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or猎奇？
——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泰戈尔在英国的接受研究
潘啊媛 北京大学
摘要： 1913年之前泰戈尔在英国的接受对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在英国的接受研究又影响了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接受研究，可以说英国是泰戈尔走向世界的重要跳板。作为一位之前并未被欧洲所熟悉的东方诗人，泰戈尔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享有崇高荣誉，研究者众说纷纭，“误读”说、“猎奇”说等不绝于耳，笔者从研究史料出发，重点探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在英国的接受研究状况。
关键词： 接受；《吉檀迦利》；误读；猎奇
1913年，瑞典皇家学院评奖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给欧洲以外的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消息一经传出便震惊欧洲乃至世界文坛。1912年以前，尽管泰戈尔在孟加拉文坛已然取得卓越的成就，但对于欧洲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甚至其名字的正确拼写都不为媒体所知晓。1912年泰戈尔携带两本英文诗集前往英国，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关注，也因此奠定了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世界诗人的基础。
1912年泰戈尔抵达英国之时，正值英国爱德华时期(1901-1910)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正处于空前的停滞而又沉闷的时期，文学思潮早已脱离了维多利亚时期浪漫的情怀与美学思想，即便是一向关注现实的作家关注的也都无外乎将笔触转向及时享乐、中产阶级庸俗的生活以及对压抑的内心的书写。现代主义运动的注入也极力想掀起英国文坛的一丝波澜，而英国的传统作家似乎并没有做好接受现代主义的准备。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认为，1909年至1910年英国诗坛的停滞对于年轻诗人造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Stead，1967：45)，英国文坛的沉寂似乎做好了“迎接任何外国作品的准备”(Aroson，1943：2)。而此时泰戈尔携带两本英译本孟加拉语诗歌来到英国，将其转交给时任印度协会(India Society)主席的威廉•罗森斯坦(William Rothenstein)，可谓恰逢其时。
对于《吉檀迦利》的推荐，印度学会和印度的精英诗人群体功不可没，在罗森斯坦的力荐下，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迅速传播开来，并准备为泰戈尔出版诗选，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同意作序，并从泰戈尔携带来的两本诗集中选取103首诗歌，于1912年11月1日由印度学会出版限量版的《吉檀迦利》。叶芝在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指出，“参加欢迎泰戈尔的宴会是我艺术生涯的大事。我携带了他从孟加拉语歌谣翻译而来的100首英文诗歌，这些诗歌是他在这十年间创作的。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谁的英文创作可以和这些诗歌相媲美。”(The Times，13thJuly，1912)梅•辛克莱(May Sinclair，1913：695)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翻译是如此精细、深刻、生活化。安德鲁斯(Charles Freer Andrews，1931：24)则认为，是诗歌中的美引人入胜。庞德(Ezra Pound)更是将此种情感比作薄伽丘初读但丁诗作时的感触。1913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平装版《吉檀迦利》，并在随后的一年中重印达十一次之多，居于同一时期书目印刷量之首，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为麦克米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也为泰戈尔诗歌在英国迅速打开了市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英文版《吉檀迦利》出版后，迅速传播至欧洲各地，并翻译成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芬兰语、瑞典语等多种版本。
2000年，印度加尔各答的出版商出版《想象中的泰戈尔：泰戈尔与英国出版界(1912-1941)》(Imaging Tagore: Rabindranath and British Press(1912-1941))一 书，记录了从1912年7月12日《泰晤士报》对泰戈尔的首次报道到1941年泰戈尔去世近30年间英国报业对泰戈尔的报道与关注，其中仅1912年泰戈尔在英国引起关注到1913年获得诺贝尔前后的报道就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之多，可见这一时期泰戈尔在英国所引起的关注及其所引发的轰动效应。然而，轰动过后趋于平静，尤其是泰戈尔去世以后的四十年间泰戈尔在英国几乎销声匿迹。到1970年前后，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在英国都还处于未被阅读状态，新的一代甚至都没听说过泰戈尔的名字。而这一反差更让人深思1913年前后初到英国的泰戈尔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吉檀迦利》之所以在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欧洲读者实际上的“误读”，而当仔细分析1912年至1913年英国报业对泰戈尔及《吉檀迦利》的评价时又不难发现其中透露出的欧洲传统上对东方、对印度的“猎奇”心态。
