国者和各方面的努力，在1920年代的后期已经有年青的科学家们展露头角。到1930年代，世纪之交出生的新一代科学家们已经30来岁，他们在各个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37位理事中有10人当选为1948年首届院士，1895年以后出生的叶企孙、严济慈都是院士；除秉志、翁文灏、李四光三人是1890年前出生，其余5人都是1890-1895年生人。
四 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下）
籍贯和出生时间是上天注定的，后天不能改变，其所浇筑的社会结构与网络在理事会成员的构成上有上述重要的作用。求学经历包括国内学习与留学学习是可以选择的，这也构成了理事成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表四是理事会成员们求学情况的列举。
由表可见，37位理事都是留学生，他们留学前的国内求学经历，在中国公学就读过的有3人，任鸿隽、杨铨与胡适；在江南高等学堂学习过的有赵元任、周仁；唐山路矿有竺可桢和杨铨；京师大学堂（包括译学馆）共有5人，王琎、秉志、胡先骕、李协、胡庶华；南洋公学有4人，胡刚复、胡明复、裘维裕、过探先；清华学校（包括学堂）3人，钱天鹤、金邦正、叶企孙；震旦公学、震旦学院3人，翁文灏、竺可桢、马君武。以京师大学堂人数最多，南洋公学次之，清华学校、中国公学、江南高等学堂、唐山路矿学堂等靠后。国内求学经历也构成了中国科学社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任鸿隽、杨铨、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同学关系是他们未来事业的最早基础；杨铨与竺可桢的唐山路矿学堂的同学经历也是网络。
表四 理事会成员求学经历
资料来源：同表三
理事中仅有留美经历的26人，先前留日后留美的2人，共28人留美，在理事中占据绝对地位，占75%以上；当选109人次，占84%以上，平均每人当选3.9次。留欧的有9人，其中3人先前还留学过日本，当选人20次，平均每人当选2.2次。这说明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组成以留美学生为主，留欧学生为辅，在其间的地位与作用也是留美学生占绝对主导。留美28人中，11人为1909-1911年的庚款留美，2人为后来清华留美，庚款官费留美占主导地位。11位庚款生中秉志、周仁、赵元任、胡明复、过探先、金邦正等人为发起人，他们与竺可桢、胡刚复、王琎等9人成为了未来中国科学社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他们当选理事届次共62人次，平均达7次左右；其他官费与私费留美不能与庚款留美相提并论。在留美类别上也存在明显的社会关系网络。
留美学生中有14人曾在康乃尔大学就读过，有9人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学位，4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位，3人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其中有4人是从康乃尔大学转到哈佛大学，2人从康乃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这说明在留美学校方面，理事们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社创建之地康乃尔大学，这又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社会关系网络指标。扩大一点看，康乃尔、哈佛、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就读过的有23人之多，占据绝对地位。在留美同学网络中也存在着留学学校的“马太效应”。
没有一位纯粹的留日学生当选为理事，可见留美、留日学生在当时社会存在壁垒之森严，其实留日学生中也有许多的杰出科学家。在民国时期，据说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的中华学艺社及其发刊的《学艺》杂志，是与主要由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取对立态度的。（注：曾昭抡：《中国科学会社概述》，《科学》第20卷第10期，第800页。）既然有不同留学背景的学术团体，那些没有留学背景的国内毕业生呢？中华自然科学社成员基本上是国内大学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以青年社友为中坚，而且不断注意从学生队伍中吸收新鲜血液，出刊通俗性的《科学世界》。（注：杨浪明、沈其益著：《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这样，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三个综合性科学社团无论是组成成员方面，还是在领导层方面，都存在着求学国别这样的“地域性”畛域。（注：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参阅拙文《民国科学社团的发展研究——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将刊载《安徽史学》。）
从留学学科来看，按当时分类，物质科学方面数学2人、物理5人、化学4人、地质学3人、气象学1人共15人；生物科学方面生物学（包括心理学）3人、农学4人（包括林学）、医学1人共8人，工程科学10人，社会人文科学（包括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共4人。说明理事会群体主要以习科学者组成，其中又以习物质科学的为主。虽然中国科学社从创建伊始就宣称它是一个囊括所有学科，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个学术团体，但社会人文科学在其间并不占据重要位置。
具体分析这些理事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即社会角色，情况又有所变化。从事物质科学的有12人，真正有突出研究成果仅有竺可桢、翁文灏、丁文江、胡刚复、叶企孙、严济慈、李四光等人；从事生物科学仅有5人，真正取得科学成就的仅有秉志、胡先骕与过探先等；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有6人，有成就者周仁、胡庶华、李垕身、裘维裕等。其他人基本上是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如任鸿隽、杨铨根本“学非所用”，从事的是科学管理与推进工作，与最初所学关系不大；金邦正最后经商，秦汾、钱天鹤等从政，赵元任从物理学改换为语言学，钱宝琮从工程改为数学史，等等。
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分析表明，当选中国科学社理事，地域因素起相当重要作用；从年龄上看，严重地阻隔了年轻后进进入领导层；在国内求学经历、留学国别与就学大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所学学科上以自然科学为主。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纯学术社团中，其实并不仅仅是以学术贡献大小和对社务的关心程度来选举理事的，其他关系诸如同学、留学国别、所学学科、籍贯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筹码。这虽然可能是任何一个组织不能避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但是对一个纯学术社团，这些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在理事会成员选举上存在，却未必是件幸事。
理事会成员这样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在团聚社员与人才方面、在资金筹集与社务发展上功不可没。但是，如果一个学术社团不是以学术成就的大小、对社务关心参与的程度作为标准来选举其领导层，那么这个社团的正常发展可能会面临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也许是1930年代中国科学社试图向中国科学促进会或中国专门学会联合会这样的角色转换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注：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参阅拙文《民国科学社团的发展研究——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将刊载《安徽史学》。）因为领导层没有相当全面地聚集全国学术界的真正精英，反而由一些老面孔控制把持，其他任何社团组织或个人自然也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问题严重的是，中国科学社这方面的问题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其他社团也同样存在。因此，中国科学社和其他任何团体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科学界的领袖团体。这样，作为制衡政府强力的民间力量——科学社团最终不能统一，在与政府的对抗中自然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这对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作为一个模仿西方学术社团而建立起来的近代组织，中国科学社在许多方面仍然不能脱离传统习惯与势力的侵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理事会的变迁与发展是处于近代与传统之间，采取了近代性的民主选举形式，也规定了相当民主的选举程序，但实际的组成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这也许是民国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动社会中必须经历的演化过程与必须接受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