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的经济学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条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大萧条无疑是20世纪经济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件。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自大萧条爆发以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其的研究就从未中断，直到今天，仍是一项吸引各领域学者倾力研究的永恒课题。
狭义的大萧条，是指1929-1933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广义的大萧条，是指1929年爆发于美国，并于20世纪30年代横扫整个欧美国家的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的基本史实是十分清楚的，但事实本身并不会自动形成任何理论。在各种对大萧条进行的研究中，以经济学家的研究最为透彻，理论最为精彩纷呈，解读也最为针锋相对。并且，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现任美联储主席Ben S.Bernanke(2000)所说：“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自大萧条爆发至今，经济学家对其的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一阶段关于大萧条研究的主要特点是：(1)关注美国本身的大萧条；(2)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种理论解读双峰并峙；(3)重在理论体系构建，对细节未予过多关注；(4)重心在于解释大萧条爆发的原因。
该阶段对大萧条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Irving Fisher,John M.Keynes,Alvin Hansen,Milton Friedman,Anna J.Schwartz,Charles P.Kindleberger,Peter Temin等。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关于大萧条研究的主要特点是：(1)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来研究大萧条，而不仅仅关注美国，突出表现为对金本位制的关注；(2)在理论流派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针锋相对的色彩有所淡化；(3)更加注重从细节方面入手对大萧条进行解读，不再热衷于宏大的理论构建。
该阶段对大萧条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有：Ben S.Bernanke,Christina D.Romer,Barry Eichengreen,E.U.Choudhri,L.A.Kochin,Jeffrey Sachs,Stephen G.Cecchetti,Peter Temin等。
上述两阶段的划分标准，主要依据是大萧条研究范围的不同，第一阶段主要侧重于对美国的研究，第二阶段则将视野放宽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然，前后两个阶段并非是割裂的，其研究主题也多有共同之处，且上述经济学家的贡献也并非只局限于某一阶段。
二、围绕大萧条爆发原因的争论
大萧条为什么会爆发？这是研究大萧条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划分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的标准之一。对该问题给出不同回答的主要理论流派有：债务通缩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人为制造的繁荣的必然结果”。从而，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必须到股市崩盘之前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到20世纪20年代人为制造的繁荣中去寻找。奥地利学派认为，之前过度的信贷膨胀和过度投资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大萧条的根源所在。另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Ohanian，在其独自及与Cole合作的一系列研究大萧条的论文中，从总供给角度入手，通过大规模的计量经济模型得出了与货币主义解读和凯恩斯主义解读均不相同的解读。在Ohanian看来，生产率的冲击才是导致大萧条最重要的原因，而货币供给量下降只能解释1/3的大萧条。并且，Ohanian的研究不仅否认了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也同样否认了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解读。Irving Fisher于1932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一书和1933年发表的《关于大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极有影响力的“债务通缩理论”。不过，在对大萧条的解读当中，债务通缩理论已被部分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吸收。
在各种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理论解读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最为激烈的也当属这两个流派。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Ohanian和Cole，则提出了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的解读：不是从总需求而是从总供给入手，认为大萧条期间生产率的下降才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1.凯恩斯主义类型的解读。凯恩斯主义类型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解读可以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上述链条中的“？”表示导致自发支出减少的因素，可以是自发投资支出减少，也可以是自发消费支出减少。凡是认为自发支出减少导致大萧条的，可以视为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类型”解读。
