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物语——七十年代作家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语论文,作家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2-0018-04
有一种体验刻骨铭心，有一种感受惊心动魄，有一段经历令人血脉贲张，那便是青春。青春物语——有关青春的故事、叙事和再叙事，在庞大芜杂的写作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上面所引的16世纪法国里昂诗人路易斯·拉拜的诗句最典型地展现了青春生命的真谛。那是生命历程中一个独特的位置：未来在地平线上露出朦朦胧胧的轮廓，但现实的凄风苦雨使年轻的生命不胜负载，但它顽强地搏击着，在漫长、甜美的苦痛中挣扎，蝉蜕，长大成人，步入向往已久但又满怀忧惧的世界。由于生命本身包孕着残缺的种子，它不可能完美无缺，这也注定了青春期生命特有的景观：斑斓，璀璨，明媚，但有时也险象环生，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境地。这构成了青春叙事的主要元素。
对这几年在文坛掀起不小波澜的七十年代作家的特色，批评界莫衷一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他们“在新的拓展主题的基本审美思维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他们对时代主题、历史和现实采取了崭新的态度。[1]有的作家将创作动力归咎于反叛的动机，“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弄糟，弄得不可收拾”，“很想进入一种不被迫的状态中”。[2]此外，对七十年代作家也有不少指责。平心而论，对于一个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写作群体，过高的苛求只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对这一年龄段的作家而言，青春成为他们一个共同的写作主题，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对青春叙事的解读，可以成为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有效阐释的台阶。
成长的烦恼
下面我们先来考察卫慧的《艾夏》和丁天的《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的青春经验。
在《艾夏》的篇首语中，卫慧写道：“如果我有一种激情，那么这就是想告诉你，我所有青春年少时的梦魇”[3]。在南方那个相对闭塞的小镇中，艾夏、王勇、六六顺和张小丽四个少年之间进行着一场无邪的青春游戏。但这种宁静并没有延续多久，新来的副镇长的儿子丁鹏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和谐氛围。吉普年轻快的兜风，泳池中水波的荡漾，为艾夏和丁鹏两人青春年少的情欲之流开启了大门。为了争夺艾夏，丁鹏和王勇开始了日趋白热化的争斗。最后的结局近乎鱼死网破：丁鹏在享受了短暂的甜美的爱情后被打瞎了眼睛打伤了胸肋骨，王勇被捕入狱，后在越狱途中淹死在河里。这一切变故留给艾夏的则是青春梦魇般的废墟。
在很大程度上，卫慧展示的是许多人亲身涉略过而又避之不及的青春的真相：残酷，美丽，像一个温湿炎热的梦境，激情先是如一团微弱的火苗在那座南方小城灰色的天穹下摇曳，随后一下失去控制，窜成漫山遍野燃烧着的熊熊大火，将触及的一切化为焦土，最后转向自身，许多人就此沉入了深渊，幸存者在事隔很久之后还抚搓着肌肤上被那狂暴的烈焰烙下的华美而狰狞的图案。青春非同寻常的体验，成了她成长历程中的宝贵财富，成了她走向新生活的台阶，正是从这一台阶出发，她靓丽的身姿开始在上海滩令人眼花缭乱、声色犬马的海涛中跌宕飘游。
相比之下，丁天笔下的青春风景则呈现出另外一种色调。那是一种以伤感为主基调的追忆，其中羼杂了调侃与反讽[4]。《饲养在城市的我们》是一本青春的留言簿和纪念册，它以主人公“我”在现实与往昔的穿梭来往为叙述线索，将“我”当年的朋友圈子内众多的故事一一道来。夜晚，主人公在桥上俯视汩汩而去的流水，此时“逝者如斯夫”的感喟充溢着他的心胸：“对我们来说青春仅仅意味着一段虚度的光阴，是一个在路边莫名等待的岁月，一个在夜晚幻想加手淫的年代。而这个城市则仿佛是个专门收容我们的设置，它让我们在虚度中成长、欢笑，让我们培养友情，滋生爱情，也让我们痛苦、忧愁，让我们失去依托，让我们失去生命，让我们失去从前的美好记忆。”[5]在这里，让主人公“我”刻骨铭心的并不单单是逝去了的青春岁月的某一侧面，不单是与齐明、刘军、黄力、冯苹、江彤、林雪等同伴们一起度过的日子，而是它的全体，作为永不能复原、回返的生命的一部分。青春的逝去导致同伴们的离去，连他们的影子也消失在“我”的脑海中，这使主人公痛惜不已，这使他怀疑宝贵的纯真是否也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巨大的失落感从头至尾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萦回。
