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哲学所具“大成”气象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成论文,所具论文,气象论文,特征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夫之在评价孔子时说：“自生民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孔子者也。”①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孔子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王子者也。”我认为，这对王夫之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评价。王夫之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已成为思想史界的共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尤其具有“大成”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中国封建时代哲学的终结。
王夫之哲学的这种“大成”气象，是与历代尤其是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想家相比较而言的，其特征十分明显。
一、哲学立场，坚定鲜明
恩格斯曾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②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特别是对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成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由于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是说，任何哲学家都要表明自己的哲学立场（有些哲学家试图超越如二元论者，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唯心主义），因此其哲学立场的鲜明坚定与否是很重要的。
中国哲学尽管在哲学形式上如范畴、思维方式等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差异，但在哲学内容上却是殊途同归。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哲学家们所认真回答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比西方哲学家更直接了当和毫不含糊。他们要么承认自己是气本论者，要么承认是心本论者或理本论者，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少有西方哲学中那样典型的二元论者，中国哲学家的立场都是很鲜明的。
明末清初是一个理学昌盛、心学肆虐、民族矛盾又很尖锐的时代，如何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从而表明自己的哲学立场，已然成为明末清初思想家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最现实的选择：一是成为程颐朱熹的信徒，崇奉程朱理学即客观唯心主义；二是成为陆象山王阳明的崇拜者，信仰陆王心学即主观唯心主义。实际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大都是作的这两种选择。如孙夏峰、李光地就是理学的信徒，而黄宗羲、唐甄、李二曲等则“崇阳明良知之学”。尽管些人在个别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一些新见解，但整体上并未摆脱宋明道学总的框架。这也是这些学者不能从哲学上竖起一栋完整的理论大厦的重要原因之一。黄宗羲、唐甄、李二曲有成就的主要是历史哲学，而孙夏峰、李光地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王夫之的可贵就在于他摆脱了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他既不崇信程朱理学，又不迷信陆王心学，而是公开声称独“希张横渠之正学”，即是说，他既不信奉理本论的客观唯心论，也不信奉心本论的主观唯心论，而是主张气本论。其哲学立场是何等坚定鲜明。
张载虽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并入祀礼庙，但由于张载与程颢程颐的思想道路不同，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程学兴而张学微的局面。六百年间，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几乎被湮灭。六百年后，王夫之却慧眼识珠，挽张学式微于既倒，大倡气本论，使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陆王心学十分猖獗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二、体系构造，博大精深
梁启超在论述湖南之学风沿革时，曾说：“湖南衡阳王船山夫之以孤介拔俗之资，沈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③确实王夫之对学问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在所涉猎的每一门学科都有惊人的建树。而对哲学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其哲学体系十分庞大、精密、深刻。
首先，其哲学体系十分庞大。就广义哲学而言，王夫之涉猎了哲学及其分支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哲学史等，而且在各个领域基本都有专门的著作。如美学著作有《诗广传》、《姜斋诗话》、《楚辞通释》，伦理学著作有《读四书大全说》等，政治学著作有《黄书》、《噩梦》、《宋论》、《读通鉴论》等，真正的哲学著作则有如《周易外传》、《周易内传》、《思问录》、《张子正蒙注》、《庄子解》、《老子衍》、《尚书引义》等。就狭义哲学而言，王夫之则在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均自成体系。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通过对有无、虚实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就是“气”。他明确肯定，“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天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④在王夫之看来，“气”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永恒不灭，所谓“生非创有，死非消灭，阴阳自然之理也。”⑤在宋明理学所集中讨论的气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更是强调“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及“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坚持了气一元论。此外在敏感的道器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强调“尽器则道在其中矣”⑥及“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⑦。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明确指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⑧总之，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论。
