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断裂、新兴产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与中国企业的全球研发_生态系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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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经营压力不断攀升,如人工成本上升、产能过剩、资金融通困难、国内需求不足和国外需求萎靡等持续困扰企业,如何在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大都借助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探究我国情境下企业发展困境和转型升级问题,成果颇丰,结论主要依据比较优势丧失与否分为亟需转型升级(张杰、刘志彪,2009;俞荣建,2010)和谨慎转型升级(瞿宛文,2007;陈宏辉、罗兴,2008)两类。在转型升级文献中,研究者多从技术视角和品牌视角展开,升级路径无外乎沿OEM→ODM→OBM,或沿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序列攀升(汪建成等,2008;杨桂菊,2010;孔伟杰,2012;汤碧、陈莉莉,2012;赵昌文、许召元,2013)。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尽管研究者对转型升级的态度不尽一致,但对我国企业发展困境的认识却较为统一,都认为我国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由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后,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境遇却没有发生显著改善(杨蕙馨、王海兵,2012),尤其在遭受历次危机冲击时,大批企业关停并转成为“潮”现象,其脆弱竞争力一览无遗,难道我国企业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裸泳”?从实践看,我国企业不可谓努力不足,相反,在勤劳朴实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我国企业生产的大量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那为何一直在谈转型升级,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如此尴尬?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成长非短期行为,我国企业竞争力未得到提升只是暂时现象,需要更长时间予以体现。诚然,该观点有道理,然而,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逻辑应在于,尽管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后发优势,但发达国家企业也并非停步不前,反而持续加大本国人力资本投资,并利用现有先进技术积极构建由其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加强自身竞争优势,使其始终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对我国企业而言,试图通过代工实现全球价值链上转型升级的成功概率小之又小,最终多数被证明只会处于“被俘获”的“悲惨增长”境地(刘志彪、张杰,2007;卓越、张珉,2008)。

       本文认为,过去30多年,并不是我国企业内生性努力不足,而是努力的方向有误,导致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应用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指导我国企业经营发展实践,使学术界和业界过于依赖理论工具本身的使用,忽视了全球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理论工具的适用性变化,从而针对实践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效果大打折扣。理论来源于实践,意义也在于指导实践,但理论可以被经验“证伪”,所以,任何理论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扎根性。当前时代正发生剧烈变化,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经历重大转折,最为突出的是消费者需求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与之相对应,消费者被显性地置于各种经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如3D打印技术、开源理念、产消合一等一系列围绕消费者的变化,都对继续应用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指导企业实践提出了挑战。刘志彪、张杰(2007)认为,从加入GVC到选择国内价值链(NVC),是我国代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徐宁等(2014)指出,国内市场规模、运营成本和行业结构是决定我国代工企业选择GVC或NVC的重要影响因素,理论依据是新贸易理论中的母国市场效应(Krugman,1980)。实际上,母国市场效应是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追求而言,单纯选择NVC显然忽视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早已进入我国各主要细分市场并在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的现实,也难以脱离类似商业生态系统框架内捕食者和猎物模型中零和博弈的局限,而且,NVC与GVC在分工上并无本质区别,但NVC中企业面临的“需求+技术”组合是“国内市场需求+国内外资中低技术”,GVC中却是“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国际企业中高、国内外资中低技术”。本质上,差异化产品强调的是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精细化,NVC思维探讨的是分工主体间关系质的变化,也即是价值链的断裂与重整,两者有机融合才能有效指导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构思新产业生态系统①的分析框架,不仅与商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有别,更强调从消费者体验出发、以企业群体共生共存为目标,超越单纯企业竞争并将竞争扩展至产业生态系统之间,通过博弈形成一种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过程,最终达到进化稳定均衡。

       二、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指导企业转型升级实践中的弊端

       全球价值链理论之所以被广泛应用,不仅在于其清晰明了、简单实用的工具性质,更在于其内涵了经济学、国际贸易、管理学甚至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丰富内容。尽管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实践指导上的有效性,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

