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发展与青年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商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行服饰，流行发式，流行音乐都源于青年，继而被推及全社会。青年文化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排头兵和布道者。青年文化被推至大众文化的先锋，固然有其自身文化特质的因素，但商业的影响不容忽视且作用越来越大，以至改变了青年文化的内涵，弱化了它的反叛性。
一.青年文化的内涵
青年文化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式的概括。”（注：参见杨雄著《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1992年版）帕森斯最先使用了“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一种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青年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抱有的希望和约束。”（注：转自黄志坚著《中外青年文化比较》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不难看出帕森斯把青年文化定义为一种放纵性的亚文化。青年文化的本质并非是放纵性，而是反叛性。青年是新生的一代，比老一代思维活跃，对事物有新奇感，不愿墨守陈规，总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现代社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这些主张无疑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是对传统的背叛，常以夸张的形式显露出其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偏离。这种偏离就是反叛。当社会处于严重困境或严密禁锢时，偏离是激进的，具有反文化色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兆。“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呼“赛先生”、“德先生”，提倡科学与民主，预示了当时社会的变革。60年代红卫兵的造反，意味着一场空前浩劫的到来。当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管理相对宽松时，偏离是一种温和的反叛，虽也是对传统的扬弃，但它更多地体现出改良和建设的精神，或是一种意志消沉、精神颓废的消极叛逆。80年代青年中盛行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就是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变和发展，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的一种反映。反叛或偏离并不是青年口中念叨的流行语，它是通过青年文化这一载体表现出来的。
费孝通说：“文化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扩张的，一种是生了壳的，停止了生长的。”（注：费孝通著《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青年文化属于前者，是一种不断生长的，不断更新其内容的文化。不同年龄组的青年的文化内容不同，不同年代的同一年龄组的青年的文化内容也不同。新人类，新新人类是对具有不同文化内容的青年群体的称呼。不断变换，不断更新就是青年文化的先锋性。青年文化的先锋性还有一层涵义，即对既定文化的超越和创新，代表着（预示着）未来文化走向。可以说，标新立异，不断创新是青年文化先锋性的内涵。
青年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易感情用事，凭一时激情，图一刻快感，草率行事，这是青年非理性冲动的根源，反映在文化上，是青年文化的情绪性的体现。这种文化上的情绪性又强化了青年群体的集体盲动性，表现为青年时尚的兴起。从牛仔裤到蝙蝠衫，从费翔到崔健，从“下海潮”到“考研热”，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后浪推前浪而又彼此共存。青年总是想着赶潮不使自己落伍，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冲动。青年文化的情绪性反映了青年情感宣泄的欲望。唱歌跳舞赶时髦，奇装异服争新潮并非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寻找属于青年的精神家园。青年文化的情绪性从消费角度来看，表现为非理智型消费。他们购买时考虑的是款式和品牌，而非质量与价格。买的是“皮尔·卡丹”这个品牌而非时装本身。吃的是“麦当劳”而不是快餐。这种情绪的冲动并非遵循传统文化的规范，因而从骨子里来说是叛逆的。
二.商业对青年文化的利用
青年有着生就的“反骨”，却为皮肉所包，这就是青年文化的先锋性和情绪性。青年处处标榜着自己的与众不同，时时表现出他们的先锋性和情绪化特征。市场对于商业就是利润所在。青年群体是一个大市场，社会大众是一个更大的市场，商业对两者都不会轻易放过。青年文化的先锋性和情绪性对商业的价值就在于它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它的领潮作用。
1.受人利用
商业对青年市场的占领得益于它对青年文化的诱导上。首先看一下流行音乐的情况。鉴于青年喜新厌旧、标新立异、非理性消费等特点，商家投其所好，制造、包装流行歌手，评出“流行歌曲排行榜”，塑造“天王巨星”的形象，吸引青年人的注意。他们先是按市场预测出可能具有轰动效应的预选明星，然后抛出数额惊人的包装费，利用各种媒体翻“炒”预选者，当歌星被“炒”得家喻户晓时，才开始卖音乐带，高价出租歌星去演出、拍片、录象等。随即便有歌友会，歌迷会制造追星族，发烧友。从而大幅度刺激消费。（注：李晓红《关于追星现象的文化思考》，《青年研究》，1994年第2期）
