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俄狄浦斯——德勒兹和伽塔利论欲望的囚禁与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欲望论文,德勒论文,反俄狄浦斯论文,伽塔利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精神分裂症分析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心理学家费里克斯·伽塔利1972年出版《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上卷《反俄狄浦斯》，1980年又出下卷《千高原》。这两部著作的影响远超过了后精神分析批评，可谓振聋发聩，它们围绕弗洛伊德欲望概念的重新界说，形成了精神分析学中的“精神分裂症分析”(schizoanalysis)学派。精神分裂症分析的提出，一方面有伽塔利的临床经验基础，一方面又有德勒兹的哲学和政治学视野。它深入被视为万变不变之精神病动因的俄狄浦斯情结，针对将此情结视为精神分析万能钥匙的弗洛伊德传统，反过来挖掘其中被掩盖被忽略的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因素。所以精神分裂症分析的第一个使命，就是挣脱俄狄浦斯的铁项圈，也就是权力的压迫，把被压制的欲望解放出来。这是一个破解神秘的政治使命，它把欲望重新解放到光天白日之下，使它们不再受任何信仰的束缚，从方方面面激发出反俄狄浦斯的力量，搅乱一切编码、制码的企图，而向四面八方逃窜：比如不再囿于父亲、母亲和我的三角关系，那是孤儿；不再囿于信仰，那是无神论者；不再囿于习俗和领土，那是游牧者。
为什么要关注精神分裂症？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建构，因为传统精神分析是将无意识和欲望界说为匮乏。如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欲望，就成为权利关系的一种内在机制，换言之，成为家庭中实施资本主义压抑的一个产品。故此精神分裂症分析，就是打破权力和制度的压迫机制，针锋相对地建构一种新的集体主体，唯其如此，才有望医治人类的疾病。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资本主义着实已经让人类病入膏肓了。
从《反俄狄浦斯》到《千高原》，德勒兹与伽塔利的合作应是哲学和临床精神病学的天作之合。德勒兹是哲学教授，著述亦多涉及文学和电影。在曾经风靡世界的后现代“法国理论”中，德勒兹影响最大的即是他同伽塔利合撰的这两本大著。他1968年出版的哲学代表作《差异与重复》，反倒是相形失色。然而他著述中较少被“美国化”的部分，今日在法国已经成为最被文学界看好的理论源泉。福柯曾经说过20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而且给《反俄狄浦斯》写了一个序言。德勒兹本人也醉心福柯理论，曾经在他执教的万森大学专门讲授福柯。两人的这份情谊，值得学界多多关注。伽塔利是临床分析精神病学家，也是符号学家。20世纪50年代他曾师从拉康学习精神分析，之后直到1992年去世，一直在拉康的学生、精神分析学家让·乌利(Jean Oury)掌管的拉波德(La Borde)诊所就职。这是一个著名的实验性精神病疗养院，有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的学生在这里实习交流。伽塔利同德勒兹的合作始于1969年开始撰写《反俄狄浦斯》，两人视利比多为先于表征与生产的一股潜流。精神分裂症分析，便是意在重新建构一个无意识，一个欲望。
福柯为《反俄狄浦斯》撰写的序言，大体交代了此书的写作背景。福柯开篇就将1945年到1965年这二十年间的欧洲风习归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正确地思想、讲究政治话语风格、讲究知识伦理学；其二是读马克思，同时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其三是顶礼膜拜指意系统，确切地说是膜拜能指。这三个方面也是彼时学术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唯其如此，有关自我和时代的真理方可望得到言说。1965年之后是革命的岁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并燃烧在熊熊烈火之中。这样来看，《反俄狄浦斯》的面世以汗漫无边的旁征博引风格，以及临床医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前无古人的成功结合，不仅是对过去的一个回顾，特别是对弗洛伊德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
具体而言，福柯认为，《反俄狄浦斯》是针对三个敌手展开论争的。分别是：其一，政治禁欲主义者、不可救药的好战分子、理论恐怖主义者以及政治和政治话语纯粹秩序的保护者。他们是革命的官僚和真理的公仆。其二，精神分析学家和各式各样的符号学家，他们是可怜巴巴的欲望的技术人员，将丰富多彩的欲望削足适履，填充到结构和匮乏的双重法则之中。其三，法西斯主义。这是战略上的大敌，相比起来，前面两个敌人还是战术层面上的对手。不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有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是致使我们热爱权力，反过来渴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要之，《反俄狄浦斯》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福柯说：
我要说，《反俄狄浦斯》(但愿它的两位作者原谅我)是一部伦理著作，是长期以来，第一部用法语写成的伦理书(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成功并不限于它读者众多：反俄狄浦斯姿态已经成为一种生命风格，一种思想和生活的方式)。如何避免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即便而且特别是当你自信是个革命战士的时候？如何从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喜怒哀乐当中去除法西斯主义？基督教道德家寻出了深藏在我们灵魂之中的肉体踪迹。德勒兹和伽塔利，就其所为，则是在身体中追踪法西斯主义的蛛丝马迹。①