这种感怀与追想人们并不陌生。人们津津乐道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便是同一性质的尝试。这部煌煌七大卷的巨著堪称是人类回忆的一座巨厦，它对人类内在绵延的记忆之河作了前所未有的展示，在与遗忘持续不断的抗争中，搜集着记忆弥可珍贵的残片碎屑，以此确证自我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饲养在城市的我们》在对记忆探索的规模和广度上与《追忆逝水年华》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同样是对遗忘的抵抗。在丁天的作品中，青春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祗的地位，它包孕了生活中最珍贵的财宝，允诺着最璀璨的前景，值得人们以全部的热血甚至生命来膜拜祭献。在主人公的叙述中，昔日的青春生活与当今浑浑噩噩的成人世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作品的全文中，对当今生活的描绘不仅所占的篇幅很少，而且显得乏味无趣，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灿烂的青春岁月的滑稽模仿。然而，令作者感叹不已的是，青春毕竟是逝去了，这集中体现在当年朝夕相处的伙伴不同的命运遭际上：刘军在流氓斗殴中死去，齐明因盗窃入狱，由此葬送了前程，“我”与恋人林雪分道扬镳，高考落榜沦为无业游民，而黄力则发了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丁天凝望的那条记忆之河泛起的是无数绚美的泡沫，它晶莹剔透，但又一戳即破。因而，《饲养在城市的我们》成了一曲对青春岁月无尽的挽歌。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卫慧、丁天等人对青春生活的展示是对以往传统的青春叙事话语的一次颇具巅覆性的重写。自50年代起，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革命意识形态孵化出了独特的青春叙述方式：它将青春定义为个体为了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而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被限定于为了未来美丽的新世界而不懈地努力、奋斗，青春期的种种骚动、不安以其潜在的种种危险理所当然地成了调控、操纵和压制的对象。因此，青春便成了一次在神圣的名义下近乎自我阉割的残酷的修炼，一切与远大的目标、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冲动，必须加以无情的压制和有效的移置。王蒙写于50年代的《青春万岁》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那是一部产生于50年代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作品，作者主观上无疑是要真诚地展示那一群少男少女的生活，但由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他们青春生活的全景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很多真实的生活侧面被省略，遮蔽，悬置，直至一笔勾消。
到了80年代，文学创作中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霸权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新启蒙主义”。在此契机下，文学创作中的青春叙事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丰富多采的青春不再局囿于僵死的教条，和前一时期的作品相比，它较为真实地展现了青春生命特有的骚动不宁。刘索拉的《无主题变奏》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以音乐学院学生孟野、森森、李鸣等人骚动不宁的生活为主线，展示了青春生活特有的风景线。青春的热情与冲动驱使着他们不再愿墨守成规，勇敢地探索，力图在音乐创作上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无庸置疑的是，尽管他们狂放不羁，但他们的心目中还有着一种执着的理想，世界对他们来说也有着一种确定的终极意义，这一点在篇末提及的莫扎特“清新而健全、充满了阳光的音响”清晰地体现了出来[6]。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新启蒙主义”也是一种有着特定价值取向的话语。作为一种现代性方案，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是它主要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在启蒙话语主导下的青春叙事尽管在具体的语词运用上与前一种青春叙事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结构和功能有着相通之处。实际上，它是用自由、民主、进步取代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乌托邦理想，但它又使自己允诺的民主、自由成了一种新的乌托邦。
也正是在这里，卫慧、丁天等七十年代作家青春叙事的靓丽之处凸现了出来。如上所述，在他们的青春叙事中，原先由革命和启蒙话语所设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意义被抽空了，他们的主人公置身于茫茫的沙漠之中，那里终年刮着干燥的风，没有美丽的地平线，没有令人如醉如痴的园苑，有的最多的则是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对于这种情形，法国作家加缪曾这样描述过：“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是限于我们预先设定的种种表象和轮廓，而从此，我们就丧失了这种方法的力量。”[7]在艾夏、“我”和周围小伙伴的成长历程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色彩被稀释到最低限度，青春不再是个体生命为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目标而奋斗的预备阶段，不再是将狂乱不羁的生理冲动剔除殆尽的一群乖孩子的成长历程，也不再是获得健全完美人格、个性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梯，青春就是青春，它有其特有的甜美芬芳，也有其特有的酷烈狂暴。如果说先前叙事中的革命或启蒙的话语为青春预设了一个价值目标，将青春转换成了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到了这些七十年代作家笔下，充溢着整部作品的是本能的冲动和躁动不安的狂潮。应该说，卫慧、丁天等人剥除了各种先人的成见，还青春以其本来的真面目，大胆、坦诚而富有激情地叙述了他们这一代人（自然包括他们本人）的青春岁月，叙述了他们的挣扎奋斗，从而为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录。
