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重大思想现实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党政领导干部论文,现实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作出了《决定》，但是《决定》不能代替行动，当前党在执政能力上到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加强哪些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什么？怎样认识和切实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前迫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也是党政领导干部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思想现实问题。
一、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执政能力问题
最近有关部门完成一项问卷调查，在受访的县级以上干部中，66.9％的人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58.1％的人表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较弱，表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不强的，分别占35.7％、43.4％和19.9％。（注：《法制晚报》2004年9月27日。）这一调查结果虽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党的执政能力状况，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执政能力存在着下列主要问题。
一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高，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不善学习，缺乏市场、经济、金融、法律、现代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仍然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对经济工作进行直接、微观管理。为政一方，但不熟悉本地情况，不了解市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改革和发展心中无数，因而缺乏发展思路，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缺乏有效办法。
二是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观念淡薄。一些党员干部不能很好地摆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自以为成了家长，还要什么群众参与、人民当家作主？还要什么政务公开，群众监督？遇事往往凭个人意志办事，家长作风甚浓。他们认为人民群众素质低，能力差，所以百般“放心不下”，习惯了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有的党员干部甚至成了土皇帝，暴力执法，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老百姓。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党员干部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发展规划、人事任免、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事项等都处于半透明甚至不透明状态。
三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有限。在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呈中，一些党员干部自身分辨不清先进与落后，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能力，所以往往陷入了迷茫状态。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环境，对文化建设无所适从，只能随波逐流。
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与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知之甚少；在应对复杂局面方面，往往是心存顾虑，面对突发事件，墨守成规，按部就班，持等待观望态度，缺乏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五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仍然存在。据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仅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的13.2％至16.8％之间，这笔巨额财产相当一部分流入腐败分子手中，对社会对执政党都带来很大影响。（注：黄明哲《关于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竞争力的思考》，《理论前沿》2005年第1期。）
六是在现有的执政体制下仍大量存在着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社会管理内部职位重叠、职能不清的现象，党的权力过分集中。在政权组织内部关系上，虽然宪法和法律规定政府机关、司法机关要向权力机关负责，但由于权力机关职能不能充分行使，行政机关一定程度上对党的机关负责。如长期以来人大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处于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况，便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上，党过分插手社会管理事务。目前我国的群团组织大多属于准政治性半官方组织，而由居民主动建立的民间组织的发育不够充分，力量也不够壮大。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事权不分，上级部门干涉甚至代替下级部门的某些工作；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及推荐国家干部的法律程序、机制不健全；在很多情况下，党委的方针政策或红头文件还会凌驾国家的法律之上；在党委内部还存在着书记碰头会取代常委会，常委会代替全委会的现象，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小事都由“一把手”来决定。结果，一级党委的执政能力系于一两个主要领导人身上。
党的执政能力上存在的上述一些问题，已经造成了党的执政资源的流失，加大了党的执政成本，削弱了党的执政地位。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表明了党中央的清醒，广大党员干部对下述问题也非常关注：
1.“党的执政能力”的涵义是什么？是否就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能力？
2.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是什么？是不是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具备“五种能力”？
3.造成党的执政能力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4.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途径有哪些？
二、党的执政能力出现问题的原因
党的执政能力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扭曲，是其主观原因。一些党员干部随着权力的扩大、官职的升高，逐渐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家财产，不是用这些权力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私利。有人将官职等同于地位，将做官放在第一位，把升官看得高于一切，热衷于搞表演秀、花架子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人不惜背离道德、违反纪律、钻制度的空子，跑官要官，个别人甚至发展到蔑视、践踏法律，行贿买官，雇凶杀人。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虽已认识到在新形势下转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性，但由于担心手中的权力一经改变就会指挥不灵，生怕丧失“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导致“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本领恐慌症”，很多时候是好心办坏事。
客观原因是权力的监督体制存在着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包括党内监督、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在内的一整套权力监督体制。这套监督体制对我党实践党的宗旨、保证权力为人民所用、有效预防及遏制腐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在党内监督方面，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但收效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是制定制度和相关政策的时间滞后；二是制度和政策在执行上缺乏严肃性；三是有些制度和政策的内容缺乏超前性和预防性，很难发挥制度的制约作用。在国家监督方面，目前人大监督还存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备、监督独立性不够、人事任免权不到位、监督主体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在社会监督方面，主要是社会监督广泛性、批评性和灵活性等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对确保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为政清廉、遵纪守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当前我国权力监督机制时常出现不协调，不同监督系统互相摩擦，多头监督，重复监督以及出现权力监督的“空白区”，降低了监督效率，出现了社会浪费。
