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种发展可能性及我党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三种论文,性及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始终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领导、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无产阶级领导、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无产阶级领导、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后一种可能性已经在中国变成现实。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优势的产物，在未来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既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的可能，又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还有恢复“左”的带有空想性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实质上仍然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因此，具体地分析和清醒地看待中国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对于我们党明智地进行政策选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第一种可能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单向的，但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双向的。由于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既能够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制度，也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各阶级都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展开社会实践活动，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各阶级间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民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两条发展道路的矛盾并未到此结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邓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公有制以外的多种经济成份，总的来说都有资本主义性质。虽然它们处于非主体地位，但也可以转变为主体地位。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个实力正在增长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在社会上迅速地聚敛着财富。当然它们还未形成一个阶级，但是，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如果公有制经济成份，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能顺利地改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能尽快走出困境。如果党中央接受一派人的意见，实行“私有化”政策，把劳动人民创造的数万亿公有资产转变为私人资产，如果私有经济在比重上取得主体地位，并在政治上组成阶级，当这些条件逐步成立时，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就将转变为现实性。
从实际来看，中国国内确实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并几度兴起，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之所以十分强调社会稳定，从战术上讲是针对国内不稳定因素的；从战略上讲则是针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提出来的。他说“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其战略含义就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决不是什么“左”倾观点，而是一种十分清醒的估计。邓小平进一步分析：“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既然存在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那就必然存在着发生新的革命的可能性。再闹一场革命，花去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现有的良性循环就会被打断。邓小平说：“如果中国动乱，……乱到党不起作用，就是个内战局面”。这是对现实中国的发展可能性的一种极其冷峻而严肃的分析。
可见，邓小平在设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抱有充分信心的同时，也怀着深深的战略忧虑，充分估计到了中国继续前进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如果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正确把握中国这只社会主义大船的航舵，在方向路线上发生失误，上述种种“反向”可能性和严重危险，就会在中国转化成现实。
二、第二种可能性：回到依靠阶级斗争的政治和计划体制的经济，仍旧走上“左”的带有空想性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这是比第一种更为严重的发展可能性。邓小平对恢复到“左”的道路上去发出更为严重的警告：“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由此看来，邓小平判断，向“左”走比向右走更具现实可能性，几率更高。
“左”的东西在我党历史上多次发生，使革命和建设遭受很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下了很大的力气重点纠正了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正是在纠“左”的基础上我们才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为什么“左”的东西仍然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使之顾虑重重，疑惑丛生呢？“左”倾思想的产生有多种原因。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看到眼前利益和暂时利益，这种小生产的近视眼光，极易产生“左”的思想。改革开放中，当利益格局发生调整，一部分劳动群众的暂时利益受到限制和损害时，就很容易从“左”的方面看待现行改革，以为现行改革政策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左”的思想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的过分恐惧。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现实中确实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对此必须进行科学分析，保持冷静头脑。如果为了防止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象过去那样采取“左”的方针，不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发展，不搞市场经济，从而使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不但不能防止资本主义道路，反而会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快地蔓延，因为人民不需要这种“低效率”的、空有其名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几率反而会更加增大。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是明证。
当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面临困难，需要改革的时候，不去根据实践的发展转变观念，开拓进取，发展自己，从而战胜资本主义，而是一味地因循守旧，惧怕和躲避资本主义，企图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上去，搞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这是一条脱离当代国际国内实际的道路，只能使社会主义陷入更大的困难。
三、第三种可能性，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到达典型的、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中存在多种可能性，那么，何种可能性是几率最高的现实可能性呢？换句话说，在诸种可能性的竞争中，哪一种可能性占优势地位呢？毫无疑问，与前两种可能性相比较，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的现实可能性是居先占优的。何以见得呢？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形成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加强着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前进的可能性。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最大成果有：经济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及其主导地位；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广泛的统一战线；思想文化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普遍高涨的社会主义信念。这些基本因素是长久起作用的，其历史惯性是极其巨大的。谁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谁就必须废止上述三大成果，即全盘否定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伟大转折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实践活动，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取向的。当有人要求否定历史成果，要求改变中国人民为此而付出动乱、内战、以至一场新的革命代价时，中国人民当然不会答应。这就是在国际条件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中国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诸种可能性相互竞争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占据优势地位的历史根据。
要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不断地占据优势地位，防止其它两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充分发挥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要不断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形成制约腐败的系统力量，保持政权的人民性质，保证人民群众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第三，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战线，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好舆论环境；第四，经济建设要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以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第五，要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一代又一代的干部，造就一支具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积极肯干，廉洁奉公，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队伍；第六，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在重大决策上不发生失误，出现较小错误能尽快发现和及时纠正。
四、在多种客观可能性面前的两种选择方法和党内的“左”倾与右倾
社会历史规律并不是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排除主体意志介入的单纯的客观规律，而是主体意志介入的实践运动规律。人们在社会运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既定的客观基础上，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具有主动选择性。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社会集团都不断选择自己的道路。反动阶级在选择，人民也在选择。人民内部各阶级、各阶层，共产党内的各个领袖人物的选择既有共同面，也有差异面和对立面。一部分人想通过学习欧美各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没有成功；另一部分人想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全盘俄化”，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毕其功于一役”，结果也没有成功。从思想方法和选择方法上看，以上两种人都是作了极端性选择：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其它余地。但是中国共产党内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谛的人却舍弃了此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性选择，而用了“亦此亦彼”的中介性选择：无产阶级领导的、却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通道路，却又同时造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毛泽东将这种发生在中国的，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俄国的革命，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聪明的选择和“矛盾”的命题始终不能被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所理解和接受。陈独秀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所当然地应该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王明则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怎么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呢？因此，二者各执一端却又殊途同归。直到现在，中国仍有人继承着过去的极端性选择；要么“全盘西化”，重新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要么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不能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非按劳分配方式占如此大的比重，不能搞市场经济，也不能引入资本主义的任何机制。这种极端性选择只能把中国引向失败的道路，是不能被中国人民接受的。正确的做法仍然只能是中介性选择，因为中介性选择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既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结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并存的二元性局面，那么“纯粹”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空想；既然已经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份已经居于主体地位，那么重新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有悖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所以我们既不能幻想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道路上，这种中介性选择和极端性选择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内则表现为正确的路线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左”就是总想搞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所谓右，就是总想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中介性选择反对两种方向相反的极端性选择的斗争在党内的表现形式。不但极端性选择与中介性选择有矛盾，两种极端性选择之间也互为矛盾。这就使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呈现出正误混杂，错综难辨的局面。“左”右倾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消除之后，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将长期存在，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不但是复杂的，而且是长期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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