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孔子的管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起孔子，人们往往把他看成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似乎没有人称他是管理学家。实际上，孔子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学家。他的管理学说，对现代经济管理乃至一切管理，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的思想与治国从政有密切的关系。孔子本人，既做过小吏，又做过大司寇。他是教育家，但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从政的管理人才，“学而优则仕”，乃是极好的说明。
孔子所说的政，是政治，政事。从政，指的是执掌政事。当时不可能有企业管理的概念，最使人关心的是国家的管理，也就是政事。国家的管理也是管理，也就是对人的管理，其核心是管理各种人际关系。而管理人际关系的内涵，一是有关规范准则，二是有关伦理道德。前者属于“硬管理”，后者属于“软管理”。西方的传统管理，属于“硬管理”，孔子的管理，乃是一种“软管理”，他以德治伦理为主导思想，着重解决人自身的问题，通过对人的教化，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
孔子的德治、伦理、教化，其核心是民本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管理的核心也是民本思想，或曰民本主义。
民本思想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导思想，也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主导。《管子·牧民》中明确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中的民本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民本思想的直接目的是得民心，而终极目的是求稳定、求兴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实施其全部的民本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和、中庸、仁、富民、德治、教化、正己、礼、正名、义利、信、尚贤等。现摘其主要者分别介绍如下：
一、和：“和为贵”
和，是孔子管理思想中的基石。和，是什么意思呢？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对此有明确界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孔子把“和”与“同”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和”是指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达到平衡、和谐、统一；“同”是指无差别的绝对等同。孔子的“和”，不是否认矛盾，取消矛盾，而是追求对立面的协调、统一。
管理，就是处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虽然处于对立、斗争的态势，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妥协、依赖。处理这些矛盾时，决不能用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去解决。否则，就会使矛盾激化，造成混乱。实践证明，处理大量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应该突出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的双方达到和谐的态势。从这角度出发，“和为贵”在现代管理中，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以下诸方面：人与人和；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企业内部各部门间分工协作的和谐；企业管理宗旨、思想、手段之间的和谐；等等。
一般说来，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由于人们的利益、价值取向不同，因此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矛盾与冲突对企业内的凝聚力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就是“人和”，就起着极为重要的“润滑”作用。它能缓解矛盾，有时甚至可以扭转乾坤，使企业获得凝聚力，给企业带来光明的前景。“人和”的管理作用在于：它能化解人际间的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它能使企业成员彼此沟通，同心同德，通力合作。
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环境。这种适应，实质上就是要达到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这种协调与平衡，主要表现在：对顾客，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开发对路的产品，赢得市场；对社会有关部门，如金融、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商店，如何保障资金、原材料、零部件与企业经营的有机衔接，协调平衡；对政府、新闻媒介、社团等单位，如何通过有效的外部公关活动，协调与这些单位的关系，以期在大众中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等等。
企业内部各部门间分工协作的和谐。企业是一个分工复杂、高度专业化的机器。分工的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但分工，离不开协作。协作，要在“和”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破坏了这个“和”，就会产生摩擦、冲突与内耗。因此，在企业中要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协作精神。
企业管理宗旨、思想、手段之间的和谐，这类和谐，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管理宗旨、思想与手段、方法的协调与和谐；二是思想与手段二者之间要相互“兼容”，避免相互碰撞。
二、中庸
从字义上讲，“中庸”的“庸”，含有“用”和“常”的意思。这在学术界意见较一致。对“中”的理解，则多有说词。
一种意见认为，“中”是“正”的意思，根据是以《尚书·大禹谟》中“允执厥中”的句义。
一种意见认为，“中”是“中道”，根据是《礼记·中庸》中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两端”是什么？就是“过”和“不及”，也就是对立统一矛盾中的两个极端。扬弃这两个极端，取其“中”，就是“中道”，就是“正”。从管理学角度看，两端是极端的“法制”与“人制”；把“法制”与“人制”结合起来，把“理”与“情”结合起来，就是取“中”，就是“中庸”，就是正确的管理机制与方法。
当然，在管理矛盾中，有时一方完全属于“是”，另一方完全属于“非”，如善恶、真伪、美丑，如果真是如此，则不可用“中庸”的方法去处理，它属两分法的范围：即肯定与否定的方法。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对立双方均为“非”，或“不完全是”。对此，用两分法就不再符合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中庸”的办法，即协调、结合、取中的办法，或称作“三分法”的办法，即分析两端而取中的办法。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硬管理”和“软管理”之说。“硬管理”通常是指企业策略、结构、制度；“软管理”则是指企业人员、技巧、作风、共同的价值观念。历史经验证明，对任何一种管理的“过”和“不及”，都会走向斜路，必须使二者结合，取其“中道”，才能放出异彩。
在管理工作内部，对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个“取中”的问题，如在对“人”的问题上，就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强调物质刺激，利益激励；另一种是强调思想教育，精神激励。这两种都各有其“过”和“不及”，都有其明显的属限性。“文革”之前，我们的企业管理，明显的是以“政治挂帅”、“思想教育”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唯一手段。“文革”后的一个时期，又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这两者都不正确，只有“中道”，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管理方法。
“中”，可以理解为“度”，也就是“适度”。越过它，就是“过”；没达到它，就是“不及”。这是两个极端，都是“非”。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学会掌握“度”的艺术，用人要有度，用财要有度，批评要有度，分配要有度，赏罚要有度，等等。这些“度”，就是“中”。
三、德治
