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公平也是注重效率--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_共同富裕论文

注重公平也是注重效率--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_共同富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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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6;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0)05—59—03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基本实现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逐步成为当前必须正视和突出解决好的问题,而解决好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既是追求效率的过程,也是体现公平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把握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把提高效率放在了主要的位置,而把体现公平问题摆在了从属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在当时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方针。但需要指出,这里所要兼顾的公平主要指公平分配,而在走向共同富裕进程中需要研究和把握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已经超出了分配关系意义上的公平,而扩展到分配关系外的更广泛的领域。广义的公平不是一个纯粹经济学概念,而是有着广泛内容的社会学范畴,它涉及到全部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的配置。一般说来,效率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公平却涉及道德、伦理、法律等广泛的内容。因此,对效率与公平的考察不能单纯地放在同一层面来进行,而应当有所区别。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制和政策效果,是以“公平”为核心的,这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意识相吻合。但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即低效率,从而造成长期贫穷。低效率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改革伊始,我们就坚决地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坚决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推进了竞争。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实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从共同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同时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贫穷。这也是人们已经清楚的问题。市场经济要的是效率,它的本质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起跑线是相同的,机遇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但市场经济又是强者经济,只有强者才能在竞争中生存,竞争的直接结果只能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造成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是难免的,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造成了一部分人之间的贫富悬殊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应当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有一个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以收入差距的拉大或不公来否定平等竞争,竞争可以产生效率,而效率又可以使公平建立在更加雄厚的基础之上,公平的最终实现也是以效率的相对提高为前提条件。正如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长远看,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一种比传统社会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在现阶段,试图既获取高效率,又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是不切实际的。不讲效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贫穷的社会,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讲效率,共同富裕就会失去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提高效率的过程。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既是提高效率的过程,也是体现公平的过程。虽然市场经济的自发倾向,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是两极分化。但若任收入差距随意扩大,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因此,像我们这样正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此不能采取任其发展的政策,而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收入差距扩大进行有效缓解,以不使其过分扩大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事实上,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甚至悬殊,必然会影响效率的提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种种竞争不平等因素或腐败现象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不仅直接影响效率的提高,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有一些企业亏损严重,甚至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但厂长经理却还是坐豪华小车,手持“大哥大”,出入大酒店。这样的企业,职工怎么会有积极性,没有积极性,又哪来的效率,没有效率的企业,怎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效率还是公平,都不存在绝对优先的特殊地位,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没有公平的效率,不会是持久的效率,只会导致贫富悬殊。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既是要求突出效率原则的过程,也是要求体现公平的过程。忽视了哪一个方面,都会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在基本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后,体现公平显得愈来愈重要

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已经基本成为现实的同时,目前我国尚有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农村少数地区的扶贫任务十分繁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依然突出。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开始加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呈扩大之势。并且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大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比如,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以西部为1)在1980 年是1.27∶1.06∶1,而到了1998年则扩大为1.94∶1.35∶1。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大大超出合理的范围。而且从其变化的趋势看,1996年是0.424,1997年是0.425,1998年是0.426。 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持续扩大的,而且扩大的速度还有加快的趋势。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现在已经基本实现,解决当前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已成为当务之急。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曾经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就目前而言,在突出效率原则的同时,解决好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已成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任务。因为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从劳动生产率、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制约着经济增长。实施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实现社会公平,如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政治的稳定和民主的发展、文化的理性化文明化等等,则是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必须对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予以更多关注。

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首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快速下降,并由此引起总体居民消费不足。一般说来,收入差距越大,收入越向少数人集中,总体消费倾向越低。近年来,基尼系数提高的同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大幅度的下降,并使消费成为我国生产、收入和消费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障碍。同时,由于存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障碍,使国家为启动消费市场和启动要素市场而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突出解决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我们在分配关系问题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不意味着公平地位的降低,也不是把公平推到次要的层次。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当然,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只是起点和机会的公平,却不能保证达到结果的公平。而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必须正视这种不公平,并通过社会公平机制来缓解这种不公平,使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约束和指导下发挥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体现公平的社会制度,这个公平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民的平等意识将进一步增强,公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更广泛地体现出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兼顾公平既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又是这一目标最终实现的重要手段。兼顾公平的意义就在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把由于市场竞争造成的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使其逐步扩大。从这一意义上说,兼顾公平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体现。

三、坚持公平和效率原则,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

无论是突出效率原则,还是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分清楚合理致富与非法致富的界限,真正形成那种鼓励先进、激励后进的激励机制,真正达到先富促后富,后富赶先富,最终达到共富的效果。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经济领域而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人与人经济关系的平等性,提供了公平与效率正相关运行的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收入分配追求并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收入分配的重要标志之一。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提高效率、增进财富的目的也并不单纯是财富的积累,还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达到共同富裕。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平与效率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变成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分配结果的公平,而不是条件与过程的公平。这样就使人们习惯地把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把最终实现社会公平的期望寄托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上,而不是放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十年动乱”期间,尽管我们在“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八级工资制”方面搞了许多大的运动,但回过头来看,我们既没有在实现公平方面取得大的进展,也没有在提高效率方面出现大的起色。片面追求所谓的“公平”而最终导致不公平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机制,造成了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停滞。离开效率去追求公平,结果是既无效率,也无公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地判断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根本标志,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去反思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必须走出就实现公平而谈论公平的误区,把提高效率作为实现公平的基础和条件,把公平与效率内在地统一起来,沿着效率优先的思路去实现公平。

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逐步形成市场注重效率,政府注重公平的格局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分配领域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变为必须突出解决的主要矛盾时,我们应当把突出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和发展的不平衡的矛盾作为当务之急,切实解决好。从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法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分工大都有所侧重,这就是,市场(或经济领域)重点解决提高效率的问题,坚持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政府所主要解决的是公平方面的问题,坚持的是普遍受益的原则。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形成,竞争的强大机制已经较为广泛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公平问题则日益突出,当前,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公平和与公平有关的问题。因此,到了新的世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就应该及时地加以调整,市场管什么,政府管什么,各自的正常分工都要逐步归位,政府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平、公正、法制、道德、宏观调控、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要及时向“市场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过渡。当前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西部大开发上,是完全正确的,是承担了政府应当承担起的职责。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缓解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重大举措,也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扶贫工程,更是解决公平问题的一条正确的途径。

实现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的过渡,必须继续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对合法致富的人加以保护,使效率原则更加突出出来,形成一种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科学管理制度;同时,要充分发挥国家调节再分配的职能,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对低收入者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不断深化财税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应当看到,坚持和鼓励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可能在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不可能造成收入差距的悬殊,更不可能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当前经济生活出现的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售假制劣、偷税漏税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在惩治腐败、堵塞漏洞、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以经济、行政和法律等多种手段严惩非法牟取暴利者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要的目标是消灭绝对贫困,解决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和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由消灭贫困逐步达到普遍小康,最终迈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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