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实践：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竭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源泉论文,不竭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中，无论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都会引发诸多争议，似乎都不能够准确表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或本质特征。然而，在诸多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特定理解立场或解释中，有一点是人们普遍肯定的，也是马克思自己充分强调的，即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马克思把他的哲学强调为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一点不仅在他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甚至在他青年时期的作品中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不用说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要就是讲实践的观点。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哲学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学问，而改变世界本身是现实的种种活动，是“实践的活动”，尽管它以多种具体形式如劳动、生产、制作等等表现出来。在关注和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哲学思考中，马克思特别聚焦于生产劳动以及在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即技术或技术实践。
马克思在对人的现实的与历史的解释中，把技术区分为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技术和机器大工业两种形式，而他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动力的机器系统更是情有独钟，赋予它同人的本质乃至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联的一切社会形式，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本质等等相一致的意义。因而，对技术实践的哲学意义的理解，构成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关节点。[1]23诚如法国哲学家Kostas Axelos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所认为的那样，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2]我国哲学家陈昌曙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全面地总结了同时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也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技术和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3]32。英国哲学家科琴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在这种哲学中，马克思既拒绝从思想中派生出生活(像黑格尔那样)，也拒绝从生活中派生出思想(像洛克和费尔巴哈那样)。对马克思来说，使人类区别于任何别的有生命的物种的是他们自觉能动活动的能力，即实践，他用这个概念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生活”[4]。科琴进而把实践概念看成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认为即使是今天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低估和误解了实践概念的全部意义。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考，是以他对技术、工业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活动的深刻认识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实践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活的灵魂和不竭源泉，成为马克思哲学永恒创造力、解释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一、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哲学理念中，哲学的本质追求不应该是构造一个终极的哲学体系，而是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探讨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对对象、现实和感性，不仅要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且要从能动的、现实的、革命的和实践批判的活动方面去理解。正是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层面特别关注了劳动实践的能动性以及这种活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因此，他对技术给予了特别的青睐，给予了特别的哲学地位，甚至把技术看做理解对象本质的不可替代的根本因素。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热爱，尤其是对技术的关爱，贯穿于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之中。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尤其看重科学发现在工业、或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的革命性影响。马克思看重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它们在工业和生产中的实际应用，这是他思想灵魂的自然表露，是他对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无限期望，同时也是他思想本质的集中展现。
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在人的存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技术，如果它能够被定义或理解的话，那也只有在人的存在和活动中才能做到。马克思认为，人不是由一系列固定不变的在分类学上可描述的特征定义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即劳动中才能实现。在马克思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5]127
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技术绝不是孤立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纯粹领域，而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最明显地表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东西，是该社会或民族的社会分工程度。任何历史的记载和研究都要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等同于一定的工业阶段，而一定的工业阶段又意味着与此相关联的生产力。因此，重视劳动在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劳动方式、手段和工具在满足和创造人的生存需要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劳动活动中，人们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的集合，构成对现实的人的整体描述。现实的人是实践中的人，是在活动中、劳动中创造历史的人，因此，技术已经成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环境。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得到现代哲学家的普遍认可。德国哲学家艾吕尔就认为，“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因此，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技术，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6]。
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表明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人们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他们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7]79
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赋予技术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思想观念中，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的活动，它首先存在于人的劳动中，进而被涵括在人的全部的现实活动中，技术作为实践的本性就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来，它成了认识、理解、创造、反思和批判的工具与手段。
马克思把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也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劳动都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及其对象性的存在，最明确不过地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因而，工业不过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人的心理学，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技术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海德格尔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归根到底，今天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因为利用机器和机器生产根本上并不就是技术本身，而只是技术的本质在技术原料对象中设置起来的过程中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甚至于人变成主体和世界变成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8]296。
在马克思确定技术的本质体现人的本质的同时，他也把人类的进步、解放、发展和自由等问题，同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价值表现统一起来，成为他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思考人以及人类开始的。在他们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们一旦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研究人与动物的区别开始，引入生产劳动、生活资料、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形式以及所有制和国家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的引入以一个统一的思想意识为基础，那就是人是劳动的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完成的，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更系统阐述。
马克思认为，人既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的抽象存在，也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宗教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实践的、个体的、客观的、能动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认识人的存在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包括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生理特性，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与自然界的关系(含各种自然条件)以及历史的现实状况等等。“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9]23不是不可以从意识、宗教等角度来理解人，只是由于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的或劳动的存在，因此，从人的生产、劳动和交往入手，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马克思看到，人的生产是社会性的，生产本身又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交往中的社会生产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又有其生产的内部分工，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以及某一劳动部门的更细的分工，这就带来了劳动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从而也导致了社会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生与变化，私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其结果。马克思关于技术推进了社会分工和分离、进而推进了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变化的思想，为当代分析社会发展的许多学者所接受，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甚至认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点和出发点。[10]13
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中各种存在因素的变化，对人的现实存在和其本性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所以，对人的理解就不能脱离现实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实践。
二、技术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认为，技术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具有首要地位，这种首要性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而是一个事实存在。他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1]429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技术的首要性地位。首先，技术直接地根植于人与自然的能动的关系之中，自然的存在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离开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离开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自然就等于无。其次，技术直接地存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之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存在的基本表现，是满足人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人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力无疑是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技术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也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度量尺度。最后，技术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形成、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度量尺度。根据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的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的生产力性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作用，就不仅是蕴涵的，而且是显现的。柯亨认为，这个“首要性”是指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或对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结构的首要性[12]，其基本的意义在于对生产关系的性质作功能解释。