       1.体现发达国家企业的意志,忽视不发达国家企业的诉求

       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工形式,所有参与主体理应平等享有表达自身关于合作交易和公平获取利润分配等机制的权利,但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不发达国家企业的话语权往往被忽视。Gereffi(1994)认为,治理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对比,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利润等资源在价值链中的分配结果取决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程度,当一方比另一方具有更大权力时,价值链就被前者控制和协调。由于现有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往往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许可证贸易、连锁经营、合约生产、分包订单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生产能力和配置资源,不仅有效降低成本、分散经营风险、开拓产品市场、实现规模经济、获取高级要素,还使之集中核心资源在最具竞争力的业务或环节上,保证以更大的成功概率实现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以耐克为例,尽管在亚洲四国(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鞋业代工合同供应量占其全球销量的96%以上,但每当一国生产成本提高时,追寻“成本洼地”的动力就促使其开始代工合同的“候鸟式迁移”,仅在几年间,越南就超过其他三国,成为耐克全球代工合同供应份额中的最大者。这种发达国家企业的“游牧式”和“掠夺式”合作交易往往给不发达国家企业带来“被俘获”的“悲惨增长”境遇,甚至可能在遭受危机冲击时引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空洞化”危机(张庆霖、苏启林,2010),进一步加剧受创伤程度。

       2.重视企业间的治理结构,忽视消费者的诉求

       全球价值链不仅包括参与价值创造活动的各组织间的互动关系,还应包括与顾客的动态博弈过程。但现有文献中,后者几乎没有被提及。现有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暗含的假设将消费者及其需求看作是前定外生,各参与主体只需在不同治理结构安排下进行相应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只重视企业间治理结构会使部分企业,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企业面临“市场隔层陷阱”(王桤伦,2007),忽视消费者可能会使企业迷失发展方向,进而增大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张国胜(2010)认为,我国代工企业与目标市场间的隔层是人为造成的,主要源自于企业在自选择专业化代工模式过程中,被诱导形成了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过度依赖,致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失去整合潜在资源、捕捉市场机会和驾驭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尽管一些企业的初衷是通过参与和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隔绝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原本由发达国家企业承担的市场等风险往往被间接转嫁给不发达国家企业,结果是发达国家企业获取了与其实际承担风险程度不相称的高额利益,而不发达国家企业不仅没有有效隔绝风险,还可能承担发达国家企业转移的额外风险。

       3.强调纵向联系间的约束机制,弱化了企业内生性成长的激励机制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不发达国家企业往往希望通过影响发达国家企业价值链的结构而改善彼此间关系使双方受益,为提升竞争优势提供机会,但不同参与者的私人产权属性和彼此敌对的历史可能会损害纵向关系的综合优化(Porter,1985)。从现实看,该纵向联系更为强调约束机制而弱化了企业成长的内生性激励。约束机制主要体现为排斥效应和挤出效应,前者指发达国家企业强调不发达国家企业只能为其生产或服务而排斥同时为竞争对手生产或服务行为,后者指发达国家企业不愿看到不发达国家企业有超出预期的价值创造活动,特别是可能与其自身业务产生竞争的研发行为。内生性激励弱化主要体现为不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僵化和转型升级路径堵塞,前者指发达国家企业始终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而不发达国家企业长期处于低端位置,后者不仅指转型升级路径有限,往往仅能从技术或品牌视角出发,更体现为转型升级路径在企业攀升早期畅通,在后期面临重重约束而堵塞。于明超、陈柳(2011)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行为往往面临被挤出的风险,技术视角上企业的转型升级大多停留在非核心的实用型技术层次;王桤伦(2007)探讨了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代工的“市场隔层陷阱”问题,认为由于比较优势和制度安排等原因,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民营企业具有“国际代工偏好”,是一条“愈加伤害的夕阳之路”,将极大制约民营企业的内生性成长。

       4.过于关注工具本身应用,忽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关注

       全球价值链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完善和成熟,并迅速为理论界和业界推崇。大量文献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依据全球价值链理论解析治理、升级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并没有对理论在实践应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时代背景进行阐述,更不用提对理论适用性本身产生质疑;业界实践过程中往往过于看重以附加值高低论成败,忽视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审视与发扬,企业也大多着眼于短期行为,忽视对经济环境长期变化趋势的关注与把握。由此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内在的僵化、保守和封闭,也正是长期应用僵化、保守和封闭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导我国企业实践,才造成了一直在谈转型升级,但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的“奇怪”现象。