Keynes本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投资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不足的原因有二，一是股市崩盘前长期的高利贷投资产生的遏制效应，二是股市崩盘造成了资本的撤资。长期的高利贷投资一方面使利率居高不下，一方面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整个宏观经济进入“流动性陷阱”；资本的撤资通过传递机制导致了更多资本的撤出。
被誉为“美国凯恩斯”的经济学家Alvin Hansen于1941年出版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一书。Hansen(1968)认为，经济中的周期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真实投资率变动决定的主周期，二是由建筑投资变动决定的建筑周期。根据美国的经验，Hansen指出主周期的长度一般为8年左右，而建筑周期的长度一般为17-18年左右。如主周期处于萧条期，而建筑周期处于繁荣期，那么二者叠加的结果将使经济走出萧条；反过来，如建筑周期处于萧条期，即便主周期处于繁荣期，也难以使经济走出萧条。Hansen运用美国在大萧条时的投资数据表明，美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周期达到了一个顶峰，随后建筑业投资在1928-1929年出现了急剧下降，进入了萧条期；而不幸的是，主周期在这时也处于萧条期，两个周期的萧条期的相互叠加，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与Keynes一样，Hansen也强调了投资支出的下降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但Hansen强调的是建筑业投资支出的大幅下降。在Hansen看来，消费支出的下降在大萧条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投资支出特别是建筑业投资支出的下降。
Keynes发表《通论》40年后的1976年，经济史学家Peter Temin出版《货币因素导致了大萧条吗？》一书，对大萧条进行了全新的、凯恩斯主义的解读。在Temin(1976)看来，Keynes本人及后来的Hansen等人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投资支出的减少引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1929-1930年间投资支出的下降幅度并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另外，他认为Friedman & Schwartz的货币主义解读也站不住脚，理由是这种解释实际上并没有表明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的方程式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货币存量下降是大萧条的结果而非原因。于是，总需求的减少，自然就被归为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但是，消费支出为何会自发减少呢？Temin在考察了诸如股市崩盘导致公众消费预期降低、个人财富缩水、农业收入减少等各种说法之外，认为这些理由都不充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是无法解释的。因此，Temin对大萧条的解读可概括为：无法解释的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导致了有效需求的减少，同时导致货币存量减少，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因而引发了大萧条。
Keynes，Hansen以及Temin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解释，均可视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解读，但彼此并不完全相同。Keynes本人以及Hansen等人的解读，强调的是投资支出的自发减少，而Temin强调的是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这是Temin的独到之处。
2.货币主义类型的解读。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货币主义”解读，可以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需要指出的是，该逻辑链条的开端和中间的“？”部分，都可以延长和填充许多内容，但只要其核心关系“货币量减少——大萧条”维持不变的顺序，我们就将其归为“货币主义类型”解读。
Milton Friedman对大萧条的解读，突出体现在其与Anna J.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第七章当中。当然在其他著作和其他场合，Friedman也曾多次表述过他对大萧条的看法，但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表述得最为完整和透彻。
Friedman(2009)对大萧条总的看法是：1929年的股市暴跌，引发了经济衰退；但随后美联储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大幅下降，由此使得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大萧条。大萧条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均应归咎于美联储的错误决策。换言之，如果美联储能够保持正常的货币供给，那么就不会发生大萧条。正如Friedman(2001，P.452)所说，“大萧条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像凯恩斯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政策无效性的证据。”
对于1929年10月的股市暴跌，Friedman认为其并未对货币存量的减少造成太大的影响，其影响完全可以由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来刻画，从1929年到1930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13%。但是Friedman & Schwartz(2009，PP.212—216)指出，一般在经济萧条时，都会有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如在1907-1908年下降了10%，在1913-1914年下降了13%，在1920-1921年下降了15%。Friedman的意思是，既然1929年股市暴跌的影响完全可以表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那么美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经历过类似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但却并未引发大萧条，所以，股市暴跌并不是引发大萧条的原因。