孔子德治的核心是教化。他和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众多，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人们富足了，又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里的顺序是：庶、富、教。教化的基础是“富之”。“富之”、“教之”都是德治的内容，而“教之”是最高层次。
如何实现企业管理中的教化？关键是管理者的以身作则：身教。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论语·子路》中又说：“正其身，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是管理工作所追求的思想境界。要实现“正”，管理者必先“正己”。“正己”是德治的中心主题。
如何才能“正己”呢？关键是加强自身的修养，即：“修己”。在《论语·宪问》中有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怎样才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养自己，认真做好工作。子路又问：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不够，自己修养好了，再去安定周围的人。孔子这里所说的“修己”，是以群体的完善为其最终目标的。
“修己”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不断地改正自身的错误。“君子之过也，为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有之；更之，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人的过失好比日蚀、月蚀，他的错误，人人看得见；在他改正错误之后，人人都会敬仰他。作为一个管理者，改正错误，决不会“丢面子”，相反会增加威信。管理者在人际关系中，处于优越的地位，能知错而改，显然是一种高层次的自我修养。
四、仁爱
在孔子的庞大博深的思想体系中，仁爱是它的核心，总纲。一部《论语》有502章，论仁的内容，有58章，达109次。仁，实际上是其德治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管理，离不开仁。
孔子“仁”的含义，其中心点是“爱人”。在《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其另一种表达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具有什么样的品德才算是“仁爱”呢？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有明确的回答：“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王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意思是，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能推行王者的品德，就算是仁了。什么是王者的品德呢？孔子回答说：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对人恭谨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交往诚实能赢得别人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很好地使用民众。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品德的具体体现。其中，宽、信、惠，主要是对人而言；恭、敏主要是对己而言。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爱人”的要求。
爱，是人类的共同主题。爱人，体现着人道的原则。西方社会是曾经大讲“博爱”的。但令人吃惊的是，西方的管理，却难以找到“博爱”的影子。二战以后，西方的管理科学，手段是更现代化了，尤其在各种管理数学的模型中，更是“见物不见人”。行为科学标榜以人为中心，其宗旨并非“爱人”，而只是利用人。而孔子的管理思想，虽未把爱人与管理这两件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他却提供了结合的基础。而完成这一结合的，是孟子。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仁与政的思想范畴，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明确地提出了“仁政”这一新概念，从而创造了这一新的管理思想。“仁政”的出现，使孔子的“仁爱”的管理思想，扩展成为管理的准则。
孟子认为，“不以仁政，不能治平天下。”（《孟子·离娄上》）他还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企业管理中的“仁政”，体现在何处？简言之，在对职工的全方位的关怀与爱护中。在中国，已有先例，对此，工人们曾说：“企业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要把心扑在生产上。”日本也有此例，因此日本的企业才深有体会地说：“爱你的职工吧，他们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五、信
“信”，是孔子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孔子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中，提及“信”的言论有35次。孔子论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民众对管理者的信任；另一方面强调管理者自身的信实。
关于民众对管理者信任，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从这里可以看出，“信”在管理中的特殊地位。
“民信”，是民众对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的信任。民众如果对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失去信任，也就失去了“民心”。此时，你的宗旨、方针、政策、法规再好，民众也不理采你。
关于管理者自身的信实，孔子有很多论述。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你。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历已也。”（《论语·子张》）管理者首先要获得民众信任，取信于民之后，才能去使唤民众，如果自身不讲信义，民众对你不信任，那么，你去使唤民众，民众以为你要害他们呢？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领导者如果讲求信用，那么，民众就没有不敢说真话、动实情的。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一个管理者不讲信用，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管理者，如果不讲信誉，迟早要垮台。企业信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它包括如下诸方面；
质量信誉。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上出了问题，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前途；那些搞“假冒伪、劣”的企业，无异于自杀。
合同信誉。合同就是法。只有履行合同，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才能获得企业的长远效益。
价格信誉。公平定价，老幼无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广告信誉。广告要真实，不可做假，这样才能树立好的企业形象。
服务信誉。对产品要负责到底，售后服务不能失信于民，更不能“产品出门，概不负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管理正在转型之中。西方的管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全盘西化，却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走出误区，走自己的路。二战以后，日本式的管理给了我们以很大启示，在日本的企业管理中，有很多硬管理，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其软管理，都有自己的一套。原来，从公元5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儒学受到冲击，但几经较量，儒学又以新的态势兴起。当时明治维新的伟人涩泽荣一，明确地提出，日本的工业，应该是“论语加算盘”，这是“致富经国的大本”。直到现在，日本的工业管理，仍有浓重的儒学成份，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儒学的故乡中国，一度曾把儒学、孔子作为废物加以清除，加以批判，实在是无知之至。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一些企业家用《论语》，用《孙子》，乃至用《三国演义》，来从事管理，从事经商，而我们却对此弃之不用，实在是怪。现在，是该认真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使之服务于现代化的时候了。研究孔子的管理思想，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