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改造佛教“能”“所”范畴，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论范畴体系，提出并处理好了“能与所”、“心与理”、“名与实”、“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知与行”等关系，归纳了如“能必付其所”、“以心循理”、“即事穷理”、“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等著名命题，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
在辩证法方面，王夫之更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特别是其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大大超出了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如他提出“阴阳摩荡而生变化”，阴阳“相峙并立”、“相反相仇”、“相倚相涵”、“相背相通”、“推陈致新”，把阴阳这对古老矛盾范畴的辩证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在动与静的关系问题上，其“静即含动，动不含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静非恒也”等观点，使不少研究者叹为观止，认为这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在历史观上，王夫之坚持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反对复古主张，提出了“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
，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⑨的大胆观点，强调“世益降，物益备”。同时制定了理势合一的规律论，反对历史神秘主义，指出：“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得理自然成势”，“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⑩，从而肯定了历史是一种有规律的前进运动。此外王夫之还提出了“即民见天”的动力说，试图摆脱英雄史观；对理欲关系问题也作了新的历史说明，提出了“天理寓于人欲”、“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等观点。
由此可见，王夫之的哲学体系是十分庞大的，它不仅涉及到哲学所包含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有精辟的观点，这是同时代包括方以智、黄宗羲、颜元在内的所有的哲学思想家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其哲学体系十分精密。王夫之哲学体系的精密表现在两点：一是“一以贯之”。即是说，王夫之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都贯彻了气本论，这在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传统的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表达方式的不同。中国哲学家通常是在“注经”中来阐述自己的哲学，因而逻辑论证相对欠缺，而西方哲学则无此拘泥，西方哲学家们擅长用逻辑论证来透彻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王夫之能在分散的论著中注意到各个哲学观点的内在逻辑联系，使气本论的思想基本贯彻到底，这使得他超出了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二是辩证思维。王夫之是中国哲学史上辩证思维运用得最好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一系列哲学范畴都充满了辩证思维的智慧。如对阴阳这对范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就相当透彻，在他看来，阴阳既“相峙并立”，又“相反相仇”、“相倚相涵”、“相背相通”，正因此才导致“阴阳摩荡而生变化”。其他如对动静的辩证关系、知行的辩证关系等都揭示得相当精密。
再次，其哲学十分深刻。为什么说王夫之哲学很深刻呢？主要是两点：一是“破”得深刻。王夫之一系列哲学观点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如对知行关系的辩证论述就是通过批判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和陆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而得出的结论。对陆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认为这只是表面重视行，实则混淆了知和行的区别，即是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王夫之则斥之为“先知以废行”，“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割裂了知与行的联结。而程朱、陆王错误观点的共同点就是“划然离行以为知”，因此尽管两派也互有争论，但实际是“异尚而同归”。王夫之认为，朱、王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惮行之艰，利知之易，以托足焉”(11)。在这里王夫之不仅分析了其错误的实质、危害，而且分析了错误的原因。应该说王夫之的这一分析是击中了要害的，是十分深刻的。此外，对常变关系、动静关系、天人关系、心理关系等的论述都是先“破”而后“立”起来的。二是“立”得深刻。破旧是为了立新。如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王夫之“破”了“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这个旧，“立”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说这个新。在王夫之看来，“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为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时不相为用，资于异者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12)在这里，王夫之肯定知与行各有功效，不容混同，同时又指出知与行互相区别，所以才相资为用。而这种知行相资又是一个“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13)，即是说，人们只有通过行才能从不知到知、从浅知到深知，“日进于高明而不穷”(14)。不仅如此，王夫之还认识到知行并进并不是知行平行，在他看来，行是知的主导方面，对知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并是知的真假的检验标准。他说：“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15)。“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16)。王夫之对知行关系的“立”可以说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达到了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
三、范畴归纳，匠心独运
王夫之哲学的范畴很丰富，中国哲学所讨论的范畴，王夫之几乎都曾论及，而论述最多的是气与理、道与器、阴与阳、动与静、集与散、质与形、常与变、新与旧、能与所、心与理、知与行、天与人、理与势、理与欲等范畴。
王夫之对哲学范畴的归纳与运用，可谓匠心独运，具体地说有这两点：
首先，改造旧有的范畴。怎样发掘历史，并从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吸取养料，这是所有学问家，尤其是哲学家努力致力的工作。因为古代历史资料尤其是哲学资料中蕴含着以后所有哲学范畴的萌芽。王夫之深深懂得其中的奥秘，穷极儒家经典，深入牟释老庄，清算宋明道学，从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特别是对佛教“能”“所”范畴的改造，体现了王夫之对哲学范畴运用的独特之处。