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执政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对计划经济年代传统执政体制的调整和改进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具体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战争环境中党政关系运行方式的影响。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革命的政党，面对推翻“三座大山”的繁重艰巨的历史使命和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使我党不可能按照正常的和平时期的政治运行规律来构建其领导体制。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党在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执政体制无疑会带有战争年代革命体制的痕迹；二是苏联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影响。邓小平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有关。三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强度的政治运动动员方式的影响。计划经济属性客观上要求集中权力，特别是我国生产力尚处在落后的状态，实行计划经济，对这种要求就更加迫切。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政治动员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各种原因，经济发展遇到各种困难，社会民间组织及公民等民间力量也发育十分缓慢，在经济无法为社会持续发展提供足够动力的条件下，政治动员这一推动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强化了，从而继续运用了革命时期高强度的政治运动手段进行经济动员，发展经济。而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决定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因此，政治运动动员的功能及内在规定性，强化了执政党代替政权行使职权的状态。
现实原因。世纪之交的中国，从国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已代替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法制国家建设进程加快，法治政治正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人治”特征的政治形态；人们的人权思想、权利意识等法治文化观念日益普及；社会民间组织及公民等民间力量在迅速增长，政治运动动员已经基本实现向经济动员的转型；今日的中国更加开放，并同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态势日益明显；世界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激烈综合国力竞争提出严峻挑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世界格局正在调整变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来讲是一柄双刃剑，世界多极化对我国来讲是机遇又是挑战，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世界格局调整变迁蕴涵着机遇和考验。在国内国际局势剧烈变动面前，其在内容和形式上仍带有一定程度的传统执政体制的历史痕迹，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由于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变得间接、客观，由直接指挥变成了政策引导，这使得我们党在长期领导过程中形成的那套老办法派不上用场，失去了作用。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原则和对策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综合进行，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重视执政理念建设。执政理念，就是执政党关于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问题的理论和观念体系，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执政党的性质、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是一切执政理论的本质与核心，贯穿于执政思想与执政实践的方方面面。执政理念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基础。因为共产党能否“执好政”、能不能“长期执政”，关键在于共产党有没有执政的本领。而执政的本领只有执政理念的正确指引才能用对地方。执政理念决定执政能力作用的性质与方向，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本领，而是因为其本领和才能用错了地方，成了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的工具。所以说执政理念的重要性说到底，就是从根本上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具有合法性。
对执政理念的淡漠和麻木，已经成为党内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党经历了50多年的执政历程，至今才对执政理念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和清楚表达。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作为党执政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才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个字鲜明提出，从执政理念上解决了“为谁执政”的问题。在这一核心理念指引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对“如何执政”有了明晰的认识和概括。目前，这些执政理念还未被全党充分认识、理解和真正贯彻落实。一方面，对执政理念的理论研究十分薄弱；执政理念应当是一个在核心价值理念指导下的包含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若干理念的体系，但至今这个体系仍未完全形成；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干部和党员，对什么是党的执政理念、如何坚持党的执政理念，认识上不十分清楚，思想上也没有重视。对这一理念更多的是挂在口头上，摆在文件中，与实际工作不沾边。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解决不力，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加强党的执政理念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内容。首先，要高度重视执政理念建设，明确将执政理念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其次，要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对执政理念建设提出明确的要求，作出科学的部署和安排，使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执政合法性意识；第三，要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加强执政理念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其次，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我们讲“党的执政能力”，但党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中央的任务是制定总的要求，决定宏观的政治体制架构、对全党进行领导和管理等；部门和基层则应该根据中央要求、结合具体情况找到本部门、本地区执政能力建设的着力点，薄弱的要加强，不足的要补上，不会的要尽快学习掌握，全党上下形成合力，才能达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总目标。
党的领导制度是否科学、领导体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和领导水平的提升，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保证。如果说注重制度建设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整个建设来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那么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制度建设则变的更加尖锐和紧迫起来。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曾经历了“政党指挥型”、“政党取代型”两种执政模式，现正向“政党引导型”转变。“政党引导型”强调党组织与政权机关职能的分工，重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提倡依法治国，主张对重大问题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形成党的主张，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种执政方式为经济的发展、民主的增长、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当前，要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以党政职能为基础的依法执政模式。