Friedman(2009)认为，1930年10月到1933年的三次银行倒闭风潮，导致货币存量和货币乘数急剧下降。银行倒闭使得公众失去了对银行偿付存款能力的信心，由此导致存款——通货比率下降，同时，银行失去了对公众持有银行存款的信心，由此导致存款——准备金比率大幅下降。而美联储不仅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向银行提供流动性，反而于1931年10月提高贴现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货币存量的下降，使得一次衰退最终演变为大萧条。Friedman & Schwartz(2009，P.248)指出，银行倒闭一方面使所有者和储户的资本遭受了损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引起货币存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因此，在Friedman看来，货币供给量的下降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货币供给量下降是“因”，实际产出下降是“果”。这种货币主义的观点与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实际支出(消费及投资)的自发下降是“因”，而货币量的下降是“果”。
应当指出，Friedman和Schwarz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对股市暴跌的影响所做的解读，并非没有批评者。从以上论证过程来看，Friedman对股市暴跌的影响所做的解读，似有粗糙之嫌，仅仅把其后果刻画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稍嫌不够严密。
时隔多年之后，Friedman认为《美国货币史》一书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和润色，如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部分(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大萧条研究强调的“国际”因素)。在一次访谈中，Friedman特别提到一本著作，即曾任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的Emile Moreau所写的备忘录。①Friedman表示，在写作《美国货币史》一书之前曾读过该书的法文版，但由于不是母语，理解得不是很透彻。多年之后他再次阅读英译本，发现在导致大萧条这一问题上，之前对美国自身倾注了过多的关注，而忽略了法国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如若重写《美国货币史》一书，他的结论将是：美国和法国联合作用导致了世界范围的萧条。
由此，Friedman对大萧条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美联储的错误政策 货币量减少 大萧条
现任美联储主席Ben S.Bernanke总体上认可Friedman & Schwartz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货币主义解读，即货币量的下降是导致大萧条爆发的原因。但Bernanke(2000)认为，就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领域和总产出之间的联系而言，Friedman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不是一个完整的解读；认为其不仅无法解释持续的货币非中性(non-neutrality)，并且从数量上不足以解释产出下降的幅度。Friedman将大萧条的爆发归咎于美联储未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其逻辑结论是，如果美联储及时增加货币供给，那么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对此，Bernanke似乎并不认同。这就涉及到他本人提出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
Bernanke(2000)认为，大萧条期间爆发的银行业危机，直接导致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贷中介成本上升，即金融机构很难甄别哪些贷款人具有良好的资质，从而导致放贷意愿降低。信贷中介成本上升，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中的产出水平。一方面，潜在的借款者得不到资金从事生产活动，减少了总供给；另一方面，信贷成本的上升，使得潜在消费者将推迟消费，潜在的投资者减少投资，减少了总需求。对给定的无风险利率，信贷中介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对当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意味着更低的总产出和无风险利率，而低产出、低利率正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②因此，从Bernanke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大萧条当中货币量的下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美联储未能增加货币供给(与Friedman的经典解读相同)，二是信贷中介成本上升导致的放贷意愿下降。也就是说，Bernanke认为美联储不增加货币供给，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即便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也未必能保证大萧条不发生，因为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充其量只能保证银行手中有资金，但银行愿不愿放贷出去进而增加经济中的货币量，就不是美联储能左右的了。