技术的首要性意味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机器体系的发展与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将与旧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进而成为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重要因素。机器发展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机器的采用对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否定的作用；工厂的建立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的解体；蒸汽机产生了工业城市；机器体系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建立了精神与贸易发展所必需的交往，等等。总之，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革命。所以，马克思说，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也制约着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它也是技术产生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技术的产生和进步，首先在于经济的和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在于社会条件的形成和满足。马克思在考察技术的发展时认为，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年度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可见，以生产需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是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事实上，生产的不断发展为技术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对象，并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手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体现着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技术对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基本的意义。马克思把机器看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他认为，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和观念，深深地渗透着这一思想。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绝不是天外飞来的一个怪物，而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这一顺序进行的，前三项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层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关系则是一目了然的。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社会形态演进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1]33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生产力推动下的社会变革，具有两种可区别的形式：一种是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1]777不难看出，这两种变革形式的现实基础是社会生产，而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东西是技术的发明、创造、改进与大规模地使用。
技术进步与发展推进了工厂制度的深化与工厂法的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取得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马克思认为，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人们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他说，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马克思认为，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工厂法对工作日的规定，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大工业引起了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革命。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裂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家庭纽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13]552。
三、技术是人类道德和文化的基础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也为正确的理论研究和科学认识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发展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这是基于技术和工业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技术导引的人类文明中，人的进步和发展是以其自身的多样性的异化得到表现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必然带来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的矛盾，带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立。分工所包含的这些矛盾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同样带来了分配尤其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以及在所有制关系中人对人的奴役和支配。
马克思说：“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9]37私有制的出现意味着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分裂，意味着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意味着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分工的出现表明人的社会劳动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杀我们的愿望的物质力量。国家的出现则意味着阶级的斗争，它以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实施了人对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与压迫，因而，它也是一种异己力量，支配着人的意志和行为。异己力量存在的实质就是人的异化，这是与人的本性完全不同。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看出，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技术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每一个整体形象的破坏”[14]104。
我们知道，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社会存在，人的异化的产生说明人被压抑、扭曲、剥夺、制约或限制，这些都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这就提出了人的解放问题。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应该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应该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为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可见，人的彻底解放和对异化的克服，仍然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以技术或工业的巨大进步为杠杆。
人类最初的技术活动为文化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表明，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劳动：一方面这种劳动是有意识的生活活动，它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式的活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是从技术活动即制造工具开始的，因为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制造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自然肢体的延长，而且同时是人类目的、意志的实现，它们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人类最初的技术活动是制造工具，这不仅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也发展了人类的大脑即文化活动的器官或载体本身，为人类进行丰富的文化活动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创造了物质前提，从而使人类的文化生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技术进步为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马克思以印刷术为例，说明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甚至基于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倡导以合理控制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文化生存方式。[15]也正是基于对马克思关于技术的文化意义的理解，汤普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它代表着“向人的回归，从抽象概念和经院教条回到真正的人；从欺骗和虚构回到真正的历史”[16]。尽管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
马克思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思想、观念、人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活动中的精神生产即文化生产也同样如此。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的人是现实的人。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总之，作为人类现实物质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的重要手段，技术决定着各种意识形式的具体内容，工艺学会提示出人类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生产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马克思以机器为例，深刻说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文化、道德的基本作用：其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它消灭技能的等级，摧毁工人的专业，以及与此有关的绝对纪律，隶属关系、对钟表指针和工厂法的服从——所有这一切，使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十分淡漠，劳动的内容成为他身外的事；这些让工人肉体上和精神上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机器生产要求的条件就是这种生产机器不发展。其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极大地牺牲儿童，使他们在身上和精神上受到摧残，把他们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同时，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总之，由于使用童工，产生了工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萌芽时期即在童年时期就被破坏的情况。其三，机器吸引妇女同男工一同劳动造成了妇女道德败坏；机器又使妇女成为过剩人口，造成妓女人数的增长。机器使工人整日工作，以致对子女淡漠，同样造成了子女对父母的淡漠；机器还使工人成为“奴隶贩子”，出卖自己的孩子，等等。他认为工人在生产中已丧失了人格，“它只不过是一种被折合成抽象的量，一种没有多少价值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工具”[14]166。
技术在推进社会道德和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它也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环境下，它甚至是引发社会矛盾的关键因素。在机器生产的工厂中，劳动分工是纯技术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组织中存在的那些重大问题，导致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力。机器在推进社会生产发展方面具有的作用是积极的和明显的。其一，社会生产部门越来越多样化。其二，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其三，开发了新的世界市场关系。其四，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形成起来。这样一来，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工业的生命按照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原料增加、产品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促进了资本家之间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资本家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导致工人的摧残与堕落。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活动中，一个工业部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劳动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和杀人的一面。[13]507
总之，技术的进步对道德、文化领域也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如上讨论可知，马克思是把技术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来使用的，他那些精辟的思想大多是技术的社会批判的结果。同样，马克思也在武器的批判的意义上理解技术，开辟了技术的自我批判的先河。通过这两种批判的过程，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思想，从而把实践的观点贯穿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整体过程之中。技术实践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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