“能”与“所”这对范畴本出自佛教。如东晋僧肇在《般若无知论》中就曾专门论及能、所问题，在僧肇看来，“能”、“所”二者是“相与而有，相与而无”，不可分离的，这种观点好像是强调主观认识离不开客观对象，但实际最后他要强调的则是“所知”离不开“能知”，即客观对象离不开人的主观认识，显然这是荒谬的。
王夫之对佛教的“能”“所”范畴并没有全部否定，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认为，“‘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17)。即是说佛教把“能”与“所”加以区分还是正确的，问题是佛教颠倒了“能”“所”关系，混淆了“能”“所”界限。为此，王夫之对“能”“所”范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重新加以了解释。首先，从“体与用”、“思与位”、“己与物”等各个不同角度说明“能”与“所”的区别，并认定这种主客观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其次，从内外之别对“能”与“所”作了进一步的划分，提出了“所不在内，能不在外”的命题。第三，论证了“能”与“所”两者的统一性，提出了所“必实有其体”，能“必实有其用”的论断，克服了佛教从区分能所界限开始，经过“三变”，最后消所入能，一切归之于虚幻的错误，强调仅仅承认“能”“所”的区别是不够的，必须把“能”与“所”的区分建立在“实有其体”及“实有其用”的基础之上。第四，阐明了“能”“所”在认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指出“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18)。即是说，“所”是等待人们去认识和利用的客观对象，而“能”则是一种作用于客观对象并能取得功效的主观认识能力。正因此，“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付其‘所’”(19)。在这里王夫之不仅指出了人的认识“能”是由客观对象“所”所引起的，没有“所”也就没有“能”，强调了“所”的第一性和“能”的第二性，而且指出了人的认识“能”必须符合于客观对象“所”，才是正确的。显然，王夫之对认识论的这一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使被佛教颠倒了的“能”与“所”关系重新被颠倒了过来。
此外，对动静范畴、知行范畴等也作了相应的改造，颠倒了被理学、心学及老庄颠倒了的关系。
其次，创造新的范畴。哲学史告诉我们，任何具有“大成”气象的哲学家无不敢于创造新的范畴。王夫之亦不例外，他创造的“实有”等范畴，使中国唯物主义哲学思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哲学史上的“气”这一范畴不少人都曾论及，但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一些具体实物，如张载就把“气”仅看作是“生物以息相吹”，王廷相则把“气”看成是“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方以智也把“气”看成是一些实物，因而难免具有局限性。王夫之则不同，他力图从更高的意义上对“气”这一物质存在作出哲学概括，认为“氤氲不可象”的“气”的最本质属性是“实有”。他说：“太虚，一实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20)“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因有之也。”(21)。“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22)。在这里，王夫之所论“实有”、“固有”范畴，实际上是揭示了一切客观事物最根本的属性，“诚”、“实有”是最高的抽象，用王夫之自己的话说就是：“诚者，无对之词也。……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23)显然，王夫之所创造的“实有”范畴已超出了具体实物的观念，表述了物质一般的客观实在性，基本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这在认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四、思维方法，兼收并蓄
大的哲学家之所以为大的哲学家，关键是他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历史，从历史资料中吸取养料。换句话说，大的哲学家往往都具有发散式的思维方法，善于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西方哲学泰斗黑格尔就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典型。他在对历史上的各种哲学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各种哲学养料，终于形成了庞大而深刻的哲学体系。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之际大的哲学家，以异乎寻常的艰苦的精神劳动，综合自然史和人类史尤其是哲学经典的研究，终以完整而深刻的理论思维形式，成为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
王夫之“兼收并蓄”哲学史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穷究儒家经典。儒家的《十三经》，王夫之均曾给予深刻研究，大多数经典研究均有专著问世，如研究《礼记》而后有《礼记章句》，研究四书而后有《读四书大全说》和《四书训义》，研究《诗经》而后有《诗广传》，研究《尚书》而后有《尚书引义》，研究《春秋》而后有《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研究《周易》而后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在对这些儒家经典的研究中，王夫之均有自己的哲学创见，特别是对《周易》的研究，成为王夫之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他的一系列哲学观点都是通过吸收和发挥《周易》的思想而提出来的。王夫之所神契的张载《正蒙》一书也“无非《易》也”(24)，其《张子正蒙注》实际上也是一本研究《周易》的著作。至于《思问录·内外篇》则是王夫之研究《周易》的心得汇编。即是说，王夫之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周易》的哲学思想。
其次，出入佛老哲学。佛教及老庄哲学大多晦涩玄妙，历史上不少哲学家要么入则不出，成为佛老哲学的俘虏，要么根本不能入，仅知佛老哲学的皮毛。前者如周敦颐、王阳明，后者如陈亮、王廷相。王夫之的可贵就在于他既能入佛老，又能出佛老。入佛老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25)，暴露佛老哲学的谬误，吸取佛老哲学中抽象思维的精华；出佛老则是为了“辟佛老而正人心”，反对佛老哲学出世、唯心的态度，而引导人们采取积极的入世的唯物的态度，经世致用，强我民族。正因此，王夫之写出了《老子衍》、《庄子解》、《相宗络索》等著作，对佛老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扬弃。