在“货币量减少——大萧条”的逻辑链条中，Bernanke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对“货币量减少”之前的环节给出了不同于Friedman的另一种解释。由此，Bernanke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Stephen G.Cecchetti(1998)对“货币量减少——大萧条”的中间环节给予了进一步的充实。他提出了一种对大萧条的“非资本化”(decapitalization)理论，其理论可概括如下：其一，由于通货紧缩被预期到了，从而事前的(ex ante)真实利率升高，利率的升高导致投资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总产出)的下降；其二，通货紧缩导致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即债务人的偿债成本上升，故贷款需求(不论是投资信贷还是消费信贷)减少，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总产出)的下降；其三，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故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总供给(总产出)的下降。
而通货紧缩的发生，源于货币存量的减少，货币存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包括美联储)的认知水平未能区分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和总量货币。政策制订者过于关注基础货币的后果便是，未能有效地运用手中的政策工具(如贴现放贷)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未能防止货币存量的减少和通货紧缩的发生。Cecchetti指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率平均达10%，这意味着实际利率至少是10%，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所以这对投资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真实利率如此之高，所以货币的本质就变了，于是整个经济开始“非资本化”。
所以，极度通货紧缩的后果是，随着真实利率的上升，任何投资都变得无利可图，货币本身成了最值得持有的“资产”。货币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交易媒介退化为价值储藏的手段，不再参与资本形成，从而整个经济开始经历“非资本化”的过程。
Cecchetti(Parker，2007)总体上认可Friedman & Schwartz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其与正统货币主义的区别之处主要有二，一是比较强调利率的作用，二是强调“债务通缩”机制。Cecchetti(1998)指出，如果没有通货紧缩，就不会有债务通缩，因此这是一个货币现象。而预期到的通货紧缩，导致了事前的(ex ante)高真实利率，通货紧缩导致了债务通缩，通货紧缩导致了高关税，通货紧缩和金本位中的不对称使得美国和法国从全世界汲取黄金，并且通货紧缩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升。因此，通货紧缩是理解大萧条的关键所在。Cecchetti认为，如果没有通货紧缩，债务通缩以至大萧条就不会发生；而通货紧缩，又是因货币存量的下降导致的。因此，整个大萧条归根到底就是由货币因素导致的。所以在这方面，Friedman & Schwartz的解读是站得住脚的。
由此，Cecchetti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3.真实经济周期学派对大萧条的解读。Cole & Ohanian(1999)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大萧条时期的基本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消费、投资、劳动力供给等对经济的冲击加以分析，并对各种冲击对大萧条的贡献率加以量化。他们的研究发现，1929-1933年间的各种冲击虽然均为负面影响，但其中尤以生产率冲击最为严重，大萧条期间的生产率下降了40%。直至1936年，生产率才回归到长期趋势水平。根据模型对冲击所做的分析表明，1933年之后，经济中的货币量迅速回升，银行业危机也停止了，但是，1936年的就业率仍低于正常水平27个百分点，且直到1939年仍低于正常水平21个百分点。1933年之后本应迎来经济复苏，因为在1933年之后生产率大幅提高了，金本位约束也不复存在，但是经济却并未及时复苏。Cole & Ohanian把经济未能及时从萧条中复苏的原因归结为罗斯福“新政”中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933年的《国家产业复兴法案》。他们认为该法案使得工资水平居高不下，从而导致整个20世纪30年代就业不足、产出下降，其结果是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
Cole & Ohanian(2004)在另一篇论文中，采用月度价格和工资数据，进一步分析了罗斯福新政期间所采取的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新政的政策出台后，相对价格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要比完全竞争情况下高出30%。换言之，新政出台的政策妨碍了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使得本应及时复苏的经济继续处于萧条之中。
Cole & Ohanian的研究并不完全否认货币金融因素在引发大萧条方面所起的作用，但认为货币因素只能解释30%的大萧条，更重要的因素是生产率的下降。对于“真实经济周期学派”对大萧条的研究结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并不认同。主流的结论仍是从总需求角度对大萧条进行解释，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类型还是货币主义类型。但是，Cole & Ohanian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关于大萧条的“总供给之谜”。
三、围绕金本位制在大萧条中扮演角色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突出特点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跳出单单研究美国的狭隘视角，而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入手研究大萧条，表现为对金本位制在大萧条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和研究；另一方面，在货币因素导致大萧条这一逻辑链条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取得了共识。
1.大萧条研究国际视角的开启者：Charles P.Kindleberger。最早从国际因素入手对大萧条进行解读的经济学家当数Charles P.Kindleberger。其后，Temin，Eichengreen，Bernanke等纷纷从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如金本位、国际比较等角度出发对大萧条进行解读。可以说，Kindleberger是开此先河的经济学家。