福柯以《反俄狄浦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它是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头脑和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潜流，这潜流使人热衷于追逐权力，使人无止境地欲求那些在支配着我们、剥削着我们的东西。所以，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权力的终极形式，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再范域化的努力。很显然，福柯将以权力为中心的一切陈规陋习都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这本大著，就是这样一部从身体、欲望和家庭出发展开反传统工程的宣战书。就像大多数读者可以体味到的那样，这也是当年尼采担负过的历史使命，而如今它的名字叫做“精神分裂症分析。”
二、什么是俄狄浦斯？
言及俄狄浦斯，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弗洛伊德大名鼎鼎的“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反俄狄浦斯》中的“俄狄浦斯”一语涵义远要丰富得多，它的所指不但超越了经典精神分析学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样超越了希腊神话中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故事，或许就像福柯序言中数落不休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它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同样是一类机制、一类过程、一类结构。问题是，这些机制、过程和结构，又具有哪一些特征呢？
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反俄狄浦斯，即是旨在打破传统精神分析和政治分析的极权模式，将欲望从声名狼藉的神经病症和俄狄浦斯桎梏中解放出来。因为俄狄浦斯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分析的建构，它更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即是说，压抑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俄狄浦斯表征的是父亲—母亲—我这一三角家庭关系，是帝国主义殖民的一个缩影。所以俄狄浦斯是权力的影像，诚如神经病症是权力加诸个人的结果，它无所不在。对此德勒兹和伽塔利指出，我们通常都以为俄狄浦斯是一个简单明白的话题，是一个“给定”的东西，从古希腊开始就给定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俄狄浦斯预示了对欲望机器的不可思议的压抑。故此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便是：它们为什么被压抑？为了什么目的？此种压抑果真就是势在必然、遂人所愿吗？压抑采用的又是什么手段？再比如，建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有什么必要条件？它的内核又是什么？是不是母亲的性器就足以解决问题？等等。要言之，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本是一种流动不居、生生不息的自由欲望，但是他鼎力鼓吹的俄狄浦斯情结削足适履，硬将自由不羁的欲望框定在一成不变的弑父娶母先入成见之中，这样说到底是用家庭纠葛束缚欲望，却看不见欲望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内涵。
俄狄浦斯这样来看，它是弗洛伊德的遗产，而未必是拉康的遗产。《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伽塔利援引过拉康1970年一次讲习班上的一段话：“我没有说俄狄浦斯一无所用，也没有说它与我们的行为毫无干系。但是精神分析学家用不上它，那是千真万确的！……在那一方面，我讲过父亲的隐喻，我从来没有讲过俄狄浦斯情结。”②在两人看来，拉康同样愿意认同俄狄浦斯是一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僵化程式，其背后是长期以来以形形色色的变体，对欲望进行无休止的压抑。如此可以说，精神分析整个儿是给俄狄浦斯化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俄狄浦斯差不多就成了精神分析的代名词。即便拉康有几位好学生追随弗洛伊德，一样鼓吹过俄狄浦斯，但是拉康本人如上文所示，我们对它应表示怀疑。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将精神分裂症俄狄浦斯化呢，还是反过来将俄狄浦斯精神分裂症化？换言之，到底是把俄狄浦斯情结看作包治百病的精神分析良药，还是反过来，把俄狄浦斯霸占的无意识领域置于精神分裂症的视野之中，由此出发来打碎俄狄浦斯的枷锁，重新发现欲望生产的无所不在的力量？答案显然是后者。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如此就可以在现实界的层面上，复兴分析机器、欲望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因为就无意识自身而言，它不但事关结构，同样事关个人的人格。所以，无意识不是拉康理论中的想象界和象征界，它就是现实界本身。
