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逻辑反思与边界校勘
——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评估
陶志欢
（上海大学 大学生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摘 要］ 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关联的前置条件是思想意识经由行为可以实现数据化呈现，且通过分析行为数据可有效揭示思想意识。此逻辑需要反思：从逻辑起点看，思想意识是否必然呈现为行为数据至今仍有争议；从逻辑关联看，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关联的条件性。要从思想意识和行为数据的关联复杂性、二者转化的多样性、行为数据产生的特定性、行为数据解读的历史性以及科技发展的赋权性对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进行校勘。
［关键词］ 思想意识 数据化呈现 逻辑反思 边界校勘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大数据研究是学术热点之一，方向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数据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探讨；二是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三是以大数据给人的思维带来的变革为切入点，探讨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转向。当然也有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论域下的大数据研究热给出了冷思考，主要观点是：防止大数据的“反客为主”模糊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力戒大数据的“标签植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层推进，避免大数据的“数据冰冷”掩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文关怀，谨防大数据的“应然理论”冲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实然分析，杜绝大数据的“数据滥用”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尊重人格的原则。[1]这些学术争鸣对于坚定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研究的正确方向，具有学理警示意义。且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还有前置性条件：思想意识与行为数据间有相关性，思想意识能够经由行为数据呈现出来，通过分析行为数据能够揭示思想意识。那么，这一命题究竟是否正确呢？本文对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进行命题重读、逻辑反思和边界再校，以期达到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评估。
一、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命题解读
1.思想意识与行为的概念考证
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属于意识形态和观念层面，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思想的内容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存在的高级形式。综合思想与意识，所谓思想意识是指人将大脑存储的知识作用于思考生命存在的各种感受的活动。而行为是指受思想意识支配而表现出来的活动，包括做出动作、发出声音、给出反应等。可以看出，这里的行为是广义上的行为，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动作，也包括语言和表情等，其表现形式或显或隐，或明或暗。本文使用的是广义上的行为概念。思想意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解释是人们在待人处事等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品质、意志、态度、情调等比较稳定的思想特性和倾向的总和，它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表现。思想意识又往往与个人的性格特征相结合，有着鲜明的个人特征。[2]行为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指的是为满足个人或社会的某种需要而采取的一连串行动或曰动作所组成的作为。
2.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性的问题呈现
从理论上讲，人的行为必然会留下数据痕迹，只是有些被记录下来，有些因技术手段或数据搜集意识缺乏未被记录下来。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数字化生存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样态。借助电子记录手段，人的行为数据被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愈发增大。如何从人的行为数据分析解读出人的思想意识便成为大数据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而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逻辑是否具有理论自洽性和实践一致性从而完全成立，便成为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实契合和有效链接的基础。
“将世界看作信息、看作可以理解的数据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审视现实的视角。它是一种可以渗透到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在纯自然的客观物质世界，它不失为一种有着美好前景和可能成效的研究方法，以至于把自然界的物理规律移植到社会思想领域的社会物理学也认为，人们的实际行为与思想意识之间有着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而得到的可靠数量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互联网成为一种能改变人们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但社会物理学的判断忽视了人的思想意识的特殊性，时至今日，人类对自己大脑运行机理的认知仍然比较有限。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可信度并非先验而是待验，而其直接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研究关联有效性的前置性地位又决定了学界必须对此进行考证。
二、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逻辑反思
1.思想意识是否必然呈现为行为数据
由于任何一个抽象概念符号化的集体在思想意识行为实施的向度内只有隐喻意义，单独的行为个体才具有思想意识和行为能力。因此，任何外化的行为数据都是个体的人所留下的。加之实施行为的人对自己所留下的数据信息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存在模糊性，这会带来行为数据信息搜集的悖论，进而导致数据信息搜集走不出失真抑或失当的两难困境。行为数据信息搜集是否要征得当事人同意，若时时处处征得其同意，不仅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还会因当事人出于本能式的防范和心理性的戒备导致搜集不到真实有效的数据，进而导致数据失真。若不征得其同意，则可能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和知情权，从而导致数据搜集失当。