在Kindleberger(2011)看来，导致先前市场过度繁荣的原因是“狂热”，这集中体现在其著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当中。与其他经济学家相比，Kindleberger首先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因此其对历史细节的掌握十分全面，这一方面使其能够从更广阔的历史中审读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但另一方面也妨碍了其理论构建。从其对“狂热”的强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Kindleberger眼中，经济过热、经济危机都是无法避免的，虽然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但个体理性并不意味着集体疯狂不会出现，由于“合成谬误”的存在，个体理性也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凯恩斯主义所谓的“动物精神”暗合，因此Kindleberger极为推崇Hyman P.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这与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恰成对照，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若非政府的错误政策，经济本身不会如此不稳定，不会如此大起大落。
而关于大萧条持续的时间之久、程度之深、范围之广，Kindleberger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缺少一个国际上的“最后贷款人”。在其名著《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第十四章中，Kindleberger(1973)指出，爆发于1929年的大萧条，之所以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如此之长，是因为当时国际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即英国无能力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美国有能力却不愿承担这一角色。Kindleberger认为，整个19世纪至1913年一战爆发前，英国都扮演了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经过一战之后，英国已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大萧条时期，如果说英国是“不能”，那么美国就是“不愿”。他指出，当时美国在三个方面均未承担责任：未能为亏本出售的商品提供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未能提供反周期的长期借贷、未能在经济危机中贴现放贷。正是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所以大萧条才会如此深广和漫长。③在其名著《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中，Kindleberger(2011)给出了类似的表述：“1931年的危机中有五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1)英国无力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2)美国不愿扮演这一角色，仅对英国这一‘特殊关系国家’提供了有限的帮助；(3)法国想在奥地利和德国(但没有对英国)达到政治目的；(4)1923年之后德国的妄想狂们决不提通货膨胀问题；(5)小国不承担责任。”④
1980年，Choudhri & Kochin发表《汇率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传递：来自大萧条的证据》一文，标志着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金本位研究视角进入了新的阶段。该文的结论是：在大萧条期间，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对于源自美国的大萧条具有很好的“免疫”能力，而坚守金本位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则受大萧条的影响较为严重。也就是说，金本位制在大萧条的国际传播中扮演了“传递萧条”的角色。随后，Eichengreen & Sachs(1985)进一步肯定了Choudhri & Kochin的研究结论，即到1935年，较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已从大萧条中复苏，而那些仍然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仍处于萧条之中。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各国能协调一致地采取扩大货币供给和货币贬值政策，那么世界经济将整体走出萧条；但如果其他国家并未同时行动，则采取这一政策的国家可能会导致“以邻为壑”效应，将自己的复苏建立在他国萧条的基础之上。
此后，Bernanke，Temin，Eichengreen等对金本位制在大萧条中扮演的角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放弃金本位制和经济复苏二者之间密切相关。Temin在其1989年的著作《来自大萧条的教训》当中，甚至将金本位制视作导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不仅仅将其视作萧条传递机制。
但是，如果放弃金本位制、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就能摆脱萧条的话，就等于反过来承认了Friedman的主张：如果中央银行(美联储)正确地增加货币供给，就能避免大萧条。所以我们说，关于金本位制的研究表明，在货币因素导致大萧条这一逻辑链条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取得了共识，至少无法否定货币因素在大萧条中的作用。