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俄狄浦斯之所以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在于它将社会的、政治的、生产性的无意识欲望，无一例外还原为立足于家庭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两人指出，生产性无意识的发现，延伸出两个研究分支来：其一是欲望机器与社会生产的直接对峙；其二是社会机器对欲望机器的压抑，进而精神压抑与社会压抑的关系探究。一旦确立俄狄浦斯的一统天下，这些有待开拓的领域势将丧失殆尽或草草妥协。自由联想不复向多声部延伸，反之给强行纳入单一的渠道。家庭本来是社会的细胞，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三角构架，那么：“俄狄浦斯就到来了：它诞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这个制度将第一级的社会形象应用到第二级的私人家庭形象之上。它是应和着社会所决定的起点集聚的终点集聚。它是我们应和着社会主权形式的隐私殖民建构。我们都是一块块小小的殖民地，殖民我们的，正是俄狄浦斯。”③这是说，当家庭不复成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单元，而只见出消费的意义来，那么我们消费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起点集聚上，我们有老板、领班、牧师、收税员、警察、士兵、工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机器和领域，和我们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形象，可是在终点集聚上一无所有，只有父亲、母亲和我。父亲是专横暴虐的符号，母亲是一块剩余领土，当中是被分裂、阉割的自我。所以，俄狄浦斯就是一个专断的能指，在精神分析领域肆无忌惮推行它的帝国主义统治。由此导致的结果，德勒兹和伽塔利指出，便是整个儿地摧毁了欲望生产，使欲望臣服于表征。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听从表征的需要，无论于实践于理论概莫能外。生产性的欲望逊色于只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欲望——无论是在神话中表达、悲剧中表达还是梦中表达。
三、替欲望“解域化”
进而视之，俄狄浦斯还是三种状态或者说三种机器的重演。具体来说，作为空荡荡未被占领的范域，它在领土机器中做好准备；作为象征占领的范域，它在专制机器中酝酿成形，但最终是通过生成想象界的俄狄浦斯，它在资本主义机器中修成圆满功德。对此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解释是，这就是为什么俄狄浦斯汇聚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皆重见于俄狄浦斯。故而俄狄浦斯固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结果。拜物教、专制的偶像和符号，形象再到拟像崇拜，然后一切重演在资本主义五花八门的世相之中，进而再被化解为俄狄浦斯的幻相。故此就俄狄浦斯的家庭关系来看，其父拉伊俄斯作为地方集团的代表，其母作为领土的代表，以及俄狄浦斯本人作为独裁者的代表，就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大家信以为真的世情画。无怪乎弗洛伊德从索福克勒斯那里找到了俄狄浦斯这个希腊僭主的中心形象，由此神话变成悲剧，以使这个形象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传播开去：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显示的原始文化方向，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和梦想家的私人方向，盖因俄狄浦斯可以是一个神话、一部悲剧，同样也可以是一场大梦。
德勒兹和伽塔利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路德、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两人指出马克思说过，马丁·路德的贡献是确定了宗教的本质，不复将宗教看作一个客体，而是视其为一种内在的宗教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贡献，是确定了财富的本质，不复把它看作一种客观性质，而视其为一种抽象的瓦解范域的主体实质，即普遍意义上的生产活动。但是有鉴于这种确定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他们实际上是再一次将宗教和财富的性质客观化了，是再一次画地为牢，异化了它们，不过这一回是在体现为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制形式。这样来看弗洛伊德，德勒兹和伽塔利指出，其贡献和局限一如马克思评价的路德、亚当·史密和李嘉图，即是说，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确定了欲望的性质，显示它不复维系于哪一些目标、目的甚至渊源或领土，而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本质，即利比多。然而弗洛伊德依然将此本质圈定在家庭范域，以家庭为人的最终领土，由此俄狄浦斯反客为主，成为欲望精神分析中的终极能指。简言之，弗洛伊德就是精神病学中的路德和亚当·斯密，全力以赴调动了神话、悲剧和梦的所有资源，只为了重新奴役欲望，虽然这一回是从内部出击。
德勒兹和伽塔利对弗洛伊德的上述批评，与德里达一方面赞扬弗洛伊德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指责他仍为这个传统所束缚的立场有相似处，但是两人并不认可德里达专就语言来谈符号，暗示语言就是一切，所谓“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解构之道，而更强调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区分。欲望在这里作为一切社会和历史事实的创造者，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写之中，它就势所必然突破家庭的范域，而进入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那么，俄狄浦斯与欲望到底有什么关系？德勒兹与伽塔利的结论是，我们依然可以说，俄狄浦斯是欲望的全称命题，是人类普遍历史的产物，但是基于一个条件，而弗洛伊德显然并没有满足这个条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俄狄浦斯能够开展自我批判。因为，普遍历史如果不能控制它的或然性、它的个别事件、它的反讽以及自我批判的种种条件，那只能是神话。那么这些条件又是什么？更确切地说，自我批判展开的或然性和必然性又在哪里？对此德勒兹与伽塔利的回答是：“在家庭还原的背后发现无意识的社会投资性质。