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论断的提出——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长期性观点的最终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期性论文,论断论文,十几论文,几代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社会主义长期性观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牢固地确立起长期性观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既积极又稳妥地进行。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对中国何时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问题作出过预测。此后几十年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历经曲折，直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观点才得到最终确立和确切表达。
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曲折历程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国人民发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号召。经过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呢？当时使用过两种概念，一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是“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或说“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前者主要指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时间估计为18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后者则包括了“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内容，时间估计为50年（注：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2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329、350、389页。）。这里所用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显然是把社会主义单纯理解为一种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认为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就“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反映了当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
当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后，党中央并没有宣布已经建成或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而只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09、816页。）。这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标志“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而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并确定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继续前进，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注：《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中共八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25页。）。这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大进步。
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多长时间呢？中共八大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有如下一些估计：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需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说：“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4、156、171～172、182页。）这些估计虽然在具体时限上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同一的看法：中国必须经过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建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称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认识发生曲折。当时从领导到群众、从中央到地方，都处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中，急于完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出来。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国在三四年、五六年内就可以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十年左右就可以过渡到“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的共产主义（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46、742页。）。这一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同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还持这样的看法：“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注：《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11册，第602页。）这时把时间“很长”的概念只不过等同于一二十年，仍然是急于完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并认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稍早于毛泽东，刘少奇也曾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又各自分为几个小阶段”的观点（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这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跨进了一步。
到60年代初期，在对三年“大跃进”的历史反思中，伴随建设社会主义艰巨性、复杂性认识的深化，对社会主义长期性问题，也有了新的阐发。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汇报时插话说：“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8页。）这可能是三年“大跃进”后第一次重新回到“半个世纪”的提法。1961年9月22日周恩来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许“需要50年”。第二天，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在谈到社会主义阶段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他同蒙哥马利谈话的观点，并又向前推进一步。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为什么呢？他主要讲了两点理由：第一，是鉴于过去历史的经验和现实中国的经济基础。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经过300多年才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有许多优越性，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第二，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全党“知识都非常不够”，“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303页。）
总之，当时已经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要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 这是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的十几年中，认识又发生了新的曲折。一方面，虽然仍然承认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但却把社会主义长期性的含义主要归结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另方面，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限大大缩短了。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和197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两次政府工作报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对此问题的思考。三届人大报告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对长期性的解释却主要归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报告正式提出我国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发展两步走战略，这对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却认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即20世纪末，就可达到。毛泽东还在报告稿中写道：“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吹牛皮、放大炮，“是做得到的”。“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00～501、48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册，第271、272页。）这不能不说是建设问题上的急躁情绪在经济形势好转后又重新有所表露。四届人大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报告中两步走的设想。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思想的逐步深化
改革开放后由邓小平最终确立的党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逐步深入的过程。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7年至1981年上半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几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确立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目标。
邓小平复出后一段时间内，继续沿用前述周恩来报告中的提法，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5～86页。）。但不久，就对这个提法作出了新的解释。
1978年10月下旬和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美国，这是邓小平、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两个国家。两次访问之间，邓小平还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美归途又访问了日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迅猛发展着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直接观察，不能不使邓小平对中国20世纪内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作出新的考虑。访问美国和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
邓小平多次回顾他这一认识的变化过程。1981年4月在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说：我们讲四个现代化，开始时候提出的是一个雄心壮志。但我们一摸索，才感到还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1979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按：指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邓小平认为这是“更加量力而行”的设想。（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87～188页。）由于“更加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就迈开了重新清醒地估计社会主义长期性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1981年下半年到1987年上半年，把两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为三步走战略，提出21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81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民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说：实现四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30年到50年的时间，恐怕要到21世纪末（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02页。）。这就在已确定的20世纪最后20年两步走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步发展目标。后来逐步定型为这样的提法：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21世纪再用30年至5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三步走，也可称之为新的两步走，即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两步合称第一步，而把21世纪上半叶的第三步称作第二步。