2.围绕金本位制和美联储的争论。由Kindleberger，Choudhri & Kochin开启的金本位视角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美国)为何不放弃金本位制？(2)如果不放弃金本位制，是否中央银行(美联储)就必然无所作为？(3)如果美联储能够放弃金本位，并扩大货币供给量，是否能够避免大萧条？(4)以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央银行(美联储)在大萧条中的作用，究竟算不算“犯错”？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同的经济学家也不尽相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Friedman，Bernanke的观点，其他经济学家如Romer，Cecchetti，Kindleberger的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Friedman(2009)的看法是，虽然一战后美国恢复了金本位制，并不意味着在大萧条中就会必然导致失败，关键在于怎样恢复金本位制。但金本位制照其历史上那样的“恢复”，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没有发挥作用。若美国果真支持恢复金本位，那么就该按照金本位的规则行事，但美国并未这样做。因为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都在积累黄金，若按照金本位的规则，就应该扩大货币供给。换言之，在Friedman看来，大萧条期间的美国，事实上没有坚持金本位制，因为其并未按照黄金储备的增加而增加货币供给；因此若说金本位制束缚住了美联储的手脚使其不能有所作为，是毫无根据的。进一步，Friedman认为，即便美联储要维持金本位制，也不该毫无作为。换言之，金本位制对美联储如何行事、采取何种行动，并不构成任何限制。事实上，与1929年底的时候相比，1932年底美国的黄金储备上升了，这一点在书中(《美国货币史》)已有详尽论述。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了金本位制，开始了走出萧条；如果法国也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那么它也会走出萧条，并且整个世界都会因此受益。但就美国而言，Friedman并不认为坚持金本位就必然导致联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归纳起来，Friedman的观点是：大萧条期间，美国实际上并未坚持金本位制；而美联储当然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如果美联储能够及时增加货币供给，那么就可以避免大萧条；美联储事实上并未这么做，所以即便以当时的情形来看，美联储也是犯了错误。
关于美国当时为何不放弃金本位这一问题，Bernanke(2000)的看法是，一方面，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对美元的压力从未达到非放弃金本位制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大萧条时期的理念认为，坚持金本位、确保通货的黄金价值是经济长期稳定的唯一出路。在萧条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国家都竭尽所能地坚守金本位制，仅当制度性因素如金融危机、银行体系出现问题，或仅当黄金的外部流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才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因此，Bernanke(Parker，2007)认同Temin的观点，即这是一种范式(paradigm)问题，而非在某一范式内部的决策问题，在当时的一整套理念范式当中，不能苛求美国做出放弃金本位制这种属于另一套范式下的决策。因此，对于Friedman在《美国货币史》中将Benjamin Strong之死解释为美联储不作为的重要原因，Bernanke并不认同。在Bernanke(Parker，2007)看来，即便Strong没有去世，从他的认识出发，肯定会力图使金融体系再度正常化：即回到金本位制。
在大萧条期间，美联储确实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再贴现措施来支持银行体系。Bernanke(Parker，2007)认为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曾多次考虑过采取措施，但是担心增加货币供给会加剧外部流失。这就是Walter Bagehot的理论，即处于同时应对内部流失和外部流失的两难境地。宽松的货币和较低的利率确实有助于银行体系维持流动性，但会使金本位面临的压力增大。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当时至少在原则上看到了内外流失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联储或许认为“清盘”是经济复苏的前奏，即必须把20世纪20年代的过剩部分去掉。
归纳起来，Bernanke的观点是：受大萧条时期的整个理论体系、范式的制约，美国不可能放弃金本位；而且美联储也不可能在不放弃金本位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以当时的情形来看，美联储的做法更多的是“无奈”，而不是“错误”；更重要的是，即便美联储当时能够做到及时扩大货币供给，也未必能够避免大萧条，因为除了这一因素，还有“信贷中介成本”问题，只有二者同时作用，才能真正避免大萧条。
Christina D.Romer(2006)在其与Hsieh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即便在金本位制的束缚之下，联储也本可以做得更好。Romer并不认为在坚持金本位的情况下，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相反，联储在金本位制之下，仍然可以采取很多措施，但其并未采取。她认为，美联储之所以要坚守金本位制，在于美国分散的政治权力结构，维持货币量的供给在美联储的权力范围内，但汇率制度却不是联储所能决定的，在这方面是国会的权力所在。因此是否放弃金本位制是一个立法和行政制度架构的问题了。联储未能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经济运行的认识有错误之处。Romer发现，联储之所以在1932年过早地结束了其温和的货币扩张政策，是因为联储认为政策已经收效，如果人们不愿接受资金，进一步扩张货币供给是无用的。而且，各储备银行的意见也难以统一，1932年停止货币扩张政策另一个原因就是各家储备银行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关于金本位制，Kindleberger(Parker，2002)认同Temin，Eichengreen等人关于金本位制是一种萧条的国际传播机制的观点，但并不认为金本位制是一种束缚或“枷锁”，也不认同Temin & Eichengreen等人认为的金本位制本身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之一。换言之，他并不认为在金本位制之下，就无法采取行动，只能被动地等待；并且，关于大萧条的成因，他更强调一系列的“泡沫”的作用(与其“狂热”观点一致)。在Kindleberger看来，危机到来时如大萧条时期，应先由国际最后贷款人向需要流动性的国家注入资金，其后再恢复金本位制不迟。他指出，在1931年，美国和法国确实对英国借贷、为其提供流动性了，只不过程度不够。这与其一贯强调充当最后贷款人就不能“吝啬”(stingy)的观点一致。