在个人幻想背后发现集体幻想的性质。或者，与此相类似，深入探究拟像，直到它不复是为影像的影像，从而发现它掩护并掩饰的精神分裂症的川流。”④精神分裂症的产生，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是资本主义“解域化”(deterriotrialization)的结果。所谓的“解域化”或者说“解码”，说到底是把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压抑力量中解放出来。所以，这里的精神分裂症不是哪一种疾病或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具有潜在解放能力的精神状况，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它是一个精神去中心化的过程，促使主体逃离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离自我和超我结构的压抑和束缚，逃离俄狄浦斯陷阱。精神分裂过程因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再生产形成了威胁。所以《反俄狄浦斯》一书的结语就是：推翻表征的舞台，建构欲望生产的秩序，这就是精神分裂症分析的全部使命。
用德勒兹和伽塔利的术语来说，挣脱俄狄浦斯的桎梏，也就是为欲望“解域化”。范域即是领土，它可以是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也可以是欲望直接依傍的一块生理区域。解范域化在这里毋宁说是解构的另一种表述，它最终意味着将生产力从特定的生产方式解放出来。故而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弗洛伊德利比多概念的提出，本来是给欲望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可是转眼之间弗洛伊德又将欲望一并发落到俄狄浦斯领域，那就是“再范域化”了。“范域化”一词源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它指将欲望与特定对象的关系稳定化和固定化的过程，如婴儿固定在嘴唇和母亲乳房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快感。从广义上看，“范域化”指现存的、固定化的既定疆域，疆域之间具有明确的边界。现代性即是将传统浑然一体的社会和文化，分隔成为条条块块以便掌握。这在马克斯·韦伯等人那里已多有述及。由此，自卫和算计成为两种基本的生存形态。可见，“解域化”不光具有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的含义，更具有毋庸置疑的政治含义。
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德勒兹和伽塔利在他们的“解域化”的过程中，采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回溯叙述方法，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俄狄浦斯化、精神分裂和商品化，这也是现代性的特点。因此，现代性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德勒兹和伽塔利指出，当资本主义解除前现代世界的神圣意味时，消解了前现代形式的一切规范和关系，摧毁了对经济发展的一切限制。资本主义通过“自由”的交换和生产、通过商品化和解除对商品交换的一切限制，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替代了封建社会的土地产权。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扩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创造了更复杂的分工，也创造了社会和心理的支离破碎化。资本主义解放和异化双管齐下，一方面造成了抽象劳动如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也造成了抽象的欲望，如精神分析。
关于德勒兹和伽塔利的精神分裂症分析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区别，《反俄狄浦斯》中指出，精神分裂症分析旨在消解自我和超我，再现无意识被压抑的“前人格”领域，创造后现代的欲望主体。故精神分析是生产服从于法律与权威而压抑自身无意识欲望的主体，精神分裂症分析则鼓励抗拒资本主义的自明公理，拒绝俄狄浦斯情结，解读社会符号，打破范域化的壁垒，进入流动不居的变革领域，从而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的既存秩序。所以，它是革命的。耐人寻味的是，德勒兹和伽塔利反对批评家称自己是在颂扬精神分裂症，声明他们的激进立场其实是有限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能与革命者同日而语：“我们一点都不认为革命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革命者。相反，我们一直都将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实体，和精神分裂作为一种过程区分开来……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只提及在社会领域中欲望力量投资里面分裂的一端，这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把精神分裂过程和制造精神分裂症混为一谈。”⑤这就是说，精神分裂过程固然是被压抑的个体起来革命者所必经的离心化过程，然而一旦超过界限，就会招致自我的毁灭，成为一个地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看来，循序渐进比恣意莽撞和亢奋突进要可行得多，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现实之中。
或者我们可以说，德勒兹和伽塔利的精神分裂症分析对无意识欲望的看法仿佛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端是精神分裂症，它替欲望“解域化”，不断地移换边界；另一端是偏执狂，它热衷“再范域化”，为欲望界出方向。这也是两人所谓的“物质精神病学”，在它努力把利比多流从他们所见的压迫而非压抑中解放出来时，它就成了一个政治的因素。