有研究[4]对151例患者选取前列腺尖部、中部和底部三个层面行超声造影检查后，行经会阴10针系统性穿刺活检和对超声造影异常处靶向性穿刺活检2～4针，结果显示系统性穿刺活检和超声造影引导下靶向性穿刺活检对前列腺癌的检出率分别为33.1%和31.1%（P=0.712），说明靶向性穿刺能够保持检出率相同的情况下减少穿刺针数。
《吉檀迦利》限量版一经出版便引起英国各界的关注。据英国报业记载，最早的一篇关于《吉檀迦利》的分析与评论出现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SL)上，该评论是针对当时英国诗歌将宗教与哲学、情感与思想相分离的状态而发表的，认为泰戈尔的诗歌解决了英国诗歌宗教与哲学相分离的现状，为处于彷徨状态的英国诗坛指明了方向。文章高度称赞泰戈尔的诗歌将“宗教与哲学融为一体，……诗歌朴实自然，简单明快。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感觉就像在读我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大卫王的《诗篇》。”(TSL，11thNovember，1912)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2001：136)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中通过对图书馆中英国工人阶级的传记、日记等材料的收集发现，一战之前由于缺乏现代娱乐设施以及枯燥的生产生活使得英国普通民众迎来了阅读的黄金时期。调查显示，英国的基督教徒对《吉檀迦利》有着浓厚的阅读兴趣，他们认为在《吉檀迦利》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与精神上的共鸣，不仅认为《吉檀迦利》与基督教赞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认为诗歌中的一神论观点以及泰戈尔与梵社的关系都让他们觉得亲近自然。甚至基督徒们认为《吉檀迦利》“所包含的基督教真理带给我们令人惊艳的美”(The Baptist Times and Freeman，13thFebruary，1914)。基督教徒似乎看到了失去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又点燃起了新的希望。关于泰戈尔及基督教的关系以及《吉檀迦利》中所谓对基督教思想的阐释，国内外的学者已有颇多研究，而关于《吉檀迦利》中对“神”的阐释，不同宗教背景的读者群体显然是有不同的解释。
欧洲对东方尤其对印度的“猎奇”心态由来已久，早在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时期，东方就已经开始成为欧洲感兴趣的对象。到17、18世纪，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宗教哲学成为欧洲学者重点“猎奇”的对象。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扩张的加剧，研究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更是成为欧洲学术界的题中之义。以英国梵文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为代表的东方学者潜心研究梵语、印度史诗、宗教诗、哲学诗、戏剧等由来已久。《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生活》一书的调查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工人阶级的阅读书单包括大量东方经典，印度两大史诗《摩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诗剧《沙恭达罗》都在其列。当极具东方特征的泰戈尔抵达英国并发表《吉檀迦利》时，英国读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英国学者也将目光投向东方以寻找新的契机，而罗森斯坦推动下成立的印度学会也是“渴望在美学方面增加对印度文化的研究兴趣，相信印度在雕塑、建筑、绘画、文学、音乐等方面还有巨大的可待开发的空间。印度学会的研究在英国和印度都将加深对印度思想、灵感的理解。”(The Times，11thJuly，1910)博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阅读《吉檀迦利》之后于1912年11月16日写信给泰戈尔，信中写到，“诗集中的诗歌和英国诗歌有着极大的不同——如果我更了解印度，我就可以更好地描绘它，但是现在我只能感受到它的价值，而这些特征是英国文学所没有给予的。我多么希望可以用原语言来阅读这些诗歌。”(Aroson，2000：1)泰戈尔的诗歌给读者一种焕然一新的感受，读者也因此探求其背后的东方色彩。
《吉檀迦利》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说瑞典皇家学院只是根据《吉檀迦利》的阅读影响以及叶芝等人的推荐而将泰戈尔推向诺贝尔文学奖圣坛，笔者认为也完全不够严谨。当时的评奖委员会在阅读英文版的《吉檀迦利》的同时也同样拥有《园丁集》和《孟加拉掠影》，而此时这两本书籍还尚未在英国公开出版。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诗人叶芝、罗森斯坦的推荐，英国报业的评论以及英国读者的反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1913年瑞典皇家学院对泰戈尔及其诗歌的评价。时任瑞典皇家学院主席、历史学家海纳德(Harald Hjarne)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幕式时使用“清新的温泉”一词来形容阅读《吉檀迦利》的感受，甚至他将泰戈尔诗歌中所表达的思想描述为“清新的并充满气泡的温泉泉水”(Mirja Juntunen，2011：376)，为欧洲诗坛带来新鲜的空气，为改变欧洲诗坛停滞沉闷的状态做出了积极贡献。