在Cecchetti(Parker，2007)看来，金本位制不过是把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说金本位制仅仅是个“传递机制”。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是在积累黄金的，所以即便是在Bernanke，Temin & Eichengreen的金本位解读语境中，美联储仍有可操作的空间。关于美联储在金本位制下的“无奈”说，Cecchetti认为，政府部门的责任不是捍卫金本位捍卫到经济崩溃，而是应当为经济提供储备。这并不需要多么大的动作，其手段仅仅是暂时的贴现放贷，这样整个经济就可以继续运转，或许还能导致轻微的通货膨胀，从而给金本位制施加压力，由此给政府施加压力，促使黄金升值或干脆放弃金本位制。Cecchetti认为，联储之所以不愿放贷，是不想让这些资金流入权益市场，因为政策制订者依据的是真实票据理论(real bills doctrine)，这种理论认为，保证银行系统能够对外放贷，不是中央银行该管的事。
四、小结
欲将经济学家对大萧条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概括在一篇论文中，是不可能的。本文也只能对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文献做一粗略的归纳，篇幅所限，删去了许多枝蔓和细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论。
对大萧条的研究，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经济学研究。历史研究，需要尽可能地挖掘细节，还原真相；经济学研究，需要尽可能地构建理论来对历史进行解释，同时必须对历史进行简化，剔除次要变量提炼出核心变量。大萧条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阶段，重心在理论构建，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对于大萧条的解读都过于简化了，二者最重要的缺陷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因素。更多的一种是先构建起理论，再引用大萧条的史实来佐证自己理论的研究路径，从而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研究方法。不仅是Keynes & Friedman本人，包括Hansen，Temin等人，很难说他们究竟是从史实中发现理论，还是心中先存了理论，之后再去史实中找证据来佐证。但这一阶段的大萧条研究，已经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架构，特别是Friedman & Schwartz的《美国货币史》一书，后来的研究者，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无法绕过这一著作。大萧条经济学研究的第二阶段，重心已不再是理论构建，而是充分挖掘历史细节，考察更多的之前被忽视的变量。特别是国际因素和金本位制的研究视角，使我们对大萧条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者如Temin，Eichengreen，Romer等人，虽然也是经济学家，但史学家的味道似乎更浓一些。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流宏观经济学本身表现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融合的倾向；另一方面，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现实，使得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很难简单地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二选一”。这些特征在现任美联储主席Ben S.Bernanke的理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从Bernanke本人对大萧条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他并不否认Friedman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认为美联储未能及时扩大货币供给量是一种失误(当然他认为大萧条时期的美联储受理念、体制种种范式制约，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单单依靠美联储扩大货币供给是未必奏效的，因为信贷中介成本的上升，即便银行能从美联储那里得到充足的流动性，也未必愿意放贷。在他看来，美联储在萧条期间增加货币供给，是避免萧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Choudhri & Kochin，Eichengreen，Kindleberger等人从国际因素和金本位视角的研究成果，同样并未完全否定Friedman的观点，他们的结论是，美联储未能扩大货币供给量肯定是错误的(尽管是在金本位制下的“无奈”)，但如果没有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单靠一个国家扩大货币供给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注释：
①Parker,R.E.(2002),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P.47,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②Bernanke B.S.(1983),"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in: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PP.41—67,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③Kindleberger,C.P.(1973),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PP.291—29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④[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阿利伯著，朱隽等译：《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五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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