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断裂、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与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系统论文,价值论文,我国论文,新产业论文,链断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经营压力不断攀升，如人工成本上升、产能过剩、资金融通困难、国内需求不足和国外需求萎靡等持续困扰企业，如何在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大都借助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探究我国情境下企业发展困境和转型升级问题，成果颇丰，结论主要依据比较优势丧失与否分为亟需转型升级(张杰、刘志彪，2009；俞荣建，2010)和谨慎转型升级(瞿宛文，2007；陈宏辉、罗兴，2008)两类。在转型升级文献中，研究者多从技术视角和品牌视角展开，升级路径无外乎沿OEM→ODM→OBM，或沿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序列攀升(汪建成等，2008；杨桂菊，2010；孔伟杰，2012；汤碧、陈莉莉，2012；赵昌文、许召元，2013)。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尽管研究者对转型升级的态度不尽一致，但对我国企业发展困境的认识却较为统一，都认为我国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由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后，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境遇却没有发生显著改善(杨蕙馨、王海兵，2012)，尤其在遭受历次危机冲击时，大批企业关停并转成为“潮”现象，其脆弱竞争力一览无遗，难道我国企业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裸泳”？从实践看，我国企业不可谓努力不足，相反，在勤劳朴实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我国企业生产的大量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那为何一直在谈转型升级，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如此尴尬？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成长非短期行为，我国企业竞争力未得到提升只是暂时现象，需要更长时间予以体现。诚然，该观点有道理，然而，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逻辑应在于，尽管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后发优势，但发达国家企业也并非停步不前，反而持续加大本国人力资本投资，并利用现有先进技术积极构建由其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加强自身竞争优势，使其始终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对我国企业而言，试图通过代工实现全球价值链上转型升级的成功概率小之又小，最终多数被证明只会处于“被俘获”的“悲惨增长”境地(刘志彪、张杰，2007；卓越、张珉，2008)。 本文认为，过去30多年，并不是我国企业内生性努力不足，而是努力的方向有误，导致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应用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指导我国企业经营发展实践，使学术界和业界过于依赖理论工具本身的使用，忽视了全球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理论工具的适用性变化，从而针对实践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效果大打折扣。理论来源于实践，意义也在于指导实践，但理论可以被经验“证伪”，所以，任何理论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扎根性。当前时代正发生剧烈变化，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经历重大转折，最为突出的是消费者需求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与之相对应，消费者被显性地置于各种经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如3D打印技术、开源理念、产消合一等一系列围绕消费者的变化，都对继续应用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指导企业实践提出了挑战。刘志彪、张杰(2007)认为，从加入GVC到选择国内价值链(NVC)，是我国代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徐宁等(2014)指出，国内市场规模、运营成本和行业结构是决定我国代工企业选择GVC或NVC的重要影响因素，理论依据是新贸易理论中的母国市场效应(Krugman,1980)。实际上，母国市场效应是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追求而言，单纯选择NVC显然忽视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早已进入我国各主要细分市场并在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的现实，也难以脱离类似商业生态系统框架内捕食者和猎物模型中零和博弈的局限，而且，NVC与GVC在分工上并无本质区别，但NVC中企业面临的“需求＋技术”组合是“国内市场需求＋国内外资中低技术”，GVC中却是“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国际企业中高、国内外资中低技术”。本质上，差异化产品强调的是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精细化，NVC思维探讨的是分工主体间关系质的变化，也即是价值链的断裂与重整，两者有机融合才能有效指导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构思新产业生态系统①的分析框架，不仅与商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有别，更强调从消费者体验出发、以企业群体共生共存为目标，超越单纯企业竞争并将竞争扩展至产业生态系统之间，通过博弈形成一种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过程，最终达到进化稳定均衡。 二、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指导企业转型升级实践中的弊端 全球价值链理论之所以被广泛应用，不仅在于其清晰明了、简单实用的工具性质，更在于其内涵了经济学、国际贸易、管理学甚至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丰富内容。尽管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实践指导上的有效性，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 1.体现发达国家企业的意志，忽视不发达国家企业的诉求 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工形式，所有参与主体理应平等享有表达自身关于合作交易和公平获取利润分配等机制的权利，但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不发达国家企业的话语权往往被忽视。