评奖委员会认为泰戈尔诗歌中所表达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诺贝尔的遗愿是吻合的，而泰戈尔的诗歌并不是“异域的”，相反却是世界的，这也是首次将泰戈尔称为“世界诗人”。即便评奖委员会认为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泰戈尔将自己的思想与借鉴的思想达到和谐统一，是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完美融合，海纳德主席仍然在演讲中暗示了泰戈尔对基督教的包容精神，他甚至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是“基督教使命作为重新焕发精神的力量在印度产生了重要影响”(Mirja Juntunen，2011：377)。另外，英国读者对诗歌中的风格以及哲学思想较为熟悉，有种文化上的亲近感。叶芝在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指出，“这种文学散文化翻译的诗歌在风格与思想上都很精致。这种风格和欧洲数百年以前的诗歌风格很相似。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他将诗歌赋予音乐，从而口耳相传，这和欧洲三四百年以前的唱诗极为相似。”(The Times，July 13th，1912)歌谣与散文化诗体的形式让英国读者在泰戈尔诗歌中发现并寻找到英国诗歌传统，而诗歌中所表达的“对上帝的爱”的思想更是让英国的基督教徒似乎找到心灵上的共鸣，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吉檀迦利》在英国的风靡。
2.2 患者血管通路并发症情况 导管组共发生感染14例，包括菌血症11例、隧道感染3例，发生率45.2%；内瘘组发生内瘘局部感染3例，发生率1.5%。导管组发生导管功能不良2例，发生率6.5%；内瘘组发生功能不良(包括内瘘狭窄和闭塞)27例，发生率13.8%。
以上都是在临床药理学研究中常用的现代色谱技术,研究人员通常会根据需求合理选择其中的技术方法,或者是通过双柱或多柱的串联切换技术,将不同性能检测器联合起来,实现多为色谱组合,比如说HPLC-GC、GC-PGC、HPLC-SFC、NBPC-RPLC等[3]。
《吉檀迦利》出版后，英国报业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雅典娜》(The Athenaeum)、《民族》(The Nation)、《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都对泰戈尔及《吉檀迦利》做出评论，而这些评论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地区对泰戈尔的早期接受。英国神秘主义女作家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在《民族》周刊中，从神秘主义角度进行评论，她认为泰戈尔诗歌中的神秘主义色彩是心灵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这种表达实属罕见，这是因为诗歌的创造者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艺术家，这是神秘主义诗歌的最高准则，同时出现在东西方的诗歌中(The Nation，16thNovember，1912)。关于泰戈尔诗歌中的“神”，德希尔认为泰戈尔诗歌中的“神”绝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印度神秘主义的中心，其所颂扬的“神”实质上是创造精神，是创造精神永恒的源泉，是无限而又亲密的。《曼彻斯特卫报》在评论《吉檀迦利》时认为，诗歌中的思想深受欧洲影响，泰戈尔将这种欧洲影响东方化了。甚至有些评论家吹嘘道，“英国人已把印度人培养得如此有教养，以至于现在他们能够创作出如此优美的作品。”(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2011：205)甚至《晚间新闻报》的一篇评论声称，“泰戈尔的胜利主要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已获得成熟发展，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地认识到它的意义。”(The Evening News，14thNovember，1913)此时不管是英国读者、英国媒体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都将泰戈尔归为英属印度作家。这其中更多的是强调其“英国”特性以及其作品的隶属范畴是“英语文学”，强调英语创作的优越性。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写道，“这本书(《吉檀迦利》)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英语文学的范畴，因为作家本人虽然从教育背景和创作实践上说都属于作为其母语的印度语言，但却给了这些诗歌一件形式同样完美、灵感则另有机杼的新装。这些诗歌由此得为英国、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所有留心高雅文学的读者所知。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英语诗歌艺术的影响就一直在随着英国文明的扩张而增长。各个地方的人如今都把泰戈尔誉为英语诗歌艺术中一位值得景仰的新起大师，无论他们是否知晓他的孟加拉语诗歌，也无论他们与诗人在宗教信仰、文学流派以及政治目标等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诺贝尔文学奖之泰戈尔颁奖词)不可否认，泰戈尔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受到英语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把泰戈尔诗歌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英国乃至西方的影响未免太有失偏颇，甚至是对印度传统文学的亵渎，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误读”所能涵盖的范围。