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求背景下，并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已然成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途径。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水平，消解公共产品城乡二元供给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发票可谓是企业的一大心腹，往往也是进项税抵扣的一大难点。以建筑行业为例，通常建筑工程买材料的上家一般是小规模纳税人，招致企业难以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能拿到的发票最多也就是普通发票。另外，建筑工程企业一般耗时长耗费大，较难在第一时间拿到应收款，也就不能在第一时间拨付给上家材料款项，因此许多建筑工程企业能购进原料已实属不易，不会再强行向供应商索要增值税发票。陷入这种困境的企业只能独自承担税负或者冒着违规风险另寻他人开票。
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究竟是否必然留下可外化甚至可视化的行为数据，至今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人的思想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活动是无形的，“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曾是这派学者持有此观点的佐证。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若能被当事人很好地控制在其他人的感知范围之外，不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实际影响，则探讨这个思想意识本身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并无实质性意义。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和影响人来认同和实践某种价值规范，它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关系性存在，离开了这种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也有观点认为，人的思想意识往往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无法实现自我的完全掌控和掩饰，而“掩饰”恰是反向意义上的暴露，即不管人们是否情愿，其思想意识总是会通过某种外在形态表现出来，有些是通过行为和语言来显性表现，有些是经由不易为人所察觉的表情和动作隐性展现。也即，人的思想意识总是会通过某种现象呈现出来，从而留下行为数据。只是由于人们受生物学限制导致的感知范围的有限性以及高集中度注意力的不可持久性，有些思想意识所外化的行为未必能被人类发现和获知，即使发现和获知，有些迫于某种原因未被及时记录下来，但这并不因此而否定人的思想意识一定会通过某种现象展示出来从而留下行为数据的既定判断和客观 事实。
2.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特殊性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关联的条件性
不可否认，大数据技术的确打开了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的想象空间，但某些表面看似很热络的学术话语和人们为之顶礼膜拜的所谓“真理”如果不加反思和质疑地接受与使用，实际上意味着将其视为某种必然性的扩散，亦往往表明对其预设的前置逻辑或既有价值的默认和屈从。而任何充斥认知偏见或迫于某种现实压力进而顺从不良现实或未经证实的逻辑的行为都会引发阿伦特眼中的“平庸之恶”。实际上，客观证实的东西和主观相信的东西被当事者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及兴趣深深隔离。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的客观需要、一定能提高的价值信仰以及部分人对新技术应用的浓厚兴趣，无形中都会增加对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有效性的信任度。实际上，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关联的论断是建立在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基础上的条件性真理，而非必然性真理，是后验性真理，而非先验性真理。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有其特殊的前提假设和复杂的边界走向，通过行为数据折射思想意识要十分谨慎和小心求证。因为数据分析也并非纯粹客观的信息处理手段，它承载着收集者和分析者的目的与意图，其中存在诸多包含主客观混杂的不透明因素。这些介于明言和暗语间的因素往往蕴含着把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数据简单线性关联和直接等同起来的粗暴逻辑。这一使得大数据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链接的前置性逻辑的片面性进而导致的独断论，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甚稳固的学理基础之上。
数字化生存使得人在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会留下数据。这使得通过大数据对人的行为数据进行研究，进而发觉它们背后潜含的思想意识成为可能。而把“可能性”想象为“现实性”，把“或然性”认定为“必然性”，把“特定性”说成是“普遍性”，这正是人在传统知识观支配下把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关联的思维逻辑。传统知识观认为，凡是知识都应具有普遍必然性，否则只能被称为意见而不能称为知识。逻辑规律必须建立在确定无疑和不可动摇的元知识基础之上。从古至今，思想家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求这样的确切无疑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研究的内在逻辑就是主观地认定思想意识的数据化呈现就是那个确定无疑的元知识基础。
三、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校勘
1.从关联的复杂性审视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