       三、价值链断裂与重整:从模块化到新产业生态系统

      

      价值链本质上是某种特定的分工形态,其断裂与重整演化反映了分工的持续深化过程,而斯密一杨格定理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范围约束,还能影响市场范围大小。Porter(1985)认为,价值链是企业内部分工体系下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的总和,它们在技术性和经济效果上具有差异,又相互联系。一般而言,技术上的复杂程度远低于经济效果,系统内经济效果的复杂程度远低于系统外经济效果。反映在现实中,即可理解为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技术性演化、功能整合与协调的能力演化、产品或服务价值实现和应对系统外风险能力的演化间难易程度依次上升。由于科技水平所限,可以理解为何既有研究多关注挖掘系统内经济效果,而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则要求把越来越多的关注重点聚焦在如何将价值链断裂与重整在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予以体现。当前消费者行为及其需求变化、互联网迅速发展、科技革命持续演进、开源理念深入人心(Man,2006),大数据时代思维转换等环境变化因素正驱使价值链各活动环节被打破,原有价值系统内各经济关系将被重整(杨蕙馨等,2008)。尽管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指导我国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形势下,却不能再有效承担起指导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重任,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1.模块化

       不少文献从模块化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断裂和重整,认为价值链上各活动环节断裂形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然后通过界面标准链接又重新整合为新的复杂系统。由于模块化具有柔性特征,能够克服消费者不同需求与流水线规模生产的矛盾,使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成为可能(朱瑞博,2004;徐宏玲、李双海,2005;余东华、芮明杰,2005;朱有为、张向阳,2005)。文嫮、金雪琴(2008)、李晓华(2010)分别通过国产手机产业链和“山寨”手机崛起对模块化视角下价值链断裂和重整进行了论证。一些研究者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了价值链跨区域重组问题(刘友金、胡黎明,2011),还有研究者在模块化基础上将价值链重构扩展至价值链网络重构层面(苟昂、廖飞,2005;胡大立,2006;王琴,2011),在价值链网络重构中,冲破“瀑布效应”成为研究的焦点(刘明宇、芮明杰,2012)。

       尽管模块化视角的研究很具启发意义,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模块化生产网络具有企业内分工和企业外分工的二重属性(曹亮等,2008),可能会增加复杂系统本身的协调成本;(2)子系统在复杂系统演进过程中容易陷入中国版模块化陷阱(宋磊,2008)和再集成式模块化陷阱(沈于、安同良,2012),前者包括系统演进方向预期与实际发展不相一致时产生的矛盾和不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创新被锁定的危险,后者主要指系统演进过程中集成度再上升而导致子系统间互相排斥;(3)连接不同子系统的界面标准供给方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复杂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整体稳定性,同时还应注意,界面标准自身也在演化,若其与复杂系统的演化不匹配,可能会极大限制复杂系统的发展;(4)忽略了消费者诉求。这些局限使模块化研究及据此提出的指导实践的建议不能满足实践变化的需求。

       2.商业生态系统

       一些研究者巧妙地引入了更具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新陈代谢特征的生态概念,在文献中多体现为商业生态系统与产业生态系统两类。

       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更具结构性的群落组织,能够将零散的资本、顾客利益和由创新引致的才能凝结在一起,就像从阳光、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中获取营养并成功繁衍壮大的种族一样,其演化发展会经历诞生、扩张、领导和自我重生(或毁灭)四个阶段(Moore,1993)。李东(2008)将动态顾客价值演变与平台扩张的生态系统进化联系在一起,通过构建动力性能、包容性能和孵化性能分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四种不同的商业生态系统类型;胡岗岚等(2009)以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研究了阿里巴巴集团案例,论证了我国电子商务产业集聚从而形成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合理性;钟耕深等(2011)研究了奇虎360与腾讯诉讼之争,认为不同参与主体角色合理分配对健康的商业生态系统演进至关重要,一些行业需要更加开放,以营造良好的竞争格局,使行业保持活力。