谈到流行音乐，不能不说摇滚乐，摇滚乐最鲜明特点就是“反叛”。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什么是青年文化，青年文化就是流行歌曲，就是摇滚乐。”（注：参见杨雄著《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1992年版）一语道破了摇滚乐与青年文化的关系。中国的摇滚乐从崔健开始，崔健的歌声代表了那一代青年的心声和心态。崔健在唱《一无所有》时是用他的心在唱，与台下青年产生了心里上的共鸣，他们是平凡、困惑和迷蒙的一代。那不含商业味的纯情摇滚，喧嚣、噪杂，震撼着众人的心，是那一代青年真情的外露，受压仰情感的宣泄。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与其说崔健是在漫不经心地歌唱，不如说他在顺口溜地宣泄一种现时青少年的历史观和现实感。现代摇滚又以它那动荡不安的情绪、强烈的节奏、迷离梦幻的空旷使青年人一下子就感受到它的全部意念。”（注：参见杨雄著《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1992年版）然而崔健在唱完《红旗下的蛋》后，有人断言：他“老了”。崔健已不再用心唱了，而是用武装到牙齿的嘴在哼。从《解决》再到《红旗下的蛋》，都是满身的浓浓的商业味，崔健的摇滚变俗了，符合了更多人（不仅仅是青年）的口味。摇滚乐虽还是青年的专利，但已为大人传唱，更多的人接受了它。青年喜欢摇滚乐，喜欢摇滚歌星，但摇滚歌星逐渐成为商家遴选过的，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人，摇滚乐也失去了其最初的意味。
在服饰上，商家不断制造着时尚，一会儿是诸如蝙蝠衫那样异常宽松的上衣，紧紧地绷在身上的牛仔裤；一会儿又是晃晃悠悠的老板裤，短到肚脐的小上衣；一会儿男士衣服女性化，一会儿又是女士的外衣内衣化。（注：谢洛和等著《当代青年社会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商家不断推出新的款式和色调，青年们追随潮流紧跟其后。款式和色调日新月异，青年们则朝三暮四，重品牌轻实用，重感性非理性，形成了流行服饰不断变换，各种时尚层出不穷的局面。
青年中的各种时尚都与一定的消费相关，商家看中的是其背后的商业利润。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着时尚，青年们以其敏锐的嗅觉跟随其后，非理性购买的冲动给商家带来巨额利润。
2.影响他人
商业为青年制造时尚从青年求新求异的文化消费中尝到了甜头。青年在商业的动作中也体会到了味道，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求新求异是这么容易，于是他们变本加厉，时尚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商业的动作特别是青年的带头作用，影响了大众文化，刺激了大众消费。文化的反哺给商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更刺激了商家在青年身上的投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发展越来越快，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商业通过广告、品牌设计等各种手段向社会各领域渗透。青年文化深受影响。当青年文化的性质决定它处于大众文化的领头地位时，商业也就渗入到大众文化中去，这其中文化反哺的作用不容忽视。80年代初的牛仔裤为中年人、老年人鄙夷，而90年代他们也套上了牛仔裤；卡拉OK厅和迪斯科舞厅开始时并不为大众接受，认为是不三不四的青年常去的场所，到了90年代“老年迪斯科”却风靡一时；唱流行歌曲以前被视为“哼歌丧智”，现在在晚会上也会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哼几曲流行小调与青年人同乐；方便面原为不事家务的青年人准备的，而现在男女老人都会嚼上几口干面。文化的反哺无时不在，且越来越广泛，吃、穿、住、行、玩无处不有其身影。迈克尔·布雷克认为“对青年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是对更广泛流行文化，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流行文化探讨的一部分。”（注：迈克尔·布雷克著《越轨青年文化比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可见，流行于青年中的东西会渐为大众接受，形成整个社会的时尚，也就暗示了青年文化成为商家摇钱树的原因所在。
三.对青年文化的隐功能
商业利润从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扩展到社会大众，如果说这是商家刻意安排的话，那么青年文化反叛性因商业发展而弱化则肯定不是他们追求的目的，从功能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商业发展对青年文化的隐功能。
商业借助媒介制造流行物，而各种商业性时尚都是为追求利润理性设计的结果，这种理性设计受制于其定位的目标市场的性质（主要考虑市场效果），和对最大利润追求的狭隘性及传统世俗文化的影响，而显示出其理性设计所具有的商业性和世俗性。商业设计出的各种备选时尚都具有大众文化的俗性同时又迎合了青年求新求异的心态，为青年们愿意接受，且在商业宣传攻势的配合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大众文化领域，为更多的人享用。
商业通过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制造出大量的文化产品。青年用不着再去创新，商业已给他们制造出足够多的新东西等待他们去受用，青年均欣然接受。在西方，“嬉皮士”文化退化成“雅皮士”文化，进入90年代后，在商业的影响下，西方青年文化中的反叛精神已荡然无存，只是在附和着主流文化，重温着辉煌年代残存的旧梦。在中国，商业的不断发展，繁荣，使得青年无暇再顾及对人生真谛的探寻，不再反思。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他们所能做的和愿意做的只是对商业所提供的备选时尚的选择。
青年文化有其自成一体的风格、手段和舞台，它别出心载另搞一套以炫耀自己，以示与主流文化的区别。商业的动作使他们的时尚、手段、风格和舞台都由商业而定，青年只是在商业圈定的范围内狂蹦乱跳，寻求刺激。青年文化的先锋性和情绪性都受制于商业的利润，在商家的指挥棒下寻找着感觉，发泄着激情。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商业牟利的手段，还在不断地制造着（更确切地说是选择着）已为商业生产出来的时尚，自以为超俗了，其实他们超越的只是一种形式的俗文化，占有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俗文化，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青年文化的先锋性和情绪性成了相对的东西而囿于大众俗文化之中，已名存实亡了。如果说中国青年文化在80年代还在思考着各种人生真谛，具有一种建设意义的话，到了90年代，受商业发展的影响，它的反叛性已被濡化，留下的仅是消极的世俗文化领头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