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纪录片的话语立场与叙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特征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6-0077-07 中国环境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而大类：一类以表现和讴歌自然之美为主，比如近来的《美丽中国》、《森林之歌》、《美丽克什克腾》、《中国古树》等。而不少人文地理纪录片也包含了赞叹自然的内容，包括了《三江源》、《长白山》、《大秦岭》、《大黄山》、《第三极》等。另一类则以揭示当下环境破坏的问题、记录环保人士的行动为主。此类纪录片包括了表现保护藏羚羊的《平衡》，表现环保抗争的《怒江之声》、《唤醒绿色虎》，表现普通人环保努力的《一个农民的抗争》、《奔跑的黄昏》，揭露中国水问题的《水问》、《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揭露垃圾问题的《垃圾围城》、《塑料王国》，揭露雾霾问题的《穹顶之下》等。后一类纪录片即本文所指的环保纪录片。随着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后一类纪录片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话语立场、叙事策略与修辞特征。 本文将运用环境传播理论，通过分析中国环保纪录片特定的话语立场和叙事修辞特征，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议题如何在环保纪录片中被加以建构，以及环境纪录片如何参与媒体表达、塑造社会共同意识进而影响公众、并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环保纪录片的话语嬗变 环保纪录片可以说是环境纪录片的一部分，它的内容与特征都和环境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它的传播特征就是环境传播的特征。[1]中国环保纪录片的发展也离不开自上而下环境传播的发展和国人环境意识的改变。 中国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意识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派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2]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的问题开始出现。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把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列为基本国策。1989年，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90年代以来，由于全社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漠视环境破坏的危害，中国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1993年，由全国人大环资委、中宣部、广电部、国家环保总局等14个部委共同发起了“中华环保世纪行”①，环境保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 与国家层面的环境意识确立、法律建设与宣传相比，中国环境纪录片的拍摄则显得相对滞后。虽然1980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成立，1983年《中国环境报》创刊，一批环境图书开始问世，文学界和科学界开始关注并提出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一批报告文学及新闻作品对人类特别是中国的滥挖、滥砍、滥牧、滥垦行为给大自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描写和揭露。[3]②但此时中国环境纪录片中却鲜有环保议题的表现。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环境纪录片是1981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动物世界》栏目(尽管栏目绝大部分素材来自国外)，1983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人文地理纪录片《话说长江》，以及随后的《话说运河》、《黄河》等。这一时期环境纪录片的话语特征主要是赞美与自豪，正如《话说长江》的主题歌词所代表的那样：“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90年代前期中国环境纪录片的话语特征主要是“亲近自然”，但也看到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干扰，工业化、城市化对于原始生活方式的改变，如程捷的《家在向海》(1991)反映丹顶鹤、白鹳等珍禽栖息地——吉林向海保护区的环境之美。王海兵的《藏北人家》(1991)表现了藏北草原的辽阔广袤、纯蓝色的天空、湖泊和晶莹的雪山。孙增田的《最后的山神》(1992)表现了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的山林之美，也表现了因人类活动导致画有山神的树被砍掉的事实。这些纪录片，都贯穿着敬畏自然，人和环境和谐共存的理念，同时出现了淡淡的“忧虑感”，即担心随着古老生活方式的终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终将被大规模的开发、人与自然的对峙与征服所取代。这种“忧虑感”虽不是非常强烈与迫切，却是21世纪环保纪录片的先声，预示着未来的某种趋势。 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以来，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安全的环境事件频频发生。据相关统计，仅1998年至2006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14742起，平均每年发生1600多起。[4]随着环境问题和事件增加、社会对于环境的危机感强化，环境议题开始遍布各种媒体，民众对于环境的关注度也随之急剧上升，并发展为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面对环境危机，中国环境保护的法律建设加快了脚步。