       上述研究展示了生态概念的广泛应用前景,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应用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突出表现在主宰型企业对系统内部其他参与主体的掠夺和在商业生态系统间竞争的零和博弈模式中,共生共存、协同演化的特征并未由始至终得到体现②。

       3.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系统研究极大地超越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在商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强化了共生共存、协调演化特征。同时,也增加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刘浩、原毅军(2010)将共生发展运用到产业结构演化中,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参数构建实证分析模型,论证了两者之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同时,考察了不同地区间共生行为模式和状态的差异;石磊等(2012)从关键参与主体、核心竞争力及资金流向角度,对比分析了丹麦卡伦堡、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六种产业共生发展模式,认为中国产业共生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很不稳定,需进一步发展;孙晓华、秦川(2012)讨论了寄生共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三种共生关系的区别,通过考察美国、欧洲和日本汽车产业,将不同共生关系与相应的产业链纵向治理模式相联系;刘奇中(2013)基于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原则,对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重构,认为当前需要在核心体系和保障体系两方面深化努力;刘英基(2013)基于产业共生网络视角,分析了协同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实证计量检验了协同创新对产业高端化的积极作用。

       然而,大量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多见诸于资源与环境、生态保护、城市规划、废物处理等领域,重在强调循环经济的概念(袁增伟、毕军,2007),经济学上的研究也多处于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张睿、钱省三,2009),缺少企业层面的研究及对企业实践的有效指导。

       4.新产业生态系统

       为了弥补上述理论分析工具的不足,本文提出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目的在于:一是优势互补,层层递进。模块化理论能够超越全球价值链中游牧式、掠夺式的逐底竞争,商业生态系统能够有效避免模块化理论中升级顶部虚增的假象,而新产业生态系统将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企业层面视角和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共存、协同演化理念相结合,弥补了彼此间的缺失;二是深化共识,统一框架。当前文献中诸如共生链、闭合链、生态系统、生态位、产业进化、产业共生、集群共生等诸多名词给研究本身造成了困扰,新产业生态系统将这些内容协调至统一框架内,进而能推动研究的持续前进;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新产业生态系统将正在发生或在可预期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的经济环境因素引入到框架内,增加了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的适应性。由此,将新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以消费者体验为起点、以产消合一为特征、以企业共生共存为目标的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过程,其本身仍为价值链,但却是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加长、加粗的价值链。

       当前外部环境对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的驱动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消费者行为及其需求变化。消费者需求进一步向多样化和细致化演进,行为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其在各种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消费者正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性,所以,产品或服务的体验环节在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前将十分必要;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或服务消费过程的生活化和社区化,所以,搭建分享平台将十分重要;消费者更加积极地想了解关于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一切,所以,产消合一的方式将十分奏效;消费者更加迫切地想得到相关问题的答案,所以,综合配套解决方案将十分有效。这些都将促使企业有更强烈的内在动力与消费者建立直接的联系;二是互联网迅速发展。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使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还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性等方式影响消费者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使企业边界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本身又带来了交易双方关于分工制度安排的再整合和再选择问题;三是科技革命持续演进。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创新正大力改造传统规模生产和柔性制造系统,以生物医疗、航空探索、清洁能源和地球开发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领域正加速产出研究成果,科技革命的持续演进不仅使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变化,更深刻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四是开源理念深入人心。开源理念源自软件开发生产过程并逐渐延伸至经济学研究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它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还原为社会人假设,强调在共享、合作和利他基础上的利己行为,在利益驱动、生产组织方式、合作治理结构等方面有别于传统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经济学研究中如公共产品供给等难题;五是大数据时代思维转换。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大数据时代承认企业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甚至消费者有时也并不清楚自己的准确需求,但消费者行为模式具有稳定性特征,从而可进行数据化分析处理最终准确定位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对企业而言,在科技革命持续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化个体定制和综合配套解决方案真正成为可能。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正在对企业内部价值链活动重组和产业发展业态产生深刻影响。

       正是在上述外部环境的驱动下,回顾从全球价值链到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可发现新产业生态系统的特征主要有:

       (1)更加重视消费者。相比于全球价值链和模块化研究中消费者的作用被忽略、商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成为随机游走的“猎物”、产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地位仍然较为被动,新产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作用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费者更加理性,消费行为本身将变得更加谨慎,使消费决策需在与企业群落充分沟通并对产品有先期实际体验后做出。

       (2)新产业生态系统的价值链形态更长、更粗。更长不仅是由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消费者行为模式可被分析和预测,从而使更加精细化的消费者需求能够被重新组合排列,而且由于技术进步使分工进一步深化,造成了曲折迂回生产过程的加长;更粗不仅是由于为满足精细化消费需求而使生产型群落的横向扩大③,也由于消费者与生产型企业群落间联系更加频繁和复杂。

       (3)分工协作程度更高。商业生态系统更强调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垂直分工,且在系统间更倾向于竞争而不是合作。产业生态系统强调群落内部的水平分工,但群落间协调程度较低。新产业生态系统按消费者需求分布,将生产群落和服务群落重新组合,新群落中内部水平分工程度更高,同时,在遇到需求集聚时,如消费者需要的是综合配套解决方案,企业群落间会互相合作。

       (4)“做大蛋糕”的内生性激励更足。商业生态系统中非顶端企业由于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受顶端企业的俘获,往往内生性激励不足,一方面是由于顶端企业不愿看到非顶端企业转型升级成为直接竞争对手而封锁升级路径;另一方面,即使非顶端企业有局部升级,其所获利润也会被顶端企业通过双重收费等纵向控制方式取走。产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群落内部企业内生性激励也较为不足,主要是由于消费者需求随机游走特性而可能导致的产品或服务价值的无法实现。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由于消费者需求被显性排列,加上产业生态系统中小群落被整合,新群落有足够的内生性激励“做大蛋糕”。

       (5)进化的效率更高。商业生态系统中掠夺式的价值链形态和价值链竞争间的零和博弈思维阻碍了进化的效率。产业生态系统中企业虽能自洽稳定,但与消费者沟通不足,往往会迷失进化的方向。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群落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群落与群落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本身就是进化的高级形态,由于真正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重视通过整体协作提高群落技能,能够有效降低系统风险,增强进化的效率。

      

       图1 从全球价值链到新产业生态系统

       注:产业生态系统中群落内部企业数为

;而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群落内部企业数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由此可知,新产业生态系统超越了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是一种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过程,更能够有效指导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下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目前,我国企业正以全球研发为着力突破点,加速推进新产业生态系统完整实践形态的形成。

       四、全球研发: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助推器

       1.全球研发与新产业生态系统

       全球研发不仅包括地理纬度上技术在全球的利用、合作和生产,还包括技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和竞争策略的改善、技术企业与非技术企业的合作等,在更广泛意义上,全球研发下的技术进步还与一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紧密联系。其与新产业生态系统的联系可从以下方面考察:(1)从全球研发的参与者角度看,类似于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的群落,全球研发具有广泛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政府、企业、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主体间能够建立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2)从技术存量形成与演化方式看,全球研发不仅指在国外建立研究实验室,还包括如专利交换、全球招聘等其他关键要素,不同形式都以有效提升群落整体技能为目标;(3)从全球研发流程看,按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配置研发资源、按统一国际规则管理全球研发活动和全球共享研发成果(王春法,2008)能够展示出价值链加长、加粗的特性;(4)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获取优良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潜在收益往往大于沟通不畅、知识转移障碍等潜在成本,从而可以有效提供“内生性”激励;(5)从组织经营活动的各项功能角度看,全球研发所产生的尖端技术必然要应用于产品的工艺设计、生产加工、后勤作业、市场销售等环节,彼此间良好协同关系正如新产业生态系统中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所组成的群落体系。可见,全球研发内涵与新产业生态系统的特征非常接近,而现有文献大多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全球研发,弊端在上文已述,实不足取。

       2.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全球研发特点及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商投资等形式开展全球研发的数量猛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