历史的囚徒
不少七十年代作家以在都市边缘挣扎的“新人类”为重要表现对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以酒吧、舞厅为核心场所展开的狂放不羁的性爱行为和其他肉体的狂欢充溢在字里行间，占据了惹人注目的前景位置。而他们对时间——空间关系的处理与前代作家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出深度时间被抽空、瓦解的特性。先来看一下卫慧如下的一段文字：
我住在上海，这是个美得不一样的城市，像个巨大而秘密的花园，有种形而上的迷光。这个城市有着租界时期留下来的欧式洋房，成排成荫的悬铃木，像UFO般摩登的现代建筑，植根于平实聪明的市井生活里的优越感，和一群与这城市相克相生的艳妆人。
这群人在夜晚闪闪发亮，像从地层浮现的蓝色宝石，具有敏感而不可靠的美。正是这群人点缀着现代城市生活时髦、前卫、浮躁、无根的一个层面，组成独特而不容忽略的一个部落。[8]
这是对卫慧等人作品背景的真切写照。通过辩析，可以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空间的结构。尽管卫慧在动情地描述上海时提到了租界时期，这好像显示出她并没有将历史的维度遗忘，但上海的历史在她的文本中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怀旧的炫耀，一种时髦的装点，一种可供人消费的文化符号。在她的作品中被置于前景的无疑是90年代城市风景线中的红男绿女，所谓的“派对动物”。他们在都市欲望的潮汐中漾动，在他们的意识中，时间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空间性的现在时。棉棉的《糖》在叙事的时间跨度上稍许长些，女主人公与赛宁绝望而狂乱的情爱经历了一个从如火如荼的高潮到疲乏耗尽的过程，但从作品总体而言，它展现的依旧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现在时。
这种对时间——空间关系的处理与七十年代作家青春叙事的特性有很大的关联。在通常的情形下，青春叙事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几年，人物在这几年中历尽沧桑，尝遍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同时，这也和这些年轻作家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有意无意地只关注自身生命成长的那一刻，暂时没有多大兴趣去关注隐隐制约着笼罩一切的“永恒的现在”背后的各种纠结交叉的历史性因素。他们的这一姿态昭示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信念，仿佛这个世界从来便是这样，也将永远这样。以这样一种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非历史化姿态，他们似乎也成功地逃脱了历史的羁绊与束缚。
然而，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历史终究无法逃避。七十年代作家消解历史的姿态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历史诡计的表证：在他们竭力淡化历史、逃脱历史的那一刻，他们被更深更牢地镶嵌在了历史的柜架内。他们的文本在常人眼里尽管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场景、事件，但终究无法褪尽历史的气息，它们本身便是各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以谱系学方法对肉体与辩证法的展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肉体——以及所有深入肉体的东西，食物、气候、土地……就像肉体产生欲望、衰弱以及过失一样，我们还可以在它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这些事件同样在肉体中相互连结、间或倾轧，也会相互解散、相互争斗、相互消解，追逐着不可克服的冲突。”[9]
在《艾夏》、《像卫慧那样疯狂》、《糖》、《饲养在城市的我们》等作品中，在肉体的骚动、碰撞、扭动、疯巅、狂欢中，我们可以识别出历史的烙印：它是以革命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个禁欲时代终结的表证，也是一个已经到来的纵欲时代最鲜明的标记。禁欲年代被压制、移置的欲望日积月累，一旦外部的禁锢稍稍松动，便喷薄而出，幻成蔚为壮观的奇景。的确，在这些作品自身的叙述结构中，历史已悄然退隐，人们无法从文本里获知那“永恒的现在”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但在文本的纤维组织和缝隙间，人们分明又察觉到历史巨大的触角，瞥见禁欲的过去与纵欲的当下的链接。一些作品中感官意味十足的末世狂欢景象正是由于历史潜在的背景才得以成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七十年代作家试图以消解时间深度的青春叙事逃脱历史的羁绊时，他们本身（包括肉体）却成了历史不折不扣的囚徒。
[收稿日期]2001-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