2000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2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法》，200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同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也得到了来自最高层的肯定与支持。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中共十七大报告，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总体要求，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随着这些法律和文件的出台，环境保护日益变为全民族的普遍意识，环保的话语权从之前的弱势转为强势，环保纪录片也开始从一般表现自然环境的纪录片中凸显而出，以其特有的生态意识和环保倾向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注意。 标志中国环保纪录片出现的是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前几年的3部环境纪录片：奚志农的《追寻滇金丝猴》(1996)记录了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活动的情况；彭辉的《平衡》(2000)表现了为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西部野牦牛队”的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都先后死于盗猎者的枪口下；中央电视台李景梅等人的《淇淇》(2003)则讲述了世界上唯一一条人工饲养的白鱀豚“淇淇”一生的故事，指出正是人类的渔业活动、航道变化、沿江农药过度使用、江水污染等原因，导致了这一在地球上已生存了2500万年、长江中下游独有物种的灭绝。这3部纪录片的主人公都不是人类而是动物，但3部纪录片却都提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环保问题并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 进入21世纪，中国环保纪录片才开始大规模出现。这一时期，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央电视台先后投拍了《水问》、《环球同此凉热——气候文明之旅》、《中国西部生态警示录》、《红线》等环保纪录片，中央新影集团则与国家林业局合拍了《大漠长河》等环保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大都采用多集篇幅，从宏观角度提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片中的资料往往来自国家权威部门，因而有较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意义。 除了中央机构和中央媒体，许多地方媒体也加入了环保纪录片制作。从表面看，环保属于全局性的选题，其所暴露的问题也经常是全局性的问题。一般而言，此类纪录片选题并非地方媒体的强项，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中国，由于环保问题往往出现在某一具体环境，而处于这一环境中的老百姓往往感受最深、受害最剧，而地方媒体的主要记者、编辑、纪录片制作人都是来自本乡本土，因此他们成为拍摄环保纪录片的重要力量，制作环保纪录片对于他们不仅是任务，也是发自内心的需求。如《潜水十年》(海南电视台)、《卡瓦格博》(云南电视台)、《抚仙湖》(玉溪市)、《干涸的湖泊》(河北电视台)、《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上海电视台)、《大河西流》(甘肃酒泉电视台)、《深呼吸》(南方电视台)、《禾虫归来》(广东中山电视台)、《豚殇》(湖北广电总台、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两个人的七天》(黑龙江电视台)、《农民陈法庆》(浙江电视台)、《感动九江人物——李春如》(江西九江电视台)、《农村妇女韦东英》(杭州电视台)、《冬日天鹅湖》(青海电视台)等。还有一些独立纪录片人出于良心和对家乡的热爱制作环保纪录片，而片中人保护环境的行为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如孙宪的《老袁》(2007)、赵良的《一个农民的抗争》(2009)、金华青的《瓦全》、《呼啸的金属》、《奔跑的黄昏》、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塑料王国》、史立红的《怒江之声》、《唤醒绿色虎》等。这些纪录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的环保问题，表达了强烈的环保意识。 环保纪录片的传播方式也更为多元，除了传统的电视媒体，凤凰、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网络媒体也都先后开辟了“公益”专栏，加入到传播环保纪录片的行列。许多社区、机构、大中学校等也都以不同方式放映环保纪录片，以期通过放映、讨论和相应活动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2000年以来，各地还多次先后举办过环保纪录片周，如2006年云南玉溪举办的中国国际环保纪录片周，集中展映85部中外优秀环保纪录片；2008年广东中山举办的中国国际环保纪录片周，200多部作品涉及环保内容；2014年云南玉溪举办的“中华生态环保影像周”，展播了30多部国内外反映生态环保题材的纪录片。大量国内外环保纪录片的集中展播，对提高国人的环保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体说来，这些环保纪录片的共同特征是：揭露中国环境遭到破坏的现状与事实，质疑“征服自然”的态度和片面发展经济的意义，呼吁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从五六十年代的征服自然、到八九十年代的亲近自然、再到新世纪以来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环境意识的重大改变历程，环保纪录片正是以影像方式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这一重要变化。 二、环境守护者的话语立场 如前所述，虽然环保纪录片表现的主要内容是自然环境，但它的话语立场却不是或不仅仅是赞美自然环境的优美，恰恰相反，其立场在于批评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环境污染的漠视。