Gereffi(1994)认为，治理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对比，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利润等资源在价值链中的分配结果取决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程度，当一方比另一方具有更大权力时，价值链就被前者控制和协调。由于现有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往往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许可证贸易、连锁经营、合约生产、分包订单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生产能力和配置资源，不仅有效降低成本、分散经营风险、开拓产品市场、实现规模经济、获取高级要素，还使之集中核心资源在最具竞争力的业务或环节上，保证以更大的成功概率实现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以耐克为例，尽管在亚洲四国(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鞋业代工合同供应量占其全球销量的96％以上，但每当一国生产成本提高时，追寻“成本洼地”的动力就促使其开始代工合同的“候鸟式迁移”，仅在几年间，越南就超过其他三国，成为耐克全球代工合同供应份额中的最大者。这种发达国家企业的“游牧式”和“掠夺式”合作交易往往给不发达国家企业带来“被俘获”的“悲惨增长”境遇，甚至可能在遭受危机冲击时引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空洞化”危机(张庆霖、苏启林，2010)，进一步加剧受创伤程度。 2.重视企业间的治理结构，忽视消费者的诉求 全球价值链不仅包括参与价值创造活动的各组织间的互动关系，还应包括与顾客的动态博弈过程。但现有文献中，后者几乎没有被提及。现有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暗含的假设将消费者及其需求看作是前定外生，各参与主体只需在不同治理结构安排下进行相应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只重视企业间治理结构会使部分企业，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企业面临“市场隔层陷阱”(王桤伦，2007)，忽视消费者可能会使企业迷失发展方向，进而增大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张国胜(2010)认为，我国代工企业与目标市场间的隔层是人为造成的，主要源自于企业在自选择专业化代工模式过程中，被诱导形成了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过度依赖，致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失去整合潜在资源、捕捉市场机会和驾驭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尽管一些企业的初衷是通过参与和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隔绝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原本由发达国家企业承担的市场等风险往往被间接转嫁给不发达国家企业，结果是发达国家企业获取了与其实际承担风险程度不相称的高额利益，而不发达国家企业不仅没有有效隔绝风险，还可能承担发达国家企业转移的额外风险。 3.强调纵向联系间的约束机制，弱化了企业内生性成长的激励机制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不发达国家企业往往希望通过影响发达国家企业价值链的结构而改善彼此间关系使双方受益，为提升竞争优势提供机会，但不同参与者的私人产权属性和彼此敌对的历史可能会损害纵向关系的综合优化(Porter,1985)。从现实看，该纵向联系更为强调约束机制而弱化了企业成长的内生性激励。约束机制主要体现为排斥效应和挤出效应，前者指发达国家企业强调不发达国家企业只能为其生产或服务而排斥同时为竞争对手生产或服务行为，后者指发达国家企业不愿看到不发达国家企业有超出预期的价值创造活动，特别是可能与其自身业务产生竞争的研发行为。内生性激励弱化主要体现为不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僵化和转型升级路径堵塞，前者指发达国家企业始终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而不发达国家企业长期处于低端位置，后者不仅指转型升级路径有限，往往仅能从技术或品牌视角出发，更体现为转型升级路径在企业攀升早期畅通，在后期面临重重约束而堵塞。于明超、陈柳(2011)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行为往往面临被挤出的风险，技术视角上企业的转型升级大多停留在非核心的实用型技术层次；王桤伦(2007)探讨了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代工的“市场隔层陷阱”问题，认为由于比较优势和制度安排等原因，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民营企业具有“国际代工偏好”，是一条“愈加伤害的夕阳之路”，将极大制约民营企业的内生性成长。 4.过于关注工具本身应用，忽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关注 全球价值链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完善和成熟，并迅速为理论界和业界推崇。大量文献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依据全球价值链理论解析治理、升级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并没有对理论在实践应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时代背景进行阐述，更不用提对理论适用性本身产生质疑；业界实践过程中往往过于看重以附加值高低论成败，忽视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审视与发扬，企业也大多着眼于短期行为，忽视对经济环境长期变化趋势的关注与把握。由此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内在的僵化、保守和封闭，也正是长期应用僵化、保守和封闭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导我国企业实践，才造成了一直在谈转型升级，但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的“奇怪”现象。 三、价值链断裂与重整：从模块化到新产业生态系统 价值链本质上是某种特定的分工形态，其断裂与重整演化反映了分工的持续深化过程，而斯密一杨格定理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范围约束，还能影响市场范围大小。Porter(1985)认为，价值链是企业内部分工体系下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的总和，它们在技术性和经济效果上具有差异，又相互联系。一般而言，技术上的复杂程度远低于经济效果，系统内经济效果的复杂程度远低于系统外经济效果。反映在现实中，即可理解为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技术性演化、功能整合与协调的能力演化、产品或服务价值实现和应对系统外风险能力的演化间难易程度依次上升。由于科技水平所限，可以理解为何既有研究多关注挖掘系统内经济效果，而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则要求把越来越多的关注重点聚焦在如何将价值链断裂与重整在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予以体现。当前消费者行为及其需求变化、互联网迅速发展、科技革命持续演进、开源理念深入人心(Man,2006)，大数据时代思维转换等环境变化因素正驱使价值链各活动环节被打破，原有价值系统内各经济关系将被重整(杨蕙馨等，2008)。