       (1)规模迅速增长,差距依然显著。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全球研发规模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整体研发支出迅速增长和研发成果显著提高两方面。我国整体研发支出1991年仅为75.32亿美元,到2011年已达到2081.72亿美元,增长了27.64倍,期间,我国研发支出规模在1998年超过韩国、2001年超过英国、2002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除美国外最大研发支出国。在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方面,1994年我国在国外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分别为291件、119件,到2011年增至20315件、5817件,分别增加了69.81倍和48.88倍④。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研发上仍然差距较大。一方面,尽管研发支出规模增长较快,但2011年我国研发支出仍然只有美国的50.14%;另一方面,我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较低,2011年这一数值仅为1.84,而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则分别达到了2.24、2.88、3.39、4.03、2.77和2.23⑤。

       (2)主体集中于国有企业,研发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拥有较强的国内市场势力,且在政策支持上享有较为优厚的条件,所以,不管是在国内市场与外国企业进行研发合作,还是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或者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发活动,都是我国企业全球研发的主体。尽管我国国有企业完成了近80%的海外研发投资(孙福全、陈宝明,2011),但平均全球跨国指数超过50%的还很少,说明这些企业在全球化经营中的能力还有欠缺,同时,尽管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经营业绩稍高于整体平均成绩,但9家商业银行的总利润占我国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55.2%,有11.76%的内地上榜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其中有6家⑥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亏损额最大的企业名单,且有38.82%的企业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趋势⑦。

       对非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与国有企业相比研发支出较少;另一方面,内部也有较大差距。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分布中,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都处于较低水平,超过10亿元的企业仅有17家,研发费用总额为3224.43亿元。尽管以华为为代表的11家非国有企业研发支出占17家企业总研发支出的72.99%⑧,但华为研发支出分别是中兴、美的、奇瑞的2.38倍、3.86倍、6.54倍⑨。可见,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的集中度很高。2013年,华为研发支出超过300亿元,尽管与三星、西门子、思科等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有较大差距,但与国内如联想、海尔、吉利等非国有企业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正是这种参差不齐的研发水平,才是导致我国企业全球研发难以取得显著绩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3)投资区域较为集中,有向其他区域转移的趋势。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投资区域较为集中。海外研发区域主要集中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园区,如美国的硅谷、德国的阿德勒斯霍夫、英国剑桥工业园区、日本筑波科学城等。阿里巴巴、华为、腾讯、海尔等企业都已在美国硅谷建立相关研发机构,而德国斯图加特正吸引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企业的青睐。国内研发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国家政策鼓励下较早对外开放;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大量的人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有意愿在东部地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以北京为例,韩国三星和LG、美国微软和高通、德国拜耳和巴斯夫、日本松下和富士通、法国施维雅、瑞典爱立信和安发玛西亚、芬兰诺基亚、荷兰的飞利浦等企业都已在京设立研发机构。

       近年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投资有向其他区域转移的趋势。新兴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逐渐引起我国企业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加强对这些区域的投资,从而带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向;二是因为我国企业的发展经验更贴近目前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现实,更能有效指引和推动当地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同时,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也是推动我国企业海外研发区域转移的重要原因。

       (4)产业分布渐广,但仍高度集中。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最早起步于家电、通信、电子设备制造等产业,现已扩展至汽车、医药、能源、软件信息服务、工程机械、服装纺织、文化等产业。在家电产业,海尔集团实施“三位一体本土化”战略,通过并购等形式建立海外研发机构,2011年收购日本家电制造企业三洋电机部分白电业务,2012年又收购新西兰厨电企业Fisher & Paykel,目前已在韩国首尔、日本东京和大阪以及琦玉县、美国洛杉矶和南卡罗来纳、德国慕尼黑、意大利米兰、丹麦哥本哈根等地建立了研发和设计中心。在汽车产业,长安汽车除在北京、上海、重庆、黑龙江和江西等国内地区拥有研发机构外,还在英国诺丁汉、日本横滨、意大利都灵和美国底特律等国外地区建立研发中心,已形成“五国九地、各有侧重”的全球研发格局,其中,英国研发中心集中于发动机和变速器,美国研发中心偏向汽车底盘技术开发与匹配,日本横滨的研发中心侧重于整车造型设计、内部装饰等。在服装鞋帽产业,李宁公司在香港和美国波特兰设立研发中心,加强新产品开发和设计实力。在软件信息服务产业,东软除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沈阳、广州、成都等地拥有研发机构外,还与美国易安信、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工程资产集成管理研究中心、美国甲骨文、日本阿尔派等企业合作,共同开展软件产品、平台及服务的研发工作⑩。