由于近二三十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期，资源过度消耗、大气污染、河流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草原退化及荒漠化严重，未经处理的有害垃圾日益堆积，有些地方生态系统退化到面临崩溃的程度，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些环境问题正是环保纪录片的主要内容，而且是环保纪录片要展示、揭露、抨击的重点。作为坚定的环境守护者，环保纪录片的话语立场是质疑的、批判的、揭露的，而不是颂扬的、赞美的、肯定的，这个话语立场是环保纪录片与环境纪录片的重大区别。 首先，环保纪录片是环境问题的揭露者和环境危机的呼告者。环保纪录片对中国环境危机、水、空气、土壤被污染的现状进行大量揭示。如《水问》中披露的水污染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中国每年污水排放量410亿吨，其中80%未经适当处理就排入江河湖海，全国有75%的湖泊明显受到污染。从北到南，七大流域都面临水污染危机，“太湖美”、“汾河清”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在安徽淮河流域，一场污水过后，河边中所有鱼蟹全部死光，养殖户们欲哭无泪。全国范围内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屡屡发生，如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7年广东北江镉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等，这些环境污染事件都严重危害着当地人民群众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环保纪录片《两个人的七天》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故造成的松花江水环境污染为题，通过两个不同阶层人物在7天中的主要经历，表现这场生态灾难。《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从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讲起，记录了我国部分水域蓝藻的多处大面积暴发。《民勤故事》真实记录由于“荒漠化”危机，有着4000年人类文明历史的甘肃民勤绿洲即将消失。《大河西流》揭露了近五十年来疏勒河屡遭人为断流，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敦煌绿洲逐年缩小，疏勒河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大漠长河》表现了许多地方“荒漠化”现象以及“沙进人退”的事实。《大水》讲述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三门峡水库淤积泥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导致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盐碱化，30万移民中的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垃圾围城》中揭示首都北京已被周遭数百个垃圾场包围。《塑料王国》中则告诉观众，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东到华南，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些大型的废塑料产区，同时还有数不清的分散的小厂。这些工厂的原料几乎都是进口的洋垃圾，片中以山东一个废塑料工业园为例，揭示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塑料垃圾是如何危害着中华大地的环境和当地百姓的健康。这些纪录片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了环境遭受破坏的现状和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巨大伤害，客观真实的影像对观众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量。 作为环境守护者，环保纪录片还是环境意识的唤起者和环保知识的普及者，由于中国进入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时间短，人民在这方面的知识不足，包括许多官员对于环境保护也缺乏概念。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就需要大力普及环保知识，唤起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比如《水问》通过记录国内水资源的现状，分析了水危机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试图唤醒民众在水资源方面的危机意识，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和科学的用水理念。《穹顶之下》指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35万至50万人早死。片中以真实的调查、权威的统计资料和强大的逻辑力量剖析了引起中国大气严重污染和雾霾的四大现象，即由燃煤和燃油引起的四大问题——“消耗量大”、“质量低劣”、“缺少清洁”、“排放失控”。《民勤故事》告诉人们为什么沙漠绿洲会面临消失，为什么修水库会导致大规模“荒漠化”。片中说，甘肃民勤是“苏武牧羊”故事的发源地，有着4000年人类文明历史，曾是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可是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绿洲消失了，全县荒漠面积达到了94.5%，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惊人的变化？正是20世纪50年代民勤修建的红崖山水库。就在人们为水库的建成欢欣鼓舞的时候，民勤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尽管修建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几十年下来的实际效果是因水库修建而造成生态恶化，片中通过解说明确指出：“从1958年建坝，到现在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民勤就由一个可耕可鱼的水乡泽国，变成了现在的一片荒漠。”