尽管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指导我国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形势下，却不能再有效承担起指导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重任，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1.模块化 不少文献从模块化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断裂和重整，认为价值链上各活动环节断裂形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然后通过界面标准链接又重新整合为新的复杂系统。由于模块化具有柔性特征，能够克服消费者不同需求与流水线规模生产的矛盾，使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成为可能(朱瑞博，2004；徐宏玲、李双海，2005；余东华、芮明杰，2005；朱有为、张向阳，2005)。文嫮、金雪琴(2008)、李晓华(2010)分别通过国产手机产业链和“山寨”手机崛起对模块化视角下价值链断裂和重整进行了论证。一些研究者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了价值链跨区域重组问题(刘友金、胡黎明，2011)，还有研究者在模块化基础上将价值链重构扩展至价值链网络重构层面(苟昂、廖飞，2005；胡大立，2006；王琴，2011)，在价值链网络重构中，冲破“瀑布效应”成为研究的焦点(刘明宇、芮明杰，2012)。 尽管模块化视角的研究很具启发意义，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模块化生产网络具有企业内分工和企业外分工的二重属性(曹亮等，2008)，可能会增加复杂系统本身的协调成本；(2)子系统在复杂系统演进过程中容易陷入中国版模块化陷阱(宋磊，2008)和再集成式模块化陷阱(沈于、安同良，2012)，前者包括系统演进方向预期与实际发展不相一致时产生的矛盾和不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创新被锁定的危险，后者主要指系统演进过程中集成度再上升而导致子系统间互相排斥；(3)连接不同子系统的界面标准供给方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复杂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整体稳定性，同时还应注意，界面标准自身也在演化，若其与复杂系统的演化不匹配，可能会极大限制复杂系统的发展；(4)忽略了消费者诉求。这些局限使模块化研究及据此提出的指导实践的建议不能满足实践变化的需求。 2.商业生态系统 一些研究者巧妙地引入了更具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新陈代谢特征的生态概念，在文献中多体现为商业生态系统与产业生态系统两类。 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更具结构性的群落组织，能够将零散的资本、顾客利益和由创新引致的才能凝结在一起，就像从阳光、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中获取营养并成功繁衍壮大的种族一样，其演化发展会经历诞生、扩张、领导和自我重生(或毁灭)四个阶段(Moore,1993)。李东(2008)将动态顾客价值演变与平台扩张的生态系统进化联系在一起，通过构建动力性能、包容性能和孵化性能分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四种不同的商业生态系统类型；胡岗岚等(2009)以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研究了阿里巴巴集团案例，论证了我国电子商务产业集聚从而形成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合理性；钟耕深等(2011)研究了奇虎360与腾讯诉讼之争，认为不同参与主体角色合理分配对健康的商业生态系统演进至关重要，一些行业需要更加开放，以营造良好的竞争格局，使行业保持活力。 上述研究展示了生态概念的广泛应用前景，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应用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突出表现在主宰型企业对系统内部其他参与主体的掠夺和在商业生态系统间竞争的零和博弈模式中，共生共存、协同演化的特征并未由始至终得到体现②。 3.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系统研究极大地超越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在商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强化了共生共存、协调演化特征。同时，也增加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刘浩、原毅军(2010)将共生发展运用到产业结构演化中，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参数构建实证分析模型，论证了两者之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同时，考察了不同地区间共生行为模式和状态的差异；石磊等(2012)从关键参与主体、核心竞争力及资金流向角度，对比分析了丹麦卡伦堡、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六种产业共生发展模式，认为中国产业共生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很不稳定，需进一步发展；孙晓华、秦川(2012)讨论了寄生共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三种共生关系的区别，通过考察美国、欧洲和日本汽车产业，将不同共生关系与相应的产业链纵向治理模式相联系；刘奇中(2013)基于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原则，对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重构，认为当前需要在核心体系和保障体系两方面深化努力；刘英基(2013)基于产业共生网络视角，分析了协同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实证计量检验了协同创新对产业高端化的积极作用。 然而，大量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多见诸于资源与环境、生态保护、城市规划、废物处理等领域，重在强调循环经济的概念(袁增伟、毕军，2007)，经济学上的研究也多处于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张睿、钱省三，2009)，缺少企业层面的研究及对企业实践的有效指导。 4.新产业生态系统 为了弥补上述理论分析工具的不足，本文提出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目的在于：一是优势互补，层层递进。模块化理论能够超越全球价值链中游牧式、掠夺式的逐底竞争，商业生态系统能够有效避免模块化理论中升级顶部虚增的假象，而新产业生态系统将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企业层面视角和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共存、协同演化理念相结合，弥补了彼此间的缺失；二是深化共识，统一框架。当前文献中诸如共生链、闭合链、生态系统、生态位、产业进化、产业共生、集群共生等诸多名词给研究本身造成了困扰，新产业生态系统将这些内容协调至统一框架内，进而能推动研究的持续前进；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新产业生态系统将正在发生或在可预期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的经济环境因素引入到框架内，增加了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的适应性。