       尽管我国企业全球研发的产业分布渐广,但仍高度集中。第一,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开展海外研发等活动所涉及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石化、矿产、金属、建筑、电信、运输等产业。据统计,2011年年末我国境外企业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建筑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总数的75.04%;第二,国外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华产业分布也较为集中。2009年,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产业分布排名前五位的共占企业总数的64.4%,分别是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152家、交通运输设备业72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5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32家、农副食品加工业31家(11)。

       (5)动机仍以跟踪先进技术和获取资源为主,但“倒逼”机制正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企业技术发展遵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思路,实践中往往过于偏重“引进”环节而忽视自主创新,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被俘获”地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但现实中我国企业开展全球研发活动的动机仍主要以获取资源和跟踪先进技术为主。在获取资源方面,主要表现为我国企业并购外国能源及矿产业企业,如2013年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克森;在跟踪先进技术方面,以李宁公司为例,2004年8月在香港成立研发中心,负责李宁品牌服装产品的设计等工作,2009年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成立研发中心,负责跟进耐克领先科技和母公司研发设计人员培训。实际上,从近年国内“山寨”产品的流行可见一斑,只有像华为、联想、海尔等企业在跟踪世界领先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对产品价值链进行重新整合,形成完善的新产业生态系统,才能创造并实现新的价值。

       尽管如此,“倒逼”机制正逐步形成。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偏好往多样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导致各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需求和习惯差异更加显著,仅仅靠跟踪先进技术并不能使企业摆脱“被俘获”的命运,也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像耐克那样“随气候变而迁的候鸟式”经营方式终有尽头,我国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和逐步减少的优惠政策,将在可预期的未来给那些“固执”的企业带来巨大压力。我国企业只有以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思维加强全球研发、提升系统整体的技术实力,才能实现转型和持续成长。

       (6)组织形式多样,但新建研发机构居多。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可分为联盟、并购和新建三类。联盟主要体现在技术项目合作、技术交叉授权、技术许可、技术与非技术交易等方面。由于联盟可以节省大量资本和时间投入、产生外部优势互补效应、填补“战略缺口”、抢占有利市场地位,跨国公司间往往会结成技术联盟,像甲骨文与微软的云端联盟、诺基亚与微软的智能手机联盟、三星与SK海力士半导体芯片联盟、丰田与宝马的柴油发动机联盟等。需要注意,这些联盟内企业双方实力大体相当,故联盟较为稳定。而对我国大部分企业来说,由于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技术差距明显,联盟往往采取技术和非技术交易的形式,在联盟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并购可使企业在短时间内掌握相关技术,但也伴随着跨文化整合与管理等问题,若不能有效留住被并购方的核心人才,并购失败的可能性很高。吉利并购沃尔沃使前者迅速掌握汽车安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并大大提高了品牌价值,从而被认为是国内汽车企业自主品牌并购的成功案例,而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后跨文化管理不力、核心人才流失等因素导致并购失败也是值得汲取的教训。

       目前,我国企业全球研发采取新建形式居多。一方面,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力差距明显,后者在进入我国市场时更愿意采取独资形式;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动机主要是跟踪先进技术,可能并无必要联盟甚至并购,同时,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往往并不愿意将先进技术进行授权和转售。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资相关政策福利的逐渐消失,在可预期的未来,我国企业全球研发将可能更多采取联盟形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我国企业实践发展的角度出发,对长期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提出质疑,并在综合现有模块化、商业生态系统和产业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由于在当前经济环境迅速变化背景下新产业生态系统较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具有更优异的特质,能成为一种自洽稳定的动态协同演化过程,更加适应指导我国企业未来发展实践。尽管目前还不存在完整或较成熟的新产业生态系统的实践形态,但全球研发能快速稳健推进其形成,是我国企业未来转型升级与发展的关键立足点。为此,本文从以下两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对企业的建议