《大漠长河》通过地质、历史、现实等诸多角度，探寻中国沙漠的成因，分析沙尘的来源。《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通过大量资料和专家访谈指出，蓝藻在中国水域多处大面积暴发，表象是蓝藻污染，根子却在变质的水体。《环球同此凉热》第一部的《黑色困惑》篇中指出今天的气候环境危机肇始于人类征服自然的工业革命。因此，要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就要改变征服自然的理念，回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环保纪录片也是环境守护者故事的讲述者和环保事件的参与者。环保纪录片记录了许多环保主义者和环保志愿者的故事。由于破坏环境的行为牵扯到巨大的利益，破坏方后面往往有的地方有关部门或大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些力量经常淡化环境破坏的危害，或强调经济发展不得不牺牲环境；而环保主义者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们将维护环境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环保主义者常常要以一己之力与强大的现实力量相对抗，这就必然给个人带来烦恼、经济损失甚至人身威胁，如杭州电视台的《农村妇女韦东英》讲述浙江萧山的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为了拯救当地被污染的环境，不畏权势和压力，一直带领乡亲们与污染抗争，她的行为触怒了当地一些利益部门，最后惊动了国家环保总局。《奔跑的黄昏》讲述浙江临安山区有一户人家，为了保护家乡的青山绿水，在多次遭受报复后，依然坚持举报村里的造纸厂污染。浙江卫视的《农民陈法庆》，表现杭州余杭仁和镇村民陈法庆用摄像机拍摄镇上20多家开矿企业造成的粉尘和噪声污染，以此敦促政府职能机构解决环保问题。《老袁》讲述山东荣成天鹅湖边一个普通农民老袁，二十多年来坚持义务救助天鹅，从没拿过国家一分钱，直到获得国外“福特基金”的一笔环保奖金；然而新的麻烦接踵而来，被天鹅吃了麦苗的村民找上门要求老袁赔偿，老袁陷入了两难境地。《怒江之声》记录了云南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不合理水电站建设的整个过程。《唤醒绿色虎》表现环保人士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有力的武器，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而《穹顶之下》的制作者柴静则以自己生病的孩子开始，讲述在照顾女儿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出于职业习惯和母亲本能，她开始着手调查空气污染问题，同时也成为一个环保的实践者，如尽量不开车，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清污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等。歌颂这些热爱环境，与破坏环境做斗争的环保人士，正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 三、悲情叙事与批判性修辞 环保纪录片由于其环境守护者的特定立场，在表现环境议题时，往往采取充满悲情的叙事策略与批判性的修辞方式。这既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是环保纪录片性质的必然。从表面看，环保主义者站在正义的立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有着来自高层和普遍的社会同情，因而拥有不容辩驳的话语权；然而，面对环境被破坏的现实状况，尽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环境的改善却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使他们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在具体事务中，环保人士面对强势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利益群体、不理解他们行为的普通人群，他们的努力不仅经常得不到回报，许多环保人士甚至因为举报环境问题而遭受人身伤害和报复④，强烈的危机感伴随着无力感，是环保纪录片悲情表述的情感来源。 环保纪录片中的悲情感首先体现在对环境被破坏的悲情，在环保纪录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充满悲情的画面：被破坏得满目疮痍的环境，被砍伐得只剩树根的树，没有草木的光秃山头，裸露的河床和干裂的土壤，漂浮着白色泡沫的河水，浮在水面上已经死去发臭的鱼虾，城市上空冒着的黑烟，散发出呛人气味的工厂，堆积如山的垃圾和工业废料，这些画面显得无比丑陋，然而，正是这些丑陋的画面提醒我们自己身处的真实环境。与那些美丽画面相比，这些画面给我们的不是面对大自然的喜悦和心怡，而是痛苦、不忍甚至厌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哀。环保纪录片使用的语言也同样充满悲情，如“江河在呻吟”、“母亲河在流泪”，被无序开采的矿山裸露出“伤口”，原本美丽的自然风光被糟蹋的“百孔千疮”，人类对于自然进行毁灭性开掘将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的“同归于死”(纪录片《红线》语)等。 悲情也表现在对于那些不幸动物的怜悯，如《月亮熊》中被关在铁笼子里、身上绑着铁马夹、一根塑料管直接插入胆中，被“活取熊胆”的黑熊(月熊)；《寻找滇金丝猴》中面临栖息地日益缩小，不知何时就会失去家园的滇金丝猴；《淇淇》中孤独生活了22年，最终凄凉死去，从此在地球上绝种的白鱀豚“淇淇”。即使是活着的动物，也时时刻刻都可能落入悲惨境遇，如获国际环保纪录片周金牌奖的《爱的故事》讲述西湖边造起了玻璃幕墙的茶室，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翠鸟却并不认识这个东西，在恩爱和快乐的追逐中，那只美丽的雄翠鸟为了快点将鱼送给雌鸟恋人，没想到却一头撞上了玻璃幕墙，死时它的嘴边还留有鱼鳞。《孤独的驼羔》讲述内蒙古阿拉善大草原上一只小驼羔正在荒漠里奔跑着寻找妈妈，但由于生态恶化，草场变成荒漠，大批骆驼饥饿死去；最后，孤独的驼羔只能在梦里企盼着母亲的怀抱。《迷失的家园》以一只野生燕鸥的视角表现了人类给自然及动物带来的伤痛。 在表现环保人物故事方面，环保纪录片也同样有强烈的悲情感，如《一个农民的抗争》表现甘肃民勤东容村，由于风沙侵入，原有几百户人家，如今只剩下56岁的魏光财和已经不会说话的老伴。30年前老魏父亲带领村民们种下阻挡风沙的红柳树林，但现在风沙已经穿透了红柳树林，父亲临终前要求老魏继续阻挡风沙，但老魏已无能为力。