这里在第三步所能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上，邓小平的提法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叫“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久改为“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7页。）；1986年末确定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70页。）。提法越来越符合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也表明，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第三阶段：1987年下半年至1992初，即从准备召开十三大到南方谈话，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认识及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挫折教训的基础上，更充分阐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提出“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论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并不是党的十三大才提出的，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由十三大初步系统形成的。十三大准备期间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这就把对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时限估计放在了更为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在邓小平指导下写成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以至酿成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国际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建立几十年、甚至像苏联那样社会主义已有70多年的历史，仍然面临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仍然有可能被演变和颠覆。“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完成异常艰巨的发展经济的任务，另方面还要保证经济的发展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巩固和发展。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又说：“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383页。）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去世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都重申了党的十三大和南方谈话的观点。
对“几代、十几代、几十代”论断的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对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论断，用概括而又确切的语言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对我们党长期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限问题，给予了正确回答。
在经过几十年探索之后，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提法，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之后还要有“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南方谈话中有三处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限问题：一处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一处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一处讲“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称起始阶段、不发达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文化，同时面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时间至少100年；经过上百年的初级阶段后，中国的经济只能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或可称之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完成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发达阶段社会主义的任务，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百年到数百年的事情。（注：有论者或许要计算“几十代”究竟是多少年。其实，作为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邓小平，他只是作出了大概的估计和设想，并没有、也不可能指明具体时限。当然，他的估计，又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据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理解、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所作出的科学估计，而不是随意的设想。如果要稍加计算，也可以在邓小平著作中找到“一代人”指多长时间，如他曾说：培养一代人至少15至20年（《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页）。由此计算，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就可以理解为100年到数百年了。）
从前面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等领导人也不是没有讲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但两相比较，邓小平的论述，则是把关于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阶段。其一，在对社会主义长期性的理解上，邓小平主要归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长期性，而不是再归为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所谓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当然，邓小平也充分估计到从社会制度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这种认识上的改变，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其二，把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认识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同时也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同反对国际上反华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结合起来，使长期性的论断有了更充实和确定的内容。其三，邓小平更了解世界，更具开放眼光，他是在同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中，论述中国发展经济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的。而他的比较，又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其四，对长期性的时限估计，更加充分，更与社会主义不同阶段所应完成的任务相符合。
第二，“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论断，切实把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程度，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充分体现。
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56页。）。“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0页。）这是非常明白而又十分深刻的道理。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建设任务就艰巨；而中国的底子又是落后、贫穷，同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相差几十年，这就更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实现的经济、科技现代化。不仅如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同各种犯罪活动、腐败现象、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一代一代防止西方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完成这样的任务，不可能不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还客观地总结了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认为，几十年中犯过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左”的思想的突出表现，就是离开现实，超越阶段，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急于向更高的阶段转变。结果，“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使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弯路。这更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
邓小平正是在切实把握中国国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程度，并正确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经过如他自己所说的“冷静地考虑”，“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逐步发展了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思想。
第三，“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论断，包含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正确处理了主观设想和客观效果相反与相成的辩证关系。
按照“几代、十几代、几十代”的论断，奋斗目标较以往想像的似乎远多了，但对奋斗目标的理解则更科学了，社会主义事业也可能更脚踏实地向前发展了。当年毛泽东在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问题时曾说过：“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注：转见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501页。）这是一种完全符合辩证法的说明。但毛泽东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这个问题的。邓小平也看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但他把这样辩证看问题的观点主要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认为：“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88页。）这是邓小平论断中超出具体时限预计的更深刻的涵义。
第四，“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论断，绝不是淡化和模糊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是把远大理想给予了更科学的解释，放在了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按照邓小平的论断，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甚至需要数百年的时间，那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太遥远和渺茫了吗？确实是太遥远了。但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所使然。共产主义是不会跟随人们的美好愿望就可以实现的。邓小平的认识，恰恰揭示了人类迈向共产主义必经的长远的路程。
邓小平是一位把理想回归到现实努力上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反复强调：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而这样的物质条件是要由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69页。）1958年有过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赫鲁晓夫讲过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都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解，都是以一种非常低的标准来看待共产主义。邓小平说，赫鲁晓夫讲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88页。）。这当然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在“实事求是派”的邓小平看来，只有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当中国的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就向共产主义更靠近了一步。
第五，“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论断的提出，对指导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长期不懈地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论断以深刻的涵义指示人们，为了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用事实表明社会主义优胜于资本主义，为了最终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必须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超越阶段，不能靠主观臆想，要冷静地分析客观情况，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放眼世界先进水平，定出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一步一步地去接近最后的目的地。
如果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起始阶段，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以革命急性病为特征的“左”的错误，正是在克服这种错误、真正确立了革命长期性思想之后，才达到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完整把握，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这样的规律似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重演和发挥作用。邓小平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0页。）。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曲折后，终于更清醒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形成比较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的建设事业也终于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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