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执政党执掌政权的体制和行为的法律，完成从“领导党”向“领导与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了“领导党”的角色，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成为了集领导权与执政权双重角色为一身的新型执政党。而领导党的领导权与执政党的执政权在权力的性质、来源、权能和范围上是有差别的：从权力的性质和来源看，前者主要依靠非权力的力量发挥作用，后者来源于社会公民经过法定程序所授予；从权力的权能来看，领导权一般不带有强制性，执政权则是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普遍的约束力；从权力的范围来看，执政党的权力范围主要限于人大和政府（包括行政、司法和军事工作），而领导党的权力范围包括的国家政治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因此，应当按照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角色于一身的要求，尽快完善规范执政党执政体制、行为和党政运行关系的法律，对共产党的地位、职权、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及执法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根据党政不同职能，进一步完善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机制，首先，要加强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其次，探索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机制，党对政府的领导应具体体现在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这个中间环节，通过政府执行法律的监督，通过法定程序推荐政府组成人员和重要干部；再次，探索党组织与司法机制的关系机制。司法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在履行法治过程中应该充分注意改善司法环境，建立健全相互配合和制约的、高效运转的司法体制。
三是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各监督系统的职责、权限，按照科学、合理、高效的原则尽可能地从立法、制度上明确划分各监督机关的职责、权限，使职责与权限相一致，使各监督系统相互很好地衔接；进一步明确各监督系统中各个层次的职责、权限，特别是对一些滥用职权的违法违纪案件要按分级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监督责任制；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各监督系统的统一领导与协调，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的优势。
再次，以勤奋学习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展持续不断的学习活动，以勤奋学习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可以说是一个时效更长、成本更低、针对性更强的一种方式。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学习的。每当革命和建设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全党面临新形势和任务的时候，更是特别强调加强学习。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提高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本领。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学习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只有死路一条，必然被时代所淘汰。我们党要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必须把最先进最能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落实在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实践中。
当前学习的重点是学理论、学经济、学科学。学理论重点是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我们的领导者，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通过学习，首先解决“立党为公”的问题。学经济的重点是深刻把握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本质要求。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通过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来实现的。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熟悉市场经济的一般知识，率先掌握和通晓市场经济的ABC，这样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学科学的重点是增长才干。作为知识型的领导干部，要求我们掌握或知晓管理知识、外语、信息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公共政策等业务知识，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反之，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成了现代科技的“科盲”，那就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更谈不上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了。
提高执政能力，要在干中学。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应该分为对全党干部的总的要求、对不同部门领导干部的要求及对地方领导干部的具体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五种能力是针对全党的，是管总的要求，但具体到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则应当结合实际提出执政能力的具体要求。如边疆地区的领导干部，应当将维护稳定、反对分裂、处理好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能力放在首位；文教战线的领导干部则应将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放在首位，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大胆创新。一是理论创新，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使执政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只能使执政党走向腐败衰亡。二是制度创新，特别是干部制度创新，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认真实施民主选举制度；在干部管理上全面推广实施任期制；在干部管理的具体环节不断进行程序性创新；在干部管理的各种制度规范的系统化上进行不断创新。
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我党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党的领导干部要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苏东剧变后，现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非常重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注意代表、反映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古巴共产党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到基层视察的制度，古巴党政官员没有统一的集中住宅区，各级领导都要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和公益劳动。老挝人民革命党明确规定，包括党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三次，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地方开展工作。西方政党由于多党制所制约，联系选民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西班牙人民党的议员也定期和选民见面，聆听选民的要求，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德国基社盟的州议员规定哪里有民众就必须出现在哪里，让尽量多的民众熟悉该党候选人的面孔。许多党还利用因特网作为党内及党与选民沟通的“平台”，使党与选民能够在网上进行方便、快捷的大范围交流。要提高执政能力，这些联系群众的方式和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