再次，清算宋明道学。宋明道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夫之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可说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在王夫之看来，无论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上都和佛教的唯心主义有思想上的渊源。对于陆九渊王守仁，他说：“若陆子静及近世王伯安，则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淫矣”(26)，即是说，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过是把佛教僧侣主义还原为世俗的僧侣主义，所以要“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对于朱熹，则说：“朱子以其（指张载）言既聚而散，散而复聚，讥其为大轮回。而愚以为朱子之说反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27)即是说，朱熹把张载气可聚散不可消灭的观点，讥笑为佛教的大轮回，实际上他自己的学说才真正与佛教唯心主义相一致，如朱熹的“理”与佛教的“空”、“无”就没有什么区别。这就从根本上批判和清算了宋明道学。不仅如此，王夫之还对宋明道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社会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认为陆王心学最令人厌恶和反感的就是浮夸虚谈，不务实际，耽误人生，大汉民族的败亡，王夫之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陆王心学的“狂妄流害”。
第四，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大明王朝的遗民，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倡导反清复明，是摆在王夫之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当王夫之参与的反清复明的斗争失败后，王夫之就开始着手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精心研究了二十一史，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宋史，写出了著名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以及由此而引发写成的政治学专著《黄书》、《噩梦》。在这类著作中，王夫之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进化观，发现了“理势合一”的规律，论证了“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说，得出了“天下非一姓之私”，“必循天下之公”(28)的著名论断。
可见，王夫之为了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对“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的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想资料是十分重视、兼收并蓄的，唯此，王夫之的哲学才会如此博大精深。
五、哲学影响，愈后愈大
王夫之作为一个“大成”哲学家，其哲学产生的影响与西方“大成”哲学的影响有所不同。西方的“大成”哲学往往都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如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有生之年即成为普鲁士王国的统治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于现代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等，其哲学影响就更是立竿见影了。
王夫之的哲学著作由于受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及清王朝的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没有得到及时刊刻流行，当时的影响面相当狭小，造成了王夫之哲学思想的长期湮灭不彰。但凡是黄金总会发光的，王夫之哲学这块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著作的刊刻流行，其发出的光芒就愈耀眼，即是说，王夫之哲学愈到后来影响愈大。这种影响具体地说表现在二个方面。
第一，影响近现代的民风。随着王夫之著作的逐步刊刻行世，王夫之那种务实、唯物的哲学逐渐扩大影响，特别是对湖南影响更甚。湖南本是蛮荆之地，民风向来刚勇、质朴、务实。但这种刚勇、质朴、务实的民风一直未能上升为理论，用郭松焘的话说即：“吾楚幸得周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祠，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推而广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29)同时当时明王朝的覆灭教训也有待总结，王夫之正是顺应了这种客观需要而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若吾船山先生者，岂非其人哉。”(30)王夫之唯物、务实的哲学实际上就是这两种需要的反映。因此，当王夫之著作逐步刊行后，影响日见扩大，湖南这块民风古朴之地得到了理论的滋润，恰如久旱逢甘雨。近现代中国湖南人才辈出，特别是将才辈出，仅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革命者在全国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斗争也最激烈。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杨笃生、刘道一、蒋翊武、焦达峰、禹之谟等“或奋铁弹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31)，椎心泣血，万死不辞，为民族复兴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这批湘籍革命者，大都受到王夫之唯物、务实哲学的熏陶，是王夫之精神的生动体现者。外省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也深受王夫之精神的影响。
第二，影响了近现代的学风。学风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般“空谈”、“浮游”的学风必然导致世人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使得“人心以蛊，风俗以淫”，最终导致民族败亡。相反“务实”、“力行”的学风则会促使世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力行，最终使民族兴旺富强。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王夫之总结历史的结论。随着王夫之著作的逐渐刊刻传播，影响也逐渐扩大。1873年，郭松焘在长沙船山祠创立思贤讲舍，宣讲船山学说，稍后，王先谦在长沙设立思贤书局刊刻船山遗书，1885年，彭玉麟在衡阳设立船山书院，使长期沉寂的湖南学界，一度因研究船山学说而空前活跃起来。影响甚大的郭松焘、王闿运、王先谦、陈三立、唐鉴、刘人熙、欧阳中鹄、谭嗣同乃至毛泽东等人治学，无不受到王夫之唯物、务实哲学的影响，他们注重事实根据，强调经世致用，使湖南的学风从根本上变得务实起来。
总之，王夫之无论是哲学立场，还是体系构造，无论是范畴运用、思维方法，还是哲学影响均体现了“大成”哲学的气魄和魅力，而这正是我们研究和评价王夫之哲学的基本起点和坐标。
注释：
①《四书训义》。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
④(26)(27)《张子正蒙注·太和》
⑤《周易内传》卷五。
⑥(14)(20)《思问录·内篇》
⑦⑧《周易外传》卷五。
⑨《思问录·外篇》。
⑩(13)(15)(23)《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卷四、卷六、卷五。
(11)(21)(22)《尚书引义》卷三、卷四、卷三。
(12)《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16)《四书训义》卷十三。
(17)(18)(19) 《尚书引义·召诰无逸》。
(24)《张子正蒙注·序论》。
(25)《老子衍》。
(28)《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29)(30)《船山祠碑记》。
(31)《章太炎政论选集·衡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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