由此，将新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以消费者体验为起点、以产消合一为特征、以企业共生共存为目标的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过程，其本身仍为价值链，但却是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加长、加粗的价值链。 当前外部环境对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的驱动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消费者行为及其需求变化。消费者需求进一步向多样化和细致化演进，行为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其在各种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消费者正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性，所以，产品或服务的体验环节在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前将十分必要；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或服务消费过程的生活化和社区化，所以，搭建分享平台将十分重要；消费者更加积极地想了解关于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一切，所以，产消合一的方式将十分奏效；消费者更加迫切地想得到相关问题的答案，所以，综合配套解决方案将十分有效。这些都将促使企业有更强烈的内在动力与消费者建立直接的联系；二是互联网迅速发展。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使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还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性等方式影响消费者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使企业边界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本身又带来了交易双方关于分工制度安排的再整合和再选择问题；三是科技革命持续演进。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创新正大力改造传统规模生产和柔性制造系统，以生物医疗、航空探索、清洁能源和地球开发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领域正加速产出研究成果，科技革命的持续演进不仅使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变化，更深刻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四是开源理念深入人心。开源理念源自软件开发生产过程并逐渐延伸至经济学研究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它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还原为社会人假设，强调在共享、合作和利他基础上的利己行为，在利益驱动、生产组织方式、合作治理结构等方面有别于传统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经济学研究中如公共产品供给等难题；五是大数据时代思维转换。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大数据时代承认企业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甚至消费者有时也并不清楚自己的准确需求，但消费者行为模式具有稳定性特征，从而可进行数据化分析处理最终准确定位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对企业而言，在科技革命持续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化个体定制和综合配套解决方案真正成为可能。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正在对企业内部价值链活动重组和产业发展业态产生深刻影响。 正是在上述外部环境的驱动下，回顾从全球价值链到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可发现新产业生态系统的特征主要有： (1)更加重视消费者。相比于全球价值链和模块化研究中消费者的作用被忽略、商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成为随机游走的“猎物”、产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地位仍然较为被动，新产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作用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费者更加理性，消费行为本身将变得更加谨慎，使消费决策需在与企业群落充分沟通并对产品有先期实际体验后做出。 (2)新产业生态系统的价值链形态更长、更粗。更长不仅是由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消费者行为模式可被分析和预测，从而使更加精细化的消费者需求能够被重新组合排列，而且由于技术进步使分工进一步深化，造成了曲折迂回生产过程的加长；更粗不仅是由于为满足精细化消费需求而使生产型群落的横向扩大③，也由于消费者与生产型企业群落间联系更加频繁和复杂。 (3)分工协作程度更高。商业生态系统更强调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垂直分工，且在系统间更倾向于竞争而不是合作。产业生态系统强调群落内部的水平分工，但群落间协调程度较低。新产业生态系统按消费者需求分布，将生产群落和服务群落重新组合，新群落中内部水平分工程度更高，同时，在遇到需求集聚时，如消费者需要的是综合配套解决方案，企业群落间会互相合作。 (4)“做大蛋糕”的内生性激励更足。商业生态系统中非顶端企业由于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受顶端企业的俘获，往往内生性激励不足，一方面是由于顶端企业不愿看到非顶端企业转型升级成为直接竞争对手而封锁升级路径；另一方面，即使非顶端企业有局部升级，其所获利润也会被顶端企业通过双重收费等纵向控制方式取走。产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群落内部企业内生性激励也较为不足，主要是由于消费者需求随机游走特性而可能导致的产品或服务价值的无法实现。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由于消费者需求被显性排列，加上产业生态系统中小群落被整合，新群落有足够的内生性激励“做大蛋糕”。 (5)进化的效率更高。商业生态系统中掠夺式的价值链形态和价值链竞争间的零和博弈思维阻碍了进化的效率。产业生态系统中企业虽能自洽稳定，但与消费者沟通不足，往往会迷失进化的方向。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群落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群落与群落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本身就是进化的高级形态，由于真正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重视通过整体协作提高群落技能，能够有效降低系统风险，增强进化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