马斯洛认为，人有趋向于健康、创造性和自我满足等更高层次需要的内在趋势，这一趋势使得人的任何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后果是这个需要被平息，一个更高级的需要开始出现。[6]而当人的某种需求未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挫败感有时受制于客观现实环境的制约以及当事人利害关系的权衡，不是允许人尽力去发泄不满而是会使人产生企图遮蔽和尽力掩盖的反向症候，它使人表面上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来自我欺骗。大数据呈现的往往不是事物，而是现象，亦即事物直接或间接向人们呈现的可感知的东西。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大数据本身具有的实证主义倾向往往否定一般与特殊、间接与直接的关系，从而使行为数据是思想意识的反映成了所谓纯粹的复制，而复制对象实质上暗含着否定对象本身的危险。要认识到大数据信息的表征呈现和其背后蕴含的思想意识间未必存在显性关联和线性逻辑，二者间若隐若显，有时是直接反映，有时又是歪曲反映，需要对二者进行认识分离。实际上，针对与思想意识的关系而言，行为数据的生成存在着多重样态。一是正常显露。在通常情况下，人有着怎样的思想意识，往往就会呈现出与之高度相符的行为数据，这时通过分析行为数据能较为有效地呈现当事人的思想意识。二是无意流露。无意识动机和无动机行为在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中都有论及，弗洛伊德甚至认为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人行为的真实原因深埋在审慎、理智或意识状态之下。人之所以这般行为并非因为他做了理性的选择，而是因为他服从无意识的驱动。三是刻意表露。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真正所思所想，会迫不得已故意实施与思想意识不相符乃至完全相反的行为，这时通过分析行为数据很难揭示思想意识，若实施行为数据分析以此探究其思想意识，则可能会误入歧途。四是非常态暴露。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和周围环境时刻在发生相互作用和产生同频共振，即使思想意识存在着相对稳定性，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无法预测人的行为。人的思想意识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形和特定环境而产生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行为。这正是行为数据无法精准预测以及由此正确推断人的思想意识的重 要原因。
2.从转化的多样性勘定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
思想意识能否转化为行为数据需要内外部条件的支撑与配合。就外部条件而言，舆论、风气、习俗以及过往类似行为的后续效应都是人在转化时的考量因素；就内部条件而言，思想意识外显为行为数据要经过动机、态度、信念等环节。这其中文化观念、价值规范、合适合时合身份、能否被他人认可以及自己是否力所能及都是考虑要素。正是人的多重性和社会的多样性导致思想意识与行为数据的相关性有正负、强弱、真伪、显隐、线性非线性等多重情形。有时思想意识正确，但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所限而使行为数据发生背离原初目标的偏差进而产生“行非所思”；有时思想意识有误，但由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和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导致 “歪打正着”。在这些情形下，行为数据与思想意识会构成弱相关乃至伪相关，极端情形下甚至会出现负相关。另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无他人在场对思想意识转化为行为数据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做点好事很容易，难的是他始终如一的慎独品质。[4]一般而言，无他人在场，行为数据与思想意识复杂性弱化；有他人在场，二者关联复杂性强化的可能性会增大。后者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形：他人是利害关系人，复杂性更强化；他人是无利害关系人，复杂性较弱化。这其实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论域下“他律”如何转化为“自律”的问题。要注意的是：两个变量相关不意味着其中一方的变化必然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两者可能都与第三方变量相关，而非彼此直接关联，因此，非线性关系也不能排除。比如，高校一女生因减肥，饭卡消费减少，引发校方预警问其是否需要资助。这虽然彰显了学校精细化服务凸显的人文关怀，但也折射出数据表象与真实状况的非线性关联。而且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赋权秉性倍增了思想意识与行为数据之间的关联复杂性。网络空间中的人呈现出物质身体可以缺场与身份信息自主建构的新特征，是一种数字自我与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在网络空间中重构与耦合的新样态，包括多样自我、流变自我、异化自我和各种假我的新形式。[5]互联网既为“思行一致”的人提供了现实场域可能不具备的发泄空间，也为“思行不一”的人提供了缺场交往和隐匿自我的展示渠道。真假自我的张力更加极端化，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进入网络空间后的那个我还是我吗”的疑问，多样态的网络自我极大增加了数据分析者通过网络行为数据分析揭示人的思想意识活动的难度。
3.从情形的特定性分析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条件下，他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物质条件，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因素，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是他一存在就已有了并注定为他所有，即影响着他、形成他的东西。这个所谓的“东西”既构成他本人所有思想行为的“前有”，也是他解读其他人思想行为的“成见”。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或者有无意识到，在一定意义上，它都是先于个体而存在，并且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些“前有”和“成见”构成的传统不仅是人们分析行为数据的前提，也是数据搜集和分析者据此产生新的传统的基础。遗留行为数据的人总是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某种特定情形下遗留了数据，数据构成他行为的结果。而从理论上说，只有自愿的行为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对象，当我们解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得考虑这事何以发生，以及这个行为发生时周围的形势。每一个行为数据的产生都具有背景及情形上的特定性。加之人又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按照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说法，人类之所以能超越其他物种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就在于能够利用想象的故事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合作。正因为人是关系性存在，人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其“意义”都一定要放置在“关系”的背景中来解读。心理空间理论就认为，话语的意义来自话语所激活的背景知识而非字面信息的语义组合。背景知识主要由受众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所决定。不同背景知识的受众在面对同一句话时被激活的信息是有差异的，构建出的心理空间也会存在差别，解读出的话语意义也就存在差别。[7]行为数据的解读必须放在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和时代背景中考察。比如，研究学生上网数据，很可能会得出如今学生思想空虚、目标弱化，并给出需加强思想教育，或用断网等硬手段来治理的结论。此类研究成果的不足恰在于未将学生放在数字化生存已是当今人们基本生活样态的特定时代背景中来 审视。