另外，英国当时宗教复兴的势头有所发展，社会氛围对神秘主义思想较为感兴趣。泰戈尔诗歌简单明快，宁静祥和，充满东方神秘主义，而这种神秘主义对于欧洲人来说又颇为熟悉，中世纪弗兰西斯、托马斯的作品以及现代作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作品都充满了这种神秘主义。斯托福德•布鲁克(Stopford Brooke)在写给罗森斯坦的信中提到，“这种崇高而又深刻的神秘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似的，这是因为东西方在这些诗歌中达到了统一，这便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共鸣。”(Mary Lago，1972：20)《吉檀迦利》的风靡使泰戈尔成为神秘主义的代表。十年后爱德华•汤普森在《泰戈尔：诗人与剧作家》(Rabindranath Tagore: Poet and Dramatist)一书中提出反对将泰戈尔简单标签化，“当泰戈尔的第一部英文作品出现的时候，作品就被认为是充满神秘主义与宗教色彩——‘东方文学’就被打上这一标签；这是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然而，至少泰戈尔就不是如此。”(Edward Thompson，1926：8)虽然泰戈尔诗歌中的神秘主义思想与西方读者严重的“神秘主义诗人”并不一致，但至少在这一阶段，是东方的“神秘主义”增强了英国读者对泰戈尔诗歌的阅读兴趣。
泰戈尔的作品经过英国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这些地区的接受也多带有英国对泰戈尔评介的色彩，尤其是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几乎在整个欧洲对于泰戈尔的讨论都处于白热化状态。但是不管接受情况如何，对泰戈尔及其诗歌的分析主要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是对于诗歌文学特质的分析，简单而又清新的语言表达，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已有深刻体现。另一方面，不管是从宗教还是从哲学的角度都在深度挖掘泰戈尔诗歌中的东方立场，更多地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诗歌中的东方色彩视为遥远的、和西方理性传统对立的存在，以求探寻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神秘灵性之地和博大精深的东方哲学与宗教。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欧洲学者将泰戈尔身上所体现出的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影响完全对立起来，或者认为泰戈尔是完全东方性的，是印度古代传统文化的现代体现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化身，或者认为泰戈尔是完全西方化的，完全丧失了印度性，是英国文学域外支流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何种争论，归根结底是泰戈尔诗歌中洋溢的人类普遍的情感在读者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不管读者在阅读泰戈尔诗歌中更多的是将泰戈尔同质性归属还是异质化猎奇，泰戈尔诗歌中洋溢的人类普遍情感是其迅速俘获西方读者心灵的最本质的原因。泰戈尔诗歌中谈论的“爱”、“生命”、“死亡”、“信念”、“美”、“儿童”、“哲学”、“宗教”等都是人类命运普遍面临的问题。泰戈尔用诗化的语言将这些问题展开，也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企盼。《泰晤士报》于1912年发表专题文章《艺术打败形势》来讨论泰戈尔诗歌在英国取得的成功，“他们(英国读者)意识到艺术是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可以打败任何形势下(不管时间和地点多么不同)所有障碍的唯一手段。因为它表达的是人类的共同感受，并且有能力在人们之间传递。……对于他们(英国读者)来说，泰戈尔不是一个孟加拉人而是一个兄弟诗人，他们喜爱他的诗歌，并不是因为这些诗歌与我们的不同，也不是因为这些诗歌的地方色彩，而是因为作为诗歌，从本质上来说和其它诗歌是一样的，不管这种诗歌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The Times，16thJuly，1912)
自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至1941年逝世，泰戈尔在英国乃至欧洲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起伏的过程，直到销声匿迹。1961年，泰戈尔百岁诞辰之际曾经引起关注，但又是昙花一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吉檀迦利》及其他作品逐渐直接从孟加拉语翻译成多种语言，这些作品又重新受到关注。到2011年，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时，泰戈尔的价值又重新得到挖掘，此时的泰戈尔已不仅仅被看作诗人、文学家，研究者们也开始渐渐挖掘其在音乐、绘画、教育、外交等方面的贡献与价值。如今面对日趋倡导对话与交流的时代，研究者早已放弃对泰戈尔东西方对立文化属性的争论，对于泰戈尔的研究也趋向于多元化，与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在英国乃至欧洲的接受相比更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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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啊媛(1990.4-)，女，河北邢台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东方作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