片中以老魏的自问“我们还能够退到哪？”喻示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已经退无可退。而《平衡》则通过当时的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讲述了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前任索南达杰的故事，以及没有体制和财力支持的艰难和辛酸。纪录片的结尾，扎巴多杰自己也被盗猎分子枪杀，更让人充满悲愤，两任书记都为藏羚羊保护献出了生命的故事，令人潸然泪下。 悲情也表现在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方面，《瓦全》记录了一个浙江小镇上处理洋垃圾的民工的真实和艰难生活处境。他们在工厂直接排泄污水的河里洗着蔬菜、衣物和身子。片中，一个年轻力壮的拆卸工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就做那推磨的鬼吧。”他们的生活哲学是“宁为瓦全，不望玉碎”，这也是《瓦全》片名的由来。《赶海人》也是这样，片中通过浙江慈溪一群靠海为生的人，表现由于成千上万涌向滩涂的赶海人过度捕拾，使得渔类资源日渐枯竭。《塑料王国》里记录了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另一个孩子则将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塞进嘴里玩。大部分工人都知道这些塑料垃圾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种种危害，但为了生存，这些生活在底层又缺少选择余地的人，不得不牺牲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健康甚至生命。面对纪录片的采访，他们坦率地承认：“可熏得慌了，哎呀，可熏死我了，熏有什么法？”“其实俺也不愿意于，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俺自己也知道，对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为了生存，没办法。”“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这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有研究者曾指出，美国的“环保议题纪录片在传达生态正义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基本手段是在文本中构建正义与非正义立场的对立，通过二元冲突凸显善恶本性，达到揭示主题的目的。”[5]在这一点上，中国环保纪录片与之没有多大差异，但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现实，不得不在生存与环境二者间做出无奈的选择，因而也就多了一层更深的悲情意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很多环境问题背后是贫困问题。对于没有生计来源的人群，简单的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口号是苍白而单薄，没有道德立足点的，所以进行生态保护，不仅是环保意识的转变，更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群的生计替代。”[6]以悲情方式揭示环境破坏与贫穷的关联，不但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也更能说明中国环保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问题的难度。 在环保纪录片的传播中，悲情叙事比不带情感的客观知识介绍更有力量，传播效果更为强烈。因为情感的加入使纪录片不但具有影像的客观真实性，还可以借助情感的表述直入人心，使环保理念通过悲情的讲述，触发人们情感的共鸣，并在共鸣中接受纪录片所要传播的事实和表达的理念。 中国环保纪录片揭示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以环境守护者的特定话语立场，以充满危机意识和悲悯情怀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方式，对破坏环境的不理智行为和功利心态进行了明确的批评。环保纪录片表现了中国社会日益广泛增强的环保意识，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传播学中的“涵化”理论认为，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发展经济一度是全社会的共识，然而正是这样的观念，导致今天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环保纪录片通过揭示环境危机，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对曾经流行的观念进行纠偏，力图在环境问题和发展道路上重新塑造社会共识，为中华民族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正如梁从诫先生为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7] ①“中华环保世纪行”之后每年举行一次，并有年度主题，如1993年“向环境污染宣战”，1994年“维护生态平衡”，1995年“珍惜自然资源”，1996年“保护生命之水”，1997年“保护资源永续利用”等。 ②1988年，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徐刚在《新观察》发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文中以大量的数据、资料和事实，报告了国内很多地方大肆砍伐森林，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灾害加剧的现状，这是国内首次报告生态危机的文学作品。此外，当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大兴安岭火灾采写的一系列报道也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③仅有少数人，如昆明教育电视台编导奚志农，在20世纪80年代策划拍摄过《母亲河在呼唤》、《心声》等环保主题的专题片。 ④如被中央电视台列为“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多年举报太湖污染问题的“太湖卫士”吴立红，曾长期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