可操作性原则是指为设计需要而设计的监控系统，以保证系统的可操作性，各建筑的管理工作的管理体系是不同的，管理的技术能力和水平的管理是不均衡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通过我的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一些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以及技术水平都很低，所以在安全系统设计时必须注意各种形式的操纵，确保每个管理者都能有效的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运行。
4.从解读的历史性校对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
时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对于正确解读历史中的行为数据具有两面性：一种是行为数据的真相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遮蔽、消磨和湮灭；另一种是行为数据的真相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发清晰。人的思想意识能被其他人所感知也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思想意识所外化的行为恰好有着自身的承载方式，从而在客观上留下供人捕捉和研究的原始数据；另一种是分析研究者借助某种工具主动去搜集人们思想意识所留下的行为数据。不管是哪种情形，遗留数据总在分析数据之前，这种时差导致分析实效度总是滞后于数据更新度。加之数据在理论上可永久保存与反复使用，且因同样行为在不同情形下存在被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数据遗留者和分析解读者不同的心理取向以及对同样数据给予不同加工导致遗留者倾向于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对特定情境的反应，而分析者则习惯于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遗留者的个体特征。因此，一个行为数据在历史长河中呈现的东西通常比当事人想要表现的要多得多。能否通过行为数据分析还原真实思想意识令人存疑。伽达默尔就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8]其具体含义是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历史环境、条件和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以往行为数据的理解。这些数据对分析解读者而言具有一定时差，对它的分析和解读可以结合解读者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专业技术知识得出不同结果。人虽有同理心，但能否复原行为数据遗留者的思想意识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具有现实上的必然性。且在通常情况下，行为数据只是行为者全部行为的若干“断点”，分析者往往基于常识借助推理和想象把“断点”数据嫁接起所谓的意义链条，但一定社会的常识通常暗含着具体时代的某种偏见，如有学者对高校学生思想与行为大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所得结论之一就是要突破惯性思维，警惕与传统观念相违背的“伪指标”。这些指标是传统评价方法中惯用的指标，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判断学生思想的好坏，但在实际分析中并没有与思想呈显著相关性。包括学生校园“一卡通”的消费、图书馆借阅、学业成绩及班级学习氛围并未与学生思想状况呈正相关。[9]加之“任何一种试图统一知识的宏伟愿景，都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现实中”，[10]因此探究人的思想意识真相，赋予行为数据本身以意义逻辑面临数据解读具有历史性的挑战。再加上移情的重新体验存在不确定性，解读者不同程度存在“证实偏见”、“自证预言”、“错误归因”及“选择反应”等心理机制，数据解读者的结论很可能会偏离数据遗留者真实的思想意识。
5.从科技的赋权性预判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边界
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必然涉及认知科学问题。就认识论而言，历史上曾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唯理论和经验论。前者的演绎推理不能增加新的知识，而后者的归纳逻辑不能产生可靠的知识。数据思维的认知逻辑要取得突破必须另辟蹊径，紧紧依靠科技发展的赋权和增能效应。科技发展特别是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都在从技术赋权和增能的角度深化人们对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认知。进化心理学认为，人脑有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一旦发生情况，就调动和启用这些系统。在人类进化早期的严峻生存环境中，快速决策的重要性通常大于科学决策。在思想意识转化为行为数据的过程中，做出决策依靠心智系统。心智是由脑——一部极其复杂的计算装置，它构造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并且控制我们的行动——实现的一组过程。[11]心智分为生物本能式的自发心智、理性思维式的算法心智以及更高层级的反思心智。很多情形下，人们觉得是自己在做决策，其实不过是人们的自发心智在决定。自发心智无需投入太多注意力，只要有刺激触发，就会自动执行，且可同时运作多个指令，互不干扰，也不影响后两者，因而速度快。自发心智主导下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行为，是弗洛伊德眼中的本能无意识行为。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的特点是需要高强度思维力和高集中注意力，费时耗力，负担重，因而速度慢。从思维层级看，自发心智层级最低，甚至可以说没有理性思维的参与，算法心智层级居中，反思心智层级最高。思维层级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数据转化的复杂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脑科学研究的成果为理论基础，它是指人类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根据对这些感知信息的理解和认知，作出合理决策与判断的过程。[12]这里要特别分辨易被人们误读的两个概念：智能和意识。前者主要体现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后者更多体现为能够感受痛苦、喜悦、爱和愤怒等情绪事务的能力。以人工智能暂不具有抑或暂不充分具有思想意识从而否定贬低它的巨大价值的做法是错误的。其实人工智能不一定需要自己感受到意识或具备意识能力，它只要能根据大数据算法辨别出意识即可。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最直观地反映人类对自身尤其是大脑的认知水平，也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体现人类对自身思想意识转化为行为数据的内在机理的认知程度。可以说，科技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思想意识数据化呈现的逻辑性 认知。
在设计水泥工程数据库时，必须使用最合适的数据库结构以及软件，将各种重要信息和资料存入数据库中，并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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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7-0106-06
本栏责任编辑 周家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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