在上述框架中，文学的地位被明显凸显出来。这是因为文学犹如精神分裂症，同样是试图打破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卡夫卡。卡夫卡的作品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犹如一团肥沃的“块茎”，仿佛无中生有，可抽芽生长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许多植株。例如国家的基本行为，就是书写第二道公文，藉此它那个刻板僵硬、一成不变、纪念碑式的新的躯体，将所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纳为己用。但是国家的第二道公文也没有把原先领土的诸多公文一笔勾销，还是容许它们作为光鲜外表的“砖块”，继续苟延残喘。他们引用了卡夫卡短篇小说《中国长城》中的三句话。第一句是：“我们只想到皇帝，可是那不是今天的皇帝；或者倒不如说，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知道哪怕一丁点儿有关他的确切消息，我们也会想到今天的皇帝的。”第二句是：“人们不知道哪一位皇帝在当朝，甚至今天这朝代叫什么名称，大家也还是心存疑虑。”第三句是：“早已死去的皇帝们坐在我们村子里的皇位上面，有一位独独活在歌谣里的皇帝最近发布了一道诏书，那是牧师在祭坛前面宣读出来的。”⑥可见，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平头百姓压根毫无关系，后者的功能不过是不断提供砖石和劳动力。德勒兹和伽塔利认为，卡夫卡表现国家怎样高高盘踞在一盘散沙之上，法律如何脱离自然的、和谐的、内在的权力中心，而成为杰出形式单元，统治砖石泥土垒成的城墙片断，委实是前无古人。在他们看来，阅读卡夫卡就可以体味到“块茎逻辑”，它同精神分裂症分析的多元化指向是不谋而合的。
“块茎”是德勒兹和伽塔利1980年出版的《千高原》中的主导概念。《千高原》除了秉承《反俄狄浦斯》中的欲望和差异的反叛主题，在内容和风格上又有所创新。“块茎”一定程度上可以和“高原”呼应。高原可以壁立千仞，但高原的顶部是平原。高原和高原之间可以相互连接，但也可以说是参差独立的。由是观之，千高原自有一种气象万千的意趣。据两位作者介绍，他们耗时七年写成的《千高原》，是作为块茎来写作的，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各自问一下今天对付哪一块高原，然后这里写上几行，那里写上几行。全书十五章即十五块高原，各章之间犹如块茎，只有根根丝丝的联系，没有时间序列和等级序列的勾连，所以读者自可随心所欲，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所以，《千高原》是为一部典型的卡夫卡式块茎文本，同样是为语言通向欲望的多元性，敞开了大门。
德勒兹和伽塔利的精神分裂症分析学说，也许迄今为止，依然是假道“美国化”而传布世界的最有活力的“法国理论”之一。回顾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各路先锋理论，其中一个关键词便是“欲望”，它处在各路理论的交汇点上，而且被描述为一种普世公理。英国批评家马尔康·鲍威在《弗洛伊德、普鲁斯特和拉康：作为小说的理论》一书中指出，瞄准欲望百川归一的各派理论中，其中可称为“高等”的一脉，即是从黑格尔经达尔文、尼采，直到萨特、福柯、德勒兹和伽塔利。该书开篇即调动大量修辞，不遗余力赞美欲望，称它是吾人天性中的人性，不但排出日月星辰各就其位，孕育生命布满大地，而且因其用之不竭的替代和升华能力，是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背后生机勃勃的原动力。鲍威甚至认为，不管德勒兹和伽塔利怎样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等级、力量及编码系统之间互相游戏是何等自明的事实，在其理论的根基处，人们看到的还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德勒兹与伽塔利在其针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抨击——《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认可了精神分析的非凡特权：它是洋洋洒洒给诅咒了一千多页的必然大敌；其据信是直线型的阐释逻辑就是，若无此种逻辑，他们自己的多元复线‘块茎’逻辑便无以为继，也无从被人理解；其处于被奴役状态的无意识，正也是他们自己那有待诞生的潜在无意识。”⑦看来一切终归无意识。诚然，此无意识非彼无意识，一如此欲望非彼欲望。可是给欲望“解域”，将它彻底解放之后，这个重新建构出来的欲望会是什么模样？欲望被各路理论大军炒得火热的背后，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新近崛起的自我性意识作祟。我们看到，福柯用欲望改写权力，伊格尔顿用欲望重写审美意识形态，波德利亚用消费和拟像的符号价值巧妙包装欲望，朱迪丝·巴特勒背靠欲望解构又建构了性别理论……问题是，立足欲望来展开资本主义欲望现代性的批判，一如立足俄狄浦斯情结来反俄狄浦斯，是否同样会陷入一叶障目、言不由衷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与伽塔利的精神分裂症分析，结合了伽塔利大量秉承拉康传统的临床病例分析，这是他们的资本主义批判工程不同于其他“法国理论”的地方，或许，这也是其雄心勃勃的“反俄狄浦斯”理念经久不衰、魅力常新的一个缘由。
注释：
①Michel Foucault,"Preface",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Robert Hurley et a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xv.
②③④⑤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60,p.287,p.294,p.379.
⑥Deleuze and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216.
⑦Molcom Bowie,Freud,Proust and Lacan:Theory as Fi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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