       首先,要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认清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指导实践中存在的弊端,积极转变思维,用新产业生态系统框架指导实践、应对挑战;其次,我国企业要认识到新产业生态系统本质上仍是一种分工形态,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投资形式和组织方式有效配置资源。在投资形式方面,以全球研发为例,早期受相关政策约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要采取合资合伙的方式进入我国,我国企业全球研发主要体现在技术引进的本土化上,投资形式以联盟为主。自加入WTO后,上述约束逐渐消除,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本土化和国际化趋势都有体现:在本土化趋势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独资形式开拓我国市场,所以,我国企业全球研发要积极寻求更广泛联盟;在国际化趋势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甘心将本土市场拱手让出,又不愿意与我国企业分享先进技术,所以,我国企业全球研发的投资形式以新建和并购为主。在组织方式方面,以全球集中型为例,一些具备领先技术并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可采用该组织方式,优点在于全球研发的效率较高,通过与国际制造商、科技园、当地供应商和大型顾客紧密联系,提升对当地市场和科技发展趋势的敏感度,但也有忽视系统国际化风险、当地产品或服务内容供应限制和市场狭小等缺点,需要警惕。最后,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合理布局新产业生态系统结构。仍以全球研发为例,客观来说,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使企业更有动力倾注主要精力,但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然布局我国市场,并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即使在中国本土市场,竞争也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我国企业全球研发既要立足国内市场,利用本土化优势积极参与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也要布局国外市场,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强化国际品牌渗透。此外,我国企业还要围绕全球研发,在人才配置、自然资源获取等方面加大努力。

       2.对政府的建议

       政府不仅要积极引导各方参与构建新产业生态系统的实践形态,还要建立健全国家创新政策体系,为新产业生态系统保驾护航。具体来说,一要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着力完善多边科技合作机制,发挥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带头作用,适时推动企业全球研发与国际科技合作有效结合,为我国企业通过全球研发构建新产业生态系统拓宽渠道;二要继续加强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加大教育、科研经费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同时,通过提供丰厚的物质待遇、灵活的就业机制和便利的生活条件等方式建立高层次人才网络,为新产业生态系统提供人才基础;三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并通过资助、奖励等机制支持企业到海外申请专利,促进新产业生态系统外延扩张;四要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利用国家优势建立各国或地区的信息咨询平台,降低新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成本和系统风险;五要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力度,为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创造稳定有利的国内环境。

       注释:

       ①此概念为吴炜峰同志首先提出,他本人正致力于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体系的研究,相关论文也即将发表。此处沿用仅是其原始概念中一个方面的应用。

       ②可以形象地用捕食者及其猎物过程来理解:首先假定企业是捕食者,消费者是猎物,猎物随机分布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捕食者知道猎物分布的概率密度,但不能确认在其巡视的领域内是否有其他捕食者出现,所以,其策略是在巡视过程中尽可能最大化捕食成果。由于猎物在区域内是随机游走的,所以最终不一定能取得均衡解。于是,捕食者开始在一定区域内采取联合行动方略,这极大地增加了捕食成功的概率,但同时该区域内猎物出逃的可能性增加。另一区域内也是如此,最终猎物被围困在两区域结合处。两队捕食群体都知道,再去跨区域搜寻猎物成本太大,所以,只会围绕被困猎物展开博弈,而零和博弈思维下的均衡结果会是某一捕食群体被消灭,剩下的捕食群体享受大餐。

       ③反映在图1中是新产业生态系统中生产型群落的组成数量n远大于产业生态系统中的m。

       ④数据来自WIPO数据库。

       ⑤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

       ⑥分别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鞍钢集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中国化工集团。

       ⑦根据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盈亏情况汇总而得。

       ⑧此处仅就17家企业而言,故与非国有企业在总体研发支出上较国有企业少的结论并不矛盾。

       ⑨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⑩参见各企业官方网站。

       (11)数据来自商务部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2011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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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断裂、新兴产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与中国企业的全球研发_生态系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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